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珏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吴向东的母亲
吴向东，男，出生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遇难时二十一岁；生前为北京
东风电视机厂四车间工人、北京仪器仪表职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三年级学生；八九
年六月三日晚十一时左右於木樨地桥头附近颈部中弹，四日晨死於复兴医院，骨灰
安葬於北京西郊八宝山人民公墓。
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八时，向东送女友出门一直未归，约於当日晚二十一时在
长安街复兴门桥遭解放军射击中弹，当时被市民送往复兴医院抢救，约六月四日凌
晨与世长辞。
六月三日晚，我和向东父亲等待儿子归家，来回於长安大街寻找，并在一家
商店门口焦急等待。直到四日凌晨五点左右，仍未见儿子归来我们夫妇俩决定骑自
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寻找。在行进路上，见一群凄凄惨惨的学生，有的受伤，有的抬
着被坦克压扁的学生，我们心急如焚地只顾骑车向西单方向去，惨状更是触目惊心
，长安街上到处血迹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压得印痕累累，长安街两侧商店的房墙上
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玻璃柜窗上到处用鲜血写着“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
再往新华门走，正遇上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与横肉跨在长安街的坦克、装甲车部队
相抗衡的壮烈场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债定要血来还！”
可悲啊！是谁挑起中华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长安街头的血流事件？我们拖着
颤动的双腿绕道宣武门直奔前门，一路上房墙上子弹也密集。到了前门，解放军早
已把天安门围得水泄不通，路人劝我们快到各个医院去找吧！广场早没有学生了。
此时已是四日中午，我们在回转的路上，见早晨放在街上的军车现在正冒着熊熊大
火。接着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者名
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约四百多人，大家都簇拥着寻找自己亲人的名字。我们
翻了许久，未见儿子向东的名字又进到医院内从无名尸体中一个个去辨认。可怜哪
！都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睁着大大眼睛的年轻人，但仍未见到儿子。在众多市民的
建议下，辗转来到复兴医院。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我们见复兴医院的自行车棚外
排着长长队伍的市民正在围观着死难遗体。
我们看到了一份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吴向东”，我还以为是受伤的名
单，询问病人住在哪个病床？这时一个青年人跑过来说：“这五十多个名单都是放
在车棚里的死人。”我顿时头脑里一声“轰”响，倒下不省人事了。等我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医院一张长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阵乱枪震撼窗玻璃的巨响惊醒的後来
知道这是戒严部队和市民抢夺死难者尸体的抗争战。我立即站起来，奔向我儿子的
尸体，医生们扶着我，嘱咐我说：“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军仍然会一抢尸
体的，他们要来毁灭罪证！”当我向儿子尸体那边走去，见周围密集地摆动着一具
具凄惨悲壮，愤恨不屈的英烈们的遗体。我一见儿子的尸体，发疯地扑向他，大声
喊着：“向东！你醒醒，妈妈来看你了！”我要拥抱我那屈死的儿子，我要亲吻我
英俊的、视死如归的儿子；他脸色苍白，双眼未闭。但还没有等我扑倒在儿子身上
，几个壮实的年轻大夫就把我架了起来。我嚎哭着，挣扎着要挣脱他们把我往外搀
扶的双手。
我看完儿子尸体从医院出来，来到大街上，众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个
小伙子对我说：“你儿子是好样的，我们都是你的儿子！血债定要血来还！”一辆
