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定位

                 ——为纪念五十年来惨遭屠杀的八千万同胞而作


  解 龙


      在《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分治》（原载《北京之春》九七年十二月号）一
文中，我曾经论述，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在政治上造成了“
南——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而
当前二十世纪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胜利，则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代”的分
治；这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迄今尚未结束。根据历史比较的便利，我们也不
妨把“国——共党时代”叫做“第二南北朝时代”，因为它在文化上同样体现为海
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斗争、分治、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在《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
分治》一文中，我们也曾看到，当今的北朝就是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陆中
国，它是由我们的北方邻居、业已消逝的两霸之一苏联，通过“儿皇帝”的方式代
为建立的。虽然“父皇”苏联老大哥已经不在，但儿皇帝还是决心继承父业，要与
海洋文明的代议制政权一决雌雄的。最新的事例是，它以塞尔维亚的米罗舍维奇取
代了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作为对抗海洋文明的黑暗同盟。

  一、北朝是社会野蛮化的先锋队

      一九四九年迄今的时代特点，受制於一个因素，北朝的巨大胜利。
      
      本来，中国共产党取胜於北方；它的政权也在北方建立；它的中晚期干部取
自北方。它的早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
苦熬中，彻底北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无一不是取自我
们的北方强邻——继大戌、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满州之後继起的——“俄罗
斯——苏联”。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之於中国，不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
族独立的武器”，而是“俄罗斯——苏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
义近似於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但这
一次的割据有两个新特点：

      （１）它是“红色”的。毛泽东坦承“红色割据”，并在江西建立了“苏维
埃共和国”，即苏俄奴化中国的跳板、基地；但他和他的同志们犯了一个“忘本”
的错误，由於远离了他们的祖国苏联、未获北方基地的补给而告失败。“长征”的
意义即在於此，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北伐战争後未获生计安置的人们）归化北方
，背靠贺兰山，从而拉开中国野蛮化的新一幕。这座贺兰山，正是反抗北方蛮族的
民族英雄岳飞希望“驾长车踏破”的北方民族根据地。
    
      （２）国际力量的多元化，如“资本主义阵营”、“自由世界”的存在，使
“老大哥”苏联不敢对小徒弟中共、儿皇帝毛泽东全无顾忌，为所欲为，结果毛泽
东得以和苏联决裂。毛自己承认他与苏联的关系是“名为兄弟党，实为儿子党”。


      尽管毛与北方的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却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
京蛮族那里传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创作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中国，是
代表了“内陆农村对沿海城市的反动”，这些农村，由於西方工商业的扩张而陷入
破产。相比较，国民党则是代表了东南沿海的城市工商业，所以被共产党叫做“大
卖办、大资产阶级”。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後，共产党抵制东南沿海城市发展，
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也为了“纠正国民党的错误”。

      试比较“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即“南朝和北朝”）在十个方面的差
异：

      一、国号：    （１）中华民国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意识形态：（１）三民主义      （２）共产主义

      三、政治制度：（１）训政的五权分立（２）无产阶级专政

      四、战略靠山：（１）美国          （２）苏联

      五、社会支援：（１）东南沿海城市  （２）广大内陆农村

      六、经济制度：（１）自由竞争      （２）国家统配

      七、文化取向：（１）传统与现代妥协（２）革命的未来主义

      八、人文风情：（１）温柔细腻的    （２）刚毅粗犷的

      九、人际关系：（１）随和而纠结的  （２）猜忌而斗争的

      十、人的梦想：（１）具体而微妙    （２）宏大而无边

      类似的特性无所不在，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从一九四九年迄今五十年的对峙看，南（台湾）——北（大陆）的悬殊似乎
不成比例：面积一比三六０；人口一比五０。然而，我们最好不要忘了，长江以南
的中国，对共产党具有强烈的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一九七六年四月，
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
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毛祖龙，感到
内心的恐慌，他终於知道，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杀人政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
中国的主人，即使把小岛台湾排除在外。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的生死结”，何尝不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
内部的延伸”，对此，毛泽东这位隋炀帝式的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我们党
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
继续。”

