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康、于清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孙辉的父母
孙辉，男，一九七零年出生宁夏石嘴山市，遇难时十九岁生前为北京大学化
学系八八级四班学生；八九年六月四日八时左右於北京人门附近遇难，现骨灰存放
在石嘴山家里。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八时左右，孙辉骑自行车去寻找四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
撤出而未归的班长和几位同学，当他行至复兴门附近时中弹，子弹从左腋窝穿过心
脏由右腋窝射出，鲜血染红了全身衣服倒在大街上。当时孙辉穿有印着“北京大学
”字样的背心，字迹清晰鲜明。（事後他的一位老师说，如当天不穿此衣，也许会
躲过这场灾难）当时民众把尸体送到北京市儿童医院，医院根据孙辉的衣著及学生
证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大学。当时北大学生情绪激奋，要求抬尸游行，学校很害怕，
立即下令停课将学生放假。我们赶到北大是一个星期之後，我们看到孩子身上几乎
全是血迹，其状惨不忍睹。
孙辉的遗体是在八宝山火化的，当时有北大化学系几位领导、孙辉的老师和
孙辉在京的一些同班同学在场。起先我们想把孙辉的骨灰带回家，校方考虑当时北
京局势紧张，劝我们寄放在八宝山；我们於三年後把孙辉的骨灰取回宁夏，至今仍
存放在家中
孙辉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的第一名，三好学
生；他性格开朗，热爱同学，孝顺父母，在家乡尊老爱劝，是邻居公认的好孩子。
当噩耗传到故乡时，亲戚、邻居、同学及很多同情者，排着长队来家吊唁，人人痛
惜英年早逝。孙辉的死，毁掉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庭，他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是我
们的希望和未来，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留下的是一堆白骨！
他母亲痛不欲生，眼睛哭瞎了，头发全白了，心脏病越来越重，怕看电视，
怕听电视里的枪声，人衰老得不成样子。十年啦！仍然念念不忘爱子，经常以泪洗
面，经常住医院每年都花好多钱，全家经济变得十分紧张。
孙辉的祖母痛失爱孙一场大病不起含恨撒手而去，不到一年我家痛失两位亲
人；我虽然刚强无泪，但一年内牙都掉光了，从此家里再没有欢乐气氛。
孙辉遇难後，当局严格限制我们的行动，不准我出差，出远门必须经保卫部
门批准，一言一行居委会都进行监视；孙辉的姐姐在他遇难的第二年毕业，当局规
定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不准调离，最後只好辞职。
九五年我被提前退休，想到郑族女儿家养养病，可我们人还没到郑州，而郑
州的派出所及女儿单位保卫部门已安排好监视我们的人员。由於我所在单位效益不
好，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老伴天天吃药打针，我只好在郑州租个房子，搞点小买
卖，可是当局况派人找到房东，说我们是政治犯，房东吓的再不敢把房子租给我们
了。
失子之痛，精神上的压力，我活得比死还难受。
我的儿子被李鹏这个屠夫杀害了，如今我又年迈。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中
国无我立足之地，处处受监视，无一点自由，我要大声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们支持
我们讨回一个公道，还我们儿子的血债！惩罚中国屠夫李鹏！
孙承康、于清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
吴定富、宋秀玲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吴国锋的父母
吴国锋，男，出生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遇难时不满二十一岁，生前为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八六级学生；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遇难，遇难地点
不祥，在北京邮电医院找到尸体；现骨灰一直存放在四川家中。
我们远在四川成都新津县，八九年六月八日上午十点，镇政府派人通知我去
谈判，到了镇政府，当官的告诉我：你儿子吴国锋在北京遇难了，详情不知。当官
的要我们到北京去料理後事，说由白副书记陪同一起去。我听到这个消息後真是晴
天霹雳，不知所措，由政府官员扶持，跌跌撞撞回了家。到家後我只有哭，国锋母
亲问我为何要哭？在再三追问下，我只得如实相告。国锋妈妈当即大叫一声，从凳
子上昏倒在地，一直到傍晚才醒过来，以後就不吃不喝。
六月九日，我们从成都乘火车上北京，两天一夜国锋妈妈未沾一点饭食，只
喝了一点点水。到了北京，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一位姓张的副书记，是个女的，
