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情愿的浪漫梦幻
——评徐文立的良性互动说
徐文立先生是长期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民主战士，并因此受到中共政权的
深重迫害。对徐文立的历史功绩，笔者与许多民运朋友一样，是十分尊重的，也正
是出於这分尊重，笔者特别重视徐文立先生关於民主运动的立场和观点，并不端冒
昧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与徐文立先生商榷。
最近，徐文立先生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发表了题为“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
对策与战略”一文。徐文立先生在文中明确宣称，“由於中国共产党基本结构的改
变，民运应当与共产党构成朝野良性互动的关系”，“以缓解中国社会的政治危机
，并到达双胜双赢的目标”。徐文立先生在文中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相当诱人的社会
和谐、朝野携手合作建立民主新秩序的美妙蓝图。
运动的目标是制约一切的
徐文立先生为了给他的良性互动论找到历史根据，重复一个被改良派知识分
子贩卖了千百遍的神话，他说“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
过程中，早期共产党很多人都是一些热血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也抱着美好的愿望，
也追求民主自由，但是後来却走上了一条专制独裁的道路，这同他们选择暴力革命
这样一条道路是分不开的。”
对早期共产党人的血都是热的这一点，笔者并无异议。但断言早期共产党追
求的是民主自由，这就大谬不然了。中共从它成立之始，就宣布自己是苏俄布尔什
维克主义的忠实信徒，声称要用革命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国家机器，以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的苏维埃社会。根据列宁的经典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不
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所以，共产党从它一开始就明确表明自己是现代民主制
度的天敌。而在事实上共产党也一直在扮演摧残民主自由的刽子手的角色。把追求
民主自由的桂冠不伦不类地硬套在民主自由最凶恶的敌人——共产党的头上是一种
歪曲基本历史事实的恶作剧。
徐文立把共产党走上专制独裁说成是由於他们推行暴力革命路线的结果，这
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谬误。历史事实是共产党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建立人类历
史最彻底的极权专制为目标。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还没有另一个政治势力能
象共产党那样把人的自由彻底剥夺到人不成其为人的地步。在这一点上，希特勒和
东条英机等法西斯恶魔也难能望共产党项背於万一。徐文立把共产党独裁归结成因
暴力革命手段造成，因此得出结论说，革命方式必然会导致专制独裁。这一点虽然
常常为一些对历史不求甚解的知识分子所附和，但这却是违背常识的偏见。因为，
历史证明，世界大多数文明大国的民主自由制度的确立几乎都是通过革命暴力武装
夺取政权的道路才最後成功的。对此，徐先生只要略为浏览一下近代民主史就无须
再论了。当然共产党通过武装革命的手段建立的确实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但共
产主义运动首要的目标本来就是要建立独裁专制，这在《共产党宣言》上早已写得
明明白白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在通过一个特定的社会改革运动之後建
立什么性质的政体这个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个运动本身的性质，即这个运动
要达成的目标。在社会转型中，手段和方式只不过是达成目标的工具罢了。目标一
经确立，它就会制约整个运动的全部过程和最後结果。当然，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复
杂的。在历史上也发生过手段异化目标的情形。那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不在本文
讨论的范围之内。
共产党高层的知识结构
徐文立先生十分明确地规划了他主张民运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性质，他说，
“要说与共产党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某种合作，那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这种合作
是民主社会所共有的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民主社会在野党和执政党双方都会有一些
良性互动和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如果不理解这一点，认为什么事情只能是绝对的白
