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创办人及前任会长，现任名誉会长黄雨川的追悼会，三
月二十一日中午在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山景公墓大厅隆重举行，现场布置一片肃穆
。黄雨川遗照由康乃馨、黄菊花包围，相片上的黄雨川亲切仁慈，栩栩如生。遗照
周围摆放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黄雨川治丧委员会、香港民主党李柱铭、司徒华
、美国香港华人联会、中国民主正义党、新党旧金山分部、香港《争鸣》月刊主编
温辉、《九十年代》杂志主编李怡、黄雨川的老朋友江文等多个团体及黄雨川家人
和亲友致送的花圈。
会场大厅正面挂着杨力宇教授为悼念黄雨川先生所写的挽联“民主自由法治
人权，终身追求；献身民主教育事业，永垂不朽。”大厅两边墙上，挂满了各界好
友同志送的挽联，对黄雨川五零及八零年代苦恋祖国、为推动民运鞠躬尽瘁的一生
加以褒奖。著名记者刘宾雁致送的挽联上写“故国不怜赤子心，半生血汗成苦雨；
异乡如偿民主愿，廿载辛劳汇巨川。”著名作家古华的挽联是“命运坎坷雨川奔腾
呼民主，岁月峥嵘杜鹃滴血唱自由”。作家丛苏的挽联是“春雨润长民主苗芽生生
不息；巨川澎勇中国命运波波向前”。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现任会长何慧的挽联是
“拥抱换来了刺刀，嘴上贴满了封条，脑子里充满了问号（第一次苦恋）；基金会
大梁独挑，但求黑暗早破晓，遗下一片丹心来照（第二次苦恋）”。前任会长贾雨
台致送的挽联为“雨水涓滴滋润中国民主，川流入海汇聚华夏人权。”成其林的挽
联是“哲人已乘黄鹤去，民主火炬耀人间”。成燕妮的挽联是“一生唯求民主雨，
热血满腔洒山川”。林海满的挽联是“戚戚苦苦恋情，滴滴点点忠心”。孙国栋教
授的挽联是“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终身不渝；树教育基金之规模，虽死犹生”。《
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的挽联是“事业已归前辈录，犹忆风度磊落；典型留与後人
看，只余月影横斜”。石汉椿的挽联是“身在异乡，一片丹心建民主；心怀故国，
两条赤臂树人权”。林牧晨的挽联是“平生爱自由上鸣放台下劳改营忍辱负重；一
世争民主建基金会树女神像鞠躬尽瘁心怀祖国山川”。墙上还十分醒目的挂着中国
大陆的丁子霖教授所一幅挽词“无限哀思”。《北京之春》送上挽联“痛失良师”
。此外，民联阵自民党、《中国之春》等个人及组织也送了挽联。
两大功绩：创办基金会与树立民主女神像
黄雨川，字鸿辉，原籍广东台山潮境，生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今年三
月六日下午他在NOVATA市参加有他投资股份的DAYS INN旅馆董事会议後，瘁然昏倒
中风，急送医院进行手术抢救，但终因开刀後脑部仍溢血不止，无法再进行第二次
手术，昏迷三天中没有说一个字，也没有再睁开眼看一看这个世界，於三月九日下
午五时七分在旧金山马连县医院不幸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黄雨川在家排行第三，自幼丧父，由母亲陈锦棠含辛茹苦抚育成才。他在广
州市立第一中学肄业，期间发生日本侵华战争，他曾参与救亡运动与军事训练。後
考进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後曾在农林部工作一短时间。期间应聘赴加
拿大教学，并在加拿大结婚；後赴美国入纽约大学经济系研究院。五十年代初期，
黄雨川响应北京当局的号召经香港回中国大陆参加建设工作，在北京《人民画报》
社工作。其间，得子名京，又得女名雀，以表达在北京献身国家，心情雀跃之意。
不料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劳改。
直到六十年代中期，黄雨川再回到香港，工作於友联出版社资料室。七十年
代初期移民美国，早期从事地产经纪，後发展出租公寓、旅社及餐馆等业务。八十
年代“中国之春”海外民主运动兴起时，他是最早起来支持民运的在美华裔人士之
一。一九八五年，黄雨川先生与友人一起创办“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次年开始
举办“中国杰出民主人士”评选。如今这一活动已经坚持到第十二届了。
三月十三日中午黄雨川先生的葬礼在旧金山湾区的彼特芒公墓举行，黄雨川
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近百人出席了葬礼。参加葬礼的前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贾育
台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说，“黄雨川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倡导在中国城
树立民主女神像，八九年以後很多人在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或者建女神像，或
是推动立一个法案……但大家都只是在谈，黄雨川先生却踏踏实实去做，而且做成
功了。这是六四以後，在海外建立的唯一一个永久性的民主女神塑像。”此外，黄
雨川创办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是目前海外华人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他的同事