  三、达尔文主义是野蛮化的意识形态

      中国近代史的内容是“不断革命”，即不断野蛮化，基於国家破产、社会解
体的压力，而不断进行超常的社会动员，表现为一次又一次痉挛般的“新长征”。
其领域之宽、程度之深、方式之激烈、後果之严重，不仅构成中国“古今未有之变
局”，且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形形色色的中国志士，为寻求民族的出路一波波
悲惨死去。这一切惨烈的死亡，却受到了“达尔文主义各支派”（包括洋务派，维
新派、革命党、立宪派、共产党、国民党、民主运动等互相敌对的思想政治派别）
的接受、支持甚至热烈的欢呼。

      这毫不奇怪。达尔文主义关於弱肉强食是宇宙公理的思想与科学，正好满足
了近代中国不断野蛮化的需要。

      各种形式的达尔文主义（不论他们彼此如何争说区别），已代替了儒家学说
，构成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的“世界观”、构成各个前赴後继的“中国政府”的治国
之本。王道的肃穆和精神的钟声，被霸道的枪炮和急功近利的物欲呻吟淹没掉。一
千年来和平的顺民生涯，被一百年来不愿做奴隶的吼声，震得睡眼迷朦……无论是
散漫开明的国民党，还是严酷紧张的共产党，或是被夹在中间当甜点心的“第三势
力”，甚至是当今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运动的志士……无一不被炮火连
天、运筹帷幄的时代精神给浸透了。

      价值观念的彻底革命，是和社会结构的彻底颠覆互为表里的：於是，中国经
历了“五胡乱华”以来最大的社会、文化的解构过程。而说到底，这是现代中国需
要远较五胡乱华时代更彻底的社会动员，所以，即使五胡部落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破
坏，也远远不及二十世纪的八国联军对现代中国社会的颠覆，来得剧烈、深刻，意
义深远。在五胡面前保持不坠的中国文明尊严，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冲击下完全崩溃
了。中国人放弃了独立的意识，匍匐为形形色色的买办，和精神上的叭儿狗……“
山沟里的共产主义者”和上海滩上的流氓，在丧失了文化尊严的意义上，是殊途同
归的。香港西装革履的买办和美国不懂中文的洋博士，在丧失了文化尊严的意义上
，也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他们痛挖祖坟，以便到地狱里向马克思报到时，取悦於
犹太人、德国人、俄罗斯与蒙古人的杂种马克思、列宁甚至格鲁吉亚的怪胎斯大林
同志。

        然而，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表明，达尔文主义破坏有功，建立乏力，始终未
能兑现建设性使命。他们的努力，造成野蛮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助中国进入
了“由文弱走向野蛮的炼狱”。“革命口号”与“革命行动”鼓荡起来“革命力量
”，迄今为止，有系统摧毁了地平线内的一切系统，这种破坏构成近代中国始终一
贯的“有系统的建设”。

      和那些“一次革命就成功地建立了新制度的国家”，（如荷兰、美国）相比
，我们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还只是半成品，中国，迄今为
止还向在革命的手术台上，半瘫痪着。说中国革命是“流产”的，并不确切，但它
的“不足月”却是真的，因为中国还没有成功地进行现代社会所必须的社会动员。
工农群众、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政府官僚都没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训练。
发动革命的势力，总是一相情愿地拿外部世界那些实现了社会动员的国家的例子来
想象甚至“设计”中国的发展，结果，他们的设计与诺言，总是落空。

  三、极端的社会动员是野蛮化的杠杆

      极端的社会动员努力已经深入二十世纪中国的骨髓，它的纲领是：“革命：
目的而不是手段！”革命，努力百年漫漫，中国人除了革命以外，什么业绩也没有
留下来。其极致，革命从手段变成了目的！学者们可以大声谴责“这是典型的异化
！”然而，异化的功能正在於“绝对的深化”！不经过“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
不能成为大学者；不经过“为艺术而艺术”的阶段，不能产生垂世经典；不经过“
反革命而革命”的阶段，不能达到野蛮的深度！
      
