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只有一句话提到民族问题：“各民族的大团结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句话无法掩盖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问题的现实，其中西
藏问题尤其尖锐复杂。
西藏问题的由来
所谓西藏问题就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部分藏人要求独立而中国政府不准其独
立而引起的冲突。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本是国际公认的法律事实。联合国与世
上所有国家都不承认西藏独立，也不承认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今年四月十七日美国
驻华大使访问西藏时告诉记者：美国从孙中山时期起就承认西藏属於中国（世界日
报１９９７.４.１８）。那么为什么西藏问题在国际上搞得沸沸扬扬，如此热闹呢
？据笔者分析，其因有四：
一是西方人对於弱小民族的同情与对人权的尊重。
二是提倡“後现代主义”的西方人把西藏当作一块未受工业文明侵蚀的世外
桃源（香格里拉），对达赖声称的中共正在毁灭无比美妙的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感到
惋惜或愤怒。
三是因为中共是民主的敌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
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语录》Ｐ１４）。
四是某些西方人不希望十几亿黄种人组成的中国变成世界超强，恨不得中国
象苏联那样崩溃。
西方人这样想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作为研究者，有责任弄清历史与现实的真
相，进而探索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
西藏问题起始於英国殖民侵略，此前藏人并无独立要求，是英国人用武力与
金钱在西藏上层上制造出一个亲英派，唆使他们策划独立，这是西藏问题的源头。
英国统治者并不信佛教，而清帝却信喇嘛教，十三世达赖逃亡印度卖身投靠英国反
对清帝是出於政治利益，而非为了保存西藏的宗教文化，可见西藏问题的根源并不
在於汉藏文化差异，而在於政治利益冲突。
一九一四年十三世达赖的代表夏扎与英印政府代表麦克马洪签订了臭名昭著
的西姆拉条约与两个附约。根据这三个条约，英国吞并了麦克马洪的南九万多平方
公里的中国领土，英印商人取得了在十三世达赖控制的西藏（相当於今日的自治区
）免除关税与其他税收及治外法权等特权，英国控制了西藏的许多商埠，并有权驻
军等等。（Ｍｅｌｒｙｎ Ｃ.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 １９１３—１９５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
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１９９１）中国历届政府从
不承认上诉条约。十三世达赖指望英国人帮助西藏独立，结果使西藏变成了英国的
变相殖民地，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达赖驻美国与联合国首席代表ＬＯＤＩ Ｇ. ＧＹＡＲＩ也承认，旧西藏的
社会制度是欧洲中世纪式的封建制（见他在１９９３.９.２８美国和平研究所在华
府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
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美国藏学家Ａ. ＴＯＭ ＧＲＵＮＦＥＬＤ指
出：“西藏和中世纪欧洲惊人地相似”（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
ｒｎ Ｔｉｂｅｔ 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ＮＹ，１９８７）。众所周知，法国大
革命前社会分成三个等级，第一是僧侣，第二是贵族，第三是市民与农民。旧西藏
也一样，只是第三等级中绝大多数是农民，中共称之为农奴，因其没有人身自由，
因而称旧西藏的封建制为封建农奴制。据笔者在西藏考察，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中共建政时，西藏的统治阶级——上层喇嘛、贵族与由他们产生的噶厦官员
（所谓“三大领主”）害怕中共“打土豪、分田地”。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
益，他们打出独立的旗号，却告诉农奴：“红汉人”要毁灭西藏神圣的宗教。虔诚
地农奴深信不疑，也跟着反共反汉。
一九五零年十月中共进军西藏，遭到藏军抵抗。中共在昌都消灭了藏军主力
，西藏朝野震恐。自称独立的噶厦政府通过萨尔瓦多向联合国呼吁，要求联合国制
止“中国侵略”。不料英国、印度、美国碍於国际公法（他们的政府从未承认西藏
