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精神的结晶


      我刑满离开监狱後，不顾陕西警察的威胁阻拦，於九零年初返回北京。那时
，“六四”屠杀的血腥味，在北京似乎还可以嗅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情绪，诚可谓
人神共愤同仇敌忾。对於八九民运陷狱的人、遭受清洗追查的人，对於“六四”中
的伤残者和死者的亲属，人们大多有由衷的同情和尊敬。而且不仅仅局限於私下里
和口头上，很多人都敢於挺身而出，在屠杀後的清洗恐怖中保护他人，或是提供各
种帮助。
      人们也在回顾和追溯已往，思索民主墙的历史意义和贡献，因而这些同情和
尊敬，还有从物质到实际事务方面的帮助，因民主墙而遭受迫害的人也同样得到。
有一些回到北京後新结识的朋友，年节时甚至将单位分的鸡蛋、食油等提来送我，
那份真诚和关爱令人深受感动。从国外也不时有一些钱款，通过各种越洋渡海的渠
道，饱含着侨胞、国际朋友的关注和情义，辗转送到我们这些政治受难者和死者亲
属手中。
      我出狱後即陷入中国警察布置的另一种迫害，难以在北京居住和没有收入。
这些物质上的帮助，使我得以免於饥寒困厄；而对於我精神上的慰藉，更是难以言
喻。但是很遗憾的一点是，由於中国政府对信息的封锁和压制，这种物质的帮助和
精神的慰藉，分送非常不均匀。名气越大的总是得到越多，而许多国际上知道了解
不多的人，或除了相熟的人难以知道了解的人，则根本得不到任何帮助。我耳闻目
睹了许多这种情况，深知对他们的帮助，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帮助，也很必要，对他
们的精神大有益处。我在监狱中度过无数痛苦乃至死亡的危境，其中一个精神鼓舞
和慰藉，便是我得知了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救援。我与几个常来往的朋友多次谈到过
这些，大家都认为让那些外界不了解的的人也能得到帮助和安慰，是富有意义和情
义的。
      
      一九九一年夏季，日本的焦柏固与我联系。当时，焦柏固是民运团体“在日
中国人团结联合会”的重要成员，负责司管“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的社会捐款
。据说，那些款项主要是八九民运中所获得的，焦柏固和其他几位朋友屡屡提议，
要用来帮助“六四”中死难者的亲属、受伤者、政治受难者及他们亲属。最初这一
提议未获通过时，焦柏固等几位朋友便自己捐款出来，辗转送往国内受迫害者及亲
属手中，才逐渐带动了“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向国内转送捐款。焦柏固将一些
这样的捐款交给了我，其中有援助我的，也有援助其他几个有名的政治犯或家属的
，请我代他们转交。
      九二年夏季，焦柏固的姐姐焦莼薏与女儿凌凌一起，从重庆到北京找我。我
是被警察严密监视控制的，焦莼薏一到我家也立即成了警察的监视对象，有了一些
永远甩不掉的尾巴。焦莼薏却很有定力，不象一般没有见过这种阵势的人那么慌乱
，依然敢於将要做的事进行下去。她告诉我，焦柏固从日本方面托人带过来七十万
日元，是“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给国内的捐助款。她告诉我的分配方案是这样
的：十万日元给我，十万日元给南京郭罗基，十万日元给徐文立，其余四十万日元
是帮助任畹町家属购房的钱款。
      任畹町的妻子张凤颖与女儿去南京期间，任畹町原属单位以他判刑後不属於
单位了为由，将单位分配给他的住房查封了，焦莼薏所说的购房款，就是为了帮助
张凤颖解决住房问题。不过当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由於众多异议人士和同情者
的支持帮助，国际舆论的关注和谴责批评，北京公安局在郊区已经为张凤颖找了一
处临时住房，并答应今後为他们正式解决住房。
      所以我觉得，这种分配方案，也许不是最紧迫需要的方案。我有一些不同的
想法，将这些钱分给处境困难而外人难以了解的人，会更有价值和意义，也更为公
正。我通过电话与焦柏固商谈，将所知道的情况，以及我的想法和建议都告诉了焦
柏固。焦柏固基本赞同我的建议，但他说还要与其他人商谈商谈。大约过了一两天
，焦柏固通过电话转告我，日本方面接受我的建议，这些钱全用於更困难且外界了
解不多的人，并由我负责寻找这样的人和分配这笔钱，但要有记录和手续向他们交
代。
      焦莼薏交给我钱时，只有六十万日元了，她来北京之前已先行到达南京，交
给了郭罗基十万日元。郭罗基当时正在打官司，向法院控告国家教委、南京大学党
委等，因为这些党政衙门随意剥夺了他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资格，还剥夺他出国访
问的权利。在控告的同时，他还拒绝领取不合理的工资，所以他实际上已经没有工
资收入。而且郭罗基虽然名气很大，却没有得到过什么帮助，那十万日元给他符合