出租车免费把我们送回了家。七日，在三十万戒严部队警戒着北京城的夜晚，在众
多单位、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向东遗体悄悄地送到东郊火化场急
速火化。当时在吉普车内，我看见我的儿子连血迹也未擦掉，在换衣服时，见到枪
口是从左边锁骨之上脖子射进，从後边近脊椎处穿出，子弹进口为１－２厘米，射
出口为２－３厘米，伤口四周被灼烧成一个圆洞。
我的儿子离他父母匆匆走了！不！他没有死，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那二
十一岁短暂的生命，将永远是光辉灿烂的一生！我儿子曾在五月的天安门广场写过
一份遗书，遗书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打倒官倒、打倒贪官污吏，争
取民主自由，就是死了也有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生前的诺言。
九月底，我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买到一方墓地，入葬那天，他弟弟吴卫东骑
着一辆黄色自行车，车後安放着胞兄“吴向东”的骨灰盒，就算是“灵车”。我身
着白衣骑车紧跟卫东卫护着向东的“灵车”。一路，长安街两旁一队队头戴钢盔、
手持冲锋枪的戒严部队士兵枪口对着大街，街上不时驰过全付武装、装有机枪的军
车。我们是在这白色恐惧下安葬儿子的。我们为儿子立了一声墓碑，碑上刻着红、
黑二种体字，红的写着“吴向东之墓，生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死於一九八九
年六月四日。”黑的写着“立碑人：父吴学汉，母徐珏”。但是，谁又能想到，一
九九五年十一月，儿子向东墓碑上的立碑人“父吴学汉”四个黑色字体竟也改写成
了红色字体。父亲也跟随儿子向东走了。这位生性善良、憨厚、正直的壮年汉子终
因悲伤抑郁过度而得了绝症，抱恨而去了。生前他为了讨回公道多次求告无门几年
後，我们一起加入了“六四”遇难家属群体，从此他获得了力量，同其他难属一起
从事难属的救助活动，一起为讨回公道奔走呼号。但是，我们也因此长期遭受“安
全部门”的跟踪、监视。苍天哪！你的天理何在？难道能让视生命为草芥、视法律
为儿戏、任意践踏人类生命尊严的刽子手李鹏永远逍遥法外！
我们，一群“六四”难属，向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已申诉了五个年头，可那些
所谓的“委员长和委员们”，对我们的要求始终置之不理。现在我们醒悟了，站起
来了。真理属於全人类、全世界。我们要走向世界，恳请、呼吁联合国和世界人权
组织为我们死去亲人讨回公道，用国际法惩办杀害无辜人民的罪魁祸首李鹏！让真
理的光辉照亮全世界各个角落！
徐珏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袁可志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袁力的父亲
袁力，男，出生於一九六零年七月七日，北方交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在电子
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遇难前已接到美国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
究生部的新生入学通知书，并已取得出国护照，预定九月以前赴美深造。
八九年六月三日子夜（约晚间十一时四十五分）在木樨地遭戒严部队枪杀，
临近六月四日零时被人送海军医院，因身上无证件，被列入二号无名尸体。遗体右
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块乌青淤血；中弹部位由咽部射入，後背尾声骶处射出。现
骨灰安葬於北京西郊万安公墓。
八九学生运动发生後，北京市全民响应，万人空巷，袁力因坚持工作，并没
有积极参加游行示威，但他时刻关注着学运的发展情况。当父母因对过去历次政治
运动所受冲击心存余悸而劝他不要过多介入运动时，他则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他还忧心忡忡地说：“一旦学运挫败，那该怎么办呢？”在八九年“六四”以
前的半个多月时间里，他几乎每晚必去人民大学广播站聆听学运消息。
五月二十日晚，偶遇参加绝食的理工大学学生李ＸＸ，袁力与他畅谈良久，
并要求李ＸＸ给天安门广场学运指挥部领袖们捎个口信，建议停止绝食。他认为民
运已经行动起来，也无必要继续采取伤害自己身体的断然举措。後来袁力听到柴玲
宣布停止绝食的消息，兴奋不已。六月二日下午，袁力在办公室内与同事们谈论戒
严部队在六里桥被民众堵截受阻，有人认为戒严部队可能开枪，袁力则说绝不可能
，人民解放军决不会向人民开枪。他对官方宣传的所谓“军民鱼水情”深信不疑。
六月三日下午，袁力去清华大学找一位研究生，因这位研究生已去天安门广场，於
