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建党七十八年之际，我翻阅了与中共党史和人物相关的几本书，心中有一
个让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念头。
一、中共创始人的悲剧下场－－读《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一八七九年生於安徽安庆，一九零三年在家乡筹备“安徽爱
国会”，一九零四年去芜湖创刊《安徽俗话报》。後来负藉东瀛，回国後担任北京
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学长，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进
步刊物，在五四运动中他成了青年学子的精神领袖。作为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他在
中共的前五次代表大会上连任总书记，但在共产国际操控的“八七会议”上，被缺
席免除了总书记的职务。这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从
此以後就象中国大陆著名作家戴晴在八九年所言，几乎没有一个中共总书记是有好
下场的。
陈独秀毕其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心力，先後曾五次被捕。他把自己革命的一
生概括为对清王朝、北洋军阀、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的四个“反抗”。他说自己在
五四运动前专注知识分子方面，五四後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但因陈独秀笃信
托洛茨基理论，结果被中共开除党籍，当他最後一次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时候，又被
第四国际扶持的托派中央开除，最终以“托陈日特汉奸匪帮”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
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本《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在研究了大量的史料後指出：长期以来
被中共教科书批判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陈独秀在代人受过，中共当时
的许多右倾决策，如集体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镇压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时候，还
继续要求中共党员一切服从国民党、拥护汪精卫蒋介石，等等，都是出自斯大林和
共产国际之手。恰恰是陈独秀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和抵制，并且提出“中国的革命
，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
如果从中共的角度来讲，承认这些历史事实无疑是给陈独秀落实政策进行“平反
”。但是，陈独秀至今仍被中共被当作一位“反面教员”打入另册。“中国共产党
的领袖们的悲剧就是脱不出共产国际的国民党情节”，共产国际的错误就在於把国
民党视作中共从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天生同盟军。同一个黄埔军校的师
生，因为信仰关系，更多的只是遵照军令站到了各自的队伍，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二日，昔日的同窗师友突然变成了敌人，於是认定自己一方是在推进历史，把枪
口对准了对方，於是在消灭北洋军阀的同时，一批最优秀的民族精英和他们的工农
同伴亦被杀害。王观泉揭示了这种“让人掉了魂似”的历史沉重感。
目前居住在大陆的王观泉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由一群知识分子
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之後掀起的。二十年代的国民党是依靠中共崭新的资产阶级民主
思潮和强大的後盾－－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援助才制服了北洋军阀，其苦果是“
昨天的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不少英烈尚未醒悟过来就已经倒在血泊之中祭了轩
辕。一九二四至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辛亥革命遗留、南北分裂、国共双方
在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下的合作等错综复杂的历史组合的悲剧，它既不能完全责怪
中共的政治失误，似乎也不能责怪国民党方面的运动。
王观泉是哈尔滨社会科学院的退休研究员，著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
传》、《天火在中国燃烧》、《被席卷在最後的黑暗里－－郁达夫传》等。他在这
本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传中不无感慨的写道，中国史学界中人碰到难以
启齿的，不好说透的事，或者碰上敏感问题或是政治禁区，总是来一句“由於众所
周知的原因……”，於是作者摆脱政治困境，读者体察个中奥秘，历史在苦涩中沉
没。如今，历史正在－－或被迫－－逐渐透明，才感到“由於众所周知”云云，已
经使沉没的历史僵成化石。陈独秀研究尤其如此，纵观他一生，……几乎每个时期
每相活动都被蒙在一层能见度不良的帷幕里，大量能“显露他的重要生命力”的书
报刊物文件档案和知情人口碑资料，不被化为灰烬亦被锁入石库不容人见，……江
河湖海考不出其水之源头！（P14）不过，陈独秀晚年的民主主义思想近年来在大陆
知识界重新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视。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写道：普罗米修斯是人类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者兼殉
