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用“水浒”气死周恩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清朝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

      成荷生老弟撰《水浒传  钩沉启思录》一书，索我作序。我花了大半个月的
时间细细读毕全书，深感其“钩沉启思”实为推陈出新。既抒振古之豪情，又发烁
今之新声。胸中镶者是今日民主台湾的故乡和未来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我顾盼海峡
两岸的大陆和台湾，不禁想起了清代改革派诗人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这首“
己亥杂诗”，但见似高度忧国忧时的激情，发出呼风唤雷的怒吼，揭发中国满清朝
廷的腐朽暴虐和封建社会的黑暗沉寂，热望天下人抖擞精神，涌现各具才能的仁人
志士来冲破“万马齐喑”的局面，来创建一个政治大变革的中国。

      我看，这也是成荷生在《水浒传  钩沉启思录》中所抒发的“仰天长啸”的
壮怀和思潮。但由於峡谷两者所处时代的超迈，成荷生对国家的改革理想当然更超
迈於前人。

      成荷生，出生於台湾山村之人。曾经近二十年的苦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取
得商学硕士学位，也考取了早稻田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国际关系论）进修，他现
年已逾花甲，却敢於提笔评谈中国古典奇小说中一大奇书“水浒传”。其笔下中外
古今，纵横驰骋，确是前无古人的。他索我作序，我倒是既感高兴，但又感惶恐。
然我想，一位台湾有志之士评谈中国古典奇书“水浒传”，而请我大陆浙江绍兴一
老人写序，有这样海峡两岸人的相知相重，在文学著作上切磋合作，我未见有此前
例。是则也显现了现代海峡两中国的对中国两岸大局均怀哀惆之情，颇有点梁山好
汉之间的因缘。

      说起来，我和成荷生已有五十二的离合。时在抗日战争胜利後一年，即一九
四六年，我是暨南大学毕业班学生，而又身任大学自治会主席。该年夏随校从福建
迁返光复後至上海，当时美国仍驻军於上海、南京、北平等中国要地。适逢驻北平
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我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首先在暨南大学发动了“
反美反蒋”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一月间，国民党上海市法院以“金尧
如为首纠众闹事”之罪名，出拘票到暨南大学捕我。幸得校内职工和同学之掩护，
幸免於难，乃即潜往台湾。旋又奉命与先後到台的同志们创建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
，我忝为五位党务委员之一兼宣传部长之职。

      当时我的社会职业是台北市和平中学国文教师，即稍後的“台北师大附中”
，我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办的是共产党的事。成荷生，那时名陈盛南，就在和平中
学读书，陈盛南那时仅十余岁的少年。

      当时和平中学学校内学生都是从大陆派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官员的子弟。
台湾学生甚少。正如孔子所云“二三子，其以吾为隐乎？”陈盛南就是我班上的“
二三子”之一。他只讲客家话、日本话。我的浙江国语，他像听外国话一样。但在
学校早上见面，会讲一句“金老师，早上好”。半年之後，我因“地下党”秘密工
作的变动，离开了和平中学，其後又因逃避国民党的逮捕转移到香港。一别四十五
年，风雨沧桑，相忘於江湖。

      直到一九九二年，我因在香港《文汇报》上支持中国大陆“八九民运”，反
对中共“六四”屠杀学生，迫不得已离开香港，避居美国。约半年之後，也真有点
像小说，忽一日，我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自报姓名陈盛南，问金尧如先生，我
问他有何贵干，他说，他是香港卜少夫社长的“新闻天地”驻美国洛杉矶的特派员
最近请卜少夫夫妇来游美国，并参加小女婚礼，卜先生来信要见他在美国洛城的朋
友，第一个大名是你金尧如先生，所以我特先跟你联络。谈话间，表示想来拜访我
，我即表示欢迎。

      稍间，一位黑黑壮壮的中年人驰车到来。略事寒暄，他自报台湾人。我说也
到过台湾。他问我什么时候，我说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时，他问我哪里做事
，我说在学校教书。他又问我什么学校。我说和平中学。“和平中学”在台北市大
安里信义路的？他追问一句。我说是。“啊呀”，他忽视哈一声，满脸笑容，站起
来向我鞠躬，口称“金老师，金老师，果然是你，我是你的学生陈盛南啊！”我教
三个班，有百多个少年学生，他记得我，我当然是意外的喜悦，於是赶紧立起来同
他紧紧握手。连声“好，好，好”。只差我还没有拥抱的习惯。

