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运动向何处去
——由争取赵紫阳获诺贝尔和平奖所产生的分歧而想起
前不久，我们一些朋友向各界人士发出争取赵紫阳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呼吁，
很快就得到各种不同的反响。有表示赞同的，也有表示反对的。反对的理由可归纳
为两大内容。一是认为提名赵紫阳会不利於提名魏京生，甚至断言这是冲著魏京生
而来，用心可诛。二是认为赵紫阳根本不够资格去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赵紫
阳当年是考虑到共产党的利益而不是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反对镇压学生。他明知血洗
京城而不肯掉转枪头。”甚至进而认为作为民运参加者去争取提名赵紫阳是丧失立
场，是典型的改良派思潮的产物，对中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意欲把民主运动变
成中共内部某一派别的附庸。
对於第一类反对意见涉及到民运内部的团结，因此应予澄清、说明，用以
消除误会，防止不必要的内部摩擦，以期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一
据了解，每年度提名角逐诺贝尔奖的截止日期是该年的二月底。如果此讯息
无误的话，那么我们提出赵紫阳便是纳入九九年度。而早已被提名的魏京生系纳入
九八年度，因此并不冲突。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同一年度中，两人都获提名，也不算“冲突”。
我们这班朋友，以前为提名魏京生寄出过自己的推荐信。今天我们同样认为
魏京生仍有资格去角逐诺奖。如果魏京生、赵紫阳两位都获奖，我们会非常高兴。
提名赵紫阳与提名魏京生各有其理由，各有其不同侧重的现实政治意义。两
个提名见仁见智，应该是并行不悖的。至於认为，从前由於民运内斗而致使某些基
金会停止了对民运的资助，现在提了魏京生又提赵紫阳会使外界认为中国人又有内
部争端从而将魏与赵都不列入考虑之中。这个担心其实多余，提名魏与提名赵，与
民运内斗根本搭不上弦。提名赵，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和对中国民主进程有积极作用
，就是一件极具正面意义的事情，若硬要把它看成一种什么内斗的产物，那是十分
荒谬的。因此，只要把道理讲清楚，相信“外界”也不会是那等颟顸不明事理。
二
对於争取赵紫阳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二方面的批评，尤应深入进行探讨。这
些探讨的目的，已不仅在於推敲那些批评是否恰当，更重要的是□清怎样评估当今
的中国民主运动。即如何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力在哪里？如欲较正确地回答
这些问题，首先又必须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状，即中国国情有一个较准确的分析。
（一）中国的“国情”
本世纪之初，当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理论流传到中国时，原有社会秩
序的卫道士们极言这些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於是他们遭到那些新兴思想传播者
尖锐的抨击和辛辣的嘲笑。而且，经过一番搏斗，这些“新兴思想”在中国大陆获
得了至尊无上的地位。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红极一时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已在中国式微，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西方民主、人权理念又开始在中国大陆
流传。这次轮到那些已仙逝长眠或年届耄耋的“新兴思想者”们的後裔及其附合者
出来□呼喝叱：这些西方的理念不适合中国国情。又是一个“国情论”，似曾相似
，却又并非故人。这究竟是历史的怪圈，还是冥冥之中的宿命？
即使费劲拨开当今那“国情论”的喧嚣，人们也实在难以领略那“国情论”
的真质。因当今的“国情”宏论，其实都是在反复录放著第一盘卡式磁带中的简单
语言。他们并没有具体剖析中国社会，并没有讲出令人信服的中国不能开放党禁、
报禁，不能让民众真正享有言论、结社、直接选举等政治权利的理由。翻来复去的
只是一条简单的逻辑，中国人民要求改善生活，这就需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有稳定
的社会秩序，而只有共产党才能保持稳定云云。
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以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为终生憧憬。为了把这
憧憬变成现实，我们倒真的应该剖析中国社会，认清中国国情，正确地制定相应的