或者绝对的黑，正是对民主社会的一种无知，并没有摆脱共产党理论的窠臼。”
毫无疑问，徐文立先生提出“民运与共产党良性互动”说的动机和出发点是
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显然是出於一种悲天悯人的书生情怀和不希望看到社会动荡民
生痛苦的仁爱之心。然而，恕我直言，在社会领域中，善意往往并不等於正确，我
们鉴别某个政治主张的正误时，只凭动机上的善意是远远不够的。历史早就表明，
许多罪恶起初常常是在善良动机的旗号下发端的，残酷迫害过徐文立先生的共产党
暴政就是现成的实例。
那么，用什么标准来鉴别一个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和适行性呢?我以为可以有两
个标准：一是看这个主张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二是看这个主张在政治上究竟代
表了哪些社会阶层的实际利益。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动”说的基本缺陷就在於：
第一、“良性互动”说不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实际
第二、“良性互动”说客观上迎合了中共特权阶层巩固其统治的政治需要
徐文立先生提出的“良性互动”说的基本前提是，他认为“共产党的基本结
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必须指出，徐先生在得出上述结论时，并没有给我们清晰界定出“共产党的
基本结构”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叫“共产党的
基本结构”。因为从字面上来揣测，一个党的基本结构可以理解为它的组织架构，
也可以理解为它的理论架构，也可以理解为共产党的权力架构。但从徐先生在後来
对记者所作的说明中来看，徐先生所指的基本结构并不包含上述内容，而主要是指
共产党领导阶层知识结构。他说，“共产党领导阶层不再是那些枪杆子打天下的人
掌握政权了，换成了大部分有文化水平，多少受过一些欧美教育的人。”显然把领
导阶层的知识结构的改变当成所谓基本结构的变化在逻辑上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
一个政党领导层的文化素质并不能决定这个党的政治性质与社会功能。希特勒纳粹
党的领导人的文化素质显然并不雷同於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但这并不影响这两个
党在人类历史上同样犯下反文明的野蛮罪行。
仅仅从一个政权上层的知识结构的改变就引申出这个政权的性质的改变是毫
无根据的。苏俄勃烈日列夫时代的共产党上层知识结构与早期布尔什维克时代是大
为不同的，但这并没有改变勃列日烈夫政权的极权专制性质。那种认为掌权者知识
水准高就一定会倾向民主的说法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附会，而徐文立将早期共产党
领导层和今日共产党领导层的文化素质进行的比较也有违历史真实。事实上，早期
共产党领导层的知识文化水准极高，他们决不是一群只会耍枪杆子的武夫。李大钊
、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周恩来、张国涛、刘少奇甚至包括毛泽东，
几乎都是名重一时的知识精英。但这并不影响中共建党一开始就成为一个用暴力消
灭一切反对派的反民主政党。所以，徐文立以中共领导阶层文化结构的改变来说明
中共性质的改变，第一：这并不符合事实，第二：历史表明文化知识结构并不决定
一个政党的政治性质。
关於共产党的本质
其实徐文立先生用所谓“共产党基本特征已经改变”这样一个他自己也言之
不详的模糊概念想表明的真实用意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的本质已经改变”。
正因为徐文立认为共产党的本质已经变化，所以民运可以与共产党进行“双胜双赢
的良性互动”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弄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共产党的本质究竟有
没有改变。
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共产党的本质。从词义上分析，
所谓事物的本质是指决定该事物的基本性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事物的本质是不
能改变的，因为本质一旦改变，此事物本身即已转变为他事物，即原事物已不复存
在了。所以，本质不变这个定律应该是言之成理的，但本质不变并不是说本质不可
变，而是指本质一变，原来的事物已变成另一个根本不同的东西了。笼统地讲共产
党已经变了，这是一句千真万确然而却毫无意义的废话，因为世间万物无一不在变
化中，德漠克利特所谓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即是此意。问题在於，共产党的
本质特征有没有变化。
什么是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呢?徐文立先生列举了共产党基本结构已经变化的几
点依据，除了前面所谓的知识结构外，又列举了社会结构变动和意识形态的松动。
其实这两点都与共产党本质无关。笔者根据共产党统治半个世纪的实际，归结起来
，共产党的本质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总结，这就是：它是一个用武装暴力剥夺人民基
