——答达瓦才仁先生
读了达瓦才仁先生的大作《谁在制造西藏的神话》（《北京之春》九七年二
月号，以下引用此文时不再注出处），很高兴又有机会与藏族学者对话。西藏问题
讨论到现在刚进入正题，不过在言归正题之前，容我先向达瓦才仁先生请教一个小
问题：大作既承认“我不认识徐先生”，却又说，“徐先生热血沸腾地参加武斗”
，不知先生有何根据？如此凭空捏造、丑化论敌的战法不仅有背学术道德，也很容
易使读者对大作中大量没有出处的论据产生怀疑，从策略上说实属得不偿失。
西藏问题的实质与达赖的“民主”
我说讨论刚入正题，是指刚触及西藏问题的实质。达瓦才仁先生问：“徐先
生认为是原上层人士及其後裔试图夺回失去的权力和特权，除了中共的老生常谈外
，不知所据为何？众所周知的是，在西藏搞‘暴乱’的几乎全是‘翻身农奴’的後
代……西藏流亡政府的最後一位贵族官员也已於几年前退休，现有干部绝大多数是
受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之熏陶而成起来的一代人，让他们恢复所谓的农奴制度
数是不可想象的。”我的语气如下：美国藏学家Ｔｏｍ ｇｒｕｎｆｅｌｄ教授在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Ｍ.Ｅ.Ｓｈａｒｐｅ
１９８７ ，Ｎｅｗ Ｙｏｒｋ）中引用了一名印度学者一九七八年对达赖领导下
的印度北方流亡藏人社区的调查，“结果表明，百分之二十五点二九的人认为自己
过去非常富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为自己过去算富有，百分之四十的人算中等家庭
，百分之十四点七一的人算中下等家庭，没有人认为他们过去是贫穷的。按职业划
分，百分之十四点七一的人过去是政府官员，百分之九点八一的人是神职人员，百
分之三点四是军官，百分之七十二点零八是自谋职业者（大概是商人——原注）…
…这些难民在傀儡统治集团、上层阶级和积极参加西藏抵抗运动者中所点有的比重
非常大。”Ｇｒｕｎｆｅｌｄ由此得出的结论与达瓦才仁先生刚好相反：“这些叛
乱决不是农奴和牧民发动的群众起义，它们是由部族的头人和富有的商人挑起和领
导的。”达瓦才仁先生总不能说美国和印度学者也是中共的代言人吧？
达瓦才仁先生说“流亡政府”的干部已更新换代，也许是事实。不过无可否
认的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首领达赖喇嘛依然是“流亡政府”的太上皇。西藏问题
的实质即是达赖企图夺回失去的特权与权力，所谓藏独运动不过是达赖复辟的工具
，所谓西藏人民要自由民主人权不过是骗人的招牌。
正如胡平先生指出的：“中世纪的黑暗导因於政教合一”（《一条宝贵的教
益》，《北京之春》９６年９月号）。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政教合一是导致欧洲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原因，如今世上所有民主国家都实行政教分离，美国
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即规定政教分离。达赖从不讳言旧西藏是政教合一，并承认旧西
藏的社会制度类似中世纪欧洲。Ｇｒｕｎｆｅｌｄ的书列举了大量史实证明旧西藏
的黑暗与残酷甚於欧洲中世纪，读者只消看看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美国ｌｉ
ｆｅ杂志上美国外交官在拉萨拍摄的酷刑片即可知一斑。美国藏学家Ｍｅｌｖｙ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教授的权威著作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ｕ.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的结论指出：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宗
教集团袭断了西藏的政治经济，顽固反对任何现代化改革，残酷迫害任何改革者（