方针策略。
当前，中国的国情比较不利於民间民主力量的发展。
七八年秋冬，是中国民主思想真正萌动的时期。凡是派倒台，务实派主政，
使人们以为坚冰消融，政治的春天已经来临。那时不但知识界人士思想活跃，就连
一般的城镇劳力者也对社会对政治有著相当的关注和期待。尽管八一年初邓小平全
面压制了平民青年的民刊民主墙运动，但知识界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尽管邓小平
已充分暴露其假改革真顽固的面目，但中共高层仍有其他改革派人士在工作。以至
“清污”和“反自由化”虎头蛇尾，并终於在八九年发生了民主能量的总引爆。
邓小平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自知恶迹将溢於史册。为了抵消这一罪责，便
竭力掀起经济狂潮。他的如意算盘是，在经济上尽量放松。让外资更大量地进入中
国；让干部拥有更多的经济特权；让私有经济更广泛存在；让人们有更多的赚钱机
会，去实现其物质欲望。於是乎，在这全国上上下下一片如痴如狂的金钱物质的追
求中，人们将淡忘或罔顾他手上的血迹。
应该说，邓小平的如意算盘已基本实现。尽管邓小平掀起的经济狂潮冲垮了
毛泽东等人苦心经营数十年所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大厦，但当今的中共政权已不需
要马列主义来维持。如果说，从前毛共政权是靠政治高压，思想钳制、愚民政策和
残酷的杀戮来巩固，那么当今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则是靠道德良知的普遍丧失、政治
冷漠感的高度泛滥和社会正气被弃之如敝屣来维持其政治特权。一些人不再信仰马
列主义，但也对民主人权兴趣索然。一些人会对贪污腐化骂口不绝，但若碰到他们
自己有机会时，也不妨碍他们会去尝试一番。试问，要在中国推进民主进程，应到
哪里去寻找推进力量？
有人说，私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私有企业主）的壮大，必然导致民主
政治。这个讲法，是把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故迹机械地往当今中国身上硬套。
当今中国的私有企业主中，那些能够财源广进，腰缠万贯的，其中有多少是
纯粹靠专长卓越、勤奋劳作？耳闻目睹的倒大多是官商勾结、盘剥劳工、聚下不义
之财。不要说一些本来就是狡诈诡谲之徒，就算有些曾是热血青年，参加过七九民
运的，後来靠其聪明敏锐、长袖善舞，经商发财，也就食髓知味、乐不思蜀，把当
年对民主的追求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容易得来的钱财与不受约束的权力一样，都对
人有极大的腐蚀力。
当今在邓式经改中催生出来的私有企业主阶级是一个历史的怪胎，跟欧洲历
史上曾经有过的生气勃勃，反对封建特权的资产阶级风马牛不相及。也许其中少数
人对民主政治有所向往，但就整体而言，对这个吸著中共官僚特权的奶水长大，与
之有许多利益相通的阶级，颇难期望它为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效命出力。
据悉，有一次，广州一群私人企业主举行餐会，在“卡拉OK”时大唱“社会
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依附中共权贵，得以发财後的骄奢与
寡廉鲜耻溢尽无遗。
有人说，知识分子仍然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先锋力量。
确实，八十年代中後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呼吁中国民主的努力值得赞
赏。但八九以後，中国的知识界却一蹶不振。为了逃避迫害，许多精英流亡海外。
而留在国内的人们则充满了悲观、颓唐、犬儒病漫延乃至屈膝叛卖。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是“臭老九”。中共深知拉拢最具社会能量的知
识分子是维持其政权的重要手段，於是官知“联姻”成为当代时尚，一些知识分子
被招揽“入阁”，分享权势荣耀，甚至自甘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更多的知识分子
则被默许利用自己的技艺、专长谋取非份的利益。中共官僚明火执杖地在贪污受贿
，知识分子则在各种外衣的掩护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去广开财源。学校巧立名
目地向学生家长征收名目繁多的费用；记者大搞有偿报道，工程技术人员从所主持
的项目中收取额外报酬；医院任意调高各项医疗、护理、药品的费用和价格。有些
医生竟利用病人可怜的求生欲望来对他们肆意盘剥。单纯的文化人生财技能确是相
对短缺，但也不妨杜撰一些媚官作品来赚取稿酬，或以其纯文学为标榜，貌似清高
，实则逃避现实。当然，良知犹存，正气在胸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相当数量，许良英
先生等人不就是典型代表吗？但就整个知识分子阶层而言，是否堪任建造中国民主
