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初始，当腐败现象伴随着经济生活的活络开始滋生时，
社会各方面对这个新生的旧事物，就有着相当不同的认识，并几度发生过颇为激烈
的争论，至今争论绵延未绝。撮其要，至少有五种相当典型的、互相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对腐败的产生痛心疾首，并立即将其归咎於改革开放。更有人再
进一步，将其挂上姓“资”姓“社”之争，希望籍批判腐败、娼妓和吸毒等等“死
灰复燃”的社会丑恶现象，将中国重新拉回类似毛泽东时代的那种体制之下。

      第二种观点是把腐败看作“臭豆腐”（“闻着很臭，吃着很香”），认为腐
败在政治上是攻破铁幕专制的利器，在经济上是辅助市场运行的“润滑剂”。还有
人致力於为腐败“正名”，试图说明腐败现象本来“闻着也应不臭”。

      第三种观点是“不承认主义”。说“不承认”，倒不是说持这个观点的人不
承认腐败现象的存在，而是说它不承认腐败会是个大问题。这种观点认为，比起改
革所取得的种种硕果，腐败现象实在不算什么，既不会影响人们对改革的评价，也
不会影响人们对改革者的评价。核心的一点是：腐败既不是对现有体制的威胁，也
是可以在体制内逐步解决的。

      第四种观点或许不能算是真正的观点，而是一种处事的态度，就是所谓“玩
世不恭”。持这种态度的人或许在腐败於已不利时大力讨之伐之，与此同时又在找
寻一切可能的机会利用现有的腐败为自己牟利，而不是利用或探索一切可能资源和
机会去剪除腐败。

      最後一种观点则是，腐败就是腐败，闻着很臭，实际也有害，它的实质是一
部分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资源，违反社会准则为自己牟利。无论生活在何种“制度
”下，在政治上持什么见解，宗教上有什么信仰，经济上属於什么利益集团，一个
人没有任何堂皇的理由支持腐败现象；而在行动上，每个人应力避参与腐败现象，
并在体制内或体制外，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利用一切可能机会抵制、消除腐败。


      笔者将简要说明，为什么我仅仅赞同最後一种观点。

  （二）

      这里，我想厘清，为什么前四种观点不让我信服。

      第一种观点在我看来是相当误人的观点，因为它实质上在利用人们对某些臭
名远扬的经济或社会腐败现象（如贪污、娼妓和吸毒）的痛恨，去说服他们接受一
个更腐败的东西——政治上的绝对腐败。而政治上的绝对腐败（即独裁统治）不仅
制造了人类的更大苦难，如个人基本政治、经济权利的剥夺，且极易导致大规模的
灾难爆发（如五十年代么六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国的大饥荒），更因为这种腐败本身
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平等（例如中国的所谓“三大差别”），最终为未来的
经济腐败培育了肥活的土壤，并播好了待萌的种籽。如果人们能认真回首文革期间
此起彼伏之运动的肇因，仔细检查今日泛滥中国之腐败现象的根源，那么，他们对
於一九六三至六五年间所谓“清平盛世”的评价，就不再会象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宣
示的那样美妙。

      第二种观点曾经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小有市场，也在九十年代的海外学人
中一度颇具影响力。在改革初始阶段，腐败确实撼动了专制体制的某些环节，令不
少掌权人士为了一已之私而暂时松动了他们的部分权力（而做出所谓“钱权交易”
），他们得了巨额好处，而某些市场也因此才得以放开。但是，我们应当看清，腐
败做为“糖衣炮弹”的功效，到此为止。从各国发展的实例看，是市场经济下发育
的独立社会力量（特别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促成了社会由专制
向民主，从贫困走向繁荣。须知，在非民主社会，腐败有可能令使掌权者变本加厉
，加倍维护已有特权，例如非洲一些市场经济下独裁政权的情形；而已进入民主政
体的社会，也可能因“金权政治”的泛滥而使社会品质下降，民主的实质受损，如
近年来台湾和日本的实例。换句话说，市场的开放或可有腐败伴生，但这不等於市
场开放必然腐败；健康社会或许无法杜绝腐败，但至少不应纵容腐败；市场机制不
应听任政治权力的任意渗入，而政治运作也不应有幕後金钱的操纵。

      第三种观点的立论如果不是自欺欺人，也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盲目定论
。在中国大陆全社会的腐败力量与反腐败力量激烈较量，正处於此消彼涨、此落彼
起的动态之时，人们根本无法下出一个确实的定论。更重要提，当中国处於一个道
德信仰缺失、经济制度涣散的过渡形态时，对现实如此结论性的肯定说好听些是为
了安抚人心而粉饰太平，说难听些就是因一已之私（无论是心理的或物质的）阻碍
人们的改革行动，并在客观上纵容着腐败现象的滋生和扩张。

