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想起遇罗克，在他的身影後面，总是见到一片灰暗的天空。他生命的最
後十年，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七年，就是在这片天空下渡过的。
中国历史中有无比这更黑暗的十年？我看没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把
一百三十多万个家庭推进深渊，接踵而来的便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的和人民公社
化，把几亿农民变成农奴。继之，便是夺走四千余万条生命的人造大饥荒。这一切
都发生在短短的五年之内。所有的中国人都经历过这三大事件——如果不是本人、
至少自己无辜的同事、亲友中有人被打成右派。如果不能确定中国究竟有多少死於
饥荒，至少自己也饿过肚子，甚至患过浮肿。然而这又是中国最沉寂的十年，听不
到愤怒的呼喊，听不到质疑或控诉。一九五九年共和国十年大庆，欢呼震天，北京
的八大献礼工程，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等巍然耸立，没有多少人想到那是在饿
殍的尸骨上建成的。
在中国人本性中的弱点之外，毛泽东的政治魔术起了重大作用。他能够根据
他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制造“阶级斗争”的神话，并把它变为现实，成为中国人
一牵手一投足都会碰到的物质力量。一九五七年二月他刚刚宣告，“急风骤雨式的
阶级斗争”已成为过去，（说这话，其实也是为了制造一个骗局，“引蛇出洞”）
，四个月後便发动了一场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反右派运动後期，
他不无得意地宣告他把一场“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了，这又是
谎言。不但在一九五六至五七年中国根本不存在发生布达佩斯人民反对独裁制度起
义的可能性，其後四十年的任何时期，中国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可能。在他一九五八
年和一九五九年又闯下大祸，不得不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底的七千人的大会上对大跃
进造成大饥荒的罪过做了几次检讨後，又象一九五六年那样，中国的政治气氛有所
松弛。允许党内干部讲话（“出气”）给一九五九年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乎
所有人平了反。那年夏天，象遇罗克一样“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第一次有可能
考入高等院校，但是不出几个月，毛泽东便又祭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
旗；又说起匈牙利，认为中国作家协会有可能变成一九五六年那个最早发动对共产
党批评的布达佩斯知识分子的“裴多菲俱乐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别出心裁地
要制造一种不同於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把政敌杀掉，发明了一个“帽子”，让那些
“分子”们继续活在人们中间，走来走去，做“反面教员”；但绝不仅仅是作为“
过去犯过错误的人”，而是作为贱民，作为政治上精神上虐待的对象。
这是极其残忍的一着，只有毛泽东那样的虐待狂才发明得出来。但是中国人
接受了这个现实，并成为这个现实的一个部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去虐待那些
载着各种“帽子”的分子及其夫、妻和子女。但是在心理上他自己经把自己摆在那
个地位，从而自然对那些人另眼看待，在感情上“划清界限”，而只要有一个什么
运动一来，“党的需要”和个人安全或上升的需要便会合为一体，驱使一些人披挂
上阵，如狼似虎地扑向现成的靶子身边的“阶级敌人”及其子女。
从表面上看去，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六年的中国活象一潭死水。毛泽东的权威
继续上升，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一九六三年城市里的人能吃上饱饭了。反
修防修斗争中国似乎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一些中国人便从肚子到民族虚荣心上都
得到了一些满足。你会感到一种压抑，一种停滞和沉闷，却看不到一丝希望的阳光
。想不到，希望却在你最难想到的地方萌发了。
那就是遇罗克和以他为代表的第天在“出身压死人”的感觉下喘息的一代人
。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推到荒谬的极端，首先忍无可忍的便是承载着这人为的阶级斗
争重担的那些人的子女。毛泽东亲手制造出他的死敌。父辈们已然解除了武装，难
有斗志。他们的子女却不甘於在贱民境地中了此一生。他在“出身论”中写道：“
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
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毛泽东夺走了他们的一切，却无法夺走他们作为人的那种
公平感和自尊心。并不是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能够象遇罗克那样明确而痛切地觉察到
自己的贱民地位。
於是他便开始思考了。六十年代处在遇罗克那种既非干部又不是学生地位的
人，要求找到一本西方思想家的作品并非易事。然而他却找到了，一本又一本，从
柏拉图到黑格尔读西方哲学，读马克思原著。卢梭的人权和平等观照亮了中国被压
迫等的命运，马克思给了他分析和批判的武器，他在比较了毛泽东选集的新、旧版
本後对一同坐牢的张郎郎说：“他们在理论上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
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
”
他头脑清醒，冷眼旁观，却时常难以抵制亲自动手改造这个社会的欲望。他
在《出身论》之後要去完成的是《工资论》，就是企图改变国有企业中不合理的分
配制度。同时，他又不能不对周围荒唐可笑的事物投过嘲弄的眼光。一九六四年至
六五年间，为了“反修”的需要，帮助出现了一些干部子女浪子回头的地方戏。“
怎么帮助呢……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晚上，带他到烈士陵园前，宣读一份血书，於是
霹雳一声，这个青年就翻然醒悟了。”
人们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称作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出的中国第一部人
权宣言。它同时又是在毛泽东的绝对神权威慑着几亿中国生灵之时，中国人发出的
第一篇革命檄文。在《出身论》中，遇罗克以种种论据一层层剥开“血统论”的反
动和荒谬，只能把话说到不好的出身并不比好的出身更能使人变坏，却不能说这种
出身带来的压迫和侮辱反而使人更可能作为叛逆。他甚至还必须用毛泽东本人的论
点去批判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造成的“血统论”。但是他实际上却又比批判毛泽
东走和更远，向全国受压迫者发出了革命的号召。在《出身论》的结尾处，他写道
：“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反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
，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由谁来解放呢？被压迫者必须自己
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的恩赐，
而革命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
同二十年後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九学生们关於“自由”和“民主”的呐喊相
比，遇罗克的呼唤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基於他对於六十年代中国现实的观察和体
验。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大学生和社会青年中又一次出现了质疑毛泽东路线、重新
认识中国现实和为中国寻找一条新出路的浪潮。一九六四年在高等院校中发动的又
一场不公开的反右派运动，把一大批人打成“反动学生”，送去“劳教”，却未能
熄灭这一异端思潮。遇罗克无疑是一感到文化大革命将为中国的被压迫者提供一个
前所未有的良机，才发出他的号召，并第一个投入了与毛泽东的意志相反的一场真
正的革命，又成为第一个殉道者。最後一批同道，则是在“万恶的四人帮”倒台之
後，於一九七七年五月被秘密处决的五十几位烈士，其中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数学
系的高材生王申酉，他完成了遇罗克未完的一项工作：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
全面批判了毛泽东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及其实践。
在悼念遇罗克的时候，我们将沉浸在遇罗克偶然有灵将会为我们共享的一个
悲哀。在抛弃毛泽东的同时，在抛弃毛泽东曾用以欺骗中国人的伪理想主义、伪英
雄主义和伪革命精神的同时，中国人也抛弃了革命，抛弃了一切真正的崇高与美好
。真理不必追求，只须顺手拈采西方时髦的货色。於是一九八九年规模空前的天安
门运动，理论、思想和战略居然缺席。十年之後，当年的风云人物居然仍然不肯去
思索那场一九四九年之後唯一有可能成功的运动何以会导致中国民主力量全军覆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