政治大厦的重担，实难定论。
在十多年来的邓式改革中，最受打击伤害的要数城市劳工阶层了。於是有人
认为，劳工大众最有推翻中共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
情况果真如此吗？
不错，至今中国有失业、待业、下岗工人数以千万计，数量相当一个中等国
家的全部人口。但在中国劳工阶层中仍是少数，而且分散。失业下岗的遭遇是否就
一定会激起他们有团结一致去争取社会公正，推翻中共专制统治的强烈要求，尚有
待实证。求生的本能，解决问题最直接办法还是各自自谋生路。中国人有忍的民族
传统。失业下岗，仍可领到点救济金之类，未至断炊，何须要去与政府硬碰？近年
各地虽频频发生失业下岗工人基於经济要求的游行或静坐，但政府都不难予以消弭
。
无论是由於先知先觉，还是为下岗所迫，有的人自谋生路後倒也另有一番天
地，乐得其所。如果共产党的官儿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那各行各业的人
们又何不可上行下效，利用自己职业的便利来开辟另类财路？於是乎出租汽车司机
使出种种手段敲诈乘客；商贩可以短今缺两，以次充好来欺骗顾客；电工可用其“
电老虎”钳来盘剥用户……在这类游戏中玩得应心得手的人们，你若对他们说：“
我们去终结中共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治，以争取最有利於劳工阶层的社会公正
吧！”他们可能会用眼白看你，因为他们认为那太不著边际了，还不如把精力用於
眼下赚钱更实际一些。
近年有些消息传出，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农民因不堪苛捐杂税和征地等问题而
爆发激烈的抗争事件。农民们甚至敢於冲击县级领导机关，占据机关大楼，与军警
搏斗，推翻烧毁消防车、警车等。这说明了，中国最底层民众──农民的觉醒，不
再一味做绵羊顺民。六十年代那种整村、整乡的农民饿死，也不去造反抢粮仓的情
况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是，这些抗争从整个农村来看仍然是少数和分散，而且我们
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人数既有限，又分布在城市，我们实在难以把这些抗争串联、组
织起来，并提升到建立民主制度的政治高度。
实事求是地说，当今中共政权不但得到那些在邓式改革中捞取了巨大利益的
中共官僚和某些私人企业主的铁心护卫，也得到一些在官知“联姻”中分到一杯羹
的知识分子的竭力辩解，而且还得到一些底层民众的拥护。例如，有的大中城市近
郊的农民，由於市区扩展，他们所居村庄的土地上大兴土木，盖商品楼房，尺土寸
金，因出租或出售这些土地经济上大有斩获，生活大为改善，他们如何不感谢邓小
平的改革开放？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有勤劳俭朴，也有自私、怯懦。经过毛共几十年的政治
高压，那怯懦得到高度积累。後经过邓的“淳淳善诱”那自私也更加“发扬光大”
。毛与邓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作了两次巨大的毒害。中共整天叫嚷要“建设精神文
明”，但实际上正是它们在全方面地毒害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以致今天面对这被
毒化了的“国情”，实在不知怎样才能在中国民间寻觅到推进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
。
（二）武装革命，改良与改革
尽管在中国民间难以找到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强大动力，但当今在中国国
内和海外，在中国人的各个社会阶层，都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实现中国民主政
治而探索不已，奋斗不息。然而，由於各人的社会背景、人生经历，性格气质，知
识领域等不尽相同，故各人对如何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看法，各人的具体行动也不
尽相同。而每个人又常常会认为自己所持观点，所进行的行动是正确的，与此相左
的则是欠缺的、错误的。这就是导致民运参加者之间发生摩擦、冲突的原因之一。
而这种摩擦、冲突只要不与门户之见、人事纠纷、资源争夺、名气较量纠合在一起
，就完全是正常的，可以通过研讨，辩论来加以解决，就算意见做法不能统一，也
可在各自认为正确的做法上为砌造中国的民主大厦添砖加瓦。
海外民运界的一些朋友出於对中共政权数十年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至今仍然
拒绝政治改革的切齿痛恨，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它。有的朋友甚至主张用武装
斗争去打倒它。如果这个革命的涵义如某位朋友所言“可能采用激烈的武装起义的
方式……也可能采用相对和平的形式来完成。”那还是言之成理，否则就只是豪言
壮语而已了。
从道理上，那种强调绝对的和平非暴力是错误的，因为它捆绑了民主力量的