道者。王观泉撰写的陈独秀传，把陈独秀视为“顺乎世界革命大潮在中国兴风作浪
的弄潮儿”，他的确是为中国现代民主化献身的殉道者，不过他是终於没有走下高
加索山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中共的六千多万党员中，如今有多少人知道他们
的创始人陈独秀的悲剧呢？
二、中共党内最早的反对派－－读《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
中国著名的托洛茨基派代表人物郑超麟，乃福建漳平县城人氏，生於一九零一年
四月十五日。去年八月一日他在九十八岁高龄去世前夕，有幸得知香港天地图书公
司为他正式出版的三卷本《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其中包括了他早年
写的回忆录）。据著名报人罗孚不无遗憾地介绍，他只要再多活半天，他这本晚年
文选的第一部书，就可以从香港赶到上海，送到他的手上。
郑超麟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参加建立“少年共产党”，一九
二三年春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共，同年九月回国，任中
央宣传部秘书兼上海地委委员，中共第四次党代会记录员，上海大学教授，上海工
人第三次武装暴动时任特别宣传委员。一九二七年四月去武汉参加第五次党代会，
任发言权代表，“五大”後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後主编《布尔什维克》，二八年
任中央特派员赴福建整理党务，同年年底辞职，避居。
郑超麟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运动，同年年底被开除中共党籍。
据郑超麟回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与他等坚持信奉托洛茨基关於中国革命性质、战
略与策略的主张的党员，遭到中共以“机会主义者”的罪名开除党籍，一九二九年
秋中共著名领导人彭湃、杨殷、颜昌颐被捕，从狱中通过特别途径寄信给中共负责
人，表示厌恶党内一切阴谋诡计，在他们自知生命已经无望之际，希望中央能用和
平手段解决内部的争论。郑超麟认为，周恩来当时是党内最大的实力领袖，组织部
长兼军委主任，开除托派造成中共分裂“他应负组织上责任”。
不过郑超麟也指出，中共开除他们只是执行第三共产国际指示奉命行事。“当时
第三国际各国支部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发生分裂。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有‘左派反对派
’成立起来，选出领导机构，出版刊物，进行国际团结。国际左派反对派也成立了
，这就是後来第四国际的先驱。”郑超麟等被开除的人仍然自视为中共党员，但另
外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认为，列宁如果在世，也会象托洛茨
基和陈独秀一样，站在他们一边。
一九三一年五月在托洛茨基的书信的撮合下，“我们的话”、“十月”、“明天
”和“战斗社”四个托派组织举行了托派统一大会，陈独秀任总书记，郑超麟当选
为宣传部长，发表了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当时有八十多人签名；托派
组织了几个支部，出版了一个名为《无产者》的机关刊物。据郑超麟介绍，左派反
对派是在一九二三年最初形成的，当时党内争论的是苏联问题，一九二七年形成新
反对派的时候，争论的问题又增加了英苏工会委员会问题、中国革命问题。
托洛茨基有“不断革命论”的主张，他认为，中国革命是属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革命的性质，而非如斯大林提出的中国革命要先完成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在
托氏看来，处於殖民地地位的中国，革命愈发展，资产阶级愈趋向於联合帝国主义
来进攻下层劳动阶级。民族和土地问题亦如此，中国本无贵族地主阶级，地主与城
市资产阶级有不解之缘，中国土地革命本身就含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
不仅不会赞助，而且要反对这个革命。托氏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二五
年他正式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四一二”前夕他指出国民党领袖要背叛革命。在
革命陷於低潮时，他又提出“两革命间”时期的策略－－发动国民议会运动，以准
备第三次革命。
托氏关於中国革命性质的主张，是在革命失败以前提出的；他的关於国民议会的
主张则是在革命失败後提出的，可是这两方面的主张同时传到中国并为郑超麟等中
国的托派所接受，期间造成了不少的混乱。有一次邓演达问道：“你们托洛茨基派
主张中国革命属於无产阶级性质，但提出国民议会口号；他们斯大林派主张中国革
命属於资产阶级性质，但提出苏维尔口号。两方面的人不都是自相矛盾吗？”
当时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等人坚持的斯大林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毛主张“枪杆子
出政权”，郑超麟指出，毛不仅轻视工人运动，而且轻视一切与枪杆无关的运动。
陈独秀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反对“红军”运动，提出革命应注重城市工人、依靠广
大群众的力量，军事武装只有辅助意义。这一段曲折的历史，今天所知的人实在不
多了，如同出版者推荐辞所言，郑超麟的这部晚年文选对於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
党史研究，都极有参考价值。
浏览《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我有两点感想：一是，郑超麟一生坐了
三次监狱，一九二九年三月第一次被捕，关了四十天；第二次是一九三一年五月被