      在可见的层面上，中国近代史堪称倒退，是典型的野蛮化。中国人已经习惯
了一切恶性的事变，很少有什么打击，可令我们惊惶失措的了。甚至中共宣传家都
承认，文革使中国退化到新石器时代！

      中国人已经可以接受一切，并随时刻准备着接受一切不可思议的事变！这对
一个过於保守并时刻以不合惯例为借口去攻击进取者的社会，是多大的进步。

      粉碎可见的壁垒，容易，粉碎不可见的壁垒，难。世界上多少古代民族，并
非亡於外在的不适应，而是亡於内心的不能适应。让我们学会更彻底地适应，以便
进行更充分的社会动员！崇尚实力毕竟比崇尚虚伪，要符合现代国际竞争的游戏规
则。“以利益语言开口说话”的谈判对象，毕竟比“以道德语言闭口总结”的谈判
对象，较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这就是长期革命造成的“心理废墟”的妙用！是
的。心理的废墟——很可能将被证明是结束中国革命，打开新国家之门的金钥匙！
任何外部的、可见性的“硬件”，都不及心灵的、不可见的“软件”更新来得重要
；而任何自我更新，无不首先显现为自我废弃！

      遍地废墟的社会野蛮、十面弥漫的文化真空——中国文化长城和心理堤防的
崩溃，带来一个洪水滔天的时代。不是事後的聪明不是败者的自慰，不是嫁祸於传
统，更不是某个领袖意志的怪诞产物——而是一连串历史运动所揭示的定数！

      解构与结构，是如此的混成、互动，在绵延的破坏中，绵延生长着新国家的
要素！这就是我们的最後出路！

      隔岸观火的学者们！请求你们不要把中国革命血腥过程简化为“一连串阴谋
、政变与屠杀的历史！”尽管，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充满阴谋、政变、屠杀并围绕
着一个主轴：“野蛮化”。尽管野蛮代替了王权，执掌中国。这不足为奇。早在辛
亥革命前後，许多先知先觉者（如梁启超辈）就倡言了这一主轴的必要性，他们倡
言尚武精神，呼吁野蛮国民的体魄、精神，甚至把强化这一主轴，视为中国复兴的
内在基础。野蛮化，成了费拉民族追赶文化民族的“马刺”，甚至成了“扫帚星”
。例如毛泽东本人，就对自己的扫帚星使命，有生动解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
不会自己跑掉。”过时的、地锄头於实现新的社会动员的传统与文明，就这样被共
产主义的扫帚星们，作为“灰尘”一笔勾销了。根据同样的原理，同样的自我期许
，他们还自命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专家，必欲颠倒历史而後快。

      缺乏领悟的人们，可能会把中国的野蛮化及其分裂的後果（如，政治与文化
上的“南北朝对立”参阅拙作《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分治》，《北京之春》一九
九七年十二月号）看作人为，甚至是必须消除的病态；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真
理：这病态的病魔，却显然不是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力量，一手包办的。迄今为止的
南北朝对立，早在一八五０年就明显了，且经历五代表现形式：

      一、南方的太平天国与北方的清廷之间的对立；

      二、北方的清廷与南方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
坤一等）之间的明争暗斗；

      三、南方的革命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对立；

      四、北方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对立；

      五、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对立。

      在这种慢性的社会撕裂中，实现某种深入的社会动员；死亡与新生、真善美
与假恶丑、疯狂的破坏与天堂的期待——奇妙地凝聚一处，相克相成，仿佛高耸的
金字塔，浸泡在布满大地的血泪中。要没有这种漫性的撕裂，费拉民族如何退化为
文化民族？要没有绵延百年的野蛮化运动（它比较正式的名称是“革命”），安眠
於两千年“大一统长城”、一千年“异族阴影下”的中国，如何适应“现代列强争
霸的战国格局”。