手脚。无视世事的多样性和各种偶然因素存在的可能性。但从中国现实上去考量，
又应该承认，单纯靠民众武装起义去打倒中共政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最近中国大陆在上映电视连续剧《水浒》，其主题歌歌词中有两句是“路见
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共里有人担心这会被沸腾的民怨所用。但另有
人出来为之解忧化虑说：“梁山泊水已尽，景阳岗上树已砍光，要落草，上哪儿去
？”说得对！一党专政的中共政权不是不应该被推翻，而是单靠“绿林好汉”能推
翻它吗？
早在上一世纪末，恩格斯就论证了工人阶级已不可能再用武装起义，街垒战
斗的方式去夺取政权。因为此时政府军用的已不是1848和1871用的前膛装弹的滑膛
枪，而是後膛装弹的来福枪。而且铁路火车的出现，使政府调集军队的速度大为加
快。鉴此，恩格斯主张走竞选和议会道路。以毛泽东集团的观点作参照物，恩格斯
其实就是修正主义的头目。一个世纪过去了，任何一个国家机器的统治军力都得到
无比的强化，而且汽车、飞机高速运送兵力，再加上伞兵的使用，使再大的国土都
变成弹丸之地。中共红军的割据是利用了蒋介石与地方军阀混战所形成的空隙，当
蒋介石腾出手来专门对付红军时，几十万的庞大红军就落荒而逃了。若不是日军侵
华，使中共走出绝境，中国的现代史可能会重写。别忘了，当年国民党军追剿红军
时用的还只是两条腿。而现在的中共军用的则是现代化的运兵器具。
当然，在当代以武装革命推翻中共政权的可能契机也曾有过一次，那就是在
七六年毛仙逝後“山雨欲来”的日子里，但由於汪东兴等人在关键时刻的叛卖，使
江张集团及其势力瞬间倾覆。否则，若老官僚集团与江张的集团激烈火并，中共官
僚阶级自相攻杀，对民众的统治力大大削弱，民众乘机而起，甚至在一片动荡中设
法变中共军阀军队为革命军队，那中国将会出现一番新的乾坤。七十年代早、中期
许多人包括笔者在内，都预计著、期盼著并磨拳擦掌地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然而，
少数几个人的密谋改变了千万人对历史的预期。中国失去了唯一的一次用武装革命
来推翻中共专政的机会。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今中共内部并没有势不两立的派系倾轧，此时若再谈用
民众武装来推翻中共政权，那是浪费精力，或落入某些人预设的陷井。
武装革命既不可能，剩下的道路就只有改革和改良了。
改革与改良的区别在於前者可能会对现存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造成根本性的
改变，而後者只是在保持原有政治架构的前提下作某一程度的、局部性的修改。因
此，如果把“革命”赋予更广泛的涵义，改革也是革命，是非武装的革命。
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我们希望的，并努力去实现的，是改革还是改
良？当然是改革。但应该明燎的是，我们的希望和努力只是一种因素。中国社会究
竟会发生改革或改良，还取决於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故此，我们对改良应持一种
批判性的赞成态度。批判它没有触动中共一党专政的根本。赞成它毕竟会对人民带
来一些利益，赞成它有积量变到质变的累积效应。同时，还应了解，改良又分两种
，一种是意在力保原有政治制度的改良，另一种则没有明确的这种意图，有时很可
能是改革派人物在条件尚不允许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有限行动，或权宜之计。所谓的
邓式改革其实就是头一种改良。而今，朱熔基等所从事的算不算是後一种改良呢？
我们且拭目以待。对两种不同的改良，应有所区别。更有些时候，改革与改良并没
有很清晰的界线，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故尤需慎重对待。何况，改良往往可以为改
革创造条件或成为改革乃至革命的前奏曲，革命派人士应策略地有效地加以利用。
如十八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就是发端於波旁王朝政府财政总监内克的改良行动。
社会改革与改良在具体运作方式上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往往都是由现有
政府下达各种布新除旧的政令来改变原有的社会现状。所不同的是改良往往只是社
会上层的内部动作，缺乏下层民众的参与。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
，当然都是社会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带有改良色彩。
改良往往是统治集团的自救，即所谓“变法图存”，是统治集团自主意识下
的行动，大多并没有迫於民众的直接压力。改良过程中即使产生斗争往往也只在统
治集团内部进行。改革则大相径庭，它往往有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给予
统治集团以相当程度的压力。正因为这样，改革要比改良来得深刻。八十年代末台