她到车站把我们接到学校招待所，要我们先休息，第二天谈事情。
第二天，系主任和张副书记向我们通知了“六四”前学校和国锋的情况，问
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要求把国锋的遗体运回四川。答复说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
化。我们说，国锋还有爷爷、奶奶，不能把遗体运回去，也要让我们照几张相片带
回去，好向老人家交代。也们答复说，可以，但要严守秘密。六月十三日，我们在
西单邮电医院为国锋举行了告别仪式，国锋在北京的同学都到了，学校其他系的学
生被劝阻没有参加告别仪式。仪式告别後，我们将国锋的遗体送到了八宝山公墓火
化，当天下午取回了骨灰。
国锋死得好惨啊！他後脑一枪、肩、肋骨、手臂都有枪伤，肚脐右下有７－
８公分的刺刀创伤。可以断定，当时他连中几弹後还没有死，後来又用刺刀把他捅
死的，他的两个手心里还有很深的刺刀痕，他一定是去压刺刀时划伤的。我们见到
他的遗体上半身血糊糊的，真是惨不忍睹。
国锋於一九八六年七月以每门课程平均九十分以上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遇难时差一个月才满二十一岁。他本来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国锋遇难给我们全家
带来了极大灾难：爷爷奶奶想念孙子变成了半疯状态，常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
父亲经不起这么大的打击，肢体麻木，不能走路，失去了工作能力；每月只靠一百
多元病退的生活费度日；母亲因得知儿子遇难後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落
下脑痛後遗症，一想起儿子就头痛，一见到国锋的同学就哭，引起视力严重下降，
也已失去劳动能力。
吴定富、宋秀玲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刘天媛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肖波的遗孀
肖波，男，一九六二年六月生，湖南省龙山县人。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大学
，一九作五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北大化学系任教。
肖波於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在木樨地遇难，左胸前子弹贯通主动脉，动脉被击
断。五日在复兴医院找到尸体，遇难时年仅二十七岁。现骨灰存放在家乡龙山县家
中。
肖波出事时，我正在湖南家乡坐月子，事後听闻：八九年六月三日晚，肖波
与一位老同学相约去木樨地，因为肖波是化学系八五级班主任，听说木樨地情况紧
张，担心会有本系本班学生在木樨地出危险。据那位同去的同学讲，他和肖波到木
樨地没多久，街灯就全熄灭了，人群开始骚动，枪声爆起，他俩被挤散，这位同学
就在木樨地的桥下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北大发现肖波没有回来，急忙约了几
位同学去找，一直到六月五日才在复兴医院找到了肖波的遗体。
肖波死於左胸前子弹贯通伤，主动脉被击断，流血过多，而当时复兴医院没
有做抢救枪伤人员的准备，血浆根本不够用，他们事先只准备了大量眼药水、纱布
，以为戒严部队至多释放催泪弹驱散人群。象肖波这样的流血过多，无血浆救急而
死亡的遇难者占了相当比例。据复兴医院的医护人员讲，肖波在自己被中弹前曾抬
别的伤员来医院抢救，医护人员对他有很深印象，没有想到随後他自己也中弹被抬
进了医院。肖波临终前，一直用手压住胸前伤口以止血，并告诉在场的人，他有一
对刚出生的孩子，请转告组织，照顾好他们……。
六月十六日，我在万分悲痛中支撑着从湖南老家赶回北京，同来的有肖波的
父亲、叔叔和我的弟弟。两天後到八宝山与肖波遗体告别，遗体火化後，骨灰存放
在老山骨灰堂，九二年又将骨灰取出带回湖南老家。
肖波的遇难对我是晴天霹雳，当时我生下一对孪生子才七十天，在悲痛震惊
之下，奶水全无；不久查出双胞胎孩子中的老大有轻度脑瘫，四处求医，收效甚微
，花费巨大。为肖波死於所谓“动乱”，我还受到巨大压力，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对
我为孩子治病借住学校空房的请求不予理睬，并警告我不准带孩子在校内走动，有
人问起时不能说孩子的父亲是肖波。我请求组织上给孩子治病的费用给予适当的补
贴，也遭拒绝，甚至连我自己正常的转干（我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八七级大学毕
业生）也因无人证明肖波是“误伤”而不能办手续，一直拖延至今。这一切使我真
是伤心至极。
如今肖波遇难已近十年，也不见一个“说法”，作为死难者亲属，我们长期
忍气吞声，噤若寒蝉，尤其是对老人、孩子，绝口不敢提起这件伤心之事，我只想
问，何时才能讨回一个公道？！
刘天媛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九日
张先玲的证词──“六四”遇难者王楠的母亲
王楠，一九七零年四月三日出生，遇难时十九岁，生前为北京市月坛中学高