      这样看来，中国的全方位分裂（领土分裂、精神的分裂）只能终结在中国革
命的终结处，野蛮的北朝注定死亡在社会动员完全实现之後。

  四、野蛮的胜利者

      迄今为止，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胜利者的王冠”，都戴在那些“进一步
强化野蛮势力的人”的脑袋上。新兴的政权的杀人数目，只是前一个政权杀人数目
的十倍以上。满清政府杀了“六君子”和徐锡麟、秋瑾，就革命蜂起，天下大乱了
。北洋军阀闹出“三一八惨案”，杀了十数名学生，就被“打倒军阀锄列强”的吼
声震垮了。共产党控诉说，蒋介石在南京处决了十万共产党人；但共产党自己，却
在北京屠杀了几百万“反革命”。十七年以後“文革”爆发，索性大杀起自己的同
党来。前後累计，中共整死几千万中国人，是蒋介石的几百倍。毛泽东大言不惭，
他焚书坑儒的成就更在秦始皇百倍之上。当时野蛮化有增无已的趋势下，一切仁慈
的表现被当作“软弱”的代词；而野蛮的行径则与“政治正确”划上了等号。这样
的风尚，使野蛮的趋势无法减缓，更难逆转。

      此其时也，“野蛮进程的炸药与炮灰”（比较正式的名称是“战斗英雄”）
，成为“时代精神的指向”，成为人格的最高示范。董存瑞、黄继光、雷锋、麦贤
德、此其类也。

      “政治革命”只是小巫，真正的大巫，则是“革命的政治”！即把野蛮化列
为是最高秩序的“反秩序状态”。野蛮化是其果，革命化是其因；革命化是其表，
野蛮化是其实——革命与野蛮互构因果、互为表实。在这种意义上，近代中国的革
命，既不是古代一治一乱的鼎革天命，也不是西方式一次性的天道进化；而是彻底
、全部、干净的野蛮化。是一个古老社会的彻底瘫痪，一个文明系统的全部解散。


      宋元以降尤其明清以来的中国人，以文弱清瘦的病体为美，它的国民外表文
明，内心懦弱，野性的力量与活性的力量一并消除——这是一种病恹恹的美，一种
化妆品的美，一种圈养动物的美，一种走向死亡的美！

      现代的战国世界则完全相反：它陷入“列国纷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为胜
利女神的血腥祭坛，而把技术武器化、科学偶像化。为争霸全球，它相似於中国夏
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逐鹿中原的激情”，而摒弃秦至清（尤其是
元明清的奴性时代）的“大一统驯服”！所以，它奖励体育、召唤尚武精神。而这
，对习於文弱的社会来说，无异鼓动野蛮风潮。这等於用拳打脚踢来开导病夫：不
具备现代的野蛮气质，则达不到现代的文明境地！

      而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大部分“路线斗争”激发的残酷内战，无不直接导
源於如何野蛮和野蛮到什么地步的“火候之争”。从“洋务”与“变法”之争，到
“改良”与“革命”之争，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到共产党内“十次路
线斗争”莫不如此。六四大屠杀则是崭新的事例。而新起的势力，又总以更大的热
忱投身更大的野蛮。斗争越深越烈，直把整个社会投入火海，全国一片红，仿佛炼
狱。

      可以预测的是，这“火侯问题”还将继续成为中国内争的焦点。

      有人说，“革命已经够了！现代应该和平建设了！”说这话的，大多是坐在
上风的执政党人。

      有人说，“不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说这话的，大多是坐在
下风的野党人。

      他们的利益比他们的理想更难协调。他们的理论都对。因为中国近现代史已
经证明：所谓“建设”，是一个革命阶段到另一个革命阶段的喘息；所谓“建设”
，不过是在准备更大的爆炸力罢了！所以，满怀信心地建设一段，突然发现“革命
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轮回。於是心情更急切，革命行动更暴烈。

