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六学潮和八九民运中，我们提出的嘹亮口号之一是反腐败。然而，老实
说，作为深居於校园的知识分子，究竟社会上官场上腐败到何等程度，却没有具体
概念。然而，被投入监狱之後，却与真正的腐败不期而遇，共产党司法系统的干部
们，几乎每天都在我们面前大张旗鼓地表演腐败丑剧。真可谓：“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这一意外收获，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从看守所到劳改场劳教场，从公安局到检察院法院，到处是司法干部腐败的
见闻。只要犯人或犯人的家属有钱，没有买不通的天路。向公安干部行贿，关押待
判的犯人可获释放，或改变在犯罪团伙中的位置，或至少，获得在看守所的优惠待
遇，比如，多几次与家属的接见等；向检察院干部行贿，犯人可被从轻起诉或免予
起诉；向法院干部行贿，本该判死刑的，可以判死缓；本该判死缓的，可以判无期
；本该判无期的，可以判二十年；本该判二十年的，可以判十五年……以此类推，
直到缓刑，直到当庭释放；向劳改场或劳教场的干部行贿，可以当上“顺差”(即轻
松差事)，活着减刑减期，以至於无病无痛，便可“保外就医”。
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在我被关押的约六平米的监仓里，常关四至六人，一
年半中，前後进出犯人二十多人。和我关在一起的，大多数是经济犯，他们中凡是
“识得人”，即能打通关系的，都得到轻判，或免判。广州市药检所一位姓袁的，
因受贿入狱，家属打通市公安局副局长周继才，得以免予起诉；越秀区一位姓孙的
刑警，因受贿和吸毒入狱，家属打通越秀区法院，开庭时获当庭释放；另一位姓钟
的刑警，因抢劫和贩毒入狱，本来该判死刑，因打通市检察院，被轻判八年。
八九年八、九月间，受不久前结束的学潮压力，广东省大张旗鼓地发起一波
反腐“严打”，发布通告勒令贪污受贿分子限期自动到司法部门投案自首或坦白交
代，否则予以严惩云云。这一“严打”历时两个月，表面上声势浩大，其实是雷声
大、雨点小，当时，许多腐败分子确实被抓进了监狱，但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微不足
道的“小鱼”，业务员、科员、科长、副处长，如此而已。其中，相当一部分人，
又因家属积极奔走、对司法干部大肆行贿而得到“宽大”。结果，在那次“严打”
运动中，只有白云机场的两名女售票员，因改单据构成的贪污罪，被判死刑。一个
姓刘，一个叫易芳，都是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血溅刑场。那些处级、局级、
市级、省级以上的“大老虎”，在那场运动中无一现形。
司法系统的腐败，也完全扭曲了其他每年几次的所谓“严打”。在广东省，
每临春交会、秋交会、国庆节、元旦节、春节等重大节日或活动前，都要搞“严打
”，即所谓“严厉打击各类严重的刑事犯罪”，无非是凑够一批规定数量的刑事犯
，予以公审并枪决，以敬效尤。结果每一次被枪决的，几乎都是外省人，广东本地
的犯人，由於多数都能用钱买通门路，因而不管罪行多大，都往往能免於一死。
在广州市第二看守所，有一名叫做“阿平”的犯人，因贩毒入狱，其贩毒的
数额惊人，达两百多公斤，算得上“头号”大案，然而，奇怪的是，他一关两年多
，躲过了一次又一次“严打”，悄然无事。他偷偷告诉我，他家里“识得人”(即有
门路)，最多判二十年，後果然轻判二十年，到劳改场後，又被“保外就医”。在该
所，有一天早晨，我听见走廊上错杂的脚步声中，一个犯人大声喊叫：“我不是主
犯，为什么判我死刑？主犯是xxx，为什么他没事？”喊叫了几次之後，他的声音被
掐断。与我同仓的一周姓犯人，与那个喊叫的犯人是同案，他告诉我，该名犯人在
团伙案中是排名第三的从犯，因前面两名主犯都买通了门路，免判死刑，於是把这
没有门路的第三名从犯调换成主犯去枪决。
