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顾


      对於一个人来说，生意味着欢乐、光明；死意味着恐怖、黑暗。然而，在人
类价值的天平上，生与死是等量的；不懂得死之重，其生也必轻。

  （一）

      今年是“六四”惨案十周年，又是中共“建国”五十周年。然而，面对这两
个周年，却让我想到了死亡。

      从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掌握政权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时
逢“五十大庆”，要庆祝的事自然很多，但有些我想不会被列入官方的“庆祝”清
单。

      这五十年中，第一个十年里共产党发动了“镇反”和“肃反”，接着是“反
右”；之後在五十和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发生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接着是第
二个十年，在这十年里共产党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一直延续到第
三个十年，最後以镇压丙辰清明的“四五运动”告终。接下去是第四个十年，这十
年里共产党做的第一件事是彻底铲除了西单民主墙，最後则动用数十万野战军血腥
镇压了八九天安门运动。现在是第五个十年，这十年里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
现在还难以预料。

      这也是一份清单，当然，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拿出这份清单来“庆祝”的。今
天，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没有勇气面对他们自己或他的前任一手制造的这一桩桩血
迹斑斑的历史，而且惟恐人们想起、提起这历史。

      但是，中国的十二亿人民在奉命欢庆“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是否应该记
起那另一部历史呢？我想是应该的。我一直记着这样一个令我触目惊心的数字：这
五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这块土地上，属於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竟高达八千万
。这八千万不是死於战乱，而是死於所谓的和平年代！也许，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了
八九年的那场大屠杀，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儿子在那场大屠杀中被杀害，如果不是因
为我每日每时都要面对失去亲人的父母和妻儿，我也可能会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在
茶余饭後谈论起这个数字。但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所有与这“八千万”沾边
或不沾边的人，也该认真地掂量掂量这个数字的份量的。对於一个民族来说，在所
有各种各样的纪念中，对死亡的纪念也许是最重要的。

  （二）

      一个人可以有各种各样选择，我的选择记录死亡。我不可能记录下那“八千
万”，也不可能记录下十年前那场大屠杀中的所有死者，但我至少已记录下了其中
的155位，他们是有名有姓的；有几位尚不知姓氏，但提供死者情况的人却都是有名
有姓的。这个数字比起“八千万”也许微乎其微。但我意识到，哪怕我今天只是记
录下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名字，我也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具有了某种意义。如果我们的
同胞在过去的岁月里能直面那一次接着一次的死亡，也许就可以避免这最近一次死
亡。

      这十年来，我在死者的“尸体”堆里爬行，在死难亲属的泪海中沉浮。那令
我窒息、令我痛不欲生的日日夜夜终於使我懂得了什么叫死亡。

      於是，我的回顾也只能从死亡的记忆开始。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十一时许，我的儿子蒋捷连於木樨地遇难。当时，他
还只是一个刚满十七岁的中学生。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三时半，另一位中学生王楠於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
口遇难，当时也才十九岁。

      一九八九年九月的一天，我终於拨通了王楠父母的电话。

      过了几天，一位中年妇女由她的先生陪同来到我家里。她向我讲述了她儿子
遇难的经过。她显得很平静，但看得出来，她把巨大的悲痛压在了心底。她就是王
楠的母亲——张先玲女士。她告诉我，她儿子的尸体是从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土坑里
挖出来的，已经腐烂、长蛆了……

      她是我结识的第一位难友，从这一刻起，我们萌生了寻找其他死难亲属的念
头。

      第二年清明节後的一天，张先玲女士给我送来了一张小纸条，这是她从万安
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我依稀记得，这张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
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
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系……。她在纸条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地址和单位
的电话。她是联系上的第二位难友。
      此後一段时间，我们又与另外几位死难亲属取得了联系，我和那些同命运的
人一起诉说，一起流泪，一起渲泄压抑在心底的痛苦与哀伤。但是，当我静下心来
想对一些事情求得一个解答的时候，我们被震颤的灵魂就再也无法安宁。

      我决定打破沉默。

      於是，在一九九一年清明节前，我同张先玲女士一起接受了香港一家报纸的
采访，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了我们两家孩子遭到杀害的真相。