      就在分隔四十五年後蓦然重逢那天，便谈起了当年台湾“二二八”事件。谈
到了太陆“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我说，台湾“二二八”事件时，有许
许多多大学生、高中生参加，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反专制争民主的运动。我也是站
在台湾人民一边的。他听了很高举，说可惜他那时只有十四五岁，还不太懂事，没
有参加这个运动。我们俩人这么一谈，立即变成了从台湾“二二八事件”到大陆“
八九民运”半个世纪历史上的同一思想，同一抱负的知己好友了。

       我之所以写成荷生老弟与我这半个世纪来的故事，我想让读者们看到成荷生
以一个台湾人来奋笔写《水浒传  钩沉启思录》决不是偶然的；他把今日台湾比作
梁山泊也不是偶然的；他否定中共赐封梁山泊上聚义的英雄是农民起义也不是偶然
的；他在评谈梁山泊起义的英雄好汉的笔下，时时想起“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
”也不是偶然的；他把施耐庵的水浒传比作今日大陆上的“伤痕文学”也不是偶然
的；在他的“钩沉启思”否定或反对宋江接受宋朝廷招安也不是偶然的；他在书上
多次称道故乡台湾的民主政治，并殷切期望两岸只能在民主、自由此均富的大道上
实现和平统一也决不是偶然的！

      现在我来谈谈成荷生《水浒传  钩沉启思录》中对我的启思作用。

      他“钩沉启思”的头等大事是否定了中共给“水浒传”定为描写“中国农民
革命战争”的第一部历史小说。他在书中指出，水泊梁山上的三任寨主王伦、晁盖
、宋江没有一个是农民。其下的英雄好汉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吴用、杨志
、公孙胜、花荣、关胜、呼延灼等人也没有一个是农民。他一一举证他们是城市流
民、书生、官吏、武士、甚至是“将门之後”。天罡地煞一百零八将都是非农民出
身。英雄们手下喽罗三千五千，可能多数是农民。但农民当兵是自古已然，历代朝
廷官军还不都是农民兵？何来农民起义？农民战争？

      我受本书的“启思”，我对中共阶级史观论中从秦末陈胜、吴广到清末太平
天国都定为“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因此乃均感怀疑。按司成迁“史记”戴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步。陈涉小时，当与人佣耕。
辍耕之垄上，恨恨久之，曰‘苟富贵，毋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
宝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秦二世元年七月，发？
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
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
死，死国可乎？’”这哪像古代文化非常落後的乡村农民说的话？其谈吐与识论之
不凡，直是古代饱读四书的国士之言。

      按“史记”这个记载，陈胜吴广除名以外，均有表字。“颜学家训”里说，
“名以正体，字以表德。”这是读书官宦之家训。陈胜吴广他们的出身不像佣耕之
家。他率九百人驻兵渔阳时，他被官府任为屯长。按秦制，是那个屯兵区之长官，
吴广为副。可见在此之前，陈吴二人早已不是佣耕之徒了。我看陈吴两人，以戍军
的一正一副屯长地位起来造反，但求自身的大富大贵，怎算得“农民起义”更谈不
上“农民革命”！

      请看陈胜称王後。故乡穷朋友来看他，谈起他贫贱时的故事，陈胜怕丢脸，
把来客斩首。他根本没有想过农民的利益。

      陈胜吴广失败後，刘邦、项羽继起。史记载刘邦字季，江苏沛县人，父虫太
公。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很明显的，刘邦出身是地主之家。但中共的“中
国通史简编”称刘邦是“代表农民起义军”的。至於项羽，其家世为楚将，小叔父
项梁就是楚国名将。将门之後，起兵夺权。刘邦曾率三千兵投项梁，与项羽同为项
梁属下的主力军。刘项怎能代表“农民起义”？

      所以在中共史学家范文澜所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论定陈胜吴广的反秦
是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革命并不符合历史。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推翻秦始皇创建
的封建社会体制，只图继承秦始皇的大制而统治天下而已。