郭平先生表示，每当人们走过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看到民主女神像的时候，就
像看到黄雨川先生一样。
黄雨川先生追悼会三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一时三十分在一周前举行黄先生葬礼
的同一大厅举行，近百位黄雨川的亲朋好友与民运同志到会，表达对他的无尽哀思
。参加追悼会的人士一致推崇黄雨川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和真诚待人的行事作风，
并表示将继承其遗志，团结努力，把民主教育继续向前推动。
南希·佩洛西悼词正式列入美国国会记录
追悼会由贾育台主持，选自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
），长期以来积极关注中国人权民主运动，她与黄雨川有多次合作共事机会，在追
悼会上她委托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办的杰出民主人士选举评选委员之一、旧金山
民主女神像的作者、著名雕塑家托马斯.马修（ Thomas Marsh）宣读了一份悼念黄
雨川的声明。这篇文字并正式列入美国国会三月二十四日记录。
南希.佩洛西的悼念声明说：“议长先生，我仅在此悼念一位伟大的美国人
的去世，他为了民主理念奉献一生，这些理念正是我国的建国基础。黄雨川於三月
九日因中风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十三年前，黄先生在旧金山创建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北京天
安门广场上的民主示威遭遇大屠杀後，他在旧金山湾区因此举行的一系列示威及其
他活动中担任组织工作。在他的推动下，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竖起了民主女神
像，这是当年北京学生创造的塑像的仿造。同时他对许多在该场悲剧发生後到美国
寻求政治庇护的流亡学生提供帮助。 黄先生於一九一九年出生於中国，於一
九四零年代来美，在纽约大学读书。然而，他的心从未远离他的出生地，受到美国
自由社会的启发，他回去中国，在一家报社担任编辑。回国的选择并不容易，中国
共产党统治着国家，他追求自由开放社会的理想与当权者相违背。一九五七年，因
他宣传民主及人权的行为，共产党当局将他拘捕，并判他在一个教育劳改营服刑三
年。
从劳改营释放後，黄雨川回到美国。尽管遭遇艰辛，他追求人性自由的信念
从未动摇，并继续关注着中国的民主人权状况。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创办正秉承
了这些理念，迄今该会已经向超过四十名为自由人权奋斗的个人及团体颁奖。
我曾有机会与黄雨川共事，他追求民主的勇气、奉献精神，和温和的态度使
我深受感动。我带着极大的遗憾及尊敬之情，向他的妻子、儿女及孙儿女表达至深
的哀悼。”
何慧期盼苦恋的人能真心地得到祖国拥抱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现任会长何慧在题为“祖国呵，让苦恋你的人能真心地
得到拥抱！”的悼文中，回顾了与黄雨川相识的十五年，提到他们彼此深切交谈的
近大半年来，他们正在合作编写黄雨川的自传，并已将其定名为《苦苦恋》。自传
计划着重记录黄雨川的人生三大阶段，一是家庭童年、求学时期、大动荡的中国，
是黄雨川三十岁前的经历；二是黄雨川对祖国的第一次苦恋，即一九四九至六五年
期间他於美国学成回国，在五十年代末被打成“右派”、赴北大荒九死一生的经历
；三是黄雨川对祖国的第二次苦恋，即从一九八三年至今，在海外担任民运种种角
色以及创立和推动民主教育基金会发展的得失经验。此书原计划一年半完成，但“
上月（二月）才刚刚完成他的囗述回忆的第一部分，他就这样地走了”，对此何慧
“倍感痛心和自责”。
何慧回忆了黄雨川三月六日病发前与他在电话交谈中提及民主的定义：“…
…其实，达到完善社会的愿望，并不是出於人类的邪恶，恰恰相反，是那些怀有良
好意愿的理想主义者，自以为是天堂的引路人，在其最真诚的道德信条支配下，却
犯下了最可悲的罪行。……这也是人类史，就象二十世纪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
东及波尔布特，他们都认为是光明和文明的化身，却都犯下了神人共愤的罪行……
民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和自我教育，不要重复历史的悲剧……
和平和理性、愿望和效果的一致，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
何慧告慰黄雨川：他们会将黄雨川的最後遗言铭刻在他的墓碑上，“当您安
祥地躺在山景墓园中时，遥远相对的太平洋彼岸上，正在苦尽甘来，我们坚信：民
主的理想的春天很快就要来临了。”
民联阵自民党监事长汪岷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作品表达对黄雨川先生的悼
念：“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寄无忘告乃翁。”
曾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的杜维新和旧金山湾区电视节目主持人张思平在会上
合唱一首英文歌曲《无论花飘落何方》，凭歌寄意，怀念黄雨川。
多位与黄雨川在推动民运工作中相识共事十馀年以至数十年的同道友好们或