是袁力立即前往寻找，正遇学生们在府右街附近拉住一辆偷运枪支弹药和钢盔等武
器的卡车，而且还有人用枪尖刺刀举着钢盔示威。袁力认为这是学生们的一次正义
行动，大快人心。此时驻所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解放军企图冲击人群夺回武器，袁
力与清华大学的同学一起手挽手拦住解放军，劝说他们退回人民大会堂内，直到晚
八时才回家吃晚饭洗澡。
当晚约十一时半，袁力听到军事博物馆至木樨地一带枪声大作，就立即骑上
自行车前往木樨地，他母亲拉住他的自行车说：“危险，危险！已有人被打死，千
万不可前去！”袁力则说，你们老年人尚且上街打听消息，我一个单身小伙子怕什
么？当时他身穿汗背心、牛仔裤，颈上围一条白毛由，说是为了碰上催泪弹等毒气
时捂鼻子防毒之用。他执意跨上自行车，用力一蹬就走了。天啊！岂知这竟是最後
的诀别。我与他母亲通宵达旦没能合眼。六月四日凌晨没见他回家，我们意识到出
事了。我们请邻居帮忙找来了袁力的表姐、表姐夫，一同去木樨地寻找，并向西城
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探询。所有人都建议我们到各医院寻找。从六月四日起的半个月
里，由袁力的表姐、表姐夫、哥哥和从长沙赶来的姐姐以及其他亲友们一起，找遍
了北京市区内的四十四家医院，都找不到袁力，连尸体都没有见到。莫非是被戒严
部队抓走了？真令人揪心、焦虑、恐惧……这样日子实在不好过。直至六月十九日
，我们再次到各医院拉网寻找，终於在海军医院太平间里见到了他的尸体。原来袁
力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所以成了无法找到亲属的无名尸。在这段时间里，袁力的遗
体曾被北京市弹簧厂的工人误认领走，两天後才送回。幸亏海军医院的一位老者想
尽办法保存好尸体，因而得以完好保存，没有腐烂。
在寻找袁力的半个月时间里，所到四十四座医院内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复
兴医院，尸首堆积如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四百具以上，而已
经陆续被认领运走的还不知更有多少具！？在此期间，袁力失踪的消息一传出去，
不仅许多亲友来我家探望慰问，而且还有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来访，讲述六月三
日晚到六月四日，他们在木樨地桥头下和在桥侧高楼脚手架上亲眼目睹的残酷情景
：六月三日晚十一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
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以单膝跪姿，用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
，多少人应声而倒。方队过後，不少人用三轮板车或自行车枪运尸体及伤者送往附
近医院。相隔不到半小时，第一列车队自西向东缓缓驶过木樨地桥，有人看到一青
年高举右臂，大声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话音未落，这位青年倒在了黑暗
之中……
从袁力的尸体我们发现他的右手大姆指虎口下方有一块乌青淤血，中弹部位
由咽部射入，後背尾骶处射出，鲜血染红了背心和整条牛仔裤（血衣犹存）。我们
断定袁力的右手是被抢托击伤的；子弹是从军车上举枪往下射向袁力的，弹道几乎
是直上直下。袁力尸体脸部，双目睁瞪，口微张，作喊话状。在火化前我们才为他
瞑目合嘴。
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八宝山第三告别室举行了向袁力遗体告别仪式。参
加者约三百人，在仪式开始前，我们亲眼看到两个一人来高、装得鼓鼓的黑色大塑
料袋，被人送入火化室，远处就能嗅到令人窒息的恶臭。对“六四”惨案死难人数
统计中，象这样的遇难者，恐怕是很难调查清楚的了。多少冤魂只能由後人以“六
四”国耻日来纪念他们了！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西郊万安公墓内，举行了袁力骨灰下葬仪
式，袁力墓碑碑文是这样写的：恸哭吾儿未及而立之年猝然离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
陨落天公如此不公唤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双亲吾儿七七坠地六三升天短暂一生不幸
始终全家心碎永失欢笑立碑志哀。
十年来，袁力的死留给亲人的心灵创伤是无法弥合的。杀人者希望大家淡忘
“六四”惨案，但这只会使我们对杀人者的愤怒和对无辜死难者的痛苦记忆在心底
里埋得更深。从天而降的突然打击，精神上的强烈刺激，导致袁力的母亲高血压症
病情加剧，心脏病多次恶性发作，特别是向袁力遗体告别仪式时因晕厥而退场。从