      再看中共史学家所谓中国最後一次农民革命建立的“太平天国”吧。其创始
人是洪秀全，一八一二年生於广东花县，出身於小地主家庭。他在家读书，得中县
秀才後，设塾授徒屡应省试落弟。鸦片战争前後因到省里应试，目击身受外国侵略
，清政府腐败，百姓生活困苦，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高涨。洪秀全也也激起了反抗
思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基督教已在广州传播开来。洪於一八四三年前後一次到
广州应省试落弟，却偶然得到一本传播基督教的“劝世良言”，其中宣扬诸色人等
都是上帝子女，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这对洪秀全是一个新的“启思”，激起了反
抗思想。於是他以耶稣之弟自居，开始传耶稣博爱救世之道，宣传他自己的反清廷
统治的思想。一时接受他教义的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陈
玉成等人，这是洪秀全起义的第一批最高领导，其中有知识分子、地主、炭工、农
民。但以前两者为多数。

      洪秀全等人於一八五零年起义於广西金田村，至一八六四年失败，仰药而死
。起义北上时节节胜利，建立太平天国首都於南京。即下令除旧制、改田制、行阳
历、尚新学、废科举、兴女学、重女权、戒缠足、废娼妓、禁烟，提倡了新的社会
生活体制。

      应该看到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思想和新兴资
本主义的社会意识，从他们建立太平天国所颁布的法令制度中体现新学西学的思想
，实际上已超越了农民起义的历史阶段，而是中国资本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萌芽和
先驱。

      我有另一个历史证据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前後，清朝体制内同时
也有了接受西方思想的改革者。例如当年清朝官员如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三人，
他们实为资本主义改良派的先驱。林则徐在广州时曾主持翻译西方史地资料“四洲
志”。後因抗英而被清廷发配新疆时，将“四洲志”交与魏源。魏又使用西方实地
资料，编写成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社会的名著“海国图志”。在该书中魏源提出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就是师资本主义之新法以求富强而反西方侵略的
新思想。这个体制内的改良主义也是太平天国建制的同一个社会思想基础。所以，
我以为把太平天国运动在历史上定位为“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恰恰贬低了它
在中国历史上草创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新页的巨大意义。

      这又是成荷生《水浒传  钩沉启思录》一书不同中共史家的“农民起义”之
说给我又一个新的“启思”。

      令人不胜哀惆中国的是，世界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代，环顾十二亿人所
生聚的今日九洲大地上自由、民主的萌芽仍在受著中共一党专政的折磨和摧残。成
荷生老弟书中一再提到“八九民运”的豪情壮志和“六四惨案”的血腥镇压，确实
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幸而成荷生的故乡，今天同是中国人生於斯长於斯的台湾已
走上民主自由的现代历史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的民主基地。所以成荷生乃殷望台
湾海岛以昔年水泊梁山为鉴，务必坚持“替天行道”，即行民主统一之道，而绝不
能接受中国一党独大的“一国两制”之招安。接受招安，民主之道断，台湾就慢慢
变成中共所坚持的马列主义“次殖民地”了。

      成荷生在《水浒传  钩沉启思录》中否定中共关於“农民革命”的历史观，
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搞“农民运动”的历史意义；否定了毛泽东“搞农民战争”的
革命意义；也否定了毛泽东所谓“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後占领统治城市的进步意
识。这又引起我的新思。

      历史上陈胜、吴广率领三千农民戍卒起而造秦朝廷的反实在是以暴易暴。看
他们一路上攻城夺地、抢掠掳杀，自立为王，分裂了新建立的统一国家，打击新兴
的地主和商人势力，破坏农业生产和商业经济。可见，所谓“农民革命”有什么立
国建政的新理想？不过是昧心家以策动农民暴力叛乱，摧残国家力量和人民生活，
达到自己夺取政权，建立新的专制统治的目的。

      时在一九二六年五月，蒋介石继承孙中山先生关於“国共合作”的遗嘱，发
动北伐战争，统一中国的民主革命。七月，北伐军便占领湖南。随着北伐军节节胜
利，直上武汉、上海时，是年九月，毛泽东便在湖南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一文，把“国民革命”和“农民造反”混为一谈，竟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
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

