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权 神权及其他
——评李敖二月十六在《美国之音》发表的谈话
最近，中国国务院宗教局长叶小文先生率领一个宗教代表团到美国开展人权
公关活动，美国也有三名宗教界人士来中国访问考察。我同叶先生一九八六年在上
海曾有一面之谊，当时他是贵州省共青团省委书记，我在检察机关工作。记得是在
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叶先生就当时很热门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了一个报告，我的
报告的题目是“经济转型时期的犯罪问题”，会後我们聊得比较投机，对邓小平在
一九八三年开展的“严打”斗争有着共同的看法。十多年後，叶先生在美国就中国
的宗教问题发表的谈话却让我大不以为然，转而一想，也许是因为身份的关系不得
不说一套官话罢了，於是打算给他写封信，谈点自己的看法，刚写了一小段，听到
台湾作家李敖先生在美国之音就“六四”屠城和西藏问题发表的一通宏论，赶忙辍
笔，洗耳恭听。
今天中午给丁子霖女士通了个电话，谈及李公认为“六四”开枪杀人合情合
理的话，老年丧子的丁女士听罢直斥其为法西斯主义。据说在希特勒的老家德国鼓
吹法西斯主义是要受警方干预、甚至有被拘禁危险的，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也明确反对危害人类的行为，海牙国际法院甚至想审判波尔布特之类的屠
夫，我真担心连对李鹏都敢控告的丁女士会把此公送上被告席。假如丁女士还要加
他一个流氓罪的话，连正在出版《李敖大全》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也难脱干系（中
国文化、出版界目前正在开展“扫黄打非”活动）。为了实践伏尔泰的一句名言：
“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愿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还是用我的笔伐
来取消可能发生的告发吧！好在此公在谈西藏问题时认为西藏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神
权问题，多少跟宗教问题沾了点边，给叶小文的信暂时不写也罢。
八十年代中期，不知道是因为大陆的作家太不争气，还是因为大陆的出版界
太不争气，此公的书在大陆很风靡了一阵子，其文风很有些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
味道，其坐国民党大牢的经历，更使其笑傲江湖的嘴脸又博得一顶“异见人士”的
桂冠，使人以为此公是位铁骨铮铮的义士。昨天“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幡
然醒悟，坐过独裁者大牢的不一定都是义士，无论是希特勒的大牢，国民党的大牢
，还是共产党的大牢，里面都关着各种各样的人。异见人士并不一定就是义士，也
该分三六九等，其中也有“两只小狗争骨头”的败北者，有找不到主子而向过往行
人汪汪叫的愤愤不平者，有被主子抛弃而向他人摇尾乞怜者，也有历尽千难万险终
於找到主子後挤眉弄眼的作秀者。好在台湾已经废弃戒严法，最近又修改了集会游
行示威法，宣传共产主义也好，宣传台独也好，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都合法化了
，否则，我真要为此公的安全担忧。
李公以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镇压学生群众的抗议活动为例来证明“六四”
屠杀的合法性，颇能迷惑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既然人权卫士都侵犯人权，中国政府
不就是多杀了几个人嘛，区别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这种论证方式既不符
合历史，也不符合法律逻辑。历史是发展的，人权运动也是发展的，历史上有过侵
犯人权记录的国家不一定就不能捍卫人权，我不清楚此公所指的两起事件的真象和
历史背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因为张三犯过杀人罪，李四就可以获得杀人的
司法豁免权。假如美国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现象，独立不羁的李敖先生完全可以也应
该基於公理和世界主义对其加以谴责，而不应该出馊主意，让一个屠夫以此为借口
去要挟另一个可能也是屠夫的人放弃对杀人行为的控诉权。
据报道此公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文章中往往散发出一种迷人的爱国主义
味道，着实让一些人陶醉、上瘾，我却无福消受这种不知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御
用文人廉价兜售过多少次的有点霉味的爱国主义。某愚，自小被大人先生们灌输了
太多的马克思的辨证法和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法，对什么都喜欢“透过现象看本
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分析一番。正如异见人士可以分为三六九等，爱国主
义也各不相同，在“朕即国家”的独裁者眼里，爱国就是爱朕；在马克思主义者眼
里，爱国就是爱党；在顾炎武那样的知识分子眼里，爱国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在人权民主人士眼里，爱国主义应该以增进本国人民的福祉为终极价值取向
。此公的爱国主义可以从其为屠夫辩护窥见一斑，也可以从其充满大汉族主义的关
於西藏问题是神权问题而非人权问题的说教中得到很好的阐释。
关於西藏问题，国内的异议人士一般不愿涉及，即便谈，也十分审慎，因为
弄得不好，就会被扣上一顶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甚至挨一记分裂祖国的闷棍，让
你无从招架。同时，由於很多人并未去过西藏，也很难获得关於西藏的全面、真实
的材料，谈这个问题就更加困难。也许在一个自由、民主、充分尊重人权的社会，
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在充分考虑汉、藏人民感情的基础上，通过民族自决
、居民自决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有一点是不争的，就是西藏问题不容回避，尤其是