八九年以後的几年中，袁力的母亲每年都因高血压心脏病恶化而住医院治疗。再加
上每年清明节、“六四”在万安公墓扫墓祭奠时，总是受到军警、便衣的监视，这
种精神上的迫害，更使我们遭受身心双重打击。安度晚年已成绝望。
袁可志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日
苏永娴的证词——“六四”死难者赵龙的母亲
赵龙，男，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出生於上海，遇难时二十一岁，生前在家待
业，临时在隆福商场打工；八九年六月四日晨二时左右，在西长安街民族宫至六部
口地段遇难，左胸部三处中弹，现骨灰存放在家中。
赵龙高中毕业後未考取大学，经两年磨练，认识到读书的重要。他说：“妈
妈，我要攒点钱交学费上学了。”我儿子是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年，心地善良，富於
同情心，乐於助人尊长爱友。他弹得一手好吉他，电子琴也弹得动听。他的存在使
我们家里充满了活力与欢乐。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他在隆福大厦打工。五月的北京是不平静的，百万学
生和民众发起了反腐败、争民主的示威请愿运动。赵龙与他的商场伙伴关注着这场
运动，多次走上了街头。他还常常在下班後去天安门看望读大学的朋友，送食品、
送水。北京戒严後的一天晚饭时，我说：“龙龙，你别去游行了，也别去天安门了
，你还小，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他说：“妈妈，你放心，我只想作一个历史的
见证人。”我发现他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好象一下子长大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饭後，我们四人围成一圈。我说：“今晚咱们谁也不
许出动！”因为晚饭前我去西单路口，看到长安街上气氛异常，高音嗽叭声嘶力竭
地警告民众不要出门。我女儿米兰和我丈夫一定要出动看看，赵龙和他们也一起下
了楼。我在家焦躁不安地等他们归来，深夜十二点多了，仍不见他们回家。这时外
面突然枪声大作，就象除夕夜密集的鞭炮声，宿舍楼里的人们一下惊呼起来，争先
恐後地奔向楼下，纷纷言论着是真枪还是橡皮子弹？我惊恐万分，随着人群到了西
单商场对面的西斜街睡口。在这里，我突然看到电话亭旁一辆三轮车上躺着一个被
子弹击中的青年，肠子流出了体外。而在大街上，几辆坦克由北向南呼啸而过，青
年们飞车也向西单路口冲去。在路灯下，我一眼看见穿黄色Ｔ恤衫的龙儿，他飞车
进了胡同，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我对身边的丈夫说：“你骑车回去看看
，别让龙龙出来了！”我丈夫说他的车在民族宫，人多车多不好找，他就步行着回
家。过了好长时间，丈夫回到路口说：“龙龙不在家；院里的阿姨们不让他再离开
家，龙龙说要去找妈妈，又骑车出动了。我丈夫说龙龙机灵，不会有事的。这时已
有四日凌晨一点四十分了我十六岁的女儿说到西单路口去找哥哥，但正碰上坦克开
路的戒严部队一路自西向东扫射，她扑倒在地，射在花坛後面，根本无法从长安街
上寻找哥哥，於是又撤回西斜街路口。六月四日凌晨五点多，我上了长安街，想去
天安门找龙儿，或许他被困在那里。戒严部队手持冲锋枪，自红墙至电报大楼处，
面向西席地而坐，封锁了去天安门的通道，待愤怒的人群喊着：“打倒法西斯！”
冲向他们时，部队就扔出燃烧弹，群众就往西边退，地上一滩滩鲜血，有的已经变
成暗红色，万分惨烈，万分悲壮……
从六月三日深夜到六月七日，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寻找。龙龙的朋友、同学、
我的朋友、同事分头去了各大医院。在邮电医院，我们翻捡过成堆的尸体，却没有
龙龙；在人人民医院，门口贴出了一百四十位死者名单，也没有龙龙；在复兴医院
的尸体大部分已被认领，剩下的一具尸体躺在冰柜里，腹被刺刀捅烂了，眼睛还睁
着；这里也没有龙龙。我们猜疑龙龙被抓走了，向公安系统的朋友及监狱的朋友们
打问，他们说当晚没有抓人。六日晨，我丈夫终於在辟才胡同路口见到了赵龙的自
行车，我们判断他没有走远，要是出事也在附近，但我们找了好久仍然没有找到，
七日，有位同事说他女儿任职的一家位於宣武区四川饭店附近的医院，还有好多尸
体无人认领。那时长安街仍被头戴钢盔的戒严部队封锁着，并不时传来枪杀群众的
消息。我丈夫说他一个人去，他迂回到布满坦克的复兴门立交桥下，绕道到了那家
医院。院方让他看了些死者的照片，我丈夫认定二号就是，进到太平间细看，水泥
地板上躺了九具尸体未被认领，二号尸体的脸和下身都肿得变了样；但从他那被鲜
血染红了的黄色Ｔ恤衫、浅兰色短牛仔裤、自色耐克鞋等辨认，他就是赵龙。他左
胸连中三枪。据院方讲，六月四日凌晨二点多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残废。在场的一位
