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四日，就是北京屠城的十周年，我在纽约民运团体组织的烛光晚会
上认识了张立明。在这前几天，由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全美中国学自联、纽约科
学院联合举办的“六四”受害者家属记者会上看到他的名字，他拿着妹妹张向红在
“六四”惨死的照片，控诉十年前的那场大屠杀。由死难者家属在海外控诉这场屠
杀事件似乎还是第一次，因此我的印象深刻。

      在那天的烛光晚会上，张立明上台发言，讲述他的妹妹张向红受害情况，提
到她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我一下楞住了，其他内容都听不进去。

      我是一九六零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虽然当年人大被称为“教条主义大
蜂窝”，在改革开放後仍被称为“第二神学院”，但是对她仍有一份不可磨灭的感
情。如果有同学做出一番事业，我心里会感到自豪。文革结束後，被毛泽东侄儿毛
远新割喉後杀害的张志新获得平反，我深深地为这位“学姐”难过，也为她而感到
光荣，大蜂窝里飞出了凤凰，多了不起；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马列所的
张显扬被批判，我以有这样的“学弟”自豪，研究马列毛，就是要有批判它的勇气
，从内部批判才能更加有力和深刻。

      八六学运、八九学运，我一直在关注人大的情况，看到那些小同学积极参与
学校，我很高兴，後来听到当年的老师胡华关心和支持八六年的学运，亲自到校门
口迎候请愿回来的学生，我更高兴，这才是真正敬仰的老师，可惜八七年他就因病
逝世，当年我曾去北京，因为太忙而没能去看他，没想到因此就永远见不着了。

      八九学运一开始，我注意到北大的学生进城游行，经过人大时会和人大的学
生会师并肩前进。若干年後我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上见到当年和学生参与游行而成
为“亚洲周刊”封面“人物”而年过古稀的新闻系甘教授，我向他致敬，并向他请
教如何“蒙混过关”的。虽然他没教过我，但我认为他是我的好老师。

      但是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屠城时，我也为那些同学着急，过了几天有
同学告诉我屠杀那天人大校门口停了一部坦克，是学生中的一个复员军人将它开回
人大的。我想这下闯更大祸了。在屠杀後，我也曾了解人大的同学有多少受难的，
得到的答复是三人，是北京高等党校中死难最多的。後来为受难者家属出头的人大
教授丁子霖，是她搜集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中，人大的学生就有六个，她的儿子
蒋捷连也在这场屠杀中殉难，但她的的儿子是人大附中的学生，不在这六个之内。


      这次张立明的出现，我才第一次同死难者家属接触，也才记住有张向红这个
死难同学的名字。

      张向红死难时才二十岁。她出生在文革那个“火红”的年代，从她的名字来
看，是当时流行的革命化名字。“向红”，向着红旗，向着红太阳，向着象征着革
命的红色……但是结果给她的，却是倒在由革命产生的红旗和红太阳制造的鲜红血
泊里。

      张向红读的是国际政治系，我读的是中共党史系。三十年前我们本是一家，
因为同属创系时的历史系的两个专业，国政系的前身是马列主义基础专业，党史系
的前身则是中国革命史专业，都是响铛铛的红色专业，但几十年下来也用不同形式
杀了不少“自己人”。

      张向红的年纪，比我小了整整一辈，和我的女儿同岁，我这个老朽还在世界
上苟活，张向红却是花样年华在“人民子弟兵”的枪弹下饮弹毙命。我刚进人大不
久，就碰上反右运动，搞得晕头转向，不过也学乖一点了，此後在各政治运动中翻
滚，总算还保住一条小命，可是张向红碰上进大学後的第一个政治风潮，当政者却
是用子弹来讲话，到底这三十多年来，中共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是文明了，还
是更加野蛮了？我比她幸运，但我能够因为要苟活而不讲话吗？

      和张向红一样的青年学子，有多少也死在“人民子弟兵”的枪下，北京至今
没有公布数字，不是说“平暴”是伟大胜利吗，是“十分必要”和“非常及时”的
吗，那就应该象当年宣布消灭“蒋匪军”的赫赫战果那样宣布“歼灭”了多少学生
和市民呀。

      北京当局虽然是那样的扭扭捏捏，但它的应声虫却比它积极得多，这几年来
他们散布似是而非的论调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论调最近由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
出来。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表示，他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说要杀二十
万人来保持稳定，纽约的政论家孟玄同志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李光耀讲了他的心里
话，不过孟玄比李光耀和邓小平文明一些，把二十万人缩小到二万人。

      其实这并非是邓小平的发明，邓小平是向去年才下台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学的
。八九年时，苏哈托正好当了二十一年总统，他是杀了几十万的印尼共产党赏和它
的支持者後保持了二十年的稳定。邓小平把它作为先进经验来总结，不但毫无共产
党人的味道和对兄弟党、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同情心，连一般的人性都欠缺。但在去
年苏哈托任满三十年时，“稳定”被破坏了，因为原来的稳定只是为了便利苏哈托
家庭搜刮民脂民膏的稳定，当贫富太过悬殊时，自然不能稳定下去，导致了他的下
台，但在大乱中一些华人做了替死鬼不过中共领导人大概还怀念苏哈托给他们的教
益，所以不但没有发掘民族主义精神帮华人讲话，也没对苏哈托家庭的腐败批判两
句，因为邓、苏实在是难兄难弟也。

      邓小平掌权後，为了补回十年文革失去的权力和好处，发出了“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的最高指示，名为老百姓也可先富，但在没有民主政治、言论自由和法
律规限的制约下，先富起来和大富特富的只能是那些权力的掌握者，邓家子女同苏
家女子一样纷纷下海捞一大票就是明证，也是邓小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强调需要稳
定的最大目的。因此也就说明了改革开放期间每当要反腐败时，就有什么“清除精
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运动的冲击，来保障以他们为代表的特
权阶层先富起来。也因此八九学运为何招来杀身之祸，而被杀的有的根本是飞来横
祸，和学运无关。

      因此不论是二万还是二十万，我想谁也不会愿意同张向红一样被列在里面，
包括李光耀和孟玄本人。既然自己不愿意而说这些话，也未免太冷血了。当中共领
导人向在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误杀（记者本不应在大使馆里）的不幸死难者家属表
现得无比沉痛、朱熔基还不禁老泪纵横的时候，他们难道没有想到有比他们的数字
多上千倍的以丁子霖、张立明为代表的六四死难者家属，他们表现得更为悲伤和沉
痛，因为他们除了要承受丧失亲人和家破人亡的痛苦，还要承受政治上的巨大压力
，有的还有经济上的压力。在一党专政下没有党和国家的关怀而有迫害，可是一条
绝路呀。

      而实际上屠杀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同印尼近在咫尺的新加坡，聪明绝顶
的李光耀怎么看不清楚而要中共领导人继续走那条邪路呢？这是爱中共，还是害中
共？不过也正是有较多的象李光耀和孟玄这样的人，在言论自由的不按良心来说话
，使中共产生错觉，以为他们“得道多助”，从而可以更加放手镇压。这是中国人
的不幸。李光耀是政客，新加坡的环境不必对他抱期望，孟玄是评论家，又是虔诚
的基督徒，由於北京很重视孟玄的作用，因为还望他以人性和爱心来感动中共，则
国人可以不必恐惧於列入阎王爷的二万名或二十万名的名单中而谢谢上帝了。如果
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张向红等死难者才可以瞑目，这也算死伤者对於将来的意义吧
。

      但以此纪念张向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