独立），都反对干预此事。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决定不讨论此事。当时中共与被俘的
藏军司令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允诺西藏保留达赖的地位
与权力、政教合一、农奴制与噶厦，实为一国两制。西藏上层经过激烈争论，决定
接受这一协议，因为这一协议维护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达赖谢绝了美国提出的
流亡国外的邀请，批准了“十七条协议”（详见Ｍ.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上书）。
“十七条协议”还规定当西藏人民要求改革社会制度时，西藏上层应予改革
，这就使他们忧心忡忡。“十七条协议”只对达赖一九四九年实际控制的今自治区
有效。一九五五年起中共在不受“十七条协议”约束的青海、四川藏区进行残酷的
土地改革，并把茅头指向寺庙（因寺庙也有大量土地与农奴）。那里的头人、喇嘛
便以卫教保族为名号召农奴造反。中共派兵镇压，他们便退入达赖控制的今自治区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企图“路步进入共产主义”，西藏上层更加
恐慌，噶厦便於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全面反叛，并宣布独立。
达赖刚逃到印度时大叫大嚷“中国要消灭藏族”。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旨在揭
露共产国家侵犯人权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特地去印度向流亡藏人调查。其结论是：
没有证据表明汉人要从肉体上消灭藏族，但有证据表明汉人要消灭西藏宗教（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ｔｓ：Ｔｈ
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 Ｇｅｎｅｖａ：ＩＣＪ，１９５９），达赖从此改口指责中共对西藏实
行“文化灭绝”。
毛在平叛後废除了农奴制，把“三大领主”的土地、牲畜、住宅与财物分
给“翻身农奴”，後者自然欢喜若狂，感恩戴德。然而毛要他们明白，达赖是残酷
压迫与剥削他们的“三大领主”的总头子、“阶级敌人”的总代表，并加以仇恨则
难矣哉。毛根据马列主义的阶级论与打江山的经验，以为只要给藏农牧民分了地畜
，後者就会象他当地的汉农支持他打蒋介石一样追随他反对达赖，殊不知在藏人心
目中，达赖不仅是政治领袖，还是大慈大悲的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的化身。藏人若
要超度来世，就必须崇拜达赖。如今毛一手给了他们现世的物质财富，另一手却赶
走了达赖，从而使他们失却了超度来世的希望，岂不是顾此失彼，因小失大么？为
了解决这个矛盾，有些藏人便把毛当作菩萨崇拜（其理由是：常言道“佛法无边”
，达赖作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当然是不可战胜的，不料他竟被毛打败了，可见毛才是
神力更大的菩萨），许多藏人把毛像挂在神龛上，文革中还有藏人绕毛的塑像转经
磕头。毛死後藏人又把华国锋当作毛的转世灵童加以崇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
倒了毛华两个的偶像宣布“少宣传个人”，不再发行现任领袖的像片。藏人无偶可
拜，又去崇拜远在国外的达赖。
中国古人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里所说的心，用现代文化学的术
语来说，就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又称集体无意识。它是一个民族区别於他族的根
本特征。按照李泽厚的观点，汉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实用理性（详见李著《中国古
代思想史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即只求现世幸福不考虑来世。孔子云：“
未知生焉知死”，故“子不语怪力乱神”。汉农的传统理想是“三十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汉族士大夫的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现世禁欲以
超度来世的佛教传入中土，便变成了主张“顿悟”、“即身成佛”的禅宗。汉族百
姓去佛寺烧香磕头，为的是祈求菩萨保佑自己现世发财升官、子孙兴旺，而非超度
来世、早入天堂。这就是“实用理性”。
藏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据一位藏学家概括是“信仰高於理性，来世重於现世，
保守甚於革新”。在西藏各地随处可见藏人倾家荡产步行千里一路磕等身头去拉萨
朝圣，这是只重现世的汉人无法想象的。满清政府为了从精神上维系藏人，编造出
中国皇帝是西天菩萨化身的神话，（一说为“文殊菩萨”化身，五台山为其圣地，
故藏人包括达赖都很崇敬五台山）。英国人拉拢达赖时称，英国女王才是西天大菩