中二、二班学生；六月四日凌晨三时半遇难於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子弹从左上
额射入，左耳後穿出，现骨灰存放於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骨灰堂。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十一时二十分左右，王楠携带照相机，头戴摩托用头
盔，骑自先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十一时左右，他曾给同学打过电话，说他要去拍摄
历史的镜头。六月四日凌晨一点多钟，在人大会堂北门对面、南长街口被戒严部队
开枪击中左上额，子弹从左上额射入，从左耳後穿出，头盔後面留有弹痕。後来被
赶来的医学院学生抢救无效，於三点半钟死亡。
王楠中弹後，在场民众曾冲上去想将他抬到医院抢救，但此时戒严部队已到
达南长街南口，他们用枪威胁民众不准抬他，并将受重伤的王楠拖到马路边。据当
时的目击者──一位司机和一位学生讲，那时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严部队允
许民众将王楠抬去医院抢救，因为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呀！当兵的用枪托指着老太
太说：“他是暴徒，你再废话就毙了你！”後来，从南长街北面两次开过来救护车
想到长安街抢救伤员，均被路口警戒的军队截堵了，其中有一辆车上的医生（男）
经民众请求，曾下车与部队交涉，要求将王楠及倒在地上的其他伤员抬走，却被戒
严部队断然拒绝，只好作罢。救护车无奈只好由原路向北返回。两辆救护车中一辆
是北大医院的，另一辆可能是协和医院的。
大约在六月四日凌晨零点左右，有一些医学院学生和医疗器械公司的职工自
发组成救护队，不顾戒严部队的警告，从西单一路救死扶伤到达南长街南口。他们
发现了王楠和其他两位受枪伤的人，立即给包扎了伤口，当时王楠尚有微弱心跳，
他们看到王楠的学生证後，立即向戒严部队提出：他是一位中学生，伤重流血过多
，必须到医院抢救。一个戒严部队的士兵找来了位上校军官，看了学生证後，态度
比较同情（据医生说此部队编号为51010部队），但面有难色地说，只能就地抢救，
不能抬出去。除了包扎、人工呼吸之外，救护队的学生们没有别的抢救手段和条件
。王楠终於在凌晨三点半身亡。医生们看他已死，又请求将尸体运往医院，以便於
家人认领，士兵们又找来一个年青的尉级军官，此人态度恶劣，凶狠地说：“不许
抬走，你们也赶快走，否则也抓起来！”但这些医生还是等到天亮，由一位医生先
去找电话，向学校报信，留在南长街的医生们被戒严部队赶走，将将戒严线向南长
街内推进二十米（这三位医生後来都来找过我）。
天亮後，戒严部队将长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王楠和附近的遇难者
被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二十八中学门口草坪的西头（因草坪被破坏，现在已改种荆
树）。大约六月七日，因尸体埋得浅，又被大雨冲刷，死者衣服都露出来，且有臭
味，因此学校报告了西城公安分局、西城卫生局共同将尸体挖出来，此时死者身上
的证件（或死亡说明书）已被掩埋者拿走，都成了无名尸。只因王楠刚军训回来，
身着旧军衣，腰扎一根当年新发的武装带，被误认为是军人，才将他送到护国寺中
医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後经戒严部队几次核实，确认他不是军人，才经由学校通知
家长认尸。
王楠死後，父母健康受到极大打击，至今父患心脏病，母亲严重神经衰弱。
张先玲 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
谢京荣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谢京锁的姐姐
谢京锁，男，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出生，遇难时二十一岁；生前为北京联
合大学轻工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八六届学生，六月四日晨於西长安街六部口附近遇
难，骨灰存放在北京福田公墓。
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京锁去接她的四姐回家，晚上未归。因当晚北京的情
况紧张，全家人及亲朋好友非常担心、着急。第二天京锁仍未回家。六月四日早上
，我们到医院及街上寻找，去过人民医院、水利医院、铁路医院、复兴医院以及木
樨地、公主坟等路口，均未找到。六月七日上午学校通知我们到急救中心认领尸体
。校方及家人来到急救中心得知谢京锁已於六月四日遇难死亡；死亡通知书写明是
“心脏遽停”。在急救中心，据一位司机讲，大概是三日晚，京锁中弹後，被民众
送到急救中心。我们全家人至今也没有掌握确切的遇难地点和时间。
京锁的受伤部位共有六处，胸前背後都有大面积的血印，从照片可以清楚地
看到。家人至今也搞不清楚是枪伤还是棒伤，但下半身有枪伤，被子弹击中生殖器
部位。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让父母知道这个可怕的枪伤死亡结果。实在不忍心让
他们受到精神上的更大痛苦。
六月十一日上午，校方及亲属、好友在八宝山进行了遗体告别和火化，後把
