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民主运动，它在六四被中共
残酷镇压，又是当代世界史上所罕见。中共政权虽在维持自身权力的意义上是获得
了胜利，但是其合理性（Legitimacy）的丧失，对再起的民主运动的担心，使她对
六四的阴影挥之不去。每逢是日，简直是风声鹤起，草木皆兵，防而又防。广大群
众在高压之下，难以行动，但“衷心藏之，无日忘之。”

      从历史看，凡为良知良识所不能忍受之事，人类的良知良识总有一天会把它
改正过来。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匈牙利的一九五六年事件、中共一九七六年的天安
门四五事件，莫不如此。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自不能例外。

      兹着重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与改革开放来对八九民运的形成和六四惨案的
发生及其影响与教训。

  八九民运起因的制度分析

      中国在一九七八年改革之前的政治体制，是斯大林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模式与
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的中国式的党国体制。在毛泽东的高度极权主义控
制下，难以有重大的反抗运动。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即迅速被压制。

      文化大革命以後，特别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领
导层认识到中共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但是他们认为可以从体制内进行改革，在
维护基本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通过自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来保持原
有的社会主义体制。邓小平推动了改革开放，又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企图把
改革开放置於中共的领导和控制之下。

      邓小平既然要改革开放，就不能不首先在经济上松绑，适当下放权力。经济
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共计划体制的解体，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大幅度地削
弱，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那种共产党国家常见
的全面政治控制也不得不有所放松；作为主要政治控制手段的阶级斗争和相应的马
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等意识形态也被搁置。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
上是要求中共不要再用政治框框去干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样，不仅对舆论、媒体
在某些方面的控制，有所松动，对民众的社会活动的干预也有所减少。这就是说，
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极权主义全面控制的坚冰。

      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以及中共对意识形态控制
力的衰弱。所谓三信危机，即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对中共的信任危机乃是文
化大革命的产物。人民饱受了文革的灾难，再联系到中共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的浩
劫，改革开放又使人们打开了眼界，致广大群众深感在经济上，在民主、法治、人
权上都大大落後於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接触了世界的先进思潮，率先起
而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尊，并进而寻求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对於西方
思想的涌入与挑战，中共的教条主义显得苍白无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丧失了
其合理性（Legitimacy），因而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中共失去了对社会意识形
态的领导权和控制权。

      二、新的公共空间和新的政治行动者的出现。随着意识形态空间的开放，出
现了新的公共空间，逐渐形成民间社会的雏形，并且出现新的政治行动者，有些由
党和政府控制的机构也处於国家控制的边缘。在八十年代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国社会
科学院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政治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国务院的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所等。还有一些名义上的挂靠政府的单位，实际上去有相当独立性的各
种学会和研究会也相继出现。并且随着私营企业的增加和官方企业自主权的扩大，
经济独立自主，不少带有“民间化”色彩的社团和报纸也出现了，如北京的“四通
”研究所，陈子明主持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北京经团联主办的《经济学周报》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等。一些官方团体，如朱厚泽当权时的总工会，也争取
社团相对的独立性。相应地，遂有新的政治行动者，即“民间化”的知识分子出现
。他们是独立思考而不依附於中共作政治传声筒的知识分子，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
的，包括老、中、青各年龄层。这些人就是被中共所指责的“异见人士”或“自由
化分子”。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

      三、党内不同派别的出现。中共一向标榜团结一致，不承认有派别的存在。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内始终存在着不同派别，但是
，在中共历史上，不同派别只有在被主流派击溃之後，才被承认。如毛泽东所说的
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後，改革派与保守派不但公开出现，而且
有时斗争得相当激烈。邓小平则在两派间玩弄平衡术。