湾社会发生的变化就是一场社会改革。与其说蒋经国主导了这场改革，倒不如说在
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主动进行。（当然，笔者
不赞同民进党在施压中使用省籍情绪、台独观念。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可
资利用的省籍情结，台湾的民主化恐怕也没那么快实现。）
改革往往要触发统治集团内部剧烈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往往不是权力
、官位之争，而是理念之争。反改革的一方与旧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同仇敌忾，而
改革者也必须在困极思变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中寻求支持。如果当今中国民主运动的
参加者体认到中国的现实规范了改革是最合适的途径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
我们应如何去工作。
海外民主运动有多种内容，健全扩充组织，集聚力量是为将至的变革准备干
部。办好民运杂志，举办各种理论研讨会，是为变革准备思想武器。在“六四”纪
念会和江泽民访美等一些场合勇敢地走向街头，向中共寡头怒吼示威，是显示我们
的力量，鼓舞我们的士气，并操练今後在国内发动民众进行街头抗争的能力。一些
民运战士闯关回国，可向中共显示我们的勇气和决心，给国内民运战士（他们才真
正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以支持和鼓舞。有国际知名度的民运人士向世界各国政要游
说，可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压力……这些活动虽都很有作用，但对中国的社会改
革却缺乏直接的冲击力。
怎样做才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只有激烈的街头斗争。千百万人一起走上街头
，发出震天动地的呼喊：“中共，你必须放弃一党专政！你必须实行政治改革，你
必须开放党禁、报禁……”多么激动人心，多么宏伟的场面。这也是笔者二十几年
来的憧憬和向往。可是当我们回到现实，回到笔者在前文所描述的中国“国情”之
中，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有能力掀起这样的轩然大波吗？起码我们现在有这
个能力吗？面对现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些力所能
及、有实效的工作。倪育贤先生说得对，我们不能等待，应主动出击。而问题在於
怎样出击？往哪儿出击？怎样寻找突破口？中共政权的薄弱环节在哪里？一句话，
当今中国民主运动往何处去？
（三）寻找突破口
八九民运是中国当代一次功败垂成的改革（非武装革命），真是极为可惜。
经过了从七九年到八九年的十年积累，民主力量终於聚集起千百万人一齐发出怒吼
。中共高层的改革派人士一直囿於邓小平，陈云，王震等一大班中共顽固派元老的
掣肘，不敢有鲜明的改革动作。而八九民运所掀起涛天巨浪，给了他们信心和力量
。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中共党内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在言行中实际上是向中
共太上皇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党和政府应与学生、民众对话，政治改革应予实施。
如由他来全权进行处置，他可设法使激动的学生、市民镇定下来，并且同时会设法
维护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的尊严。这很像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但政治上相当幼稚
的学生不谙政治斗争的弛张。他们一味向前冲，宣称不为中共党内派系斗争所左右
，使改革派人士失去了回旋的余地。顽固派不但不放权给赵紫阳们，而且决定以军
力镇压学生、市民。这时赵紫阳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附合邓小平等的决定，这样他
可继续位居总书记一职，要么坚持自己的理念，其结果有忤圣意，当然是会被罢黜
和肃整。赵紫阳毅然选择了後者。这表明了赵紫阳在最後时刻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事实已十分明燎，但有的朋友竟仍然认为赵紫阳只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失败者
，不值得赞扬。党内斗争？什么性质的斗争？是类似第一次卢山会议上彭德怀与毛
泽东的斗争，抑或类似第二次卢山会议上林彪与毛泽东的斗争，还是另一种全新内
容的斗争？不去分析这斗争的实质，仅以“党内斗争”就一言以蔽之地加以否定，
实在过於粗糙。
有的朋友又认为：“赵紫阳当年是考虑到共产党的利益而不是站在人道的立