萨的化身，俄国人拉拢达赖时则称沙皇才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毛只知马列主义与
孔孟之道，不懂现代文化学，无法理解藏人的集体无意识与文化的心理结构。中共
受其意识形态限制，也无法宣布中共中央主席或总书记是西天大菩萨的化身，因而
无法满足藏人超度来世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自从一九八零年来中共给了藏人许多
钱，极大提高了藏人的生活水平，也修复了许多寺庙，允许藏人开展宗教活动，藏
人却仍然念念不忘达赖。正如一位藏农说的：“共产党的政策管现世幸福，达赖喇
嘛管来世幸福”。现世来世幸福他们都要，於是出现了矛盾的现象：当他们受到喇
嘛尼姑的煽动，处於宗教狂热中时，便高喊西藏独立，打汉人，砸政府（汽车、机
关、商店等）。当他们回到现实生活中，又拥护中共，善待汉人。换言之，藏人在
精神上认同达赖，物质上认同中共。物质不能代替精神，中共给藏人的钱再多，也
无法消除达赖在他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这是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中共既无
法理解也无法逾越的障碍。
西藏问题的出路
达赖流亡印度後，一直要求独立，在西方获得广泛同情与支持。然而，一九
七二年中美解冻後，美国为了联合中共孤立苏联，降低了对达赖的支持水平，使他
处境日艰。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演讲，提出“五
点和平计划”。一年後的六月十五日，他又在欧洲议会演讲，对上述五条作修正，
世称“斯特拉斯堡方案”。这两个讲话闭口不提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坚称西藏自古
以来是独立国，又说要把“西藏全境”（即包括整个自治区与青海省，四川、甘肃
、云南三省甚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在内的“大西藏”，总面积约二百五
十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面积四分之一强）变成“和平区”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
联系的自治民主政治实体”。他一方面说中国可负责西藏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又
说西藏政府拥有决定同西藏和西藏人民有关的一切事务的权力，并要求中国从“大
西藏”撤军。中共称这两个方案为“变相独立”，拒绝与之谈判。
从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到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西藏连续三年爆发了三次大
规模的独立示威，震动了全世界，达赖因而获得一九八九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成
为举世公认的西藏宗教一政治领袖。
一九九一年九月戈尔巴乔夫批准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独立，达赖深受鼓舞
，立即宣布撤销“五点和平计划”与“斯堡方案”，坚决要求完全独立，并说西藏
、内蒙、新疆是中国的波海三国。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乌克兰独立时，达赖乐观地预言：西藏将在五至十
年内完全独立，达赖当时认为中共将象苏联一样迅速崩溃。
然而，中共并未崩溃，反而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後出现了新的经济奇迹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达赖忽然在印度新德里发表谈话，声称他从来只是为西
藏的政治自治而斗争，不是为完全独立而斗争。他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现实办法是
自治，西藏的国防外交仍可由北京掌管。“我们谈的是中间道路——一国两制”，
达赖说，“自治对於我已经足够了——让西藏人民去决定要求独立”（ＵＰＩ，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１，１９９３）同上十月三日他在加尔各答
重申他愿接受中国内部的有限自治，而非完全独立（ＵｐＩ，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
，１９９３）。从此，达赖反复声称他只要自治，不要独立。例如他在一九九四年
六月六日对中央日报记者陈王慧说他愿接受“一国两制”，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国防
外交（见次日中央日报头版）。今年三月达赖访问台湾时也声称只要自治（世界日
报１９９７.３.２４）。然而当他说只要自治不要独立时，从不忘记强调西藏自古
是个独立国，不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他访台时称“中华民国”为“贵国”（达