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骨灰堂三年，随後转存於北京福田公墓至今。在谢京锁遇难後，
全家承受了无比的痛苦，尤其是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创伤。父母失去了唯一的
儿子，姐姐失去了亲爱的弟弟，全家人失去了唯一的大学生。母亲遭受这样的沉重
打击後，有半年时间未迈出家门，怕触景生情精神上难以承受。由於当时母亲精神
完全崩溃，家里人又忙於救治、安慰、陪伴。父亲承受不住打击，体重下降二十多
斤，後来身体又受到多种疾病的折磨。总之，“六四”带给我们全家及亲朋好友的
痛苦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有说不尽的痛苦，有说不清的思念。
谢京荣 一九九九年二月四日
周淑庄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段昌隆的母亲
段昌隆，男，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九日出生於北京，遇难时不足二十四岁；生
前为清华大学工程系应用化学专业八四级应届毕业生；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晨於西
长安街西单及民族宫一带遇难；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昌隆从国家核技术局参加面试後回家，准备午饭後返
校。我见他这段时间很消瘦，想多留一夜叫他休息一下。可他说不行。他说学校实
验室的机器还开着，正委托同学看着呢！还要准备毕业考试、写毕业论文。他还对
我说，他还要参加天安门的学生运动，忙得很。正在这时，清华同一同学Ａ来找他
说：上午学校广播站动员学生去天安门声援，同学们都上街了。这时在市急救中心
工作的女儿段琦也打来电话说，他们正忙於抢救在六部口被防暴警察打伤的群众，
回家要晚一点。昌隆听後就给段琦送饭去。他到了急救中心就投入了救助工作。这
天姐弟俩一直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回家。在这之前小女儿段君和Ａ也骑车出去了，
说到外面看看。昌隆回来不久便又推车走了，临走前把身上仅有的几枚硬币换出放
在家里，身上只带了一把自行车钥匙和学生证。
我家在西城区北端的鼓楼附近，六月四日凌晨一至三点左右，不断听到外面
密集的枪声，由西南方逐渐向我们地区接近。这时，附近上街声援学生的居民都陆
续回来了，哭诉着戒严部队开枪打死人的恐怖情景，但我的三个孩子都未归家，急
得我不知所措。大女儿段琦蹬车一趟趟去寻找她的弟弟和妹妹，均无找到。她说西
单、南池子一带军警林立、枪声不断，根本无法接近去找人。这时我预感到情况不
好，已经支撑不住了，由胡同口跑回家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外面传来的密集枪声好
似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我全身紧缩成一团，两手用力堵住耳朵熬到天亮。我实在
控制不住了，心颤动得厉害，气喘不过来，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压抑着我。我像疯
子一样跑出了家门，逢人便说我的三个孩子一个也没有回来！
四日上午九点多，段君和Ａ由天安门广场辗转回来了。她俩说昌隆并没有和
她们在一起，她们就在天安门东南侧清华大学校旗下，昌降若去天安门肯定会和她
们在一直的。她们估计昌隆由家骑车直奔西长安街去了。下午我们焦急地往清华大
学打电话询问昌隆的下落，天啊！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昌隆是六月四日晨被枪杀的；是由一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把昌隆背到了邮电
医院（这位学生当时未留下名字，我们始终未找到）。据医院推测，昌隆是在西单
──民族宫一带遇难的。当时该医院正好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从昌隆的学生
证中把姓名、班级抄在自己的裤腿上，拂晓跑回清华报告给校方，昌隆的死讯马上
传遍清华园，清华曾派人去邮电医院，打算把段昌隆的尸体运回来，医院说上级有
指示，尸体五日八点由政府统一处理，不让其它人插手办理！我们听说後，由家里
亲友於五日早晨乘车赶往邮电医院，给昌隆做了防腐处理，并剪下他的一缕头发留
作纪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据判断，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
亲友们看着形势已没有先前那么紧张，才回家把我们接到邮电医院的太平间
，他们怕我们过份悲痛，先把昌隆的血衣脱下藏起来，换上新衣服後才让我们进去
与儿子告别。我进到太平间，那里还有二十六具尸体躺在那里，我只见昌隆静静地
躺在一张木板上，象是往前熟睡一样，只是脸色苍白，口鼻象倒吸了一口气没吐出
来，双眼半睁着好像要向亲人诉说些什么。我轻轻将隆儿的眼皮抹下，说：“孩子
，上路吧！每年的忌日，妈到墓地去看你！”我不知道哭，只觉得隆儿又回到妈妈
的怀抱里，我亲吻着隆儿冰凉冰凉的脸，冰凉冰凉快的手，冰凉冰凉的脚，这一切