如龙夏被挖眼）使西藏社会死气沉沉、停滞不前，终於自取灭亡。
然而达赖一九六三年公布的《西藏宪法草案》仍规定西藏政教合一、达赖为
最高元首。达瓦才仁说：“早在徐先生热血沸腾地参加武斗之前的一九六零年，西
藏流亡社区就已开始一人一票选举议会尝试民主道路了”。且不说“流亡议会”的
部分议员要由达赖指定，“流亡政府”成员候选人要由达赖提名，就算全部自由选
举，选出的议会、内阁也不过是达赖的奴仆，有何民主可言？这一政体颇类二战前
的日本，那时日本也有选举、议会、内阁，然而一切大权在政教合一的首领天皇手
里，没有人承认它是民主国家。战後日本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天皇不得干政，天皇
也声明自己是人不是神，日本才走上民主道路。
达瓦才仁先生还提到达赖一九九二年公布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ｉｂｅｔ‘ｓ Ｐｏ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Ｃｏｓｔｉｔｕｔｉ
ｏ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２），这确是个
重要文件，可惜与民主毫不相干。该文件第一段便说：“西藏在确保其人民安宁、
繁荣及幸福的政教合一制度下，由历代藏王及达赖喇嘛统治。”说明达赖对於反民
主自由人权的政教合一与黑暗腐朽残酷的中世纪西藏毫无反省。该文件说西藏独立
後达赖不再担任政治职务，又说“但我仍然是一位公众人物，我可能解决现存政治
制度无法克服的特殊问题。”该文件的要害是规定西藏应“遵守佛陀的教诲”与“
佛法的指引”，多么类似中共宪法的“坚持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正如中共宪
法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实质上否定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言论出版自
由”一样，达赖也用“佛陀教诲”与“佛法指引”在实质上否定其“不分宗教信仰
人人平等”与“言论出版自由”，这算什么“民主政体”？
既然佛教思想仍是西藏的官方意识形态，那么作为佛的化身与佛法权威解释
者的达赖虽不再任政职，仍是西藏的太上皇，就像霍梅尼赶走伊朗国王後虽无政职
，仍以教长身份君临议会内阁指挥总统总理一样。这一文件充分说明，达赖的民主
就是他个人的独裁，西藏问题的实质即在於达赖的复辟梦。为了防止偷换概念，我
必须声明，此处所谓复辟系指达赖企图恢复其西藏太上皇的地位（辟者，王位也）
，不是指恢复农奴制度。
大西藏扩张梦与他族的人权
达赖的野心不止於复辟，还要扩张到从来不归他及历代达赖统治的“大西藏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地图，“大西藏”的面积是中共进藏前达赖的实际控
制区（即自治区）的两倍多。根据“西藏流亡政府新闻外交部”出版的《以事实证
明西藏真相》，“大西藏”内共有六百万藏人（中共一九九零年普查人口时发现中
国境内只有四百六十万藏人），却有七百五十万非藏各族，占百分之五十六。达赖
一贯指责“中共移民”使藏人在“大西藏”内变成少数，达瓦才仁先生也如是说，
这话完全不合事实。
在“大西藏”内存在着如下非藏民族自治地方：青海省的门源回族自治区、
化隆回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河南蒙古自治州；云南省
的怒江僳僳族自治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
县，以及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积
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四川省的混合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此外还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南部。达赖总不能说上述十六个非藏少数民族都是中共移民