首钢体育教练说是他和他的伙伴用平板车把龙龙送来的，他死在六部口一带。
七日下午，我们拿着我妹妹亲手缝制的洁白被褥覆盖了龙儿的遗体。他们怕
我支持不了，不让我接近龙龙的遗体，我哭喊着：“我学过解剖，我不怕，我要见
我的儿子！”我儿子的遗体被抬出来放在我脚边，女儿跑在哥哥的身边连连磕头，
大声喊着：“哥哥对不起，那天晚上我们在一直就好了！”六月八日，我们去八宝
山为龙儿火化、送行。这时的长安街上仍然戒备森严，两侧站满了头戴钢盔，手持
冲锋枪的士兵。我们到八宝山已经是晚上六点钟了，大门已关闭，我们叫开了门，
当班的师傅同情地说：“收，都收下！”接着又有几辆运尸体的车开进来，院里、
厅内放了很多尸体，师傅准许我们把龙儿的遗体停放在过道内。那种惨状至今仍历
历在目。其中有一位刚从四川来京当保姆的老太太在木樨地高层楼阳台上被子弹枪
杀，她四十岁左右的儿子从四川来京奔丧，哭着对我说：“大姐，你给我母亲照两
张相吧！”我为那位安静地平躺在车上的惨死的老人家照了几张相，老人的儿子给
我留下了四川万县的地址。可惜胶卷在冲洗时爆光了。三天後，我们把龙儿的骨灰
存放在老山骨灰堂。那是六月十一日，这天到这里存放骨灰的人很多。
此後，我们每年都去老山祭奠。但一九九二年上半年，派出所来人要我们把
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走，否则否则他们就要统一处理了。尽管我们提出了强烈抗议
，仍不允许放在那里，我们不得不把龙龙的骨灰存放在家里，一直到今天。
苏冰娴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九日
丁子霖的证词——“六四”遇难者蒋捷连的母亲
蒋捷连，男，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出於北京，遇难时，刚满十七岁生前为中
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四班学生；八九年六月三日晚十一点十分左右，於木樨地
复外大街北侧二十九楼前长花坛後遇难，後背左侧中弹穿胸而过，击中心脏；骨灰
一直安置在家中灵堂内。
八九年四月，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北京学运一开始，蒋捷连就十分关切。他
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往来於人大、北大看大字报，听大学生讲演。四月十九日，北京
各高校大学生就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参加追悼大会等问题，聚集在新华门前
互助合作请愿，与前来弹压的军警发生冲突。蒋捷连作为一个中学生参加了这次请
愿活动。此後又多次参加运动。五月十三日，北京各校大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
食静坐後，他常於夜间骑自行车前往广场参加纠察队维持秩序，第二天照常去学校
上课。五月十七日，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的绝食活动进入高潮，蒋捷连与班上数名同
学组织所在学校人大附中二千余名学生参加了首都百万人声援绝食大学生的大游行
，这是首都中学生第一次有组织地走上街头。五月十九日李鹏发布戒严令後，他又
多次於深夜外出参加首都民众堵截军车、向军队说明学运情况、劝阻军队不要进城
的行动。六月三日傍晚，中央电视台广播“紧急通告”（要市民不出家门，否则一
切後果自负）後，他在家里坐立不安，担心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的安危，一定要骑车
去天安门。我在家里苦苦拉劝了他两个小时，最後他挣脱了我，冲进卫生间，倒插
上门栓，越窗而去（我家住底层），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六月三日蒋捷连离家的时间是晚十点半。他在人民大学校门口遇到一位同班
同学，两岸相约骑车去天安门但到木樨地就再也无法前行了。此时木樨地桥头整个
地段人潮如涌，与自西向东强行突进的戒严部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戒严部队奉命
向密集的人群疯狂扫射，大批民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当又一阵枪弹扫射过来时，蒋
捷连和他的同学射到了地铁站出口处以北、二十九号楼前长花坛後面；但是，他和
他的同学都中弹了，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他的同学被子弹擦伤了胳膊，
而蒋捷连则被射中了後背，子弹余穿心脏。那位同学听到蒋捷连轻松地说了一句：
“我可能中弹了！”说罢他蹲了下去，随即昏倒在地，殷红的鲜血浸透了他那件乳
黄色的Ｔ恤杉。这时的时间是晚十一点十分左右。当时，周围的民众冒着生命危险
把他抬到二十九号楼北侧门洞下，看他伤势严重，立即找来一辆平板三枪车，把他