场上反对镇压学生。他明知血洗京城而不肯调转枪头。”
邓小平主张镇压显然是考虑到共产党的利益。至今中共大员们都仍众口一词
地说，当年处置得当（即应该镇压）换来了这么多年的稳定与繁荣。（应解读为换
来了中共一党专政的维持和延续）既然如此，怎么赵紫阳反对镇压也是在考虑到共
产党的利益呢？这个逻辑实在费解，就好比是说，吃饭与不吃饭都是考虑到要使肚
子不饿。至於要赵紫阳调转枪口，那是完全脱离了时空去强人所难。这种指责就好
像当年中共左派文人要批判岳飞，罪名是岳飞镇压过方腊起义。赵紫阳是总书记，
手中并无兵权。怎么去“调转枪口”？赵是政治家，专注用政治的手法解决问题。
假设赵是名军事长官，有可能“调转枪口”的话，那整个故事就从头至尾都会有另
一番情节，然而对假设的情节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加以评判的。
不错，“邓小平和赵紫阳都是中共集团的代表人物。”但若进而认定“他们
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脱离不了以维持中共本身的统治为目的”就大谬不然了。因为邓
小平是中共集团中顽固派的代表人物，赵紫阳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有朋友说邓式
改革与赵式改革都是反民主的。其实无论是在九十年代还是在八十年代，中国都只
有邓式改革，赵式改革尚未问世。八十年代，赵能做的，都只是太上皇邓小平所圈
点的那点事情。他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尚未见天日。
邓所做的一切事情，从六四屠杀到南巡经改的确都是以维护中共一党专政为
目的。而赵紫阳则大相径庭。他曾力主实现“党政分开”、“推行基层民主”等政
治改革。这些改革一旦实行，中共的一党专政将受到相当的削弱，并可为进一步的
政治改革打下基础。正是由於这样，口头上讲改革的太上皇邓小平一直掣肘赵紫阳
，使这些改革始终不能实现。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甚至提出
了多党制的构想，可见赵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只不过他的处境和他的运气比戈
尔巴乔夫糟得多。因为他头上有个当代慈禧邓小平。一旦他想借八九民运的波涛而
有所作为时，太上皇就毫不犹豫地把他扫地出门。
我们有些朋友以赵紫阳是中共里的高官而认定应否定他，我则要提醒这些朋
友，别忘了戈尔巴乔夫曾是苏共总书记，叶尔钦是苏共莫斯科市第一书记。杜布切
克是捷共总书记。纳吉是匈共政府部长会议主席。
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突出的表现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党内改革派的明确行动往
往需要民间民主力量的凭藉和支持。故此，中国未来社会变革的表现形式很可能是
一个从下往上，又从上往下，上下结合的过程。如果只有上层的动作，那么很可能
只是改良，民间民主力量的任务在於创造出一种人民强烈要求政治改革的社会气氛
乃至压力。党内改革派则在这种气氛和压力下破土而出。
有朋友担心这样会使民间民主力量成了党内改革派的附庸。其实并不如此。
我们主张与中共对话，但我们绝不是跪著乞求对话，而是要以抗争和力量迫使中共
愿意与我们对话。这“愿意”之中既有中共顽固派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的无可奈
何，也有中共改革派希企以民众力量为凭藉的意向。民间民主力量有自己的组织，
自己的理念。党内改革派的理念与其所愿进行的改革深度与民间民主派很可能有相
当的差异。然而，一旦上下结合把改革的局面打开，党内改革派若想在达到某一程
度後进行煞车则必定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在社会变革中迅速壮大起来的民间民主力
量不会允许半途而废。在当代的国际环节与思想水平的条件下，民主改革一旦启动
，必然以建立多党制，民主选举，议会政治为目标，中共一党专制若还想保持某一
程度的地盘只会是白日作梦。事实上中共党内无论是邓小平们，还是赵紫阳们都洞
悉这一点。故此，邓小平们坚拒上下结合的民主改革，以杜绝一发而不可收的结果
。而赵紫阳在八九民主运动中不惜牺牲个人的政治生命站到人民一边，也证明他的
改革理念会是相当深刻的。因为他一定明白那巨大的社会波涛所要冲涤的绝不仅仅
是贪污与腐败。众多的官倒只是群众怒潮所要打击的第一批对象。（赵紫阳已明确
表示查官倒从他的两个儿子查起。）下一步要冲击的将是那一党专政的高墙。
尽管民间民主力量是一支独立的，并能促使展开後的改革不停地进行下去的
力量，然而，中共党内改革派人士在改革发动之初所起的开启作用却仍然是相当关
键的。故此，在当今我们民间民主力量还没有能力发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向中共
一党专政发起强攻时；在我们并不具备把大量的失业、下岗的工人、“盲流”、和
最敢於进行激烈反抗的农民们组织成一股有质量的政治力量的手段时；在一些英雄
式人物以各种形式向中共进行冲击，其献身精神固然十分值得敬佩，但实际作用并