捕，判十五年徒刑，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日军的炮火下准备弃守南京时获释，实际关
了六年三个月；中共执政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第三次被捕，直到一九七
九年六月五日恢复自由。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能容忍郑超麟这样的托派，足
见中国政治环境的残暴黑暗，一个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理想需要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
呵。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确如罗孚所称道的是一个“老战士、老英雄，毫无愧色
名副其实的二十世纪的世纪老人！”
二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中共不到十年时间，就分裂出一个“左派反对派”，他
们的领袖居然就是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这表明中共这个在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
的政党，一开始就先天不足，缺少容忍不同意见、容忍不同政治派别的机制。毛泽
东曾经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
国的民主政治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要率先实行党内民主，要
容忍不同意见，反对派可以公开活动。当年如果能够容忍陈独秀、郑超麟那样的托
派，中共也许会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甚至可能避免後来一直持续到目前的专制政体
。
三、真正认识中共的“启蒙老师”－－读司马璐编著《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
近年来，中国大陆随着传统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衰落，煽动民
主主义的情绪成了其“自保”的救命稻草，邓小平给民族主义批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外衣，江泽民又以民族主义作为与国际社会讨价还价的筹码，李鹏则通过对
民族主义火上浇油谋求开历史倒车的政治资源。但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
族主义者，相反，要说它是历史上最大的民族利益出卖者也并不为过。
最近重新翻阅了一九七三年在香港初版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这是由著名
中共党史专家、原抗大图书馆馆长司马璐先生编著的，其中就辟有专门章节论述“
共产国际直接插手中国政治的开始”，该书引述包慧僧、李达、张国焘等中共创始
人回忆录及相关历史文献指出，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共产国际，是在一九二零年
春开始插手中国政治的，当时共产国际派了维丁斯基等人到中国，通过苏联驻华使
馆和北大的俄籍教授柏烈伟联络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具体讨论并部署了在全国
各地展开中共的“组党运动”。在中共一大会议上，第一项议程就是由共产国际代
表马林、李克诺斯基作长篇报告，并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制定了“党纲”和“劳动
运动计划”。
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事实上中共
长期以来一直是“以俄为师”的，乃至五十年代到达了中苏两党两国的“蜜月期”
，“同志加兄弟”的结成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在冷战中共同成为东方“
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坚。所以从一九二一年至今，影响了现代中国七十八年历史的
共产党，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如同一颗外来的种子在中国土地上发育出来
的“怪胎”。长期以来，主张开放的自由知识分子一直被中共保守派指责是“全盘
西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看清楚了，整个中共在本质上已经全盘“苏化”了
，在有些方面甚至於还有过之，以致於苏联在放弃了共产主义之後，中共却无法自
拔。
在司马璐编著的这本《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还具体写到了十月革命後苏联
政府曾发表宣言称：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列宁本人也在共产国
际代表大会上发表过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但这仅仅是一种宣传而已，“在实
际会谈中，两国代表对中东铁路、蒙古地位、帝俄庚子赔款及建立中苏邦交程序四
个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岐见。”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间苏联通
过共产国际在中国组建共产党的同时，苏联红军进驻外蒙古的乌兰巴托，策动外蒙
独立，并声明“外蒙是一个自由国家”，“这一个国家中的一切权利必须要属於蒙
古国，任何外国人都没有干涉蒙古内政的权利”。
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宣布独立後，尽管当时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表示了抗议
，而且至今仍然不承认外蒙；相反是中共在它还没有执政的时候，就以承认外蒙独
