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对於中国的变化，尤其是对於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发展有
著什么样的正面後果？那场运动已经过去十周年了，可是到现在，对这样一个根本
性的问题，却还是没有一个受到普遍接受的定论。
当然，没有定论并不等於没有说法。说法总是有的。最常见的说法是：八九
年的运动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使人民认识到了共产党政权的残酷本质；还有一种说
法：八九年的示威运动向政府显示了人民的威力，因而也促进了这个政权的变化。
然而，这两种说法似乎都缺乏事实作根据。如果说，八九运动以及六四镇压
使人民认识清楚政府残酷的本质的话，那么这种认识并没有在过去十年中表现出来
。况且，共产党统治中国半个世纪，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尽管血腥，但绝对不是共产
党杀人记录中最坏的一次。如果鲜血能够擦亮人民眼睛的话，那么在共产党镇压的
血海中生活过几十年的人民，应该早在六四之前很久便将那个政权的本质给看透了
。而说人民在八九年向政府显示了威力，则不如说政府向人民显示了威力。证据在
於，六四之後，示威不是越来越多，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销声匿迹；政府从
八九年学会的，与其说是向人民让步，不如说是坚决不向示威者让步，因为政府从
八九年的运动中已经看到，一旦让步会有什么样的後果。而最近海外新闻媒体的调
查也表明，普通人民，包括大学生，对八九年的运动和六四屠杀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也越来越冷淡。这种状况向我们揭示，人民从八九年的运动中学到的，更多是对政
治参与，包括对抗议运动的参与，持冷淡观望的态度。
事实上，许多当年八九民运的积极参加者，对运动是否有积极正面的後果也
早就产生了怀疑。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就是这种怀疑情绪的集中体现
。不少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公开或私下表示，八九年的运动直接导致了中
国政治改革与社会自化由的倒退。在八九年之後，不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
大为缩减，而且普通人民在共产党压制反抗、鼓励发财的国策之下，争取政治民主
日益下降。也就是说，八九年的运动不但没有动摇，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巩固
了共产党的统治。
哪么，是否八九年的运动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中，的确完全没有正面的意
义呢？
对一场历史事件作出评价，尤其是作出有价值取向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於评价者的出发点是什么。如果评价八九年运动的出发点，是看这场运动是否产
生了立竿见影的革命性後果，是否在转眼之间为中国人在政治上带来了更多的自由
空间，那么答案恐怕无法不是否定的。然而，如果我们从更长远、更广阔的历史角
度来考虑，那么八九年运动的後果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又会非常不一样。
要讨论八九年的抗议运动对共产党的统治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首先要弄
清楚共产党的统治有什么样的特点，更具体地说，就是共产党之所以能长期维持统
治的制度性支柱是什么。
在一九八九年的“苏东波”之後，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已经被全世界普遍公认
是一种专制制度。但是，这种产生於二十世纪的专制制度，和传统的专制制度有著
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在於共产党的专制是一种“参与性的专制＂。它不象
传统的专制制度一样，对人民的政治参与实行全面的压制；相反，它鼓励人民去参
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共产党的专制，是“人民”的专制--正如毛泽东当初说过的一
样，共产党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从各种方式的政治迫害，到大规模的以人
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的社会实验，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并且有绝大多数人民的参与
来进行的。
不能将人民的普遍参与简单地归结为共产党强迫的结果，尽管强迫是其中重
要的因素。在一定的时期内，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是心甘情愿甚至兴高采烈
地去参与“人民民主专政”的。这种参与也不完全是共产党政治宣传与政治教育的
结果，因为宣传与教育的作用毕竟有限。西方学术界对共产党社会长期的研究揭示