我们送款的设想。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部的刘华秋在陪同江泽民接见美国的副国务卿时，
通知美国方面，我和韩东方可以离开中国赴美访问了。美国及国际上一些民主国家
，多年来反复向中国提交一份名单，要求允许名单上的异议人士出国访问，我俩就
是名单上头一批得到允许的人。果然，我这次很顺利，护照等手续很快就办好了，
出国的日期也决定了。但是交给我的日元，一时还不能找到合适的对象分发出去。

      对於出国，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做几件对国内人有帮助的事情。其中我
最希望做的，就是到国外尽量找些捐款，设法转回国内给最需要的人。我想交给我
分送的日元，正好启动这一工作的运转。要做这件工作，当然需要国内国外都有些
人共同来做。因此在我出国前，找了六七个朋友一起商量，其中有目前已经出国的
侯晓天。
      我们这次会议很成功，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很好，愿意为此做些事情。当场
作了一些决定，如我们不算一个组织，都是个人行为，是自愿做这件事情的个人，
他们与我之间的关系是朋友间的联系；我负责到国外努力筹集捐款，并设法转交给
他们，他们则了解收集需要帮助者的情况、名单，并和我协商後分送到具体的个人
；送帮助款的对象，确定为国内外知道了解不多、并且没有得到过什么帮助的受迫
害者或其家属；他们要保存原始的资料和收据，通过安全的渠道将原件转交给我，
我则向捐款的组织或个人交代；我们大家不仅义务来做这件事情，而且送款之中的
花费，如联络、通讯、旅行、住宿等费用，如果不是特别需要的情况，基本也是个
人自己负担，算是对受难者的奉献，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按照我们商量的办法，我将交给我的六十万日元当场拿出来
，分交给三个朋友保管。侯晓天说自己不负责保管，但知道一些非常困难需要帮助
的人，她可以商谈妥当後参加送款工作。

      我七月中旬到美国，十月份就加入了“中国人权”组织，并担任主席。我在
中国人权最关心并首先开始做的，就是如何筹集捐款转送国内，将我们在国内商谈
的这件有意义的工作，开展起来并延续下去。经过反复商谈，我们将这件工作正式
定名为“人道帮助计划”，并制定了送款的原则和方式。由於国内外共同合作的人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很热情真诚和具有奉献精神，建立了详尽清楚的手续，接受美
国财会制度的监督审查，所以得到了许多组织、基金会和个人的信任、赞同、支持
和捐助，使这件工作很快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并长期持续下来。
      有一些组织、基金会和个人给予这件工作的支持，是十分重要和感人的。例
如全美学自联在几年的时间里，在自己的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给予“人道帮助
计划”的捐款达十二万多美元；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基金会，一次性将四万多美元捐
给“人道帮助计划”，并且当年就将大部分款项送到了受迫害者或家属手中；世界
著名歌星司定的夫人通过李录的介绍和推荐，长期支持帮助“人道帮助计划”每年
一万以上的美元；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笔会、记协等等许多组织或基金，每年通
过特殊申请、发奖、困难帮助等等形势，给予了“人道帮助计划”数千甚至数万美
元支持。还有许多组织、基金会和个人，因为不便於一一列举，这里就不具体写出
了，但并不表示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少一些或不重要。
      正是由於这些支持帮助，使“人道帮助计划”自九二年以来，开给国内的支
票一千张以上，还通过直接汇款、现金转送等方式，将动则上万的美元交给了国内
的受迫害者或家属，以及帮助了初到美国难以生存的异议人士。可以说“人道帮助
计划”是成功的，而且从精神到物质给了需要帮助的人以及时有效的援助支持。如
已经出国的王希哲、傅申奇、张林、黄翔、鲍戈、杨周等等难以一一列举的许多人
，从国内直到国外，都多次得到过帮助，总数少则几千多则数万美元。
      当然在送帮助款之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中国公安警察不顾国
际的银行规则，多次查扣款项，甚至迫害这些急需帮助的人。有极个别受到帮助的
人，甚至冒领支票；有些人或家属不敢领取支票，我们当然十分理解和同情；而有
极个别的人或家属，将支票兑领成现款，转手送给公安警察，期望警察因此而能放
松一马，或是减少缩短迫害，将极其艰难筹集并转送的钱派如此用场，令人感到痛