立同苏联进行政治交易，以换取对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中共这样一个靠出
卖民族利益起家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今却以民族利益的代表自居，一边在国内欺压
、歧视少数民族，一边又在国际上在大肆鼓吹诸如“中国可以说不”，与进行种族
清洗的米罗舍维其沆瀣一气、互通曲款，甚至有人重新拣起五十年代的旧破烂－－
鼓吹要“联俄抗美”，这倒是世人不能掉以轻心的！
司马璐编著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共有十二部，从中共建党一直写到西安事
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揭露了中共早期历史上的许多内幕。一九七九年我在上海
读大学时，“中共党史”是大学基础教育的一门必修课，记得那时上“党史”课的
时候，桌上放着官方编印的党史教材，手上却捧着从香港走私进来的这套“内部参
考”书，而且同学中排着队争相传阅、互相交流读书心得，“相见恨晚”和豁然开
朗是当时大家对这本书的印象，对於我来说，这本书则是我真正认识中共本质的“
启蒙老师”。二十年後重新再读司马璐先生这套书，对观察中国大陆的情势，仍不
断有新的启发。
四、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悲剧性－－读《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
在中共政坛红极一时的陈伯达，其大起大落的经历揭示了充满悲剧性的中共与知
识分子关系。他一九零四年生於福建惠安，二七年初参加北伐军，在“四一二”事
件後加入中共，同年秋天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一年在天津被国民党政府
逮捕，经营救得以因病保释。三三年在张家口参加抗日盟军，三五年参加领导北京
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曾主编《实话报》、《华北烽火》、《国防》、《长城》
、《人民之友》等救亡刊物，三六年秋发起文化界的“新启蒙运动”，宣传抗日和
民主，出版过文集《真理的追求》、《在文化战线上》，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宣
传部长。三七年秋赴延安，曾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曾担
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同时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
书。在延安期间，陈伯达发表了《三民主义概论》、《评“中国之命运”》、《中
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和《孔子
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墨子新论》、《近
代中国地租概说》等学术论著，成为中共著名理论家。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陆建国後，陈伯达先後出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发表过《论毛泽东思想》等论著，并且是《毛泽东选集
》的主要编辑者。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七年曾两次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分别同斯
大林和赫鲁晓夫会谈。在中共八大陈伯达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文革中，陈伯达由周恩来推荐、毛泽东
提名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官至
中共党内第四号人物。在一九七零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为了打击林彪的需要率
先批判陈伯达赞成“天才论”，之後在全国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在中
共“十大”上被以所谓“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
罪名永远开除出党，自一九七零年十月便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十年後又被中共最高
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清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判处十八年徒刑。一九八八年刑
满释放，派安排在北京文史研究馆，一九八九年九月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由陈晓农编注的这本《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
司一九九八年版），汇集了陈伯达生命最後十年所写的五十七篇文稿，包括狱中自
述及所撰写未曾面世的文章。陈伯达虽然没有写回忆录，但这些文字作品，为研究
中国现代政治、中共党史和文革提供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譬如，本书披露了陈
伯达在为八大起草的决议中，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
会主义制度同落後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翻译成中共现在的术语就是要以发展
生产力为中心）；他曾主张以发展电子新技术为中心带动中国的工业革命，但在当
时受到了批评和否定。文革中，在由各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与部分群众发生冲突的
情况下，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主张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而