      今日回顾历史，毛的理论是歪曲国民革命，甚至是拖国民革命後腿的谬论。
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的目的很清楚：“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怎么能说“农民
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是铲除军阀势力，统一中国，打倒在
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然後，在统一中国的大业中，逐步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
主义”。在“民生主义”指导下，创造新的土地法，再逐步解决“耕者有其田”的
农民生活问题。当然北伐战争需要军队，军队士兵大部分是农民。但决不能说“国
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是农民运动。”那时中国的农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他
们连“国民革命，自由平等”八个字也不认识，更不知什么意义。说到底，农民根
本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力，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怎谈得上“农民革命”？


      但是，毛泽东却在同年十一月，当国民革命军北上武汉、上海之後，他就在
後方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搞起农民运动来了。仅湖南一省就有两千万农民行动
起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
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
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实际上是一场上千万农民大暴乱，那分得清
什么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不过是成群结队，四出包抄，闯进大户人家，抢掠掳杀
，呼唬而来，呼啸而去。如此大乱天下叫做“农民革命”？叫做“国民革命的中心
问题”？湖南的军阀统治势力是国民革命军嗔挺部队和唐生智部队合作铲除的。毛
泽东的“农民革命”还革谁的命？革了什么命？实际上是破坏了国民革命军的大後
方，破坏了大後方各阶级人民的团结，破坏了国民革命後的中国和平统一局面。这
也就埋下了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使国民革命未能一举成功的祸因。

      毛泽东真正依靠农民为农民造福吗？不。在他利用农民为前驱，於国共内战
中夺得了国民党政权，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後，一九五八年八月，
毛泽东就号召全国农民改建成“人民公社”，使全国农民的手上只剩下一把锄头。
他们的田地、耕牛、牲畜统统收归“人民公社”所有。农民变成了中共的农庄奴隶
。结果是生产大跃进，饿死农民三千万。直到一九七八年各地农民起来反抗，瓦解
人民公社，重分田地，才勉强吃饱肚子。但至今全国到处流窜的失业农民又达二亿
左右。毛泽东所利用的亿万农民革了什么命？又建设了什么国家？什么社会？可怜
现在两亿左右的失业农民比共产党革命前还苦命。

      我完全接受成荷生老弟在《水浒传  钩沉启思》中一项重大的新见解——《
水游传》不是写“农民起义”的小说，“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不是农民起义。那
是施耐庵写的一部宋人“伤痕文学”。因此，我很高兴他引发我萌生更多的“启思
”：中国从秦末“陈胜吴广造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
动”，全非中共所谓“农民革命”。而这又恰恰是几十年来在中共历史主义唯物主
义的迷思中给我造成的图腾。我感谢成荷生老弟的《钩沉启思》破除了我的“农民
革命”这个图腾。

      走出“迷思”，破除图腾之後，让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这位现代“农民革命
”的导师，他又如何评论《水浒传》一书，他又如何假意批判宋江，实质陷诬周恩
来，在中央高层进行凶险恶毒的争权压命的阴谋。这是国外很少察觉的，就是在中
国国内，除了当时中共高层中人，一般党内之人也所知不多。

      现在，我根据“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印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的《周恩来年谱》以及“中共当史资料出版社”编印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三部大书中，也学成荷生老弟来个“钩沉启录”，公之
於海内外读者。

      时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即周恩来於一九七六年元月逝世的前四个月，
当时周恩来已因肿瘤病重在医院中治疗近半年。毛泽东在其中南海官邸中与北京大
学一位历史学者芦荻谈论《水浒传》时说道：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
修政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
腊。”

      “这支农民起义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
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
了。终於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
圣叹，专写了一篇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以上引文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四五七页。

      毛泽东善於“借古讽今”，他批评或指责一位古人，必别有所指。特别是对
党内一个和他权位和威信在伯仲之间的人，他常称举个古人来借题发挥。其用心：
一是在党内制造反对某一位领导的舆论基础；二是看某一位领导的反应和动作。就
是在此前一年半，即一九七四年一月，毛泽东批发了一个江青集团所泡制的中央文
件《林彪与孔孟之道》，发动了一个“批林、批孔、批儒”运动。江青心中明白，
随即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姚文元等“四人帮”的文章，批孔孟，批宰相、批周公
和批“现代大儒”，对林彪只是提一提。实际上都是影射周恩来。江青公开宣称：
“现代我们党内就有大儒。我们现在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批党内现代大儒。”当时林
彪已叛逃因坠机而亡，江青所指何人？不就是周恩来吗？