      同年五月，我又接受了美国ＡＢＣ广播公司的采访，我说我的儿子还只是一
个未成年的孩子，可是在六月三日夜晚离家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我
谴责政府当局两年前发动的那场大屠杀，驳斥了李鹏有关“六四”的谎言。我要求
政府当局公布“六四”事件的事实真相，要求国家主席江泽民兑现诺言，公布“六
四”事件中的死者名单、死亡人数。我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要忘
记中国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悲剧，不要忘记那些永远被剥夺了生
存权利而且不能再为自己申辩的亡灵。

      这以後，我遭到了中共当局接踵而来的打击和迫害。起初，我到共产党的法
院去告出面迫害我的人；但我很快明白了，迫害我的并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哪一
个具体的单位，而是整个的共产党。想到这一层，我也就彻底解脱了，我决定去做
想做的事——寻找和记录死亡。

      我和张先玲女士全力投入了死难亲属的寻访工作。我们不分寒暑成日穿行於
北京的大街小巷，根据来自各个方面的消息和线索，同受难亲属取得联系，详细记
录下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生前职业、遇难的地点和经过，死者亲属的家庭情
况等等。

      我们终於有了第一份名单，被列入这份名单的，不仅有死难者，而且还有伤
残者。我当时想，既然政府撕毁诺言，拒不公布死者的名单、死亡的人数，那么就
让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吧。

      九三年六月，我有了一个机会，这一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世界人权大会
，我被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受到大会组织处的邀请。虽然，因中国政府的阻挠而
未能与会，但我向大会提供了一个局面发言。在这个发言里，我公布了当时已寻找
到的五十八位“六四”死难者名单。我说：“我作为一个死难者的母亲，无法忘记
向在血泊中的男男女女，包括我的儿子，我要让世人知道，他们曾经生活在这个世
界上，这个世界本来是属於他们的，而现在他们已经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还
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是怎样消失的？”

      一九九四年，也就是在“六四”惨案五周年的时候，我又得到朋友们的帮助
在海外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我在这本书里
公布了九十六位死难者和四十九位伤残者的名单。这是以我名义第二次公布名单。


      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我并不想给已经过於沉重的生活再添加些沉重，
也不想给生活中那仅有的一点点欢乐抹上些许灰暗；但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
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
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出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
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嘴巴，我却不能！”

      我拿定主意，要把寻访和救助“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活动继续下去，
直到政府把这件事情主动承担起来，不需要我们自己来做的时候。

  （三）

      现在，又一个五年过去了。今天，摆在我面前的这份名单上，已经记录下了
当代155位死难者和65位伤残者。当然，这仍然是冰山的一角，但这一角毕竟已浮出
水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这份名单的後面，已站立着一个压不倒、摧不垮
的“六四”受难者群体，而在这个群体的周围，则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同情者和支持
者。如果说，在这一个五年里，对“六四”受难者的寻访还只是少数几位难属从事
的个人活动；那么，在第二个五年里，它已经逐渐扩展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

      有这么一位老军人，如今已七十多岁了。十年前，他那同他一起从战争年代
走过来的、相濡以沫了大半辈子的妻子被“人民子弟兵”夺去了生命。前些年，他
加入了我们这个受难者群体，而且把他後来再婚的老伴也一起介绍给了我们。两位
老人在这个群体里感受到了一种在别的地方很少有的赤诚和温暖，总想着要为大家
做一些事情。当他们得知还有很多同命运的人生活在无人过问、无人帮助的境地，
也就积极地参与了寻访活动。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被国安部的“便衣”监控在家里，无法出门。一天
，这两位老人看我来了。说话间，我提起有人提供了一位难属的线索，可是姓名和
地址都并不确切。两位老人当即答应由他们试着去寻找，後来告诉我，他们顶着酷
暑，乘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走了很长一段泥泞小路，又在楼群里转了好半天，
终於找到了一个住宅楼，但一问却没有要找的那个家庭。他们又询问了好多人，仍
无下落。就在两位老人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发现路边有几位老妇人在聊天，便上前
打听：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人家，前些年孩子出了意外？他们不敢直接说明来意，
只说是从老家来的，也许是这份诚恳打动了那些老妇人吧，其中一位指着另一位说
：她就是，她家儿子没有了；她也刚刚出院。原来所指的那位老妇正是两位老人要
寻找的人。她的儿子打“六四”失踪後，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父亲因失去儿
子抑郁过度已於九四年病逝，老母亲随着也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是一退休的老工人
，也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一位退休的老军人，一位是退休的老工人，他（她）们
经历不同，职业不同，甚至地位不同，但相同的命运把他（她）们的心连在了一起
。我们这个难属群体就是这样联结起来的。