      改革开放後，以上三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有其必然性，而且是好事，打破了僵
化的马列主义的一统天下和共产党统治的铁板一块。如果中共继续降压（decompre
ssion），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宪政主义，厉行法治，严格执先宪法中保护公民自由
和权利的条款，可以迈出民主化、自由化的新阶段的第一步。但是，由於四项基本
原则的约束，政治改革欲进还休，大大落後於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滞後，致原先专
制特权，一言党、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病依然如故。这些弊病与经济体制出现的市场
化相结合，形成权力的资本化，致贪污腐化盛行，特权者得胜官倒、盗窃国家财产
，发财致富。而广大群众趋於贫困。特别是邓小平在一九八八年“闯价格关”，使
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社会贫富悬殊，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以胡耀邦逝世为契机，爆发了由学生为先导的群众运动，运
动本来不过是哀悼胡耀邦逝世，由於中共当局的官僚主义或是保守派有意刺激群众
，群众的不满情绪迅速升级，发展成为争民主、自由、人权，反官倒、反特权的政
治运动。

  六四惨案的政治体制分析

      邓小平为六四惨案的罪魁祸首，不仅仅因为他在六月四日下令对天安门以坦
克、军队和实弹清场，还在於四月二十五日轻率地、错误地宣称学生运动“是一场
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
主义制度。”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中共最高领导人向来是“一言党”，人民对其“指示
”只能遵命，不能更改。邓小平这个对学生运动的定性，成为整个运动过程中斗争
的焦点，终於使中共和学生各走极端，陷於全赢全输的零和游戏。

      作为八九民运的先导和主体的学生运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後期虽组织起
来，并不健全），标榜独立性、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缺乏战略策略和
表达的政治考虑。他们有充分理由坚决反对邓小平给学生运动的定性，改变这个定
性是他们与政府对话的一个重要要求。
  
      在中共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的意识就是决定，何况邓
小平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绝无反顾的强人。

      党内的改革派，以赵紫阳为首试图缓和一下这个定性，与学生妥协，并暗示
与学生全作以对抗党内的保守派。但学生强调独立性，不为党内任何派别所利用，
不与合作，致改革派陷於被动。

      党内保守派攻击赵紫阳的妥协态度是违反党的纪律，背叛邓小平，甚至是分
裂党。并在党与学生对话略有松动时采取刺激学生的办法使矛盾升级，不惜以武力
解决以谋求最後击败改革派。

      学生为主导的民运与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纠缠在一起，终於导致学生与中共各
走极端，以中共的血腥镇压告终。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共的专制独裁体制，十年改革
又处於政治改革严重滞後的局面。

      八九运动既非“动乱”，又非“反革命暴乱”，学生的口号是“和平、理性
、非暴力”，并没有推翻中共政权的要求，只是自发的抗议运动。学生在气愤或危
急时提出过激的口号，并不说明民运已转为推翻政权的革命。我在分析八九民运的
特点後，曾指出八九民运在性质上说是一种“公民不服从运动”。这种运动的典型
是印度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和不合作，但甘地面对的虽是英帝国主义者，却是具有
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不但未被武装镇压，而且几经协商和斗争取得最後的胜利。
但是，八九民运却遭到残暴的武装镇压，其原因就在於中国实行的一党专政，亦即
党的领导层，乃至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专政。它当然不能容忍社会提出异议，尤其是
出现抗议性的群众运动。同时由於中共党的领导体制的传统，党内没有民主，也不
容党内异议，是以赵紫阳的和解意图也被认为是分裂党而赵本人亦被罢黜。改革虽
历十年，但由於政治改革停滞，此种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民间社会虽开始出现，
但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六四惨案给人们最根本的教训就是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直到取消一党专政，中国才有前途。

      八九民运虽然遭到六四惨案而失败，但是它的民主和正义的震撼却是强大的
。中共丧失了它的合理性（Legitimacy），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一党专政的极权统
治的危害性。目前，在中共高压之下，人民虽难以行动，甚至难以呼吁，但是政治
体制改革的要求，对民主化和宪政改革的呼唤始终深植於人民群众的胸中，於无声
处听惊雷。春雷终将震动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