与刘少奇、邓小平当时的主张相分歧。在运动开始之初，他曾率先反对以人们的阶
级出身定是非的做法，指出那是一种“血统论”。
无论是作为与毛泽东共事时间最长的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他致死不渝地推崇毛泽
东，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悲剧性。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据本
书披露，陈伯达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前夕就向毛泽东正式提议编辑出版《毛泽
东选集》；被大家当作毛泽东思想一个重要标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早
实际上是由陈伯达提出来的，可悲的是这被毛泽东当作了一种“引蛇出洞”的“阳
谋”；在成为中共官僚以後，陈伯达也被一党专制的机器所同化，他也参与整人（
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有官气”），文革中不遗余力地执行毛泽东批判“党内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政策，最後却被整到了自己头上；陈伯达虽然写了闻名天下
的讨蒋檄文，但他坐国民党的监狱总共不到一年的时间，况且还不是因为写文章的
缘故，但是他把自己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共、贡献给了毛泽东，仅仅只是赞成了林彪
的“天才论”，结果却被在中共监狱里关了十八年，而且至死都带着中共给他的“
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
五、中共的出路：改组与改名？
中国大陆的内政外交正在发生一种危机性的胚变，其症结是在科索窝战事和法轮
功事件的交相作用下，中共依然拒绝顺应时代的潮流和平演进，继续坚持一党专政
的政治体制、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维持“六四”血腥镇压和死不认错的结论，加紧
对国内民运人士的镇压力度，使中共与民意和世界文明潮流越来越背道而驰，这种
“勃烈日涅夫时期”综合症严重阻碍了中共所追求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健康
发展。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大陆人民对於中国的前途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即改革开
放是“找死”，不改革开放是“等死”，反正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老百姓是没有“活
路”可走的。最近听到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的一个说法：“世界
上至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改革成功的”。陈对中共领导的
改革开放事业可谓是立了汗马功劳的，这种判断由他来说自然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但不管你怎么看，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它掌握着中国大陆大多数政治资源，不管你
对未来中国前途如何期望，都无法回避中共这一庞大政治实体的现实。据闻，中共
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也曾说过，他想来想去，中国发展进步代价最小的办
法就是促使现在的当权者往前走。陈一谘表示“未来中国发展，促成共产党自身的
改组，是一种损失最小的选择。”
中国大陆著名改革活动家曹思源先生最近则提出，“中国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改名为中国社会党！”在他看来中共改名为社会
党以後，可以比较容易的放下肩上的历史包袱，象反右运动、象文革、象“六四”
那样的欠帐，都可以比较理性的面对，这正是一种进步而非倒退。据他预计，在中
共改名之後大陆政坛将引发一系列的深刻变化。这里隐含了一个前提，如果中共继
续由李鹏等保守派主导，不管是“改组”还是“改名”，仅仅只能成为良好的愿望
而已。
人们一直期望中共通过自身的理性反思，逐渐抛弃一党专制的传统还政於民，使
其通过改组、改名转型为一个现代执政党。不过这有点近乎幻想，“六四”以後被
千夫所指的李鹏继续稳坐他的权力宝座、在他离开总理位置以後竟继续主导中共的
内政外交，实在也暴露了中共保守僵化的本质。也许有人在期待奇迹出现－－象打
倒“四人帮”一样，通过非常手段把李鹏等保守派拉下马，此举虽然有一定风险，
但届时通过重新审理六四旧案，推倒当年加在爱国学生头上的动乱、暴乱帽子，平
反冤假错案，以民主和解推动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重新构筑民意基础，重新融入
国际社会，无疑将就成为一个“纲举目张”的契机。不然，整个中共乃至整个大陆
就会成为李鹏等的殉葬品。
在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历史上，这种做法也有不少的先例，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就是在出访期间，被苏共政治局会议罢黜的；十年前李鹏、陈希同也是趁赵紫阳出
访朝鲜期间，向邓小平告“御状”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定性为“动乱”，使得赵
紫阳等改革派失去了掌控整个局面的先机。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来看，抓住时机
果断地解决“李鹏问题”，也许是代价成本最底的一种选择。中国大陆深明大义的
有识之士，千万不要辜负历史赋予良机。
对此，无论是海内外还是中共党内外相当多数的人是有共识的，这个问题解决得
好，就可以视为邓小平给後任中共当权者建立新权力基础的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
凭借六四镇压起家的中共第三代当权者，重审六四几乎在否定自己，在古今中外的