进去的吧？
至於“大西藏”的汉人，下面将用专节证明，被达赖说成自古以来属於藏人
的青海省在松赞干布建立土蕃王朝前七百五十四年就由汉朝管辖，一九四九年就是
汉人占多数的省份。达赖把自古以来属於汉、回、土、撒拉、蒙古、哈萨克、怒、
僳僳、纳西、独龙、彝、白、裕固、保安、东乡、羌、维吾尔等十七个非藏民族的
大片土地统统地划入“大西藏”，这不是扩张主义又是什么？
达赖为了实现其“大西藏”扩张梦，反复声称要让西藏人民投票决定西藏前
途。这话听来冠冕堂皇，实际用心险恶。达瓦才仁先生在《西藏问题是中国民运的
试金石》（《北京之春》９６年９月号，以下简称“试金石”）中作了诠释：“民
族自决权的主体应该是西藏民族，自决的权利是属於被压迫的西藏民族，不是在西
藏处於压迫民族之位置的中国人”。这真是天下奇文！众所周知，前苏各国、魁北
克和波多黎各公民投票时都是由全体十八岁以上居民不分族别人手一标表决的，只
有达赖们竟敢剥夺占“大西藏”人口百分之五十六的十七个非藏民族的投票权，这
不是骇人听闻的专制、独裁吗？
假如魁北克的法裔剥夺其他族裔的投票权，魁北克早独立了；假如北爱尔兰
的天主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投票权，北爱尔兰也早独立或并入爱尔兰了。可惜国际公
法与舆论都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在达赖们心目中，似乎只有藏人才算人，才有权利
享受“集体人权即民族自决权”（“试金石”），而汉、回、哈等十七个非藏民族
都不是人，因而无权享受集体人权。说重一点，这是希特勒的“日耳曼人至上”的
翻版！
达瓦才仁先生为占“大西藏”人口百分之五十六的十七个非藏民族安排了出
路（“试金石”），一是滚蛋即各族清除；二是留下接受达赖统治。他保证“西藏
人民与西藏政府”会尊重他们的自由民主人权。既然他们已被达赖剥夺了集体人权
，怎敢相信这样虚伪的诺言？何况达赖已规定独立的“大西藏”要以佛立国，不信
佛的汉人与穆斯林各族一定会起来反抗，用武力夺回被剥夺的集体人权，那时“大
西藏”就会变成腥风血雨的战场。
青海自古以来是欺诈的土地吗？
达瓦才仁先生说：“青海自古是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现青海境内的各民族
中，除藏族外，其余全是十三世纪後逐渐迁入青海的，而汉族迁入更是本世纪中叶
以後的事。汉族最早时入青海是新朝王莽，曾拓边到青海并设立西海郡，徙犯人屯
田，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这话自相矛盾。王莽新朝在公元一世纪
九到二十三年，达瓦才仁先生既承认汉族那时已在青海设郡移民，又怎能说是在十
三世纪後甚或本世纪中叶後迁入的呢？
看来达瓦才仁先生对青海历史十分无知，有必要多花点笔墨加以介绍。青海
的第一代移民是羌人，据《後汉书·西羌传》，西羌祖先是三苗，原居湖南衡山附
近，舜将三苗迁到三危河关（今甘肃）与赐支河（今青海东部）定居，逐渐扩散到
新疆、西藏。
青海第二代移民是汉人。公元前一二一年（比松赞干布定都拉萨建立土蕃王
朝早七百五十四年），西汉王朝设立令居塞（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筑西平亭
（相当於今西宁城垣），设置临羌县（今西宁市西）、破羌（今乐都县东）、浩门
县（今民和县），还设护羌校尉管辖羌人，移民屯田。公元九年王莽建立新朝（比
松赞干布……早六百二十四年），在青海三角夺（今海晏县）设西海郡，移民屯田
。一九四四年十月青海湖东北金银滩三角城遗址出土一个花岗石虎，石座上有“西
海郡始建国×河南”九字。“始建国”是王莽称帝後第一年年号，第七字剥蚀不清
。此碑立时藏书人尚无文字，六百年後，松赞干布才命大臣吞米桑布仿照梵文创制
藏文。王莽死後西海郡废弃，那时松赞干布与土蕃王朝尚未诞生，何来达瓦才仁先
生所说的“不过几年，这些地方又为藏人收复”？
公元二十五年东汉建立，在青海除恢复临羌、破羌、浩门三县外，增设安夷