瓦才仁《达赖喇嘛访台评述》《北京之春》１９９７年五月号），还对民进党省议
员余政道说：“西藏独立永远有希望”（世界日报１９９７.３.２４）。他今年四
月二十三日在华府会见中国民运人士时说，西藏自治三十年後再举行全民投票决定
西藏前途（即要不要独立），“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西藏通讯》今年一、二月
号发表的《达赖谈中庸之道》还强调自治是“三区藏人的统一”，即“大西藏”自
治。
必须指出，“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们并不接受达赖的“自治”方案，他们
至今仍在不遗余力地鼓吹独立。今年十月十二日在伦敦举行的“汉藏对话会”上，
“流亡政府新闻与外交部副部长”达波则坚持达赖一九八七年的“五点和平计划”
与一九八八年的“斯堡方案”，闭口不提达赖自一九九三年以来要自治不要独立及
“一国两制”解决西藏问题的言论，似乎达赖从未说过这些话，又似乎达赖已经不
再是他们的领袖。
中共对达赖的上述言论的正式反应是新华社今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的评论员文
章《是要求谈判，还是要假谈判之名搞分裂——评达赖近年来要求“谈判”的言论
》。该文说，达赖在要求自治的同时，继续宣扬“西藏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国家”
，为藏独制造舆论，并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如与“台独”勾结等，可见他毫无谈判
的诚意。该文还说，西藏人民已经自治了三十多年（指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二年）
，还用得着达赖来要求自治吗？达赖所谓的“一国两制”就是要恢复农奴制，这是
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嘲弄与讽刺。钱其琛外长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在莫斯科说，只要达
赖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停止分裂活动，中共就可与他谈判（见次日人民日报
）。
由此可见，在西藏问题上目前实际上存在着三种立场，分别由三种政治势力
代表。一是中共，坚持派员直接治理西藏的“自治”与一国一制（社会主义，顺便
说说，西藏职工目前仍享受着大锅饭铁饭碗与分配住宅，是典型的传统的社会主义
），不允许达赖领导下的“自治”与一国两制。中共与达赖谈判的目的只是要他回
去当一个有职无权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
二是由“少壮派”控制的“西藏流亡政府”，坚持要求独立（如前所述“五
点和平计划”与“斯堡方案”是变相独立，因其不承认中国对西藏主权，也不允许
中国在西藏驻军）。
三是达赖自一九九三年来要求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虽不公开承认中国对西
藏的主权，都允许中国掌管西藏的国防外交。至於“西藏”的范围，他对藏人说是
“大西藏”，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对中国民运人士说政治上自治区，文化宗教
上包括川、青、云、甘省藏区。
笔者认为，达赖内心并不真要独立，他明白这是不现实的。他对好几位民运
人士都说过：西藏在政治经济上都难於独立，必须依附於中印两大邻国中的一个，
相比之下，中国比印度更靠得住。达赖没有解释为什么，笔者分析，因为中国比印
度富裕、慷慨；还有汉人与藏人同属黄种人，体貌相似，容易亲近。不若印度人属
高加索人种，与藏人体貌差异太大；再有印度人信印度教，而且宗教观念特别强烈
，与藏人更难相处（参见达瓦才仁在民族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北京之春》１９
９７年１１月号（９）Ｐ５０）西藏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目
前西藏经济全靠汉人输血，一旦独立，经济马上崩溃，这是达赖所无法应付的。别
的不说，单单十多万藏族职工的薪水与各种津贴、福利就足以叫达赖破产。所以他
只要自治，其实质是指望中国继续输血养活藏人。但他对中共又极其不信任，不敢
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旨在保留随时再次宣布独立的权利，以免中共背约时再把
他推翻。至於“大西藏”，他也明白是空谈。他的自传说“大西藏”只有六百万藏
人，却有七百五十万非藏各族。“大西藏”是他的讨价，还价的底线仍是自治区即
中共进藏前他的实际控制区。
达赖目前正骑在两匹虎上，一匹是某些西方势力，他们支持藏独的目的是为
了搞垮中共、瓦解中国，当然不会轻易允许达赖放弃独立。一匹是流亡藏人中的少
壮派。如今三十八岁以下的流亡藏人绝大多数出生在国外，从未在西藏生活过。如
今三十八岁以上四十八岁以下的流亡藏人绝大多数在十岁以前就离开了西藏。这两
类人对西藏的社会与自然知之甚少，无法理解也绝不相信达赖所说的西藏在政治经
济上都难以独立的道理，却满脑子自由民主人权自决的口号，坚决要求完全独立。