      还是在数年前，一位旅居西班牙的留学生从媒体上得知了我的消息，便给我
来信。他说，他从家乡获悉，当年该地有一位出了名的“小神童”，十五岁就考上
了清华大学少年班，结果竟惨死於“六四”大屠杀。我先从清华大学查找，无结果
；我再请这位留学生同他家乡亲友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并提供情况。过了一段时间
，我终於有了死者及其在国外的兄长的名字，而死者父亲，却只知其所属单位，不
知其详细地址。我试着给死者父母去信，信封上当然不能写有死者的名字，我就写
其兄ＸＸ父亲收。一连去信几次，还是杳无音信。此时恰好有一关外边缘省区的青
年给我来信，而且只与死者亲属相距三百公里的路。於是我委托他带着我的亲笔信
去实地查访。不久，果然有了回音，而且给我寄来了死者的遇难经过、墓地照片等
材料。我这才知道，死者早已从清华大学毕业，遇难时即将取得中国科学院硕士研
究生学位，那年他才二十三岁。去年，我在北京接待了死者的父亲，从此也就与这
位苦难的家庭保持了联系。

      大约在五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家来了一男一女不速之客。男的说是留美学生
，女的我不便询问，在我与那位先生的交谈快结束时，那位小姐无意中说起，她曾
间接听说有一位“六四”时失去丈夫的妻子，身边还有一个女孩，我很自然请求她
作进一步的了解，她答应了。但两年过去了，没有任何音信；那位小姐我也无从去
寻找。我只有耐心等待。终於有一天，我等到那位小姐的来信，信上仍未具名，但
她告诉了我那位遗孀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我立即按姓名、地址去信，一封、两封、
三封……，又是两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後来有了一个机会，有位朋友去外地
办事，我托他去实地寻访；这位朋友又辗转托了一位当地人，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位
遗孀。原来，这位遗孀任职的单位是一家所谓“保密单位”，由於她的特殊身份，
多年来一直是该单位的监控对象，我给她写去的很多信，都被单位扣下了。当年，
她丈夫是到北京出差的。正遇上那场大屠杀，结果横遭杀害。现在她的女儿已是一
个中学生，母亲俩相依为命。

      在我的那份名单上，有一个死者的名字十年前就已经被记录在案了，但我们
苦苦寻找了八年始终不知其亲属的下落。我心里一直惦念着，我能体会这家难属是
怎样度过那漫漫长夜的。但是，我一筹莫展，毫无办法。我曾试图从死者所在学校
的领导、老师、同学那里寻找同死者亲属联系的线索，但都失败了；我又曾通过朋
友从死者亲属所在省区去打听下落，结果也失败了。自那以後，我几乎放弃了进一
步寻找的念头。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我先生当年的一些中学同学去南方我们的乡间住所看望
我们。闲聊间，有位先生提到他儿媳当年的一个中学同班同学在“六四”期间被打
死了，死者当时正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上学。我以为这是新发现的一个死者，於是请
那位先生转告他的儿媳，希望她能提供详细情况，尤其是死者亲属的姓名的地址、
後来这位先生告诉我，他儿媳原来保存有那位死者亲属的姓名和地址，但时间久了
也就丢失了；但她从其他省市的一些同班同学那里得到了一个很确切的地址。於是
，我抱着侥幸的心情试着给那位死者的亲属写去了一封信。事情乎我的意料，不几
天，我寄出的那封包括姓名、地址、邮政编码都有错误的信件对方居然能收到。我
这才发现，那正是我八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那家难属。我不由得心里想，也许是
死者的冤魂在冥冥之中相助我呢！

  （四）

      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因为这不是故事，更不是以此来赚取人们廉价眼泪的故
事。

      我常想，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仅仅是一次，生命是神圣的，死也是神圣
的。如果人们都能这样来对待生与死，也许人世间会减少一些祸患与杀戳。

      我常想，今天我们中国人也许有很多追求、很多幻想；但是，我想首先需要
有一个好的制度，它能使人的生命免遭任意的剥夺。

      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记录死亡，那么，我想这就是我的回答。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