、白土、龙支、西都诸县，二一零年设西平郡（今西宁）。公元三十三年（比松赞
干布……早六百年）复置护羌校尉，管辖羌人，移民屯田。按先来後到顺序，汉人
比藏人更有权利说，青海自古以来就是汉人的地方。
青海的第三代移民是鲜卑——吐谷浑。公元二八零年辽东鲜卑族慕容氏一支
迁移阴山，公元三一零年（比松赞干布……早三百二十三年）再迁到甘肃南部、青
海与四川北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与当地羌人融合，改称吐谷浑，以西晋
为正统。《北史·吐谷浑传》去：“治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青海周围千余里
。”唐王昌龄名诗《从军行》云：“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
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洮河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达瓦才仁先生的家乡。可
见吐谷浑也比藏人更有权利声称：青海、甘南与阿坝自古以来就是吐谷浑的土地。
公元五九六年（比松赞干布……早三十七年），隋文帝以光化公主嫁吐谷浑
首领世伏。公元六零九年（比松赞干布……早二十四年），隋炀帝亲自统兵到西平
（今西宁）巡狩，赶走吐谷浑首领伏允，设西海郡与河源郡。西海郡治在青海湖西
伏俟城，即吐谷浑的首府；河源郡治在赤水城，今青海南部。隋灭後，伏允率部重
返青海东部。公元六四零年唐太宗以弘化公主嫁吐谷浑首领诺曷钵，比文成公主嫁
松赞干布早了一年。次年文成公主经青海进藏时，诺曷钵弘化公主夫妇沿途为文成
公主建行馆、设盛筵、送厚礼迎送（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３１页）。
青海的第四代移民才是藏人。公元六六零年左右，土蕃王朝恩将仇报，袭击
吐谷浑。六六三年诺曷钵弘化公主夫妇逃到凉州向唐朝求援。六七零年唐朝派薛仁
贵率军入青海，助吐谷浑收复失地，大败。公元七三四年唐使张守／、李行／与蕃
使奔布支会同在赤岭（今青海湟源县日月山）分别立碑为界（王忠：《新唐书吐蕃
传笺证》第１３９页）。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时唐军东调，土蕃趁虚而入，於七
五七年占西平（西宁），七六零年占廓州（青海东部），只在这时，藏书人才控制
青海全境。达瓦才会先生据此声称青海自古以来是藏人的土地，代用达瓦才仁自己
的话说：“认为军队占领了或占领过即是我的土地的观念，无疑是帝国主义的扩张
逻辑”（“试金石”）。
青海的故事没有完。一零九九年宋军收复河湟地区，置陇右节度。一一零四
年改鄯州为西宁州，设陇右都护府，是为西宁这一名称的起源。
青海的第五、六代移民是蒙古人与蒙古人携来的中亚穆斯林（回族之祖先）
。一三七二年明朝改西宁州为西宁卫，一三七五至一三九七年在柴达木地区设安定
、阿端、曲先、罕东四卫，归西宁卫统辖。一九二九年中华民国在青海建省，冯玉
祥部孙连仲任省主席。同年中原大战暴发，孙率军东去，冯玉祥令回人马麒代省主
席。一九三二年十三世达赖趁国民政府忙於对付日本法西斯侵略（九一八事变）之
机，派兵进袭青海玉树，被马家军击退。一九三六年马麒之子马步芳代省主席，一
九三八年正式任省主席。
据一九四九年统计，青海省人口一百四十八点三三万，其中百分之五十点二
九是汉族，百分之二十九点五六是藏族，其余主要是回民（杨多才旦《青海藏族人
口状况分析》，《西藏研究》９６年１月；邢海宁《青海藏族人口颁布及其特点》
，《西藏研究》９３年１月；），可见中共建政之初青海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省
份，以後无论有多少汉人迁入，藏人都无权说三道四。
再谈西藏的事实与神话
拙文《西藏：事实与神话》指出达赖曾将西藏价值上百万美元的财宝运往锡
金——印度，达瓦才仁先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於是说西藏有好几个国库，达赖只