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川、青、甘、云藏区，所以坚决要求“大西藏”独立。达赖
确实骑虎难下，所以发出自相矛盾的言论：既要自治，又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明知“大西藏”不可能，又要鼓吹“三藏统一”，以应付各方面的压力。
中共的立场毫无松动、寸步不让。一九九二年初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曾
向江泽民进言“西藏倒是应该行一国两制”，江答曰：“说法是对的，不过现在路
已经走过来，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九十年代》１９９６年
８月号）。香港从来未搞过社会主义，所以中共允许一国两制。中共一贯宣传“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西藏”。如搞一国两制，岂不承认社会主义救不了西藏吗？更重
要的是，自从一九八九年拉萨戒严以来，中共用胡罗卜加大棒政策成功地控制了西
藏局势。一方面，中共给西藏更多的财政补贴（如今每年十五亿元，外加各种基建
款，专用款如修复寺庙款等）。去年西藏市民人均收入已超过了全国市民人均收入
，人均住宅面积更是远远超过全国市民；另一方面则警告他们再闹独立就开除公职
。市民们不敢再闹，从此街上只剩下僧尼的零星示威，每次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
，成不了气候。去年开始，中共派工作组进各大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强迫
僧尼签字拥护中国政府，谴责达赖，拒签者开除出寺，反抗者逮捕，於是僧尼的零
星示威也绝迹。所以九十年代西藏风平浪静，再无大规模藏独示威。中共不怕国际
舆论，只怕内部造反。既然达赖失去了在西藏掀风作浪的能力，中共也就不再怕他
。
中共现在的策略是稳住西藏，静待达赖自然消失。达赖今年已经六十二岁，
一旦圆寂，藏独运动就失去了举世公认的领袖，就会被国际社会冷落。达赖很害怕
这一点，今年到处扬言，他死後将在境外转世，他的灵童一定会继续他的事业（《
西藏通讯》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号Ｐ２）他似乎忘记了他自己在九十年代初曾声明
“达赖喇嘛这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已不再成为必要了，他可能就是最後一任达
赖喇嘛”（《西藏论坛》１９９１年第３期Ｐ６）。“西藏流亡政府”可以推出他
的转世灵童，却不能让其继承诺贝尔和平奖，在国际社会仍然没有号召力。中共则
可告诉本土藏人：“流亡政府”违反了西藏寻找达赖喇嘛灵童的传统办法（在西藏
神湖观察神意，在布达拉宫占卜、坐床，这两地都在中共控制下，“流亡政府”当
然不可能去那里举行有关仪式），所以他们找到的灵童是假的，这就使他对本土藏
人也没有号召力。中共甚至可能通过班禅另寻达赖灵童。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
国内藏人拥戴，藏独运动就会自动瓦解，西藏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反正是中共盼望
的。
中共这一策略能否奏效，关键在於中共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中共现行给
予西藏的财政补贴每年增加百分之十，如果经济恶化或停滞，中共拿不出钱来补贴
西藏，藏人就会再次上街示威，中共将不得不与达赖谈判。那时达赖一定会趁机漫
天要价，令中共无法接受，中共就会恢复毛泽东的高压政策，所以中共与达赖达成
妥协的机会微乎其微。
如果中共在达赖生前崩溃，藏人一定会大闹独立，中国民主政府就会与达赖
谈判，达赖更会漫天要价。例如把“大西藏”交他统治，这将引起占“大西藏”总
人口百分之五十六的十七个非藏族的反抗，在中国四分之一土地上引发波斯尼亚式
的种族战争，这是任何人在北京当权都不敢接受的。又如要求在不承认中国对西藏
主权的条件下“自治”，保留随时宣布独立的权利，这将引起十几亿汉人的抗议，
指斥民主政府卖国，军队则会打出“顺应民意、维护国家统一、主权与领土完整”
的旗号发动政变，立足未稳的民主政府就会倾刻垮台，从而又导致共产党复辟。
不过民主政府也有一张牌，那就是用“共产党复辟”去吓唬美国，要求美国
向达赖及“西藏流亡政府”施压，迫使他们降低要价，在承认中国主权的条件下，
回自治区自治，就象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让巴勒斯坦人回加沙与西岸自治一样。既
然那时中国已民主化，就用不着再搞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一制，即都是民主制。
当然如果达赖在中国民主化前就圆寂，中共更不会理睬群龙无首的“西藏流
亡政府”，後者将会自动瓦解，而流亡藏人则会被印度社会所同化，西藏问题也就
随之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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