本权利以维护其特权统治的法西斯集团。
在共产党掌政的五十年里，它为了巩固和存续其一党专制的统治，共产党领
导层有过多次更叠，共产党的政策作过频繁修改，共产党的行为模式也有过不同程
度的调正，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变换过多种口径，但是千变万换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即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正是万变不离其宗：共产党用暴力剥夺人民基本人权
这一个本质始终没有任何改变。如果说十年前共产党还能够用种种花言巧语蒙骗世
人以掩盖其法西斯暴政的真相的话，那么八九民运、六四屠杀这一震惊全人类良知
的血腥惨案，共产党用暴力剥夺人民基本权利来维持其统治这一本质已经象溶尽了
积雪的山峦那样，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六四屠杀九年来，中共不但没有在“用暴力剥夺人民基本人权”这一点上有
任何让步，反而用更狡诈更凶残的手段压制国内人民争取人权自由的呼声，把成千
上万民运人士投入监狱和劳改营，用法西斯特务手段监视迫害刑满获释的民主人士
，抄家、盯梢、断绝生计、重新逮捕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其中，徐文立本人就是一
个共产党暴政下的典型受害者。现在，徐文立先生罔顾客观事实，忽然洗心革面，
宣称共产党的本质已经改变，极力主张民运应该与共产党坐下来握手言欢、携手合
作，进行所谓双胜双赢的良性互动了，这不能不让我们关心民运的朋友感到惊诧和
困惑。试想，一个被共产党视为反动颠覆分子、一个整日被公安特务追得团团转、
时时担心不是被抄家就是被绑架的民运骨干,一面处处躲避当局的迫害，呼吁海外朋
友的援助，一面却大喊说良性互动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幕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不
是太过於牵强、太过娇情、太近乎一场自虐自残的滑稽剧吗?
关於良性互动的条件
徐文立先生曾经在中共监狱中经历过长期的折磨，对此，笔者也有过切身的
感受，因此对徐文立先生受到的心理创伤有充分的理解和体谅。要在中共的黑牢里
度过那么漫长的煎熬，需要有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巨大的自信力，这种人格特点对
一个人克服长期失去自由而形成的沮丧而达到某种心理平衡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必须体察到遭受长期非人道摧残的朋友有时容易养成某些特殊
的心理素质，这就是在面对某些特定事物作出判断时，有时会不自觉地拉开与实际
生活的距离，这就容易导致作出的结论不是失之於过分消极，就是倾向於盲目乐观
。我们读徐文立先生的文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误区，就是徐先生容易把一些自己期
待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物当做已经发生的情形来加以评判。例如，徐文立先生把中
共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所作的某些欺骗性姿态，如释放一些著
名的异议分子等当做人权状况的进步，把个别并不具有实质意义的偶然事件赋予特
别重大的政治意义，如把某一篇文章的出笼和某一本书的出版夸大为具有重大历史
意义的事件，当做“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更加开放和开明的象征”，从而断定“中
国的社会已经走向多元”，“中国逐步从人治走向法制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等等
......。
徐先生漠视中共大规模加紧镇压民主力量的严酷事实，对中共寄予不切实际
的希望，徐先生天真地断言，“民运和共产党已经有了对话的基础”，宣称“民运
和共产党坐在一起用合作谈判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
坦率地说，对於徐文立先生上述判断，许多民运界的朋友除了用错愕之外很
难用别的词汇来形容，因为徐文立的判断想象的成分大大超过实际的成分，这就导
致了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动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都失去了客观的基础。
所谓良性互动的原意是指两个本来对立的政治力量朝着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向
作有规则的协调运动。
当然，良性互动是一个好东西。然而，和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一样，它的实
现是有条件的。两个对立的政治力量要发生良性互动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
双方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第二、双方有共同的参与愿望，二者不可缺一，只有同时
具备这两个条件时，良性互动才可能发生。
现在，徐文立先生主张要进行“良性互动”的对象是中共特权阶层，那么民