送往医院抢救；後来嫌板车走得太慢，沿途截了一辆出租车，由两名至今不知姓名
的民众把昏迷的蒋捷连抬上车，送往了医院。
蒋捷连彻夜未归，也无处去寻找，我们父母只得守侯在人民大学校门口焦急
地等待。六月四日清晨六点氏，同去的那位同学由其父亲陪同来我家里报信，说蒋
捷连受了重伤；他由於当时出租车里已挤不下人，没有能随车去医院，因而也就不
知道蒋捷连被送往哪一个医院。
四日晨，我们亲属、邻居及学生找遍了北京二十多所医院，所到医院死伤者
难以计数，但均未找到蒋捷连的下落。四日下午，北京儿童医院通知人民大学校方
去认领尸体。原来我儿子由好心人送到了儿童医院。据後来医院的大夫说，蒋捷连
是第一批送往这所医院抢救的伤员，当医生把他抬上临时搭起的手术台时，他早已
停止了呼吸；後来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为“来院前已死亡”。蒋捷连是北京大屠杀
中第一批倒下的罹难者。
六月五日凌晨，人民大学校方派车把蒋捷连的遗体转到学校附近的中关村医
院，存在在该院的冰柜里。六日下午四点，我们父母、家人、亲友、师长等二十余
人在医院为他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我们在他那浓密的乌发周围扎上了那条他引
以自豪的红布带——他为之献出热血和生命的标志。整个告别仪式没有花圈，没有
哀乐，只有一片抽泣和父母的痛苦。
六月七日，蒋捷连的遗体避开戒严部队绕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火化前，他
的亲属和所在学校人大附中的师生为他献上了花圈，一幅写着“爱国光荣”的挽联
覆盖在他的遗体上。父母因悲伤过度已不能前往送行，母亲用血泪写成的一封送行
信，放在了他的贴胸处。
“六四”大屠杀发生後，蒋捷连是中共当局在内部情况通报中正式承认并见
诸文字的唯一一名遇难中学生（现在已知的遇难中学生已不下九名）。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即蒋捷连遇害百日之际，我们把他的骨灰迎回家里
，安放在他生前睡觉的小床位置，在存放骨灰的竖柜正面，他父亲为心爱的儿子刻
下了如下碑文：这短暂的十七年／你象真正的人那样活着／又象真正的人那样死去
／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刻印在历史的永恒记忆里／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丁子霖 一九九九年二月
孙承康、于清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孙辉的父母
孙辉，男，一九七零年出生宁夏石嘴山市，遇难时十九岁生前为北京大学化
学系八八级四班学生；八九年六月四日八时左右於北京人门附近遇难，现骨灰存放
在石嘴山家里。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八时左右，孙辉骑自行车去寻找四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
撤出而未归的班长和几位同学，当他行至复兴门附近时中弹，子弹从左腋窝穿过心
脏由右腋窝射出，鲜血染红了全身衣服倒在大街上。当时孙辉穿有印着“北京大学
”字样的背心，字迹清晰鲜明。（事後他的一位老师说，如当天不穿此衣，也许会
躲过这场灾难）当时民众把尸体送到北京市儿童医院，医院根据孙辉的衣著及学生
证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大学。当时北大学生情绪激奋，要求抬尸游行，学校很害怕，
立即下令停课将学生放假。我们赶到北大是一个星期之後，我们看到孩子身上几乎
全是血迹，其状惨不忍睹。
孙辉的遗体是在八宝山火化的，当时有北大化学系几位领导、孙辉的老师和
孙辉在京的一些同班同学在场。起先我们想把孙辉的骨灰带回家，校方考虑当时北
京局势紧张，劝我们寄放在八宝山；我们於三年後把孙辉的骨灰取回宁夏，至今仍
存放在家中
孙辉是一个非常勤奋好学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的第一名，三好学
生；他性格开朗，热爱同学，孝顺父母，在家乡尊老爱劝，是邻居公认的好孩子。
当噩耗传到故乡时，亲戚、邻居、同学及很多同情者，排着长队来家吊唁，人人痛
惜英年早逝。孙辉的死，毁掉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庭，他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是我
们的希望和未来，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留下的是一堆白骨！
他母亲痛不欲生，眼睛哭瞎了，头发全白了，心脏病越来越重，怕看电视，
怕听电视里的枪声，人衰老得不成样子。十年啦！仍然念念不忘爱子，经常以泪洗
面，经常住医院每年都花好多钱，全家经济变得十分紧张。