考虑到历世达赖喇嘛寿命都不长，现在的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如果不抓紧时机解决
这一问题，将来有可能复杂化，真的会危及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中央政府应该抓
住达赖喇嘛两次明确表示只要求实现西藏地区高度自治而不谋求独立的机遇，做出
积极的、善意的回应。而李敖先生的不负责任的讲话，表面上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
来维护国家统一，实际上严重悖离事实，伤害了藏人的感情，无异於火上浇油，可
能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造成极大危害。
西藏在历史上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体制，固然有其不合理性的一面，神权
也好，农奴制也好，也许都应该加以废弃，事实上，达赖喇嘛也表示回到西藏後要
实行民主改革，政教分离，他本人只担任宗教领袖，而非行政首长。但这一切都不
是剥夺藏人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权利的借口，就象文
明的白种人无权消灭野蛮的印第安人及其文化一样。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
坎南先生有趣地将社会主义者分为“自由论的社会主义者”和“反自由论的社会主
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算是自由论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谈到西方殖民主义对包
括印度、中国在内的一样国家进行侵略和掠夺时，严厉抨击了文明的白种人对野蛮
人犯下的种种罪行，甚至认为殖民者在殖民地所从事一切建设工作都以其卑劣的动
机为出发点。假如他们同“反自由论的社会主义者”斯大林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
国家，肯定会被斯大林以“叛国”罪投入劳改营。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
由於他在五十年代追求高度中央集权，在文化大革命中用唯物论实行对包括藏传佛
教在内的宗教不宽容政策，没能象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那样实行实用主义的“一国
两制”政策，严重伤害了藏人的利益和感情，为後人留下了後遗症。现在动手解决
问题，确实难度很大，不仅存在藏人是否会进一步要求独立的问题，还存在是否会
产生示范效应的问题，如新疆问题，内蒙问题，各省由阳奉阴违的“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发展到要求更多的地方自治权问题。靠收买一部分上层人物或者给予一定
的经济利益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中央政府要求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智慧
和足够的诚意，树立关於人权的新思维，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及囿
於党派利益的偏见，实行民族平等和宗教宽容政策，实现高度自治，方有可能解决
这一棘手问题。
启蒙思想家曾经大胆揭露、猛烈抨击了中世纪的教权主义和宗教不宽容，伸
张了人类理性，使人们得以在没有宗教裁判淫威的桎梏下自由地思想、生活，同时
也为洗刷掉血腥和罪恶的基督教找到适合它自己的位置，使之成为一部分人类灵魂
的家园，教会甚至充当了世界和平的使者。宗教宽容原则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要消
除一种宗教对他种宗教或世俗生活的不宽容，也要消除世俗社会对宗教本身的不宽
容。西藏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生存条件，决定了藏传佛教产生和发展的历
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并不在於人是否有来世，是否在死後能进入西方极
乐世界，甚至也不在於人对死亡的恐惧，人的灵魂需要安慰，这种合理性在於它也
许是藏民族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存条件之一。对佛教文化的破坏
无异於剥夺藏民族的生存条件。一个无庸辩驳的事实是，这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
。
我也有幸赶时髦读过此公的书，名字好象是《独白下的传统》什么的，内容
已毫无印象。即将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洋洋大观的《李敖大全》我倒想
能够拜读一下，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些什么，特别想一睹此公并不年轻的胴体，拿
它到Ｘ光机下透视一下，看看曾经笑傲江湖的皮囊下包裹的究竟是傲骨还是媚骨。
邱吉尔首相在浴室这一特定环境中向美国总统暴露自己，并用一句幽默而寓意深刻
的话来消除对方的尴尬，给人的是一种亲切感。此公不仅表示在大陆出版可以不计
较版税多少，甚至不惜向亿万男女老少无私奉献自己的身体，以便证明妾身清白；
给人的感觉却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徐娘老矣，不惜卖身作嫁。记得八
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时，连邓丽君的情歌也成了清除对象，目前大陆新闻出版检查机
关正在一波接一波地“扫黄打非”，此公竟然裸体招摇过市，不知是此公媚俗，还
是书刊检查官“情人眼里出西施”，真让人匪夷所思。记得吴椎晖好象说过这样的
话，搞政治就象搞女人，都说不好，但谁都想搞一下。如今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
来，如何不急煞人。转念一想，自己如今处於失业状态，党的阳光和社会社会主优
越性都到不了这我阴暗的角落，囊中铜板所剩无多，还是留着买米下锅，买衣蔽体
要紧。饿毙街头事小，倘裸行街头，警察不是送我进拘留所就是疯人院，相公不狎
也罢。
李敖先生，晚辈这厢失礼了。□(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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