亲身、或撰文、或录音致辞，对黄雨川献身中国民主教育事业的精神致以最高敬意
。他们之中包括：国际科技大学校长陈树柏、民联阵自民党理事郭平、矽谷中国民
主促进会会长易志熹、旅居旧金山湾区的退休历史教授孙国楝、李柱铭、司徒华、
吴弘达、原华人权益促进会行政主任谢国器等等。追悼会上还播放了丁子霖悼念黄
雨川的电话录音。另外，美国东岸地区多位民运人士王军涛、刘刚、王希哲、傅申
奇等曾致电表达对黄雨川的哀悼。
黄雨川的前妻蒋亨兰、遗孀胡燕平及儿子黄京等向参加追悼会的众人表示感
谢，会後众人并往早前已下葬的黄雨川墓地拜祭。
因黄雨川治丧委员会敬谢花圈代收捐款，据悉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迄今收到
的部分捐款已达六千馀元。
杰出民主人士获奖者和民运人士缅怀黄雨川
连日来，笔者采访了目前旅居在美国的六位杰出民主人士获奖者，缅怀了黄
雨川先生作为一位海外华侨对中国今天的民主进程所做的贡献，并对黄雨川猝然去
世表示深切的悼念。
中国著名作家、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刘宾雁，是八六年第一届杰出民主人士奖
的获奖者，他在电话中告诉笔者：一九八五年是国内政治气氛最坏的一年，这一年
胡耀邦被迫节节後退，中纪委派人到《人民日报》审查他；八三年反清除精神污染
已经把王若水的副总编辑拿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杰出民主人士奖）尤其把我们
和魏京生放在一起，我们俩当时不敢接受这个奖金。说起来很惭愧，也是有违黄先
生的厚意。
以後一九八九年王若水先生出来，八九年五月在旧金山开了一个纪念五四七
十周年国际讨论会，会开完了我和王若水一起到黄雨川先生家去，在他家里过了一
夜，作了一次长谈。对他的身世也有了一些了解。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跟他有
相似遭遇的人是很多的，他初到美国也是很困难的，是白手起家，当他经济上稍微
站住脚了以後，就开始关注中国的民主运动，在海外他是第一个由海外华人发起的
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基金会，每年进行一次评选，开始不是很受重视，现在这个奖
影响越来越大，虽然钱数很少，我觉得他是一个创举，很不容易，这是需要一定的
见识、一定的热情和激情。
著名作家王若望向笔者谈到：“我和羊子能进入美国，完全是黄先生热情协
助之功，当我俩乘飞机抵达旧金山，他边驾车迎接，并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之久。後
来我知道他是非常好客的，很多国内出来的民运人士都在他家住过。”“我和黄先
生同样遭受过中共的政治迫害，都戴过“右派分子”的帽子，称得是同乞相求，同
难相济。”
王若望说，黄雨川一九八五年创办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是他的杰出贡献，黄
雨川另一个卓越的成就是由於他的不解努力，在旧金山的花园角广场树立了纪念八
九民运的民主女神铜像。黄雨川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留下表达民主理念的“基
金会”和“民主女神像”是万古常青、永垂不朽的。
美国艾利桑娜大学教授方励之听到黄雨川去世的消息也是十分惊讶，他对笔
者说到黄雨川：“他当然是一个好人。他是很早在海外直接来做些事情来鼓励和鼓
舞大陆内部的一些民主运动。他设立的民主教育基金会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给大
陆、香港、台湾的一些民主活动人士颁奖，我想他给台湾和香港可能还比较简单，
但那时候给大陆还是要比较大的勇气的，大陆虽然表面上开放，实际上并不那么开
放，而且大陆更需要外界这种支持的，特别是黄雨川代表海外相当多华人的这种支
持。所以黄雨川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之一，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请代向他的家属表
示慰问。”
他还表示，基金会已经运作了十多年，有相当的成绩，黄先生去虽然突然去
世，来不及留下他的遗愿，但他一定会希望这个基金会坚持下去，我也希望这个基
金会的确应该坚持它原来的方向、坚持它原来的原则做下去。这在中国民主运动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杰出民主人士奖现在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对笔者说：黄雨川创办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而且每年颁
奖，是我们所知道的华人社会中年代最久远、影响最大、最好的奖，大概就是民主
教育基金会所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这个奖从颁发以来已经有十几期了，在这中
间有很多都是很有名的、很杰出的人士，第一届就颁发给了魏京生、王若水、刘宾
雁，这三个人都是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中作出杰出贡献的。这个颁奖也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到後来，我离开中国时在九二年也得到了这个杰出民主人士奖，九六年
我们的组织中国人权也得到了杰出民主人士奖，今年不久之前黄雨川先生还跟我通
电话，告诉我我弟弟（刘念春）和达赖喇嘛、台湾的胡佛一起得到了九七年度的杰