      第四种观点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思想，它是一部分人对现实（从社会体制到伦
理道德）失去信心、言行不一的结果，而这种失去信心、唯利是图的结果反过来会
促成更多人对现实失去信心。又由於第一种观点不关心体制改革，第二、三种观点
对腐败的纵容，第四种观点的言行不一，使得“反腐败”沦为装饰，或仅仅成为权
力斗争的工具。

      最後一种观点的伦理意义是，反腐败是无条件的。唯其如此，才不会使反腐
败仅仅变成权力再分配的借口，变成一种转瞬即逝、来去勿勿的云彩。而它的社会
意义是一个经由改革达致的、健康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在根本上防止腐败现象
的泛滥。一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法制健全而且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社会，应是也
将会是腐败现象较少的社会。而这正是改革正当性的基础之一。

      大致上说，第一种观点盛行於中国大陆的某些“原教旨主义”者中，他们更
乐见到社会和思想的“清洁”、“一致”而不多元、自由；第二种观点常见於为改
革的积极参与者、出谋划策者和部分工商界人士中，有时，难以判断他们是真正如
此看，或是仅仅为了“造舆论”；第三种观点一般是官方（以及官方影响下的学术
界和新闻界）立场的基调，为读者所熟知；而第四种观点则是中国基层人士和广大
百性的主流；持最後一种观点的人数并不多，但在此次东亚金融风暴之後开始增加
了。

  （三）

      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腐败的宽容度在近年来都在收紧中。包括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资金组织在内的一些机构，也先後改变了它们一向持有的“腐败润
滑”论，而与经济合作开发组织（ＯＥＣＤ）一道致力於国际间反贪机制的建设，
这集中表现在一九九七年，“打击贿赂外国公共官员大会”的召开。迄今为止，至
少有三十四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已签署了这个大会的公约。

      在此前後，在许多一度贪污腐败盛行的国家或地区，那种腐败者名利兼收的
现象也开始急转直下。熟悉国际时事的读者会指出，近年来亚太国家政局的变迁，
主要与各国民意中强烈的反贪诉求有关——“民气可用”，虽然新的掌权人不一定
就是廉洁者，但下台的却往往是有腐败名声或为腐败所累者。这中间，有在事变中
仓皇下台的印尼总统苏哈托，也有在选举中落败的印度总理Narasinma Rao和巴基斯
坦总理贝纳吉尔·布托，还包括南韩前总统全斗焕和卢太愚的受审及金泳三的到任
收山，以及日本一系列内阁高官的去职。在拉丁美洲，因腐败问题，先後有巴西总
统和委内瑞拉总统的弹劾和厄瓜多尔总统的辞职，以及墨西哥总统和哥伦比亚总统
的饱受非议和警险过关。此外，在非洲的政变（如原扎伊尔）和欧洲的选举（如西
班牙）中，反腐败也在政府高层的变迁中，扮演了至关紧要的角色。

      不妨回顾将近十年前的“八九民运”，反腐败本是运动初期最主要的甚至可
能是唯一的诉求，是“社论”和戒严等镇压措施，渐次迫使运动改变了性质，但反
腐败始终是这次民运赢得广泛民意支持的基础。“六四”的开枪，为此後国民的“
莫谈国事，只捞金钱”的一片昏黑局面，拉开了序幕，而“邓南巡”在鼓励经济回
升之时也等於再次默认甚或赞许了腐败的“润滑”之功，一时间，同时希望政治民
主、经济自由及社会健康的人反而最为灰头土脸，而受益於腐败者不仅坐拥其利而
且还成了改革先锋，满面生辉。在理论界，也出现了一种淡化中国大陆数十年经济
积累的条件，淡化企业服务业多少人的勤奋和敬业，淡化外资基於广大市场与低廉
成本而涌入大陆这样简单的经济规律，而一味高扬一种无秩序、无制约的“自由市
场经济”的无量作用，并将其与某些经济增长的数字直接挂钩，尽管中国其时已面
对着泡沫经济和发展瓶颈的双重难关，真实的处境已相当警险。

      所幸，东亚金融风暴和世界反腐大势提供了明确的警讯，而中国民意的主潮
也再次转向反腐败。当中国大陆当局开始对政治局委员、省部级“老虎”动刀，开
始断然解除军警经商，开始收回银行权力，开始清理金融秩序之时，人们希望决策
者们的果断行动已不仅仅是出於纯政治考量，而是也在思索这个国家的持续发展和
长治久安。决策者或许还应明白，历行反贪和平反“六四”是并行不悖的两道措施
，可以是政治改革的先声也是提供社会“稳定”而保障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他们
应当明白，朱熔基推行的改革整顿为什么能在损及各方不少人短期利益的情况下仍
然获得民意（以及国际舆论）支持——时者，势也，当前的中国，正面临着政治改
革的又一大好时机，而反腐败则是政治改革的一项昭然诉求。

  九八年十月於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