运走了一个，其余几个达赖未动，让中共没收了。过赖既然如此爱财，为何不把其
他几个仓库的财宝也运走？从达赖运走第一个仓库的财宝到中共先头部队进驻拉萨
，中间相隔近一年，达赖有的是时间。达瓦才仁先生的神话只能骗骗三岁小孩。
达瓦才仁先生又说“西藏的佛象佛具及宗教用品和金银首饰，整个西藏除了
少数私人掩埋地下而保存下来者除外，没有一件首饰和金银首饰不被迫中共没收。
”达瓦才仁先生想必还记得，去年六月我去德国波恩国家艺术展览中心会议厅参加
汉藏对话会并结识达瓦才仁先生时，会议厅楼上正举行西藏艺术展览。据举办者介
绍，参展的几百件金佛与其他金制品大都由流亡藏人提供。
达瓦才仁先生还说一江两河工程的“投资者大部分是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发
展粮食组织就投资了一千七百五十万元。”中共对该工程投资共十亿元，区区一千
七百五十万元仅占其百分之一点七五，怎么称得上“大部分”？
达瓦才仁先生否认中共给藏人提供了工作与高薪，据《西藏统计年鉴》１９
９３年版，西藏自治区一九九二年底共有国家职工十五万五千九百四十人，其中藏
人十万一千三百六十九人，占百分之六十五。藏族职工中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一人为
干部，六千九百一十八人为工人，可见藏人得到的好处比汉人多。达瓦才仁先无法
否认这一事实，又说藏干“是在为中共效劳，是帮助中国人或汉人欺压本民族同胞
的，怎么又白花了汉族的血汗钱？”达瓦才仁先生曾在甘南州公安局供职，想必也
知道中共把教师、医生、科技人员都列入干部编制，藏族教师、医生、科技人员也
在欺压藏人吗？即使行政干部也不可一概而论，例如我供职的西藏文联就有许多藏
族干部，有的编辑出版藏文报刊，有的收集整理研究出版西藏绘画与西藏民间文学
（包括达赖们从来看不上眼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共还出钱供养格萨尔说
唱艺人及其子女，授以“民间艺术演唱家”的桂冠。），有的收集整理研究演出西
藏歌舞、音乐与藏戏等等，旨在弘扬西藏文化。中共还给许多喇嘛尼姑做官、发薪
水、分房子、提供公费医疗与公费轿车等等，还在拉萨、北京建立西藏佛学院与中
国藏传高级佛学院培养喇嘛与活佛，旨在弘扬西藏宗教。由此亦可见达瓦才仁先生
说中共要消灭西藏文化与宗教是无稽之谈。毛泽东时代中共确曾做过许多毁灭西藏
文化与宗教的事，一九八零年胡耀邦提出“尊重西藏宗教”、“繁荣西藏文化”的
政策。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去西藏看看即可知上述政策仍在执行。中共只想维护对西
藏的统治，并不想消灭西藏文化与宗教，而是用它们点缀升平、招揽游客，这是邓
小平的实用主义不同於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之处。
我於一九八二年去拉萨时亲见西藏的医院只收汉人的钱，不收藏人的钱，达
瓦才仁先生从未在西藏自治区工作、居住过，却闭着眼睛否认自治区给全体藏人公
费医疗。他还指责“措纳焦拉乡是该县最大的乡，医务所只有两名医务人员，另十
六个乡村有四个赤脚医生，该乡不仅医务人员少，而且药品更是缺乏。”须知西藏
地广人稀，其面积占中国的八分之一，却只有二百多万人口（等於内地一个大县）
，也算一个省的建制，有关七个专市、七十四个县、三十一个镇、九百零五个乡、
六十九个居委、七千四百零九个村委（《西藏统计年鉴》１９９３）。许多乡只有
千把人甚至几百人，却分散在上百里甚至几百里地内。西藏由於地理原因无法修铁
路，公路漫长而险恶。李白云：“蜀道之难难於上青天”，其实蜀道与藏道相比不
过是小巫见大巫。如果每个乡都要建一个科室齐全、医术高超、设备良好、药品充
足的医院，只怕把全中国的医疗经费都送给西藏也不够，由此可见中共目前在西藏
实行的“花钱买安宁”的政策何等愚蠢了。只要中共还在用汉人的血汗钱包养西藏
，无论给多少钱藏人都不会说好，让我来举几个有趣的个例。
我在西藏时的同事、已故作家秦文玉的书《神秘雪城》（香港·天地图书１
９９５）收录的《拉萨骚乱备忘录》引用了几个一九八九年三月拉萨戒严前的藏独
