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时间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地址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一场关於对联的
“辨论”正在进行之中。身着黄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挤南了礼堂内外，
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激昂地以理论和实例在证明一个简单的，并欠文雅的谬论：老
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对儿混蛋。

  当大会的组织者，一位头梳两把刷子的女红卫兵听到我要发表反面意见之後，神
情严肃地记下我的学校和名字，五分钟之後，我便被叫上了讲台。

  以当时可以援引的经典里去证明谬论之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开始了
自己笨拙的努力。但这即时引起一群“理想主义”的红卫兵的愤懑。於是，几位红
卫兵开始上来夺我的话筒，捶我的背，朝我的脸上吐唾沫。在男校五年的学历中，
使我们从不屑与同龄的女子打交道。这种初次经验也许能帮助解释我後来在人生经
历过中的一些心理障碍。

  之後的几个发言都是对我的回击，包括一些同班同学的发言。他们的中心论据是
，他们的出身不好，所以是一个混蛋。而我之否认他为混蛋，证明了我是一个混蛋
。这位同学据说是後来官运享通了。他在那时的表现是出身黑五类的人们中的一个
典型，其由衷的程度不难推想。与其说是他个人的，不如说是时代的悲剧。

  中学文革报的出世

     六七年一月寒冬之中，看到电线杆上的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敬佩之心
油然而生。这之後与遇罗文的会面和他的回访，便是从文革报的开始。

  我在四中五年，一直被视为落後和反动学生，其原因被一位同学在多年後一语道
破：对马克思主义信得过於认真。但在创办文革报之时，我第一次因为在红八月对
对联的公开反对而获得一个非官定的造反英雄的地位。从四中总务室借贷五百元的
成功与这一地位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中学文革报创办的资本。

  有趣的是，最开始的想法是复印《《出身论》》而不是办报纸。办报纸的念头只
是在一二０一厂的金科长询问如何处置传单的空白时才产生的。

  创刊号的出世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交稿的头一天，我度过自己一生里第一
个彻夜不眼之夜，组稿之外，为《出身论》写了编者按，以“司令部”的名义写下
了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宣言，并对《出身论》本文作了重大的修改。

  创刊之时，报纸只有遇罗文、王建复与我三个成员，却扛起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
反司令部宣传部的旗号。本希望这能对打砸枪的联动起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这一企
图的有效性被证明是有限的，我们在四中的办公室和联络站不断地被砸、被枪。其
中包括彭小蒙率领的据说有上百人的乐队袭击过。王建复夺窗而逃，我本人当时不
在场，否则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後果。

  《出身论》与遇罗克

  创刊之时我并不知《出身论》所署名的“北京家庭出身问题小组”为何许人也。
与罗克的首次相会，他的谈吐、风度使我开始疑心他是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一谜是
在我们报纸的第二期之後才由罗克给我解开的。为了他的安全，我在报纸扩大後，
仍对大多数成员保密了相当的一段时间。

  我与罗克的友谊逐日增长，办报中、办报後，我与他在他那号称冰窖的小棚里不
知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时光，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的博学和才智使他至今仍在我
心目中保持着我所亲身认识的人中最可钦佩的地位。难以相信的是他当时也不过是
个二十四岁的青年。

  他曾经颇为认真地安慰我说，当我到了他的年龄会象他一样的博学和敏思。我当
时和现在都不能相信他的这一句话，虽然我几乎在无条件地吸收了他所说的一切。
罗克曾邀请我同时读哲学史交换读书笔记，一起写东北的游记。他经常探讨一些有
趣的问题，例如，思想总需要语言吗？梦是彩色的吗？猫会作梦吗？

  他的朋友，我们报纸的成员之一郝志曾经讲过罗克是“东方的希望，宫殿的一角
。”我至今不认为过。令人痛心的是，罗克之死，是人权史上一朵不会凋落的花。
他的教义是古老而简单的：人应生而平等，并给予应有的尊严。这一真理的实现过
程过去没有，现在仍没有，将来也不会终结。但我从来不敢肯定的是，罗克在全国
所曾引起的震动，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光明，是否值得他那可贵的生命。

  中学文革报的奇迹

  中学文革报从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创刊到四月十三日停刊，历时近三月，出版了六
期正刊，一期特刊，一期增刊。每期发行量在三万到六万之间。成员从三人开始，
到不过二十人为终。资本从五百元增加到几千元，在当年象一个天文数字。

  尽管我们的报纸发行量小，但从全国各地所收到的读者来信却日以袋装，我们必
须每日到邮局用三轮车去取，我们的报纸定价二分，但在後来受发展起来的西单换
报市场上曾二元到五元的价格出售，并以一对一百以上的比例兑换其他的报纸。

  我们的卖报更象枪报。我参加过的一次卖报，转眼之间手中就被塞满了一堆钞票
，根本搞不清钱从何而来，报纸也不翼而飞。在联络点，我们很小心地控制着出售
的份量，以便能分给更多的读者。

  我们曾经收到多种《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油印和铅印的复印本，虽然我们根
本没有外面的发行渠道，但读者来信遍布各省市。特别是许多基层工厂农村的来信
，讲的经历和感想令人读时不禁泪流满面。

  我曾经坚信我们的报纸会获得中央的支持。但在办到第三期时，我本人开始对此
有所怀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之一关锋又托“红旗杂志社”记者转告我“大方向
错了，悬崖勒马，否则後果严重。”我陷入了深刻的信仰危机之中。

  三天之後，我在报纸的会上讲出了我对今後形势和後果的分析，指出报纸继续办
下去正如以卵击石，并要求所有对严重後果没有准备的人退出。令人骄傲的是，当
时的十几位成员无人退出。他们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其中多数也真的为这一经历作
出了许多牺牲。当时与会和後来加入的报纸成员包括：罗文、罗勉、郝志、魏雷、
帖汉、朝霞基山、阎世钧、李金环、纪亚琴、陶洛涌、王嘉村、陈嘉华、张富英、
张君若、张颖、王建复。遇罗克从来不是报纸的成员，遇罗锦当时在狱中，与她的
首次会面是一九七八年。

  结语

  三十二年过去了，我手中仍珍藏着一套中学文革报，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里所
存的红卫兵资料里，亦见过一套不全的影印。在一九七八年以後，不计其数的报刊
和书藉刊登，关於罗克、《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文章。其中失真之处比比皆是
，令人欣慰的是，人们没有忘记生命谱写的一段历史，还有那一帮稚气的报纸成员
当年所创造的在那个黑暗年月中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