      “他们的革命已经结束，我们的革命刚刚开始！”

      这里有一个“革命过程”需要完成。也就是说，人的惰性不仅体现为“反革
命”，也体现为“革命的惯性”，所以，便形成了“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
”的怪圈：中国革命的漫长过程，注定要把一切自认为彻底革命的革命者，先後打
入“彻头彻尾声的反革命”地狱。甚至自封为革命化身的毛泽东本身也不例外，一
九七六年他垂死之际，血腥镇压第一次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罪
行。其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在继续革命、不断加深野蛮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达
到骇人听闻的深度。

  五、现代蛮族中国共产党

      这在这个自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赤地万里，一切私人事业与活力，被
强行取消，结果假公济私之风横行天下。共产党特权的实惠，是以解放人民的美名
做招贴的。毛泽东时代“开後门”、“挖墙脚”的小动作，已经被邓小平的“掀屋
顶”、江朱集团的“瓜分抢运”的改革给比下去。“国营企业”成为贪污的代词，
中国生活的一切领域，从此淹没以违法乱纪的阴云里。

      那些掌握“反贪污运动”的大权的人，是全心全意以运动来拔除政治异已，
并极力保护自己帮派里的贪官污吏。

      这些当权派的流行病，现已普及为“全民娱乐方式”了。一个偌大的社会，
经得起“有组织的犯罪”（如“无产阶级专政”），也经不起“全民动手的放枪”
（如“产权改革”）。雁过拔毛、行贿受贿，已经成为“中国最新型的群众运动”
！不甘贫贱的中国人，被迫成为“暗渡陈仓的专家”！不在“法律的边缘违法乱纪
”，如何生存？法不治众，所以，请君放手发动群众吧！

      野蛮的北朝，正在这种“法律空白和现代压力”的死死纠缠中，垂死挣扎。


      “野蛮”不幸是“文明”的入场券！要拥抱文明的果实，必先具备野蛮的力
量。野蛮力量登堂入室，作为一切社会准则的最高仲裁。蛮力，是中南海的美德：
粗野是共产党的商标。——“既然你们已经扣动了扳机，又怎能谴责子弹打中了你
们不愿意看到的目标？！”近代中国的野蛮化，造就了蛮族集团的核心力量中国共
产党。不论社会动员方面的还是思想动员方面的。

      现代的蛮族在哪里？

      在五千余万中共党员中，在他们炸毁社会规范的行动中。

      ——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徘徊在古今中外各种文明准则之外，不仅没有“法治
”而且没有“人性”，这个不折不扣的野蛮国家甚至连国家形式也还不具备，只是
一群无法无天的党徒推行“长官意志”的屠宰场！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彻底
野蛮化了：旧的文化要素断绝，新的文化要素空白——全体人民沦为文化休克者！


      我们比历史上一切的蛮族，都更像一群野人——因为我们连野蛮民族所拥有
的社会与精神的凝聚力，也都丧失殆尽。

      纵观中土，“丧尽天良”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的生存条件！

      一个历来以文明自傲於世的民族，竟然落到这种地步，真不能不让人感叹命
运的无常。“野蛮！”——已经成为这个过去的文明民族现在所拥有的“最时髦的
王牌”——谁不认识这一王牌，谁拒绝按照这王牌的牌理出牌，谁迟一点欢呼这牌
的胜利：“就叫谁灭亡！”

      中国沦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试验场！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结果不再
是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史”，而只是“如何进行革命的路线斗争史”。
立宪党人是主张改变满清政权的性质的，但这不能使革命党人原谅他们；国民党是
民族革命者，但却被共产党人打入“反革命”的地狱；共产党革命已经革到了阎王
老子头上，但新兴一代的反共志士却必定要把他们还原为一群贪婪的卖国贼——比
满清的卖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是善於讽刺的，到此为止，它走完了一个“圆”
——最最最革命的共产党，变成了最最最反革命的汉奸党！为了推销他们的卖国的
“发展战略”，他们甚至把坦克开上大街，把他们声称代表（以致根本用不着什么
“选举”这类资产阶级的把戏）的学生和人民，碾成一堆堆血糊的肉泥。