示威者及同情者的话，其一说：改革好，我们都拥护，改革後可以信教、做买卖，
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开放不好，开放後汉人都来基本经商，把我们的钱都赚走
了。
汉回哈（萨克）诸族个体户去西藏经商，当然完全遵循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法则。藏人早已习惯於享受中国政府大量补贴的国营店里的低物价，又抵挡不住
汉回哈个体户带来的国营店里没有的家电、灯具、化妆品、饮料、美食、美容等等
的诱惑，又恨他们赚取商业利润——即便不要利润，加上难於上青天的运费也够贵
了，何况进藏开店还要租房子交税。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是愉快的，大把花钱却有点
心疼，於是趁藏独示威之机打砸抢烧这些黑心的汉回哈个体户，出一口恶气。不知
藏人究竟是要赶走所有汉回哈商人，抵制现代物质文明，实行新孤立主义，还是想
逼他们也象中国政府一样专做倒巾赔本生意？
其二说西藏独立了，汉人都走了，中共（指中国政府）给我们的钱就不会被
汉人赚去了。这位藏独英雄竟然认为西藏独立後中国政府还有责任送钱包养西藏，
可见在藏人心目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其三说，凭良心讲，这些年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人口越来越多，
住房越来越小，儿女都长大了，工作却不能都得到安排。我们这一片五百多户，有
十个青年参加闹事。叫他们不要闹，他们说：“你给我工作呀！”由此亦可见，他
们示威的动机不是什么自由民主人权独立文化宗教，而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钱字。
当然也有不为钱的，有个女学生说，我的数学不好，老师非要我学，西藏独
立了，我就不用学数学了，所以我要参加骚乱。
但大多数还是为钱，特别因为痛恨酥油牦肉（藏人最心爱的饮食）价格飞涨
。这也是事实，早在一九八零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去西藏考察时就发现，
西藏草场面积虽大，但因高寒，产草量很低，那时已因过度放牧而退化（《揭开世
界屋脊的保护》，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１）。换言之，西藏畜牧业那时即已达自然资
源极限。自从中共１９８０年起用巨款包养西藏并给全体藏人公费医疗後，西藏人
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对酥油牦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其价岂有不涨这
理？这就是资源丰富的美国，黄油牛肉也年年涨价。必须说明，酥油牦肉都由藏族
牧民直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不通过国营商业或汉族个体户，其价完全由市场自动
调节。在西藏的汉人吃不惯酥油牦肉，他们吃的是内地运去的猪肉，所以牦肉涨价
与中国政府及汉人无关。藏人现在只差没有把缺氧也归罪於中共与汉人了——其实
十多万藏族职工早已把缺氧归罪於中国政府，所以理直气壮和汉族职工同样领取缺
氧津贴。
由此足见，无论中共给藏人多少钱，藏人都不会满足，因为人欲无止境，何
况西藏的自然环境特别严峻，发展经济的成本特别昂贵。限於篇幅，只举一例。严
重缺氧使汽车在西藏的每公里耗油等於内地的两倍，加上漫长的路程、险恶的路况
（雪山遍地、深沟密布、冬天雪崩、夏天泥石流）使西藏的运输成本堪称世界之最
。中共有本领使世界屋脊变得象上海广州一样富裕舒适吗？有本事给高速增长的藏
族市民每人一个铁饭碗一套公寓房吗（中共慑於世界舆论，不敢对藏农牧搞计划生
育；对藏族市民只要求每家生两个孩子，实际上对超生者也无可奈何；对在西藏的
汉人却只准每家生一孩，对超生者严厉处分）？有本事只增发工资却不产生通货膨