，共产党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方面的成功，很大程度依赖於共产党的“国家”对
“社会”的吞并。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的政府将本来由民间社会所担负的功能都
包揽了起来，从而将本来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变成了为人民提供衣食住行的“上
帝”--政府为人民安排工作，给人民分配粮食，向人民提供医疗以及其它社会服务
，等等，这也就是当初中国人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由来。当然，加
上政治高压与宣传，党提供这些“恩情”的资源全部是来自於对人民的财产的剥夺
这一基本事实，就经常被人们忘记了。
这种被称为“极权主义制度”的社会政治体制，导致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根本改变。在任何类型的传统社会，哪怕是专制型的传统社会里，民间社会都
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例如中国古代的皇权不谓不大，但是政府官员也不过是设到
县一级，亦即所谓“七品芝麻官”。县以下的社会基本自治。而在共产党的统治之
下，“社会”对於“国家”不再具有任何独立性，不再有任何独立的功能，国家，
或者说政府，则可以完全凌驾於社会之上，按照它的意愿而为所欲为。所以，在共
产党所创立的社会制度或是垮台，或是逐渐消亡的过程中，重新建立民间社会或曰
公民社会，成为东西方知识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回到八九年中国抗议运动上，七十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
经济生活的独立倾向，开始从基础上改变著极权主义的社会模式，国家对社会的控
制出现了越来越深的裂痕。然而，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特别是在人民的头脑中，
这种裂痕在八九年还不明显，以至於八九年抗议运动无论是运动的起因还是参与的
方式，都还深深地带著极权主义社会群众性政治参与的痕迹。最根本的一条，在於
对大批参与者来说，“国家＂与“社会＂之间还不存在明确的分野。或者说，作为
示威者的人民，多数人并没有认识清楚他们与作为统治者的政府之间，有一条明显
的“我们＂与“他们＂的分界线。政府是“我们＂的政府，领导人是“我们＂的领
导，甚至军队也是“我们人民＂的军队。正是因为这样，学生们才会觉得把自己饿
到一定程度政府一定会让步；市民们才会觉得游行的场面一旦大了，政府的领导人
便一定会出面来和平处理 不少人在痛骂李鹏的同时会说：“当初周总理在处理群
众运动的时候多有魄力！”；示威者在荷枪实弹的士兵打死人之後才相信“人民的
军队”的确有向“人民”开枪的可能。
“六四”惨剧对於中国人来说，最正面的意义便在於，枪声一响，共产党政
权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建立的“参与性专制”或曰“群众专政”模式在顷刻之内土崩
瓦解。在人民与政府对峙了七个星期之後，政府用武装的暴力对人民再次确立了它
的统治地位。然而，这次统治地位的确立，是以共产党政府同人民的决裂为代价的
。不仅在人民的眼中，政府不再是“我们”的政府，而且在政府那里，也不敢象过
去一样，随意发动“群众运动”来耍著人民玩儿了。借用共产党一句通行的政治术
语，便是这回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总算是“理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我们”
与“他们”之间终於出现了清楚的鸿沟。
同毛泽东时代相比，“六四”之後的中国政府，对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已经
失去了兴趣。这个政府宁可将群众推得离政治远远的，也不愿意社会上总是有一批
满怀热忱、随时准备投身政治运动的人。於是政府对人民说：发财去吧！中国共产
党政权的政治控制方式从所谓“主动性的压迫”转变为“被动性的压迫”。也就是
说，它从一部无时不刻地将群众保持在“运动”状态、不断地以政治理由来吞噬无
辜人民的绞肉机，变成今天这辆为应付那些敢於公开向它挑战的人而疲於奔命的“
救火车”，“六四”是个关键的转折点。
而“六四”之後人民对政治的冷淡，同样是这关系“理顺”的结果。人民对
政府不再抱有当初的幻想--政府已经不能再向人民隐瞒诸如政府是凌驾於人民之上
的权力机构，军队是政府的暴力机器这类基本的政治常识。人民将权力斗争的政治
留给政府，他们不会再为某个领导人逝世之类的消息而激动。他们越来越多地象其
它安定平和的社会的人民一定，投入到找工作、买房子、扶养後代之类的日常事务
中去。而如今在这些事务中，国家已经越来越只能扮演一个配角了。
也许，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动荡之後，正常的中国社会正在“六四＂的废墟
上开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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