      这不是偶然的。

      这自相残杀的社会灭绝，并不符合任何一种理论的动听模式，但它却合乎冷
冰冰的客观现实。中国人在这该死的二十世纪，消磨在路线之争上的精力，要大大
超各种建设性事业的总和！

      这是徒劳与浪费吗？残酷的路线斗争的最终结果，并非得出一条正确的救国
之路，而是通过酷刑、绝种的练狱方式，“从头到脚改造了中国人”！在这里，比
“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结果，是“基因革命”！尽管，这收获是血淋淋的，这方
法是邪恶的。在这过程中，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遭到了系统的破坏。共产党把这
种破坏叫做“愚公移山”、“颠倒历史”、“天翻地覆慨而慷”。其裂度之深、毒
害之大，为中国历史所空前，为世界历史所仅见。野蛮的北朝，食人的怪兽。

  六、古今蛮族领袖的比较

      文明的荒原化、社会的野蛮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旧的帝制时
代，人们因循守旧；新的革命时代，人们无法无天。非法之法，非天之天，主宰中
国。“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人们鄙弃文明，视教养为懦弱。在第一南北朝
时代，刘渊、石勒之辈还懂得尊重知识与文化人；而到托跋氏，一代蔑视文化、鄙
弃士人的“革命新人”就形成了。在第二南北朝时代，袁世凯还懂得附庸风雅，段
祺瑞还对学生手下留情，至於毛泽东，则专以围歼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天职，邓小平
则干脆到大街上屠杀青年学子。仿佛，不经历一场深刻的野蛮化洗礼，新人类的土
壤，就无从准备就绪。

      综观两个南北格局，都是北区的革命幅度远过於南。“历史车轮的旋转速度
”，在北方似乎更快些。南方的转换形式较温和，北方的转换形式较刚断；南方以
正统自居，北方以反叛自赏；前者准备的是精致的文化之种，後者准备的是原质的
人类土壤。两者分道（意识形态对立）以扬镳（符号与象征亦异），各各独立发挥
，然後复归於一：

      阴阳媾精，化生万物：正——反——合。

      由於现代技术对生活（包括文化进程与政治发展）的加速作用，第二南北朝
比之第一南北朝的分合之势，要快两至三倍。

      例如，开户第一南北朝的“五斗米教－黄巾之乱”（西元一八四年）到奠定
第一南北朝格局的“五胡乱华”（西元三一六年），相隔一百多年；而开启第二南
北朝的“拜上帝会－太平天国”（西元一八五０年），到奠定第二南北朝格局的“
八国联军”（西元一九００年），不过五十年而已。再如，自五胡乱华到刘裕灭普
称帝从而为南北格局正名，用了整整一个世纪；而自八国联军到毛泽东在天安门上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划时代分裂，又一个半数，仅仅五十年而已。“中
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一语，其象征意识虽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巾党魁
张角的著名？语）的翻版，但其历史意识去是等於野心家刘裕的登基。

      上述的比较，不是粘於政治皮相的附会，而是基於文化骨相的透视：

      （一）这种透视表明，被毛泽东的“登天安门”（其象征性相当於古代的“
登基”）给制度化、符号化了的中国分裂，其意识远远超了当年朱温灭唐（西元九
一六年）开辟五代十国的南北格局，甚至不是金人亡宋（西元一０五七年）开闯金
——南宋及元——南宋之二百年间南北对峙之所可比拟！尽管毛泽东在社会起源上
，像朱温（“穷秀才造反加盲流起义”），但在文化表现上，像女真蒙古的生番（
史无前例的野蛮化运动）——但他的使命却远在朱温与女真之上。这不是因为他代
表了什么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直到今天今天中国也没有这玩意儿），而是因为
他的野蛮化不仅是破坏，也是一种毁灭。