运和中共特权阶层在政治上有没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呢?民运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保
障公民基本自由的民主政体，而中共的目是要用暴力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以保护其
专制政权不被推翻。我想不须太多的论证就可以得出结论：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
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反的，他们之间的利害是不可调和的，我常常用古人的用两句
话来形容人民和共产党的关系，叫做：“水火不能相容，冰碳不可共器”。共产党
为什么要抓魏京生、王丹，共产党为什么要在天安门开枪杀人，共产党为什么要在
今天还大肆搜收捕民运人士，这决不是因为那个人好，这个人坏，或者共产党喜欢
张三，不喜欢李四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根本政治利益决定必须镇压民运，因为民运
的成功就是共产党的失败。所以主张民运与共产党良性互动从政治上来说是南辕北
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至此，徐文立先生一定又要批评我们“不懂民主政治中反对派和执政党进行
良性互动的基本常识”了。对此，恕我再次提醒徐文立先生，在民主政体建立起来
之前和之後是两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社会政治环境，把民主社会中才能进行的种
种朝野互动搬到共产党掌握一切的极权政体中来模仿，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政治
儿戏罢了。
我们再来看进行良性互动的第二个条件，即双方都要有参与的意愿。现在，
徐文立先生有与共产党进行良性互动的迫切愿望这是不待言的了，那共产党一边呢
?共产党除了继续逮捕、关押，继续用监禁流放迫害民运人士之外，根本没有显示出
有与民主运动进行对话和谈判的任何意向，连对徐文立先生从维护共产党根本利益
角度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中共也一概不予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徐文立先生还一个
劲自拉自唱声称与共产党进行对话谈判的时期已经到来，这除了自我陶醉、自取其
辱以外，还能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我想提醒徐文立先生的另一点是，民主运动是一
个政治运动，政治是一个凭实力较量的领域。民主反对派只有一步一步依靠自己正
确而鲜明的政治主张争取人民的理解、同情、支持与参与，最後形成对专制统治具
有强大压力的民主阵营的时候，特权阶层才会被迫与民运进行对话和谈判，在当前
，正象徐文立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民主力量还非常弱小，还不成气候，还不具备以
一个反对派政党形态出现的条件”时，徐先生高唱与共产党对话谈判的良性互动已
经到来，声称与共产党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不是自相矛盾、又一次把想象当做
现实了吗?这不是对客观事物失去基本判断力的一种自作多情吗?实际上这是一种缺
乏政治自尊和自信的非理性表现。
我们究竟是站在哪一边
徐文立先生的“良性互动论”除了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存在主观想象与客观实
际相脱节的矛盾之外，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基本政治立场，即民运究竟
应该站在哪一边的问题。笔者反复研读了徐文立先生的谈话之後对国内民运发展的
方向产生了相当深切的忧虑。因为从徐先生的讲话中可以明确地体验到，在许多重
大原则问题上，徐先生常常不自觉地游离了民主运动的基本立场。对於一个民运领
导者而言，如果由於分析问题的某种局限，对问题的理解发生了某些失误和偏差，
这是可以通过讨论和实践来加以修正的。但是如果在根本的政治立场上离开了民主
运动的基本原则，这就会给民运造成方向上的迷失。徐文立先生是一个著名的民运
战士，但徐先生许多观点更多地是维护中共政治利益角度提出来的，这就是一个不
能不引起严重关注的问题了。徐文立先生在他的讲话中多次用赞许肯定的口吻谈到
中共当权派在人权问题上的所谓“进步”。他说，“据我所知，邓小平曾经责成有
关部门去研究人权问题”，“整个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特别是邓小平逝世
以後，他们想在国际上改造人权形象的努力，这种努力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徐文
立甚至多次设身处地去安慰中共当局不要对东欧和苏联的那种巨变造成一种恐惧，
因为“一个来回之後，”“现在基本上还是前共产党人在执掌政权”。
徐先生还体贴入微地安抚中共当局说，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还很弱小，离
一个象样的反对派组织还差得远”。徐文立担保“中共在未来的民主社会里凭着他
们长期管理国家的经验，可以继续成为一个执政党”。鉴於中共方面害怕波兰团结