      所以，毛泽东评《水浒》是一不做，二不休，明里批宋江，暗里批周恩来。
他自知年老於周，而周则已癌病缠身，在他生前先把周批倒批死。好把党政军大权
传给江青的“四人帮”。果然，“四人帮”中的姚文元当天听到毛泽东评《水浒》
之言，他知道当然不是评小说和批小说人物那样简单。仰察圣意，立即写信给毛泽
东说：“关於《水浒》的评论很重要……对於中国共产党人……在本世纪和下世纪
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深刻的
意义。”他又提出，将毛主席的这个谈话即发给政治局委员，以及《人民日报》等
报刊发表。毛泽东当即批准照办。

      毛泽东评《水浒》的文件发下去，是八月中旬的事。八月下旬初，江青便召
集“四人帮”控制下的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班负责人开会
说：“毛主席对水浒的批文有现实政治意义。评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
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上述姚文元的报告和江青谈话均见《中国共产党执
政四十年》一书第三九四页。）

      江青这段话，图穷匕现，试想一九七五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些人”是谁
呢？其时刘少奇和林彪已死。在毛排名之後，仅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三人若
说能架空毛泽东的人，除他们之外还指谁呢？江青於此道出了毛泽东心目中的宋江
等人。果然，九月九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一文，明
确指出，批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它的主题就
是要批判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九月二十日江青到山西大寨群众大会上讲话，又乘机发难，强调评“水浒”
要联系当今的实际，“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九月十七日江青又召
集新华社、人民日报，“北大清华两校革命写作班子”以及长影、北影等负责人谈
话，再一次煽风点火。她说，毛主席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他说宋江架空晁盖
。现在我们中央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我看是有的。他们抵制马列理论，消极对待
毛泽东思想，同时他们又不反修正主义。这就是投降派，受招安嘛！

      江青说，架空晁盖的投降派，架空毛泽东是有所指的。那不是已经呼之欲出
，是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人了。

      若论周恩来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当年在我看来，他的确
一开始便采取低调而有节制的态度，而且时时事事在政策上作出“限止”。虽然未
如姚文元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所说的“否定”态度，但也确实对毛泽东放开手脚
“打倒一切”，“大知天下”的做法起了相当的牵制作用。现就我记忆所及，说三
件事。

      一、我记得一九六六年二月，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
，开始部署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已不断有关
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发了出来。当时在香港的中共报纸如“文汇报”、“大公报”、
“新晚报”、“商报”、“日报”当然一一照登，广为宣传。但到了三月间，周恩
来通过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通知中共港澳工委（挂名
香港新华社）新闻战线党委书记（当时我任书记之职），强调指出，我国的“文化
大革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和中国社会主义人民的思想觉悟
基础上进行的，香港和海外都不在这个社会范畴之内。香港报刊必须掌握“内外有
别”的分寸，不要照搬国内的一套，对香港同胞和国际社会大事宣传，以免引起海
外同胞的混乱。对中央公布的文件也不要照登新华社的报导，要严格限於使用北京
“中国新闻社”的摘要消息。中央外事办公室将会严格掌握“中国新闻社”的对外
报导，要尽力避免对香港、海外引起震动。

      二、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严
厉批判彭真、陆定一等对抗文化大革命。五月十六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的通知》，宣布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书记处职务，又宣布
改组中共北京市委，并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这是毛泽东文化大
革命第一声炮声，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国际。但周恩来却命中央外办公室副主
任廖承志连夜通知香港新华社在版面上安排上要平淡而有节制，这是又一次提醒我
们在香港负责工作的人不要把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宣传过多过热。

      三、同年十月，我以香港各界国庆观光团秘书长的名义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庆典礼。十月三日，当时新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和叶剑英、陈
毅、廖承志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同行的中共港澳工委（新华社）四、
五位共产党谈话，主题是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是叶剑英特别强调说
，周总理嘱咐我告诉你们，现在，年初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已提升为“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地方，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
斗争”。但是，在香港，对海外的宣传，周总理今年三月间委托陈毅老总和廖主任
通知你们内外有别的原则没有改变。不能照搬新华社国内宣传那一套严格采用中央
外办控制的“中国新闻社”有选择的消息。现在，周总理特别还加上一条规定：你
们在香港和澳门地区不搞“文化大革命”。