  七、野蛮化现象的历史反思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比苏联——东欧共产党对苏联——东欧社会的统
治，更残酷、成效更低。因为中国社会原先的社会动员程度比之苏联——东欧社会
更低，因而更残酷的动员方式，依然无法造就一个超级大国。而中共为了自己的集
团利益，竟不惜削弱中华民族的整体活力，他们的社会动员是以一种十分奇怪的、
病态的方式进行的；不起用优秀人才，而起用泥腿子治国；不是鼓励上进，而是枪
打出头鸟；结果中共的社会动员，事倍而功半，甚至造成全面的社会倒退和社会毁
灭，全民炼钢、全民经商是形态相反但内里一致的典型例子。

      在共产党误导下，社会动员变成了社会仇杀，人们为虎作伥，一旦看到同胞
比自己更苦，就兴高采烈。在这些患者看来，拒不接受野蛮病毒的人，是阶级敌人
，实在可恶，该杀该剐，必欲除之而後快。因为拒绝病毒者，从反面凸现了受病者
的可怜。“多数人的暴政”就这样在野蛮的北朝比在任何民主国家，进行得都更残
忍、肆无忌惮！

      仅从形式上着眼，共产党仿佛继承了龚自珍精神，他用野蛮的枪杆子，在低
水平上进行了无孔不入地社会动员，把龚自珍废除病梅馆的呼吁，变成铁血现实。
但就内容上看，共产党的试验室却是一个贯彻了病梅馆原则的更大病梅馆：

      病梅馆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多样性；

      试验室以人为方式追求反自然的单一性；

      结果，共产党把中国大陆，改造成一个比满清还要死气沉沉的人间地狱！

      地狱里的人知道天堂与自己无缘，所以他们最仇恨炼狱里的居民，他们把炼
狱叫做“万恶的资本主义”，把炼狱里的机会叫做“资本主义的堕落”。

      共产党的试验室，比满鞑子的病梅馆，更病态，它把苗圃统统种上庄稼，不
仅堵死了选择的余地，而且把多样性的种子完全沤成了肥料。古今中外的“革命”
，没有如此惨烈的——“他是野蛮的顶峰”。

      这个顶峰发出最高批示，於是试验室便歼灭一切个性和特点。为贯彻执行，
它以非常措施，使个人在试验室中的地位固定化、等级化，甚至世袭化；“螺丝钉
哲学”被奉为美德。野蛮的主旨“毛泽东思想”用社会地位，取代了人与人之间在
才干、天性上的差别。这叫做“听党的话”。

      这种把“人”也作为一种材料，强行纳入最缺乏计划而凭长官意志乱拍脑袋
的“计划经济”之宏伟蓝图的制度，似乎一时取得了成功，但由於这是建立在错误
的判断之上，必定与人性持续冲突而日益削弱，这种冲突甚至到了制度化的地步，
以致不得不进行定期的血腥清洗。

      试验室效应扭折并毁灭了大量百姓的生活，依然无法削平人性，甚至降低不
了人的欲望——强烈的压制，不过使人性变态而已。而活生生的新人还对试验室环
境（共产主义制度造成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新一代的抗体！结果造就了一群“
不信天、不信地的无规范者”。这从反面使中国问题终於接近了终点。

      这终点使中国问题得以超越“正确”、“错误”的两分法。

      ——因为现代中国的荒唐、腐败，除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堕落，还由於人民
大众的麻木、消极。不解除人民的麻木、消极，就无法消除上层的残暴、堕落。“
经济效率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政治制度问题”、“文明衰落问题”，一
言以蔽之曰：“缺乏有效的社会动员，人民依然习惯以古老的消极抵抗来应付现代
生活的挑战。”不解除中国居民的消极态度，一切貌似现代的建筑，不过是矗立在
古老的沙滩上。终其一生，不过野蛮北朝的臣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