不乐观时，采取迂回进攻，寻找中共政权的薄弱点，又最易从那里直取其要害的，
把新的一轮政治改革推动起来的突破口便成为我们最策略的选择。推荐赵紫阳获诺
贝尔和平奖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口。
推荐赵紫阳获诺奖最易於发动广大民众参与，能最大限度地激励社会各阶层
的人士奋起，最易於打破政治冷漠感高度泛滥的中国“国情”。赵紫阳在中国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中共当权者强加给他的罪名苍白无力，民众并不认同。一旦向民
众陈以事实真相，千千万万人心中正义的火花将会重新点燃，照亮以谎言和高压编
织成的黑暗。
推荐赵紫阳获诺奖是当今中国民主运动力所能及的，有可能取得实效的工作
。它有可能在中国大陆──这个中国民主的主战场展开，而不仅仅是中国海外民运
的内容。因为赵紫阳毕竟是中共的中共的前总书记，中共政权难以把在中国大陆征
集签名的行动诬以“颠覆国家”的重罪。这一迂回战术有利於突破第一层封锁线，
积累扩大战果，向纵深发展。试想，如果我们组建政党，直接打出推翻中共专政的
口号，那要么只是极小规模的地下活动，一旦公开进行，就立即被逮捕处刑，而在
强大的新闻封锁之下广大民众对此毫无了解。
推荐赵紫阳不仅是给一个政治人物以应有的评价，更重要的是高度评价赵紫
阳必然会导致对八九民运的重新评价。这“重新评价”就刺向了中共政权的要害。
因为一个大规模屠杀本国进行和平抗议的民众的政权，根本失去了合法存在的根据
。力主“六四”屠城及镇压八九民运的人物理所当然地要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与
此同时新一轮政治改革的闸门也就开启了。
推荐赵紫阳有可能促进中共政权的内部分化。中共党内新的改革派人士在可
资凭藉的民间正义力量的支撑下会聚集行动起来。赵紫阳若能复出对民主改革的开
展当然极为有利。即使暂未复出，赵紫阳所受的高度正面评价也会对党内改革派人
士在政治理念和荣誉伦理两方面都起有极大的鞭策和鼓励作用。政治理念方面的作
用，人们大多相当明燎。而荣誉伦理方面的作用却常受到忽略。试想，倘若当赵紫
阳为坚持政治改革和人道主义理念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竟不获社会正义的正面评价
，那对处於踯躅中的改革派人士将是一大负面心理作用。给赵紫阳以应有的褒扬，
不仅仅是还给一个政治人物以公道，而且对於伸张人间正义，唤回天地正气，重建
我们民族良好的道德情操都有极大的意义。而社会公正、民主政治的确立与人们的
素质水准是甚有关联的。
从七九年平民青年的民刊民主墙运动算起，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已走过了二十
年的历程。而且它还可上溯到七六年的丙辰清明，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报，六八年
的文革新思潮，五七年的右派言论。四十多年过去了，经过一代又一代民主志士的
努力，至今中共一党专政竟仍然盘踞中国大陆。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辈在本世纪初
所创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很可能会带著非民主的专制枷锁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真
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然而，民主毕竟是世界潮流，中共的一党专政终将退出历史
舞台，目前中共政权的顽固和强大都只是暂时的表像，即使我们的努力未能换来赵
紫阳的复出和形势的巨变，但从长远来看，中共内部始终会有“戈尔巴乔夫”、“
叶尔钦”出现，因为“戈尔巴乔夫”们的活动将会促使中共一党专政的消亡，但他
们自己却可以从这个消亡中获得另一种政治生命的重生。这是他们终究会破土而出
的内因。而民间民主力量的崛起则是促使他们敢於有所行动的外因。因此，中共政
权很可能不是被打倒、被推翻，而是被终结。终结在民间民主力量和中共党内改革
派的共同努力之中，再以民间民主力量为主体去在全中国建立完善的民主政体，造
福全体中国人民。
以这篇拙文短小的篇幅和笔者极有限的思想水平是不足以回答本文的题目“
中国民主运动向何处去？”的。笔者仅仅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抛砖引玉，让更多
的朋友为此而思考探索。很可能对此会有歧见。笔者决不敢认定自己对中国“国情
”的分析及其他一些观点就一定正确，也决不认为推荐赵紫阳获诺贝尔和平奖是唯
一的突破口和改变中国当前政治现状的万应灵药。笔者愿意听取批判与反驳。而且
认为因这些歧见而发生的争论绝不是毫无意义的内斗，而是有益中国民主运动健康
发展、茁壮成长的正常现象。但愿中国民主运动经过了二十年，甚至四十年的磨炼
能够成熟起来，以矫健与理性的姿态进入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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