心和遗憾。不过，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与“人道帮助计划”的作用和意义
相比，这些小小不如人意的地方就微不足道了。
      这些後来的成绩，可以说都是从“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焦柏固等朋友同
意支持转送的七十万日元开始的。所以在一九九三年第一、二季度所写的人道帮助
计划专题报告中，我着重写了这件事情：“这一计划的筹划始於1992年下半年，是
由全美学自联、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国内的一些朋友和中国人权协商发起的。
正式开始运作是1993年一月份。”在具体筹款的说明部分，又写到：“在日中国人
团结联合会前後给这一计划拨款二次：第一次700000日元，第二次580000日元。第
二次日元折换成4344.20美元。”这份专题报告，九三年即发给了中国人权的所有理
事，相关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包括也给过捐款的《北京之春》(当时为《中国之春
》”。而且，後来在好几次相关的报告中，都写明了“在日中国人团结联合会”最
初捐款的贡献。
      当然，更主要的贡献是国内冒着风险、赔上自己的钱和时间、无私热情奔波
这件事情的朋友。本来，国内的朋友是不公开的，焦莼薏的名字就不应该公开，可
是由於有些人在这件事情上所起的用意不清的作用，她的名字已经不能保密了。焦
莼薏是应该得到感谢和赞扬的，她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做了大量事情。她对有些
意外事情和人，因为时间紧迫特殊，如发生伤亡意外等，在打电话征得我的同意後
，自己四处借款筹钱先行垫上。在她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她先生已经患有癌症，并
且终於不治身亡。
      还有一位起了重要作用的朋友，付出大量的心血、时间和金钱，却由於各种
各样的关系和心态，遭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和猜忌。目前这位朋友在警察的严重监视
骚扰下生活，婚姻因此曾经面临红灯，工作和生活被搅得一团混乱，但现在还不适
宜公开他的姓名。
      不过侯晓天的情况该可以向大家介绍。她在人道帮助计划中，主要参加了转
送六十万日元的工作，後来因为出国和忙於其他事情，对“人道帮助计划”的介入
不多了。侯晓天拿着六十万日元的一部分，风尘仆仆的奔波於山西、陕西和湖北等
地，大约给十多个家庭送过款项。而这所有的奔波，不论食宿还是交通费用，基本
都是她自己掏腰包的，有时住宿是当地朋友安排联系的。至於电话信件联系和其他
难以计算的费用，肯定有，我们却无法估摸了，当然更谈不上给报销补贴。而且侯
晓天和其他人转送款的手续都十分清楚，包括郭罗基十万在内的七十万日元，全部
都有收款人的签名收条，并且按照当初的约定，早已交给了与我联系的“在日中国
人团结联合会”焦柏固等朋友了。
      侯晓天在最近给我的一封回顾信中说：“当时在北京的这些一起做事的朋友
，是在为一个理想做事”，“因为这是国内的受难家属需要的，而且这项工作在国
内进展的很好，刘青才看到有把(这)些事进行下去的必要，而且我们参与的人也通
过与受难者家属的接触，有同样的看法。这成为刘青出国後仍将此事作为一项使命
的起点。”
      可以恰如其份的说，“人道帮助计划”是人权和民运人士奉献的结晶。正是
由於大家有理想有奉献精神，所以才能长期做好这一与大宗钱款打交道的工作。在
社会风气过度向钱看、许多人为攫取钱不择手段扭打成一团的同时，“人道帮助计
划”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体现了人类高贵的精神和奉献於
理想的原则。民运队伍遭到国内外绝大多数人的不屑和垢语，除了民运队伍未能建
立道德、规则、做事的内容和方式等民运文化以外，缺乏象“人道帮助计划”工作
中所展现的奉献精神，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这里没有谈肯定存在的中共特殊使
命那些人对民运所起的搅局破坏作用，那虽然是民运形象成为目前令人痛惜状况的
一个原因，但不是我这里想要探讨的内容，我会在今後要写的文章中再分析。不过
，外在的搅局破坏只有通过内部的不健康因素才能起作用，我们不可以将一切归咎
於对手行径的不光彩。民运队伍只有多一些奉献的理想和情操，并且逐渐建立起能
够规范风气的民运文化，才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成为民众、舆论和国内外社会同
情、尊敬和支持的事业。而“人道帮助计划”至今仍然每年将数万美元送往国内，
显然是与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几步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