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国内文学界出现了一类反映改革下的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小说，有
论者将之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
      正象“伤痕文学”得名於小说《伤痕》一样，“分享艰难文学”得名於一部
小说《分享艰难》(刊於《上海文学》1996年1月号，作者刘醒龙)。这类小说的故事
发生背景，或是尚属贫困的乡镇，或是濒临破产的国营企业。主要人物有三种，一
是共产党干部(乡镇领导、厂长)，一是“一部份先富起来的人”，一是在改革中利
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作品多多少少描写到一些群众的生活窘况，描写到一些大
款大腕的权钱挂钩、道德败坏、违法乱纪，也描写到官场的腐败和倾轧，有时还借
个别受损害的群众之口蹦出两句直接骂共产党的话来。因此被不少评论家称作“新
现实主义”。
      何谓“分享艰难”?看来是指让遭受损害的群众和共产党干部分享艰难。改革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大家好，但在其过程中，免不了会让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这就
要求老百姓多多体谅。再说，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当领导的也是人，他们也要追
求他们的利益，只要还能想着点老百姓也就不错了。至於那些大款大腕，虽然他们
财路不正，为富不仁，品行恶劣，但是要致富还离不开他们，只要领导能够巧施权
术或者是制造点戏剧性的感人场面使其良心发现几分钟，让他们好歹也掏点钱出来
偶尔地济济贫，大家也就该对他们多多包涵，连作奸犯科之事也就只好眼睁眼闭了
。
      “分享艰难文学”意在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虽然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
价值观和不同的切身利益，因而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但是大家毕竟生活在
一处，要有同舟共命之感，彼此间要多包容，多协调，多沟通。这些作品大都很强
调良知，强调人情，强调道德感化。其中有些煽情的段落，使我不禁回想起六十年
代的一部电影《北国江南》。该片被当局定为大毒草，罪状之一是鼓吹“资产阶级
人情味”。我是打了预防针去看电影的，所以倒不容易“中毒”，不过我清楚地记
得，当看到片中最富人情味的那一段时，我心里却隐隐地冒出几丝莫名的反感。事
後分析起来，那多半是反感於它的夸张做作，倒不是反对它宣扬的理念(我那时绝无
此等觉悟)。如今读“分享艰难文学”，这种反感更强烈也更明确。“分享艰难文学
”之招人反感，不仅在於它的媚俗煽情，更在於它意图传达的理念。没有法治下的
平等权利，没有对权力的分享，凭什么要我们老百姓去和专制者“分享艰难”?
      我当然知道，为富者未必皆不仁。我也承认，在朝者未必无清官。“分享艰
难文学”的作者都很聪明，他们写的是基层而不是高层。在中共既成体制下，中低
层官员要想打出一片不同的新天地根本是办不到的，如果他不去反对体制本身的话
。再有，小说占一个便宜，它允许读者见仁见智。例如《分享艰难》这个标题，到
底是伪善的说教，还是暗示的嘲讽?实在大可怀疑。有部“分享艰难”类的作品，写
到一位领导者讲授其为官之道。他说:“做政府的法人代表，特别要注意别在群众闹
事时让步，要让也得等将来，这样就不会使他们养成遇事就闹的习惯。”这话要正
着读，自然令人愤慨，但若是把它读作对当政者权术与心态的揭露，那不是也满有
意味的吗?
      “分享艰难文学”的出现至少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经济改革的蜜月期早已结
束。如今中国的经济改革显然遭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普通群众的不满情绪显然有所
增长。有人说，在这时更需要加强专制，更不能开放自由民主。可是我们都还记得
，前些年经济形势看上去还好的时候，当局说那全靠专制之功，没有专制的铁腕，
就没有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就怪了:经济形势好，你说那证明专制的必要；经济形
势出了问题，你说没有专制更不行。真是横也有理，竖也有理，总是有理。
      在这篇短文中，我不打算对上述为专制辩护的观点再作批判。本期杂志刊发
了一组有关改革之下工农权益的文章，有兴趣者不妨也找几篇“分享艰难”类的小
说看看，此外，杂志过去曾发表过不少讨论有关问题的理论文章，相信读者们可以
从中引出有益的思考和得出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