出民主人士奖，所以杰出民主人士奖可以说是和我本人、亲属、组织，还有我一些
非常要好的朋友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刘青评价，黄雨川先生开创了这一个推动并且教育鼓励中国人权和民主发展
的事业，这一个事业虽然经费不多，但是办得有声有色有很大的影响，有好名声，
而且十几年下来了，这一贡献不会跟随他的去世而消失，还会由基金会持续不断努
力下去，鼓励和帮助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变化发展。”
继承黄先生未竟事业，把民主运动继续推展下去
目前旅居波士顿的王希哲对笔者说：“得知黄先生去世的消息以後，我就打
电话给汪泯代我送一个花圈、送一幅挽联，表示沉痛的哀悼。我在广州的时候就听
到黄雨川先生的名字，并很荣幸的得到了黄雨川先生为会长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授予的奖励，当时我感到很高兴，这是我从一九六八年正式从事民主运动以来，第
一次得到国际上的这样一个奖励，这也是对我的鞭策与支持。我把当时获得的奖金
基本上又再次投进广州的民主运动中去了，买了一些器材，也支助了一些当时为六
四遭难的工人（原来是工人纠察队的成员），所以我认为广州的民主运动与黄雨川
先生也是分不开的。流亡海外到旧金山以後，我亲眼见到了黄雨川先生，才知道他
那么大的年纪，而且後来也知道他在中国大陆受了苦难，曾经被打成右派，……黄
雨川先生还一直奋斗不息，他是我一个非常尊重的长者，现在他突然去世，我感到
惊讶。因为前不久我还给他通过电话，我与王军涛联名向他推荐南京的徐水良先生
作为本一届杰出民主人士的得奖候选人，黄雨川先生非常仔细听了我的介绍、非常
仔细审阅了我和王军涛先生的报告，虽然本届徐水良先生没有得奖，但是黄雨川先
生这样一种认真工作的态度，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黄先生逝世我除了
向他的家属表示哀悼之外，同时也希望黄雨川在天之灵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继承黄先
生未竟的事业，把民主运动继续推展下去，最终在中国大陆获得民主运动的最後成
功，以告慰黄老先生。”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会长刘凯申的了解当中，黄雨川是很热心的一个人
，从八九民运开始与他相识，有过很多合作共事的机会，黄雨川先生对中国民主事
业的关心执着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尤其以他这么大的年龄积极参与那么多的活动，
自己开车、到飞机场接送人…….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他现在离开我们，现在大家
心里都很难过，也很怀念他！他是一个非常热心而没有别的企图的一个人。
《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吴仁华感到，“这可能是我八九年流亡到海外最痛
苦的打击，听到黄雨川逝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震惊，也非常的伤心，因为最近一
段时间来，黄先生非常关心《新闻自由导报》报社的事情，几乎是三天两头的都要
打电话来，我对他那种对中国民运的关心、那种热情实在非常的感动，他这么大的
岁数，他这个人真是非常得好，对中国民运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十几年如一日…
…在海外这么多年，我真是第一次这么难受。”
徐邦泰告诉笔者：“我是一九八六年就认识黄雨川先生，那时候他刚刚创立
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一次颁奖，自那以後他们每年的颁奖活动我都参加的，所
以跟他也是老朋友了。前两个星期，他和他太太还开着车到艾尔索瑞托为他的朋友
找房子，我就带着他在附近转了一圈。从跟他的交谈中得知，他为了推动中国民主
教育基金会的工作，自己的经纪状况并不好，直到去世前还住在一个旅馆里，仅管
这个旅馆有他的股份，但他也是一边工作一边住在旅馆里。黄雨川先生的一生做到
了鞠躬尽瘁、死而後已。就象他自己讲的，他的一生是“苦苦恋”，第一次“苦恋
”是一九五0年，他回国担任画报的编辑，後来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北大荒；第二次是
在八五年创立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其实在此之前，《中国之春》在海外创刊以後
他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无论是民联还是民阵早期的成立过程中，都有他的努力和贡
献。
“一般从外表看，黄雨川先生只有六十多岁，其实他已经七十多岁，他从（
住处）诺瓦托开车到旧金山开很久，他眼睛不好，动过白内瘴手术，他告诉我每次
来参加活动开车在中途都要停一停，因为体力衰弱当他感觉不适的时候就把车开到
路边停一段时间，然後再继续赶路。他就是以这种精神参加各种湾区的社会活动的
。前不久魏京生访问湾区，因为时间非常仓促，七十九岁高龄的黄雨川急人所难，
事无巨细的亲自联络安排，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雨川先生走了，他享年七十九岁，从人的一生来讲也不算短，他的家人
对他很理解，为他选了一块很好的墓地，是一块可以西望神州地方，在山坡上居高