      四、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
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对江青的“中央文革”这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叶剑
英责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
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

      十六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再次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
英李先念等相继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中央文
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强烈抨击
。这两次会议实质上是反对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江青等人一一向毛泽东作
了详细汇报。

      所以，到二月十九日凌晨，毛泽东突然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
先念、康生、谢富治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对“
文化大革命”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二月二十
三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
谢富治等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其後就称为“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
、陈毅、徐向前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并下放劳动。周恩来也作自
我批评。此後，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见
《周恩来年谱》下卷一三０页）

      这“二月逆流”四个字罩在周恩来等人头上，就是毛泽东把周恩来等多位中
央政治局委员定为党内“反毛泽东、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股政治逆流。那
就是修正主义者，那就受了资产阶级的招安，作了“投降派”。

      所以，周恩来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六日，即毛泽东“评水浒”讲话後两日，
虽然也身在医院，嘱其身边人员找出“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一文，及《水浒
传》的各种版本，从七十一回、一百回、一百一十回到一百二十回来看，显然要核
证毛泽东所说的“宋江架空晁盖”指谁及其含意。

      九月二日，周又嘱秘书找来最近“内部参考”中反映各地学习毛泽东对“水
浒评论情况”送阅。九月十五日，周恩来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上开展对“
水浒”评论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指毛江五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
近评《水浒传》，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听此言，周卧病医院期间，其心头的愤慨和痛苦是非常沉重的。肿瘤病情当
然加速恶化。

      果然，九月二十日下午，周在医院施行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
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人在医院中守护。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对守护他的人大声
说道：“我是忠於党，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明白，特别要
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主任的江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年底，周已病
危，在病床上同叶剑英谈话是用颤抖的声音嘱咐道：“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
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毛泽东手下的‘四人帮’）手里。”同日与邓颖超谈话
，“我死後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一九七六
年一月八日，周逝世。十日和十一日，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道教各界群众代表
一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等在
周恩来遗体前静默致哀。唯独不见毛泽东！（上述引文均见《周恩来年谱》下卷）


      从毛泽东与周恩来晚年这一幕少为人知的宫廷斗争怨恨故事，可以看出毛泽
东之评“水浒”借批宋江为接受宋朝朝廷招安的“投降派”以讽刺并厚诬周恩来，
促成周恩来的肿瘤加剧恶化，从而早死速死。这大概是施耐庵的学生，水浒传七十
一回後的续貂者罗贯中所想不到的後果。

      应该说，施耐庵手写的“水浒”七十一回本，关於宋江并未接受招安是有“
宋史”作印证的。宋史关於宋江的记载，我所看到的只有短短三处。

      一、《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宋满以三十六人横
行齐魏，无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这里记的只是侯蒙给皇帝一个
献策。但皇帝有没有赦之，没有记载。妄论“讨方腊”。

      二、《宋史  徽宗本》记载：“淮南盗宁江等犯淮阳，遣将讨捕。又犯京东
、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但宋江有没有接受招降，也没有下
文。

      三、《宋史、张叔夜传》中记：“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
。张叔夜伏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张叔夜传总算是有了个“江乃降”的结局
。这就是非接受招安，做“投降派”者，乃是战败被俘逼降者。

      成荷生老弟的《水浒传  钩沉启思录》所评者，唯以施耐庵的七十一回版本
为原作真品，唾弃了罗贯中所续第一百回来和一百二十回来的狗尾巴，排除了宋江
接受宋朝廷招安的小说家之言。这一见地客观上否定了毛泽东评“水浒”诬宋江的
不实之词，令人又看穿了毛泽东师秦桧之故技而给周恩来以“莫须有”的罪名，我
甚感欣钦。

      至於毛泽东只能利用罗贯中给施耐庵《水浒》七十一回的续貂狗尾巴搞卑劣
的政治斗争，这是罗贯中的《水浒》续集之耻，施耐庵的《水浒》七十一回之荣。
我为此特别将毛泽东迫害周恩来致死的斗争真相写入序中，即为成荷生老弟的《水
浒传  钩沉启思录》一书增添一段现代史上的政治钩沉启思录，也给施耐庵中写的
七十一回《水浒传》同罗贯中的续貂集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一书划清
泾渭分明！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