历史上，要当权者放弃自己的利益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
但是，只要承认这个世界还有正义和公理，有些事总需要有人来做，在历史关头也
总会有人挺身而出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这种把握主动的机会正越来越少
。
六、民主党的新生和中共的衰亡
杭州民运人士王有才去年六月二十六日申请筹建中国民主党，转眼就满一年了。
以王有才公开申请建党为发端，在全国各地出现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开的“组党运
动”，并且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在中南海大举庆祝中共建党七十八年之际，我觉
得纪念刚满一周年的中国民主党筹建活动也许是更有意义的。
王有才等国内民运人士的义举，实质上就是在行使一个普通公民的宪法权利。在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北京当局去年签署的《公民
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公民结社自由亦有明确阐述：“ 一、人人有自由结
社权利，包括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组织及加入工会之权利；二、除依法律之规定，
且为民主社会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宁、公秩序、维护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
人权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权利之行使”。 如今，王有才等中国民主党
在各地公开从事组党活动的人士，虽然大多已经遭到中共的大肆逮捕和全面镇压，
有的要么被判处长期徒刑，要么被送去劳教，要么被赶出国门，但这等於是在全世
界面前再一次揭穿了中共“依法治国”的欺骗性。虽然冷战在世界范围结束了，中
共甚至与和它批评为霸权主义的美国结成了所谓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是
它对於自己的人民却依然坚持着一党专政的旧思维，继续把一切和平从事言论、出
版、结社活动的人们视为敌对势力，誓言要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共这种延
续冷战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把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公约变成了一纸空文，把自己和广
大人民、社会公正与正义放在了对抗性的位置上。
中共对民主党组党运动的镇压，也从反面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改善了自
己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开始觉悟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和享有精神生活的自由；王
有才被判刑时法庭外面当时出现了抗议人群，他和秦永敏、徐文立被判处十年以上
的长期徒刑後，组党运动出现了更大的规模和更强劲的势头，更多的人作好了坐牢
的准备－－前赴後继地投身到组建民主党的运动中去。据报道，整个大陆除了西藏
以外都出现了公开筹组民主党的活动。在中共增加镇压力度的同时，公开的组党运
动居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实在是中共执政半个世纪中前所未有的。
一个政党就象一个人一样，有新生、有衰老、也有死亡。如果讲，一九二一年建
立的中共，从开始争取人权民主，到因为在执政後蜕变为封建政治的专制极权而变
得衰老，并因为拒绝进行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改革而正在走向死亡；那么一九九八
年王有才掀起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民主潮流，代表了中国大
陆的民主政治尚存一线希望的新生；虽然中共看上去是一个庞然大物，仍旧掌握着
绝大多数的政治资源，并且开动了专政机器全力镇压民主党和其他异议人士，但是
它终究无法抗拒新生必将取代衰老和死亡的客观规律。 倒是中共从建党之初的一
个受压迫者到执政後成为一个压迫者的转变，更象是一种历史的嘲讽。当年中共的
建党活动如果遭受今天民主党这样的压制，历史也许就没有中共自称的天翻地覆似
的“进步”；那么依照同样的逻辑，容忍民主党的存在和发展不正是为中国未来的
进步做新的贡献吗？！相反，因为民主党代表的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政治力量被镇压
以後，势必会制造出“逼上梁山”的效应，社会上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暴力恐怖活动
、社会犯罪的手段更趋残忍狠毒，背後大多有社会反抗力量对中共采取“以其人之
道还之於其人之身”方法－－以暴易暴的因果关系，这无疑将增添人民群众的苦难
、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也将加速中共的最终覆灭。
中共如果想要避免最终灭亡的下场，理应认清现代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通过政
治改革自觉地把自己转型为一个现代执政党，不但要释放王有才等中国民主党的组
党人士和一切政治犯，而且要切实保障一切公民行使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公约的基本
权利，把自己放在与中国民主党和所有其他政党平等竞争的位置上，尊重人民在自
由选举中的抉择，中共应还可以得到“新生”，并有继续执政或重新执政的希望，
这在完成了转型的东欧国家里和海峡对岸已经得到了证明。这也应验了孙中山先生
的一句明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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