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有一项主要的议题是根据中共的提议安排修改现行的
宪法，这个旨在巩固江泽民权威的举动，北京早在去年底已经敲锣打鼓造舆论了。
从积极的方面去看，可以把这个理解成中共推进法制建设，用宪法的形式将邓小平
倡导的经济改革成果固定下来，以防止开经济改革开放的倒车；此外，也使得宪法
更加反映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转型，使得中国的巨轮驶向法治的航
道。
这也是近年来，海内外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修改宪法奔走呼号的目的，在自由
派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当中，也有一种主张被称作是“宪政民主”派，对北京作出
的修宪动作，基本持比较正面的评价。根据宪法学家陈小平的定义，宪政主义者是
这样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以推进中国的宪政化为目的，崇尚宪法和法律
的神圣性和至上性；关注中国政府权力的结构及其安排及其与公民自由的关系，特
别是与公民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的关系；宪政主义者不否认民
主化与宪政化之间的张力的存在，但是，宪政主义者特别关注民主化过程中制度安
排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中国宪法是中共的权力证书人民的一纸空文
在中共传统的法的观念中，宪法只是中共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成功的一份“权
力证书”，是当权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以它在夺取政权以後，立即宣布废除
原国民政府的“六法”，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仿效苏俄的模式制定新的《
宪法》，即以宪法的形式来体现中共实行一党专政的本质。由此也造成了一个十分
严重的後果，即中断了由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的法统，也使得中
共当权派现在急於推行的“依法治国”，落下了先天不足的祸根。现在，虽然有报
道披露毛泽东晚年对更改国号表示悔意，但是中共当权派至今为止对破坏孙中山建
立的法统、全盘“苏化”的祸患，尚没有真正的反省。
因为中共的整个政治运作机制是在封建人治轨道上运行的，主要权力集中在
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寡头手中，所以宪法主要体现的也就是这些政治权威的
意志。这些权威作为人，总也有喜怒哀乐、逃不脱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宪法》
的多变就成了“中国特色”的常态。又加上中共“急功近利”的特性，不要说一九
四九年的中国大陆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宪政，就是宪法已经制订了达四部之多，（一
九五四、七五、七八、八二年），还不包括作为零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和一九七
九年未出台的一部宪法，现行的八二年宪法，在八八年和九三年已经作过修改，如
果加上今年将要进行的修改，就创下了在十多年时间内修宪三次的记录。
外界对於中共政治一直有一种十分神秘、变幻莫测的感觉，然而，几乎每一
次重大的变化，也都通过重新制定《宪法》或修改《宪法》得到了体现。中国的宪
法学者陈小平批评说，中共变动《宪法》之频繁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即使那些军事
政变频频的国家也没有像中共那样随意制订、修改宪法。这种如儿戏般频繁变动的
本身，极大的减低了宪法的权威性。“县官不如现管”，是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
共同经验，有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宪法》不如具体的法规条例管用，法规条
例又不如党的政策文件管用，而政策文件又不如领导人的讲话批示管用，所以堂堂
《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甚至还不如交通法规管用。
在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如此，毛泽东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对《宪法》的
破坏，这到文化大革命、剥夺国家主席刘少奇“生存权”的时候，就到达了登峰造
极的地步。邓小平同样如此，在他下令军队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开枪的同时，呼吁
人大按照《宪法》规定召开紧急会议的人被投入了监狱。江泽民八九年靠封杀新闻
舆论起家，上台以来，凡是要求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人，都遭到了严厉
镇压，而且他最近还声嘶力竭地再三重申要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所以，在中国大
陆，《宪法》向来是名存实亡的一纸空文；中共执政的五十年，可以说就是破坏法
治－－包括不断破坏自己制定《宪法》的五十年！
《宪法》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石，
它应该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通过法定程序达成的最大限度共识，政党和政治人物的上
台下台，就象海水潮起潮落一样自然，他们可以有不同政治理念和施政手段，但是
在认同《宪法》上是应该没有疑问的。但是在北京，当权者们已经习惯於把《宪法
》视为自己的“里程碑”和“广告牌”，凡一个新的当权者上台，就想在《宪法》
上留下自己的烙印，或为了某种政治目的，随意更改或突破《宪法》的规定。经济
改革中对公有制的突破暂且不说，现行《刑法》早在《宪法》修改之前已经取消了
“反革命罪”，前些时候四川又发生了选乡长的事，显示现行《宪法》的权威性和