胀吗？如无此等本事，那就永远无法逃脱藏人的攻击与达赖的指责。所以最明智的
办法莫过於接受达赖的方案，撤退除驻军之外的所有汉人，停拨一切财贴，只保留
西藏的国防外交大权，请达赖回藏领导自治区政府，听任他治理西藏内政。那时西
藏即便饿殍遍野也怪不到汉人头上去了。
波黑塞族是藏独的借鉴
达瓦才会先生在《西藏问题是中国民运的试金石》里批评中国民运人士一方
面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另一方面“以各种但书限制甚至否定西藏民族所应有的权利
”。然而他在《谁在制造西藏的神话》里却一方面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据鼓吹“大西
藏”独立，另一方面却“以各种但书”否定波黑塞尔维亚族“应有的权利”。他用
以证明波黑塞族无权独立的理由两样可以用在藏族头上。例如他说波黑是一个整体
、塞族是少数，所以无权独立；那么无论把中国还是“大西藏”作为一个整体，藏
族都是少数，所以也无权独立；又如他说波黑塞族独立危害穆斯林的生存，那么“
大西藏”独立也危害非藏十七族的生存，岂非自相矛盾？
达瓦才仁先生还说：“西藏自古是藏人开拓和生息的地方，与中国不仅有完
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和文化，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两个互不相属的国家。
现在是中国人进入他们从未居住和统治过的地方，并试图消灭当地的土著西藏人。
波黑塞族的独立危害穆斯林的生存，而西藏的独立并不伤害中国的生存，不过是要
他们放弃通过暴力攫取的并不属於他们的利益而已，即允许西藏人自己管自己。二
者怎么能混为一谈？西藏人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西藏人在自己的土
地上干什么凭什么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呢？”这话听来理直气壮，实则颠倒黑白。
一九五九年达赖逃到印度立即指责中国企图消灭藏族，以反共著称的国际法
学家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ｕ
ｒｉｓｔｓ，缩写ＥＣＪ）去印度对达赖和流亡藏民进行了采访。他们在同年七月
发表的调查报告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Ｇｅｎｅｖａ：ＩＣＪ，１９５９）说：没有足够的
证据证明汉人企图灭绝藏族，但有表明中国违反了藏族人作为一个宗教集团生存的
权利，但没有违反藏人作为一个民族或人种生存的权利。达赖从此只得改口指责中
共企图消灭西藏文化与宗教，即所谓文化上的种族灭绝。达瓦才仁先生重操中国人
企图消灭西藏人的老调，恐怕连达赖都不敢苟同。至於说中共是否真的要消灭西藏
文化与宗教，我们前面作过简介，限於篇幅，无法详析。
正如达瓦才仁先生反复强调的，他所谓的西藏是“大西藏”，我在上文已经
证明，“大西藏”从来不是藏族一家的土地，而是藏、汉、回、土、撒拉、蒙古、
哈萨克、怒、僳僳、纳西、独龙、彝、白、裕固、保安、东乡、羌、维吾尔等十八
个民族的混居地，藏族只占其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大西藏”中的青海在松赞
干布定都拉萨、建立土蕃王朝前七百五十四年就是汉朝的领土，在一九四九年中共
建政时已是汉族占多数的省份。所以事实与达瓦才仁先生愤怒责问的刚好相反，是
达赖企图霸占“大西藏”总人口百分之五十六的十七个非藏民族的土地，进而清除
或奴役他们。借用达瓦才仁先生的话来说，“大西藏”内半数以上的非藏十七族为
什么就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干什么凭什么要由藏人来决
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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