也是在该所，有一回，一个孩子模样的贵州人被送进了我仓，他因摸包构成
盗窃罪入狱。他被抓住时，偷了四百元，是第一次作案，按理罪行很轻，而且他没
有上十八岁，也不至於判重刑。然而，九一年春交会前，所方为凑四十名“严打”
名额，颇为费神，於是将这位孩子模样、仅偷四百元人民币的贵州人硬说成满了十
八岁，并凑成死刑名额，押赴刑场枪决。这贵州孩子被判死刑等待上诉期间，被全
身锁上死刑镣铐，关在我仓，完全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一直到行刑的那一天，他
也完全不相信，摸了四百元，就会被枪毙。这样的例子，在看守所枚不胜举。
到我第二次入狱，被判劳教二年，被送到位於广州郊区花都市赤坭镇的广州
市第一劳教所时，该所管教干部的腐败，更是登峰造极。有一个名词叫“顺差”，
即轻松活，包括犯人中的班长、组长、门岗、楼岗、厨房伙夫等等，都叫“顺差”
。能当上顺差的，都是经过向管教干部行贿而得到的，无一例外。数额少则一千，
多则数千。於是就出现了一个并不奇怪的现象，凡当上顺差的，都是广东本地人，
因为本地人通常有钱，也有门路，外省人从头到尾都只能干粗重活。白天抬石头，
晚上做人造花，生产任务极重，每天劳动时间在十四至二十小时之间，动辄被暴力
殴打，经常伤痕累累。
生龙活虎的本地人，会突然间接到“保外就医”的通知；而那些外省人，哪
怕是病重得快死了，或者被打残了、被石头砸残了，都不可能得到“保外就医”。
据被“保外就医”的犯人说，要得到“保外就医”，至少要行贿五万元。
减刑，也成了管教干部受贿的最佳渠道。犯人减刑减期，绝对不是看什么改
造表现，只有数以万元计的行贿，才能换得半年、一年的减刑。所有减刑名额，都
成了管教干部中饱私囊的滚滚财源。
一九九四年二月间的一个晚上，在广州市第一劳教所九中队，我意外惊讶地
撞见，几名本地籍的班组长居然聚在一起吸食“白粉”，即吸毒，第二天，在我小
心翼翼的询问下，其中一名组长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是给钱托管教干部帮他们买的
白粉。还说他们几个在外面就吸白粉，到这里照样可以吸，基本上从未中断。我顿
时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吸毒贩毒，在社会上就被视为严重犯罪，不料在惩治犯罪
的劳教场，管教干部为了贪取钱财，竟然与劳教人员合伙犯罪，根据贩毒100克以上
就可判死刑的中共判罪标准，这些管教干部，其罪当诛！
劳教场的管教干部，除大量受贿之外，还把犯人当成赚钱的工具，疯狂地强
迫犯人从事长时间高强度重体力的超额劳动，白天，为了多装一船的石头，管教干
部和班组长，可以将犯人往死里打；晚上，为了多赶一车匹的出口人造花，犯人被
迫干活到三更。古代奴隶社会的情形，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里再现，怵目惊心。
然而，不管管教干部们多么腐败，却从不敢向政治犯索贿，但一件具有戏剧
性和讽刺性的事情是，由於管教干部的腐败透顶，无孔不入，丑极而美，却意外地
让我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小小的机会，我将自己帐上的二百元钱转给厨房的一个“顺
差”，托该顺差从管教干部手上买了一部收音机，管教干部并不知道这收音机为我
所购，於是，在九四年秋冬的几个月里，在严密监控的情形下，缝在枕头里的这部
小型收音机，成为我获取外界信息的珍贵途径。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晚上和十二月
二十二日午夜，我分别从美国之音和台湾电台里，两次收听到了关於播送我自己的
节目，主要是关於出口劳改产品人造花的报导，那时的心情，真是无比欣喜、无比
地受到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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