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澎金马地区奉行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和在大陆奉行共产主义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自一九四九年起，两者各自独立，分庭抗礼已半个世纪。在此期间，为求
把两个中国最终统一为“一个中国”，双方均已建立起对话机构，海基会与海协会
。但总因话不投机，分多於合，争多於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恃其地广势大，常对
中华民国发动“文攻武吓”。因此两岸关系常处於危疑震荡之中。

      人们都在想：其关键原因何在？

      最近，世界第三大广播公司“德国之声”总裁魏里希、亚洲部主任克纳伯与
记者西蒙曼素访问中华民国（下文简称“自由中国”）总统李登辉先生，提问中第
一个问题就问到了要害——关键所在！请看问答：

      问：台湾的经济成就为举世所歆羡。另一项印象深刻的成就则是近年来台湾
成功的民主化。然而北京政府却视台湾为“叛离的一省”。这也正是两岸关系长期
紧张以及中共对台湾造成严重威胁的主要原因。您如何因应这项危机？

      答：我要就历史及法律两方面来答复。中共当局不顾两岸分权、分治的事实
，持续对我们进行武力恫吓。的确是两岸关系无法获得根本改善的主要原因。历史
事实是一九四九年中共立国以後，从未统治过中华民国所辖的台、澎、金、马。我
国并在一九九一年的修宪，增修条文第十条（现在为第十一条）将宪法的地域效力
限缩在台湾（笔者按：中华民国在大陆时蒋介石总统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颁布的
《中华民国宪法的地域有效力》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全部地区），并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大陆统治权的合法性。……一九九一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
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不是一合法政府、一叛乱省份，或一中
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所以，您提到北京政府将台湾视
为“叛离的一省”，这完全昧於历史和法律上的事实。

      最近李登辉又两次重申了这个立场和观点。

      这个答复有没有错？以实事求是的客观立场来看，按照历史事实、政治现状
和法律根据，这是唯一的正确的答复。难道要李登辉公开向北京承认台湾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叛离的一省”吗？那么，亦即要李登辉承认中华民国已经灭亡，现在
的国民党、新党、民进党都是叛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党派，理应投顺中华人民
共和国，交出台湾省的管辖权。这就是“一个中国”，天下太平了。中华民国当局
如果继续“叛离”於台湾省，北京不就是名正言顺，随时可以出兵平定“叛乱”，
收复台湾吗？

      但是，这难道是现在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全体国民党人，以及在野的民进
党、新党等党派所能同意的吗？最最根本的一条，这难道是当今中华民国的国民—
—两千万台湾同胞能接受的吗？

      所以，笔者以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来看，李登辉的答话，不仅仅按照历史事
实和法律根据来回答，而且也按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现状，民心民情要求保持
现状这个层面上来回答，也必须不论北京所谓“台湾是叛离的一省”之罪名。若答
复仅仅如此，也只是陈述了一个历史事实和政治现状而已。其出人意外而又惊讶之
处则是从陈述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出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政治观点，将两岸关系定
位於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即现在已传遍世界的“
两国论”。说句实话，这也并非李登辉的个人创见，而是五十年来两岸关系的客观
存在的内涵和实质。

      李登辉代表中华民国当局一旦揭示出两岸关系这个内涵实质——“特殊的国
与国的关系”，就仿佛四两拨千斤，既推翻了北京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现
实基础，也推翻了北京所制定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的前提和架构。说到底，这
“两国特殊关系论”，或“德国模式论”，彻底破了北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吃
掉中华民国的“统一”大计。所以，北京之所以感到震惊而暴怒，声言绝不接受，
绝不容忍，其情其理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北京若能设身处地想一想：一九一二年
孙中山推翻满清帝制後创建的中华民国，一九四五年後从日本侵略者手上收复台湾
，一九四九年在大陆内战失败而迁都台北，现在继续实行民国宪法，建立民选政府
，拥有台湾的领土主权和国防军队，怎能自认是“叛离的一省”，接受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统一管辖呢？

      北京果能如此设身处地想一想，双方便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既能高瞻远
瞩，坚持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的原则方针下，又能实事求是按照客观存在
的“两个中国”的现实基础上，和平对等地进行政治谈判和事务谈判，增进互相了
解，互相信任，促成互相让步，互相妥协，又互相学习政经改革的成功经验，互相
交流工商贸易的经济利益。假以时日，成效自见。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民族之
多，谋统一大业，岂能一言而定，一蹴而成，且看一九二一年中共建党开始，国共
制度之争，迄今已近八十年，历经三代人之手。历史在发展，世界在进步，中国之
统一大业再经国共双方一两代人的努力，大功告成，亦不为晚啊！记得一九七一年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美国总统尼克逊的特使基辛格说过：“谈中美关系，我看世界
局势事大，台湾问题事小，即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毛泽东还同美国记者斯诺
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分别讲过：“我们不会为台湾问题同美国打仗。”

      应该承认，毛泽东和周恩来这种大格局的战略观点和对外政策，从七十年代
起一方面调整并发展了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也稳定并增进了台海的和平与安全。即
使当时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坚守中华民国是“一个中国”的立场，时
时发表声明或谈话，要“反攻大陆，收复匪区，再造一个统一的中国”……毛泽东
和周恩来未曾发动“文攻武吓”，未曾造成两岸危疑的严重局势。窃以为今之中南
海高层应温故知新，有所反思有所自省，有所学习，有所改进。