工会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出现，徐文立告慰中共当局“中国的工人对组织的意向并不
那么热心”。
徐文立为了让中共彻底放心，甚至拍胸脯地向中共担保，“你们不必要这样
恐惧，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太可能出现象波兰那样漫长的独立工会的基础的”
。为了防止民运方面的动作打扰了中共的安宁，徐文立也对民运内部的朋友做工作
，“号召工人朋友尽可能地不诉诸街头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警告“大家不能再去
操纵工人、农民，发动工人造反，农民起义，不能用这样的办法去夺取政权”。因
为“那种想操纵一切、领导一切的结果可能导致走向专制。”徐文立主张独立工会
不要搞成政治组织，徐文立断言，如果工人运动不满足於单纯工会形式而起来追求
政治权利的话，“中国就会大乱，就会象铁塔尼号一样沉没”。
徐文立还周到地考虑中共改变政策所需要的一个过程，要求民运实行所谓的
“缓结社、广交友”的方式，以便给中共留下弹性变化的时间和空间。
对於目前造成社会矛盾的工人下岗失业问题，徐文立先生忧心忡忡，要求工
人“体谅中共当局的困难”，并极力为中共的现行政策进行辩护和解释，他颇为肉
麻地宣称“应当看到新一届的中国政府在经济基础建设方面，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
方面政府正在作出努力。”
徐文立对朱熔基为人正直、为官清廉这些廉价的颂扬(顺便提一下，一个声称
天安门屠杀是必要的人，怎么可能是正直的呢?)之余，还特别要求民运方面“不要
耍弄权术来挑动中共上层的内斗”。徐文立还衷心期望“江泽民和朱溶基能真诚团
结”，“协调一致地工作，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我们读到上述这一系列徐文立先生的政治见解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产生
一种错觉，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在读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或《人民日报》的社论，
徐文立对中国共产党真是可以说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地步了。徐文立
先生为中共的政治前途和根本利益设想得何其周到，计划得何以周密，安排得何等
周详!
在如何看待中共与民运的关系问题这个重大问题上，徐文立先生已经远远地
离开了民主运动的基本立场。徐文立显然已经忘记民主运动是要在政治上彻底埋葬
共产极权专制的基本目标。徐文立的思考重心已经不由自主地转移到如何为共产党
当局度过难关和如何防止民主高潮的到来。这就造成令人匪夷所思的角色错位。即
徐文立已经把民主运动定位成帮助中共进行改革的党内改良派的附庸。这不但是徐
文立先生个人政治路向的迷失，也是中国民主运动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教训。
徐文立先生良性互动论的思想根源
徐文立先生提出所谓“良性互动论”，从理论上来分析，是由於他不明白民
主运动的本质而造成的一种思想迷茫。徐文立把民主运动理解为“搭一个台子，可
以让各种多元政治力量在台上各显神通，进行表演”。这就是说，徐文立仅仅把民
主运动看成是一个权力分配程序化的运动，或者把它仅仅诠释为创造多元社会机制
的一种手段和过程。这种表述没有真正触及民主运动本质和内核。民主运动并不是
一个富民强国的变法运动，也不是仅仅为了建立某种比较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现
代民主运动，真正的目标在於建立一套能确保公民个人自由不被侵犯的政治体制，
一言以蔽之，民主是为了确保人的自由。只有从维护自由这一个原则出发，我们才
能真正把握了民主制度的核心。如果不从自由出发，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划清民主
运动和共产党专制的政治界限。
我们如果牢固地确立了民主运动是争取自由的斗争这个基本立场，我们就不
会对自由的敌人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我们就会充分地估计到这场斗争将会
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我们就将会确信，自由和奴役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命较
量。因为在这场斗争中，将会剥夺共产党特权阶级现在享有的空前的政治特权和巨
大的经济利益，事情一旦涉及到社会各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个领域，那
么，就决不是可以凭着道德说教和良性感化所能解决的了。在这场较量中，唯一有
发言权的就是政治实力，毫无疑问，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获得自由，但
是，人民当然也懂得只有在自己掌握了巨大的足以令统治者胆颤的物质力量的情况
下，独裁者才会懂得用理性的语言与人民进行谈判和对话。否则，象徐文立先生那
样，一面想方设法地扑灭人民自由斗争的火焰，一面却幻想专制者会良心发现，自
动向人民献上民主和自由，那不过是一相情愿的浪漫幻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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