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十周年的脚步声已清晰可辨，这响声促使我们回想起那一幕幕悲壮
。不论是曾亲临其景抑或从电视莹屏上得知，它们都已深深地定格在我们心间。这
响声还促使我们去思索研讨八九民运失败原因，历史意义及其所造成的影响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那就是中国近期是否还能发生如此之大
规模的群众性民主运动。

      投身或关注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大多亦会思考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大规
模群众性民主运动当是途径之一，设想当是倘若中共党内改革派以广大民间民主力
量为凭藉，“请”中共顽固派元老们“光荣退休”，然後展开政治改革，而改革的
闸门一旦开启，就会不可逆转地让民主政体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央，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及其後的中国历史将会改写。大规模群众性民主运动具有大幅度改革社会现实的
政治能量，这早已为现代、当代的许多事实所证明。故此，探讨这种运动近期能否
在中国大陆再现，就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

      “八九”民运的爆发绝非偶然。它由基本因素、辅助因素和临时添加剂所促
成。

      基本因素是中国社会，民主能量的十年积累。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起点应算在五七年“右派分子”（尤其是其中不足百分
之一的“极右”）的“向党进攻”，其後还有文革期间的反政治迫害运动和新思潮
，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报，七六年的“丙辰清明”，然而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基本
上摆脱了中共的意识形态，独立的民主运动，则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具有其独特的
意义。
    
      七九民运虽遭到邓小平的镇压，但它点燃的民主火炬却仍然在燃烧。八十年
代，大学校园里以民主为主教诉求的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杰出人物中，既有当
年七九民运参加者的踪迹，也有不断涌现的年轻、更年轻的新血。进步知识界虽然
在七九民主青年艰苦奋斗乃至被镇压时，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但他们还是在整
个八十年代以各种形式为民主呼喊。他们社会上斥责腐败，在大学校园里启迪青年
学生，在刊物报章上发表推崇民主理念的文章。与此同时，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力量
也在凝聚、萌动之中，并不断有所实践。农村经济政策持续扩大改革措施，政治上
的改革舆论和方案也在不断地制造和研究之中，正是由於党内改革派和进步知识界
的共同抵制，方使中共顽固派所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清污”、“反自由化”都无功
而折。

      总之，从七九到八九的十年中，整个中国社会弥漫着愈来愈浓厚的政治气息
，人们对各种改革翘首以待，对业已泛滥的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人们把改善自身
处境的希望寄托在改革措施上。

      “八九”民运能发展至如此巨大规模与中共党内改革派人士的同情、支持亦
有相关，这就是辅助因素。具体事实已为大家所知，不赘述。至於临时添加剂则是
“世银会议”和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两件事情使中共顽固派不得不把镇压行动稍作
押後，从而无形中给运动的发展让出了时间。

      考察一下当今中国社会，这诸种因素是否依然存在。

      临时添加剂是经常会有的，如美国总统柯林顿访华就是，但添加剂必须添加
在主体之上才有作用，否则只是随水流走的浮萍，关键在於基本因素和辅助因素，
尤其是前者，面对中国现实，不能不遗憾地感到，这两个因素都很难寻觅。

      如果说从八九到九九这十年间，中共政权还有什么杰出政绩的话，那就是它
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政治冷漠感充斥，社会责任感丧失，拜金主义泛滥的社会，更遑
论民主能量有所积累了。

      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城市工业改革以对企业扩权、放权，给予经营自主权，以
及施行利润留成制，经济承包制，价格双轨制为主要内容，其结果是某些企业中工
人收入稍有提高，而中共的各级经济官员则由此摄取了巨大的钱财，这也就引起了
民众的不满，成为八九民运反贪污反官倒怒涛的缘由。

      九十年代，邓小平再次鼓吹的经济改革是比上一轮更全面的“改革”，它不
但把中共官员追逐金钱物质的疯狂劲头推向新的高峰，还在广大民间煽起了拜金主
义狂潮  。

      沿海地区民间走私活动的规模以几何级数扩大。城郊居民炒地皮房产，私人
企业主雇请外地民工进行超量剥削，事态发展到，为追求金钱而网顾起码的道德准
则。商贩坑骗顾客、电工勒索用户、司机敲诈乘客、医生盘剥病人……政府部门可
以巧立名目重复收费，民众则在公路上设置路阵强索捐助，直到发展到制造假药假
酒不惜以危害他人生命来为自己谋取暴利。

      一个社会尽管昏乱，但若其知识阶层的主体仍然保持着清醒和清洁，那事情
还有可为，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尽管知识分子阶层中仍不乏正直之士，但就其主体
而言，已经堕落，政治上它堕落为专制政权的帮闲说客乃至鹰犬爪牙。其中佼佼者
一再杜撰“说不”之类就是突出事例，经济上则利用其职务上的某些便利“下海”
捞一把，或极力在“官知联姻”中分一杯羹，知识分子的预备队大学生们则挥别昔
日激昂的气质，“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面对种种现实，需要的不是
热血沸腾，而冷静的分析和弃取，高举义旗与官方作对不但徒劳无功还要承担牺牲
，而顺流弄潮则地位钱财纷至沓来。故大学校园里再也难觅民主沙龙的踪迹，唯以
感受到忧国忧民的热忱，看到的是纷纷向校党组织写申请书，或未雨绸缪，为今後
的官途及早拓宽出路，还有对访华的美大使尚慕丕，美总统柯林顿提出各种尖刻的
问题，表达强烈的民族感情是假，取悦中共权贵是真，这些政治学生的卑劣表演固
然不能代表整个大学生队伍，但它发生於九八年而决不会发生於八八年则能充分说
明当今大学生的政治素质。青年学生——社会改革先锋力量的消沉与世故昭示着一
个社会的沦落。