都冰透了妈妈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固了，全身也麻木了。当我被人搀扶起来时
，才意识到我要和孩子永别了！悲愤的感情一下摒发出来，全家嚎声恸哭，在场的
、路过的不相识的人群都陪我们痛哭不已。有些在场的青年攥紧拳头对我说“这笔
血债早晚要还的！”
这时清华大学的救护车早已停在太平间外边等候，听说已与市教育、卫生部
门商妥，同意把昌隆尸体运回学校。六日上午在学校开了追悼会，下午向遗体告别
，之後送八宝山火化；八宝山一些在场的人还为昌隆用松枝编织了花圈；九日取骨
灰，安葬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金区、舜组。
昌隆的父亲四十四岁方得此一子，从昌隆六五年落生到八九年长大成人，用
了父母毕业精力，正当孩子即将大学毕业报效祖国，为家顶门立户之际，却被罪恶
的子弹夺去了生命！昌隆的死，对我们家庭是毁灭性打击，家中只有风烛残年的老
夫妻相依为命，见到别人谈及各人的子女儿孙时，更触及我们的伤疤，痛彻心肺，
尤其夜雨孤灯之际，面对爱子遗像，倍加思念，深感度日如年，往事不堪回首。
昌隆短暂的一生，是一步一个脚印札札实实成长起来的，所有了解他的人都
知道他以报国之心，刻苦学习，关心集体，以极大的热情为同学服务，深切关心国
家的前途、命运。昌隆从小学起就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直到中学、大学，
凡是熟悉他的人都能说出他生前感人之事，特别是上大学後，变得更加成熟了，记
得在他生前的一篇文章中说：“我只上了爱国主义这个台阶，就这一层我上得是踏
踏实实的…我不是一个‘说教者’……请看我今後的行动吧！”在八九年那场要民
主、争自由、反腐败的学生运动中，他一直勇敢地站在最前列，最後，在六月四日
晨，他大义凛然地走向了反抗残暴镇压的第一线，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刽子手
的枪弹！昌隆的死，不是由於病魔和车祸，而是由於爱国，他是怀着“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强烈信念慷慨赴死的，想不到当权者护短拒谏，反诬学生和市民的和
平请愿为“动乱”！又调来数十万野战军，动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向手无寸铁
的学生和民众民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造成了在和平年代尸陈长安道、血溅北
京城的空前大惨剧！
孩子被无辜枪杀，当权者对死者亲属也不放松监控。每逢“清明”、“六四
”等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我们“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
我们的家门口监视我们，连我们去墓地也不放过，这使我们的心灵承受着极度悲伤
又极度愤慨的双重压力。开始几年，我们面对警察的监控精神几近崩溃。现在，十
年过去了，我们终於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一方面要感谢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怀、帮助
和支持，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冷静的观察、思考，我们也逐渐觉醒了。我
们不能再这样无限度地忍受下去，我们要维护自己作人的尊严，要行使自己作人的
权利，要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
周淑庄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
杨大榕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杨撼雷的父亲
杨撼雷，男，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四日生，遇难时十九岁，生前为北京流芳
宾馆厨师；六月四日凌晨，於北京饭店西南池子附近遇难，左下腹脾脏部位中弹。
六月三日下午，撼雷说要出去换月票，我们家长再三嘱咐他要速去速回，因
为现在外面很乱。可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等到晚上，没有回来，等到第二
天，还是没有回来，等到第三天，也没有回来。我和他母亲到处寻找，到处打电话
，找遍了亲戚朋友和他的朋友同学，都说没有见到。一直到第七天，六月九日那天
，他的一位同事到我们家来问小雷回来没有？我们问他，你见到撼雷了吗？他说，
六月三日那天杨撼雷买完月票就去了他家，晚饭也是在他们家吃的，吃过晚饭後他
们俩就出来（他的同事在朝内南小街禄米仓一带住），当时已是晚八点左右，路上
也没有公共汽车，人很多，大家都朝东单方向走去，他们也随着人群走到东四後又
向南走去，不觉走到北京饭店前边，回也回不来，走也走不了，就这样在那里大约
耽了四个小时，忽然人群骚动，枪声四起，大家一齐向後乱跑，他们俩从此冲散了
。
我们听了他同事的叙述便到协和医院去查找，果然查到了，但看衣服颜色好
像不对，医院医生说，你们不看他衣服已经被血染了吗？枪伤部位在左下腹脾脏部
位。据医生说如果抢救及时是不会死的；可是从夜间一、两点钟到第二天早上才被