临下可以望到整个旧金山、金门桥的远景，相信黄雨川先生在天之灵和他生前一样
牵挂着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我们除了对他表示悼念之外，他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
未竟事业，仍需要我们後继者继续努力。”
关切中国走向民主黄雨川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前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建筑师杜维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因为八九
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後认识黄雨川先生，觉得黄雨川办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意义
非常深远，一方面是以教育的方法为出发点，另一方面它每年举行颁奖典礼，对於
杰出民主人士不但是中国大陆的，也包括香港台湾的，在一九九二年我接黄雨川担
任了一届会长，扩大到海外对於中国走向民主法制有贡献的人士都有名额，今年已
经是第十二届了，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开始的时候据郭平这些朋友讲，相当的困难
，到这几年同样的有难度存在，但是黄雨川先生一点都没有气馁过，而且都是全力
以赴，把这个事情当作他最重要的一件工作。
对他本人，我的感觉就是他对自己同胞的爱给我内心很多很多的感受，他真
正关切的是大陆同胞和海外各地的华人。九二年他当会长的时候有一个眼角膜脱离
症住院开刀无法参加，这也是他生前唯一一次无法参加颁奖典礼，但是在之前之後
他和我通了许多电话，把他组织颁奖典礼的经验、应该注意的事项都告诉我。所以
，这对他来讲的确是他一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然我们知道杰出民主人士颁奖是海外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来评审的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只是一个工作的团体，我们寄送资料收集选票并整理出
当选的前几名最高票，每年的工作都是如此。得奖者是由评审委员会决定，但是具
体的事物性工作都是由黄雨川先生承担的，因为我们都是上班的人。对於我来讲一
个人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对於中国走向民主所做的关切，黄雨川应该是一
个代表性的人物，是很了不起，失掉这样一个朋友我感到很难过。
前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贾育台先生表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从八六年
开始颁奖颁了十二届，这中间经历的很多辛酸和艰苦都不足为外人道，象基金会一
年差不多需要一万两千块钱，颁三到四个奖就是六千到八千块钱，剩下的三、四千
块钱，我们要跟世界各国的人联络，我们有些评选委员在澳洲、过去还有在日本（
这位现在已经辞职了）、现在还有在香港、台湾、德国都有我们的评选委员，在这
方面的联络，长途电话当然是一种开支，但更重要的是你要算好时间跟人家打电话
，举例我们在西部要与东部的余英时教授联络，中间有三个小时的时差，在澳洲差
十八个小时，与香港、台湾也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差，黄先生可以放下其它事情全神
贯注的做这件事。
在筹款方面黄雨川先生基本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都是过去的朋友一
起筹，九二年以後我参与了，在筹款方面每年都是筹到够为止。全世界各地有我们
的评选委员，他朋友也遍及世界各地，象在英国、德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象王策
是在西班牙，在美国当然不用讲就更多了，象香港的主要杂志《九十年代》、《开
放》、《争鸣》，在台湾有《新新闻》杂志，我们的评选委员有柴松林、杨国枢教
授（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象名作家柏杨等。
贾育台表示，黄雨川先生去世对基金会的影响当然很大，但是天下没有不能
克服的困难，我们的理事都能够在一起继续做下去，在去年以前我就在建议，对二
十个评选委员，过去大多是会长在负责联系，因为我做过三年的会长，知道在联系
方面要化很多的时间，我後来没有做是因为家里有很多事情照顾不过来，在九六年
的时候退下来，黄先生又接起来了。我现在跟理事们谈，我们每一个理事要负责几
位评选委员联络，这样可以由大家来分担，目前的理事没有一个人能够像黄先生化
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计划。所以在过去一年多我们已经
开始有这个准备。他的过世对我们是震惊和悲伤，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对基
金会的一个考验，我相信我们能经得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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