      在社会财富并没有大量增加的情况下，一部分社会成员迅速致富，生活宽裕
乃至奢华，那么必然有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生活日趋贫穷困苦，然而，即使有些“下
岗工人”奋起上街呼喊，但这些分散各地的弱者之声——都淹没在太平盛世的莺歌
燕舞和酒绿灯红之中。

      当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将改善自己生活水准的希望，不是寄托於从根本上把社
会制度改革得清明公正，而是寄希望於当权者的青睐宠幸，或凭借自己的机警灵巧
，长袖善舞，去捞取利益，同时又对不公平竞争下的受损者投以冷漠的眼光，那么
荡涤社会污垢的大潮将实难形成。

      邓小平成功了，他一手掀起的经济狂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赚了钱，生活过
得丰裕的人们会淡忘他的血腥罪行，而且会对中共一党专政抱以容忍的态度，当这
一社会群体在整个社会中占一定比例（大概只需几分之一），那么就可创造出中共
政权所需要的“稳定”。

      在社会沦落的同时，中共党内也难觅赵紫阳一类改革派人士了。赵紫阳们的
出现绝非偶然。以赵紫阳为例，青年时期，未及弱冠就背叛其地主家庭投身中共革
命，显示其理想主义情怀，而文革又遭整和几十年宦海沉浮终使他悟出中共专制之
缺陷和洞察民生之艰辛。诸种因素的迭加和升华使他有可能向民主理念趋同。反观
当今中共权贵则截然不同，或为太子党，或为中共“伯乐”——顽固派元老所相中
的“千里马”；或兼而有之。李鹏双手沾满“六四”鲜血，江泽民在上海首开镇压
之先声，朱熔基的出身经历和在“六四”期间所发表的言论表明他与江李之流确实
不同，但改革派必须是一个群体，单个人难以有所作为。而且朱近年的种种言行，
说明他只欲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为中共政权多方修补，而绝无意作大幅度的改革
。

      相当时期来，海外民运中有“暴力革命”和“和平改良”的急诊，如果拙文
前面的分析尚能成立的话，那么，既然类似八九民运的浪涛都难以再掀起的话，还
奢谈什么暴力革命。

      中共政权对民主政治的抗拒极其顽固横蛮，在民主早已成为世界潮流的二十
世纪末叶，它仍然坚持剥夺人民的政治言论和结社权，它垄断社会公权力，各级行
政长官均由其任命，军队、警务、司法都绝对听命於它，所有的“人民代表”都比
当年曹辊的“猪仔议员”还不如。这一切表明，中共比当年的查理一世、路易十六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议会道路和平演变，已无可进行，故诉诸暴力
革命了也是完全有理由的。

      但有理由并不等於可以实施，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已论证了面对
资产阶级政府强大的镇压机器，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已不可行。当今中共的镇压机
器比之更强大千百倍。正是梁山上，水泊已干，树林已尽，何处可落草？何处能聚
义？

      有朋友谈到兵变，中国的军队系党军，高级将领具有强烈的保权意识，即使
他们对最高层的某些决策措施有所不满也绝不会诉诸兵变，至於仿效清末武汉文学
社，共进会的青年志士投身军旅，把专制的军队发行成民主的军队，也绝无可能。


      既然暴力革命，议会道路两者在目前看来都不可行，那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否
就该偃旗息鼓，参加者也都各归家门尽享天年？

      多年来，一些民运战士的悲情壮举是非常值得钦佩的。我们无论在怎样的情
况下都应坚持奋斗，这一方面是致力於中国民主事业二、三十年的经历注定了我们
一生都要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跋涉，亦是执着於一种道德理念上的自我完成，直至
“蜡炬成灰泪始干”方休；另一方面是基於铁棒磨针，水滴石穿的信念，中共再顽
固，时效将会改变一切，江李这七十岁的一代当然绝无指望，但他们之後当今六十
岁、五十岁的一代又一代呢？会不会有我们的同代人正在走“曲线救国”的道路，
目前正作晦韬，潜伏中共体内他日时机成熟，便会破土而出，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
夫们，我们现在坚持不懈，作用之一就是今後能与之呼应，并促使他们破土之後只
能义地反顾地往前走下去。

      以上所思所言很可能被某些朋友讥为胸无大志，如低旋屋檐的燕雀，而他们
则志向宏伟，意作鹰击长空，鸿鹄飞腾。但是别忘了，翱翔高空所看到的云霞虽然
瑰丽多采，但实则虚无飘渺，而“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雀所接触到的，倒会是真
实的社会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