路过的人送到医院，那时已死了很长时间了。
撼雷死後，他母亲一天哭好几次，我总觉得这孩子没有死，象出远门，在大
街上看到了与他年龄一样的孩子总想他又回来了，就这样一连几年。现在，我和他
母亲都已退休，两人每月加起来八百元的退休费勉强度日。
杨大榕 一九九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郭丽英的证词──“六四”遇难者杨汝霆的妻子
杨汝霆，男，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生，遇难时四十一岁；生前为北京
第一机床厂电器厂行政科副科长；六月三日遇难，右臂和肺中弹；现骨灰安葬於北
京温泉公墓。
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天气闷热，晚二十三点二十分左右，汝霆洗澡後换一身
新的白色弹力背心，白色短裤，穿着拖鞋到街门口乘凉；我因第二天（星期日）不
休息，要上班，就和孩子睡了。後来，我听到外面有枪声，就起来寻找丈夫。我到
了院子里，听院里的邻居讲，他们看到汝霆刚刚推了自行车出门。我想去找他，就
向胡同西口走去，到了宗帽二条，街上群众劝说我不要再去找了，外面枪声激烈，
出去有危险。他们劝我回家等待，天亮再找。第二天早晨，亲属们找了很多医院，
最後在北京儿童医院太平间找到了他的尸体。汝霆是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中弹的，
他连中两弹，一颗射入肺部，一颗射断胳膊；射入肺部的子弹在背部出口处炸开。
他中弹後被民众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抢救，但没有救活，现骨灰安葬在北京温泉公墓
。
我丈夫遇难时，孩子才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奋斗小学）；老公公年迈体
弱患脑血栓，至今仍在医院治疗，生活的重担压得我患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在单
位同事和亲属朋友们热情关怀帮助下，在社会各界及海外广大学者朋友们的无私帮
助下，我度过了十个年头。我盼望政府能给予一个公道的结论。
郭丽英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张树森的证词──“六四”遇难者陈来顺的母亲
陈来顺，男，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生，遇难时二十三岁，生前为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八九级新闻系在校本科生；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二时左右，在人民大会堂西
侧小平房顶上头部左侧中弹遇难；现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金山陵园（南二区三排四
号）。
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六时左右，陈来顺与其大姐陈秀英一同离家至崇文门地铁
处份手，此时北京情况已很紧张，大姐怕出事，劝来顺不要出去，来顺说要回学校
交论文、取毕业照片，他没有随大姐回家。当时陈来顺背了一个深驼色书包，包内
装有论文草稿和照相机等物品。因当时交通严重堵塞没有公共汽车，陈来顺步行绕
道来到美术馆附近，遇上一位中学时的同学，俩人相约到他同学家里聊天下棋。据
後来同学讲，到晚上十一时左右，他们听同学家邻居讲，外边解放军开枪打人人。
陈来顺和他的同学不相信这是真的，以搞新闻摄影专业为自己事业的陈来顺背起书
包与同学一起走出了家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西侧，正遇戒严部队开枪扫
射。当时聚集在大会堂附近的学生和市民慌乱得到处躲藏，陈来顺和他的同学被密
集的人群拥挤得无路可走，就爬上了附近两间小平房（现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广告
牌，当时的小平房就在今天广告牌的後面）的顶上蹲着，戒严部队见平房顶上有人
，就向上面开枪，陈来顺没有逃开戒严部队的子弹，头部左侧中“炸子”。当时被
民众送到北京市急救中心抢救，不治身亡。
我有四个孩子，但只有来顺一个上了大学，我们是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的，不
想灾难落到了我们头上。来顺被枪杀後，没有人（组织、领导）来关心慰问我们，
反而每当“六四”、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等节日，便有人监视我
们，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近十年来，我们的身心被失去儿子、思念亲人的痛苦所折
磨，受到严重的伤害；随之是冠心病、粮尿病、白内障、胃部时常不适等病症接踵
而至，我是来顺的妈妈，每当祭祀的日子到来，我便几日不思饮食，泪水相伴度过
那思念儿子的日日夜夜。
张树森 一九九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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