孙辉的祖母痛失爱孙一场大病不起含恨撒手而去，不到一年我家痛失两位亲
人；我虽然刚强无泪，但一年内牙都掉光了，从此家里再没有欢乐气氛。
孙辉遇难後，当局严格限制我们的行动，不准我出差，出远门必须经保卫部
门批准，一言一行居委会都进行监视；孙辉的姐姐在他遇难的第二年毕业，当局规
定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不准调离，最後只好辞职。
九五年我被提前退休，想到郑族女儿家养养病，可我们人还没到郑州，而郑
州的派出所及女儿单位保卫部门已安排好监视我们的人员。由於我所在单位效益不
好，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老伴天天吃药打针，我只好在郑州租个房子，搞点小买
卖，可是当局况派人找到房东，说我们是政治犯，房东吓的再不敢把房子租给我们
了。
失子之痛，精神上的压力，我活得比死还难受。
我的儿子被李鹏这个屠夫杀害了，如今我又年迈。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中
国无我立足之地，处处受监视，无一点自由，我要大声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们支持
我们讨回一个公道，还我们儿子的血债！惩罚中国屠夫李鹏！
孙承康、于清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
吴定富、宋秀玲的证词——“六四”遇难者吴国锋的父母
吴国锋，男，出生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遇难时不满二十一岁，生前为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八六级学生；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遇难，遇难地点
不祥，在北京邮电医院找到尸体；现骨灰一直存放在四川家中。
我们远在四川成都新津县，八九年六月八日上午十点，镇政府派人通知我去
谈判，到了镇政府，当官的告诉我：你儿子吴国锋在北京遇难了，详情不知。当官
的要我们到北京去料理後事，说由白副书记陪同一起去。我听到这个消息後真是晴
天霹雳，不知所措，由政府官员扶持，跌跌撞撞回了家。到家後我只有哭，国锋母
亲问我为何要哭？在再三追问下，我只得如实相告。国锋妈妈当即大叫一声，从凳
子上昏倒在地，一直到傍晚才醒过来，以後就不吃不喝。
六月九日，我们从成都乘火车上北京，两天一夜国锋妈妈未沾一点饭食，只
喝了一点点水。到了北京，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一位姓张的副书记，是个女的，
她到车站把我们接到学校招待所，要我们先休息，第二天谈事情。
第二天，系主任和张副书记向我们通知了“六四”前学校和国锋的情况，问
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要求把国锋的遗体运回四川。答复说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
化。我们说，国锋还有爷爷、奶奶，不能把遗体运回去，也要让我们照几张相片带
回去，好向老人家交代。也们答复说，可以，但要严守秘密。六月十三日，我们在
西单邮电医院为国锋举行了告别仪式，国锋在北京的同学都到了，学校其他系的学
生被劝阻没有参加告别仪式。仪式告别後，我们将国锋的遗体送到了八宝山公墓火
化，当天下午取回了骨灰。
国锋死得好惨啊！他後脑一枪、肩、肋骨、手臂都有枪伤，肚脐右下有７－
８公分的刺刀创伤。可以断定，当时他连中几弹後还没有死，後来又用刺刀把他捅
死的，他的两个手心里还有很深的刺刀痕，他一定是去压刺刀时划伤的。我们见到
他的遗体上半身血糊糊的，真是惨不忍睹。
国锋於一九八六年七月以每门课程平均九十分以上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遇难时差一个月才满二十一岁。他本来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国锋遇难给我们全家
带来了极大灾难：爷爷奶奶想念孙子变成了半疯状态，常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
父亲经不起这么大的打击，肢体麻木，不能走路，失去了工作能力；每月只靠一百
多元病退的生活费度日；母亲因得知儿子遇难後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落
下脑痛後遗症，一想起儿子就头痛，一见到国锋的同学就哭，引起视力严重下降，
也已失去劳动能力。
吴定富、宋秀玲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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