      令人遗憾的是，中南海高层竟又摆出架势，显示欲重施一九九五、一九九六
那两次“文攻武吓”的故技。近十天来骂声如潮，但骂来骂去又无非骂国民党执政
党局“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分裂领土主权”……等等
罪名，都没有陈清事实，说明道理。李登辉讲“特殊的国与国之关系”关於讲清了
历史事实、政治现状和法律根据。对他同意与否可以商讨，以至争论。但若一味仗
国大势强，以“文攻武吓”取胜，诚不足以服人。

      我谨以客观的态度，在两岸关系上多少有点历史见识的条件，试对现代中国
从“一个中国”演变成“两个中国”的成因和肇源作一扼要的回顾与陈述，看国共
两党责任何在,应如何解决？

      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上来看，从“一个中国”演变到“两个中国”，肇源於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革命。但并非为权力地位之争，而是应如何建设现代国家的社
会制度之争。这一点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乃可寻求如何以和平合理的解决之
道。因为中国内部这场“两国之争”在中国大陆上国共争了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
，大陆上国败共胜，国民党退守中华民国最後一片领土，台、澎、金、马地区；共
产党在大陆上创建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时起，世界上开始存在着“两个中国”
。两者继续进行社会制度建设之争直至今日，以至下个世纪。但我们人民决不能视
之为两者分裂祖国的领土主权、背叛民族主义的行为。

      试再看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共产党
如何同国民政府从制度之争发展到“两国”之争。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率领“同
盟会”志士武装起义，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应该说这
是中国从古代史到近代史上制度之争最大的历史性胜利。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建立中
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但当时中国封建势力在全国各地盘根错节，封建军阀
在各地拥兵割处，而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亡我心急，提出吞并中华民国的
“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初创的中华民国处於为此内忧外患之境。“三民主义”
无法推行。

      在这个内忧外患之日，一部分忧国忧时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苏联输入中国的马
列共产主义。所以在中华民国建国後未到十年之期，即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主
义者，在苏联领导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指导下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制定：以“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消灭
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以及联合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第三国际，共同奋
斗……云云。

      这就在中国开启了共产主义推倒三民主义，消灭资产阶级的两个制度之争的
历史序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他还说：我们要“一面倒，倒向苏联”
。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这样的制度之争，让今天的台湾同胞，特别是爱国知识分
子，看来、听来，不正如今日中共指称台湾“是叛离的一省”？“不顾民族大义”
、“托庇外国势力”、“分裂祖国领土主权”，但是，只因当年共产党遵奉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教条：“共产主义无国界，无产不阶级无祖国。”他们就是这样忠诚信
奉和实行了同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当局展开的“制度之争”。

      例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夺取我国东
三省之後，共产党又在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派员指导下，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一个
国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这就在中华民国统一的领土主权之内第一次
制造了“两个中国”。而这个国家，还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
，主要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就作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决定。这“两个
中国”便从制度之争变成武装夺权斗争，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对内
是夺取中华民国的政权，对外不是保卫中国领土，却是保卫苏联领土！今日台湾同
胞看到中共在一九三一年制造“两个中国”这段历史一定会想现在中共党对我们宣
讲的“民族大义”是真是假呢？幸而当年中国大陆人民对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那种
制度之争也表示难以接受。後来中共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斗争也失
败了，保卫苏联的错误也自行纠正过来了。

      然而，中共在“一族之内，建立两国”的努力没有放弃。一九三五年，中共
从江西“长征到延安”（用毛泽东自己在内部讲的话：“长征，实际上是逃跑”）
，又立即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之间地区建立起“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党史
记载说：“首都在延安”。这就宣示，中共这个“陕甘宁地区”又在中华民国的领
土上，另立一国，隶属於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延安搭上
了江青，其妻贺子珍一怒而到莫斯科养病。一九三七年毛与贺离婚，与江结婚，是
经中央政治局同意上报斯大林批准的。中共现在常批国民党当局“挟洋自重”，“
搞两个中国”，实宜想想自己在一九三一年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一九三
六年建立“以延安为首都的陕甘宁边区”这样的“两国论”这段历史。如果是，则
在“文攻武吓”之前将会有多点考虑。

      总而言之，从我上述历史梗概，足以见证：自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创建之後
十年，亦即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语）之後四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日起，掀起了共产主义立国与三民主义立
国之争，因而并行产生了“一族两国”的生死斗争，直至今日一九九九年，已达七
十八年。这既是制度之争，又是立国之争。肇源於共产党，起因在主义。所以，这
既是内政之争，却又是立国之争现在是一个奉行马列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一个
以“三民主义”立国的中华民国，隔海分治。

      面对着并处身於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称之“一个中国”为是呢，抑或“一
族两国”为是，八十七年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已经作出了结论。

      今天摆在两岸政府领导人和全体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从“一族
两国”走向统一的“一个中国”之道。“一族两国”的首创者中国共产党负有主要
的责任。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共却重施“文攻武吓”之故技，不错，中共曾在一九
四九年在大陆上以武力取胜。但在掌握政权之後，开始推行它的主义和制度至今五
十年，不要说共产主义已无人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亦已於十年前崩溃。
现在从国内国际的形势来看，武力和主义都已不能取胜。如何走向统一的“一个中
国”之道，正是笔者下篇的主题，愿向两岸政府领导人和人民效野叟献曝之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