稳定性已经荡然无存。声称“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为了保护少数既得利益者，
竟然不惜去动摇整个政权安身立命的基石，这种本末倒置的举动，实在无法理喻。
中国社会的转型主要内涵，就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共在
自己的决意当中提出，实行法治将不因环境条件的转变和领导人注意力的转变而转
变，也不允许有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活着的人没有这种特权，死去的人也没
有这种特权，尤其是毛泽东对法治造成的破坏无人能比，现行的《宪法》却堂而皇
之把他的名字记录其中，中南海如果真正想依法治国，首先就应该是将包括毛泽东
在内的所有个人的名字从宪法中剔除掉（鲍彤、曹思源等国内改革志士也有类似的
主张和呼吁），使得宪法能广泛的代表全社会的共识，同时也避免毛泽东等在将来
遭到清算时，再次殃及《宪法》。然而，江泽民的抉择正好相反，他是要把另一个
曾经在八九年造成巨大“宪法危机”的强人－－邓小平，也写进《宪法》去，这固
然有助於他假借邓小平的名义，在《宪法》中为他的其他政治目的争取到空间，但
是也恰恰因此断送了“依法治国”的旗帜。
修宪要废除一党专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
中国现行《宪法》确定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的国家，这也是中
国成为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的一个重要根源。有人因其执政党的腐败黑暗
不受监督，整个国家正在展开一场全社会腐败的大竞赛，称其为“腐败国家”；也
有人因为它滥用政府权力、肆意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称它是个“专制
国家”；又有人因它主要依靠特务警察的暴力维持统治，把争取和行使政治权利和
公民权利的人关进精神病院、劳改营和监狱，所以也称它是个“监狱国家”。
说它是“监狱国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监狱中被关押的人，在绝对数量上
占世界之冠；也不仅因为中共的监狱和劳改营里关押了世界上最多的良心犯、宗教
犯和政治犯；同样也不仅是因为中共监狱和劳改营，折磨犯人的刑罚手段野蛮残酷
、拒绝国际社会监督以掩盖其黑暗方面，堪称世界之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共把整个
国家当作监狱一样来进行管理，即中南海当权者执政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把广大
的人民群众就是当作监狱里的“犯人”进行统治的。
首先，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不但过去是，现在也仍然坚持自己是一个革命性
质的政党，在“革命”成功、用暴力夺取政权以後，中共依然不放弃暴力，毛泽东
提出了所谓的“继续革命”，邓小平要以坚持中共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
则”，江泽民则是坚守反对“分化”和“西化”的“和平演变”。在中国大陆，中
共坚持一党专政的本质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今天尚不存在革命与反革命之外的“第
三条道路”，虽然“反革命罪”已经从刑法中被取消了，但是任何敢於向中共“说
不”的言行、任何敢於行使公民权利的尝试，都会被当作“颠覆政府”、“危害国
家安全”的罪犯，处以严厉的刑罚。
大凡是人都会有属於自己的独立思想，除了国家民族和社会以外，还有属於
自己的利益，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人的诉求自然也是丰富多样的，表达自
己的思想、争取实现自己主张、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势
必就赞成与中共的意识形态、与中共当权者的政策主张不一致，甚至发生针锋相对
的冲突。在实行民主政治的现代国家里，各种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媒体上自由表达，
各种利益可以有不同的政党、社会团体组织来代表，分歧冲突可以通过议会讨论和
表决来谋求解决。这一切在中共执政者的眼里，就变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稳定
因素”，江泽民三令五申要把它“消除在萌芽之中”。
其实，中共的“稳定是压倒一切”主张，彻底的暴露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
机，因为它坚持“革命性”的原则立场，把管理监狱的专政手段用来统治国家，实
际上就把自己摆在与人民为敌的位置上不肯下来，所以尽管中共执政已经半个世纪
了，连社会发展最起码的“稳定”问题，都一直无法解决。每年都有一连串影响“
稳定”的敏感时节，政府机器被当作了整天“绷紧了弦”的消防队，那些长期的发
展战略或种种动人的许诺，总是一再在突发性事件面前化成泡影。
於是，中共因为担心“稳定”，而加强“革命”专政，又因为坚持“革命”
专政，社会无法转入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轨道，“稳定”就更无保障。当权者只有
在“天下大乱”与“天下大治”的循环中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老百姓则被剥夺了
最主要的自由权利，象出入境自由等方面的权利，向来只是中共特权阶级的专利，
这就不去说了，中共宪法上写了公民拥有比民主国家并不少的政治权利，近年来，
中共签订了包括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在内的十多个国际人权条约，但这并没有从根
本上改善人权状况，主要是没有改变中共象管理监狱那样来统治国家的政治机制。
中国大陆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的社会空间有所推展，不少人以此为由为
中共进行辩护。其实在监狱里的犯人，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拿中共目前的监狱
状况来讲，魏京生这样的政治犯可以关在四面玻璃似的监房或长时间禁闭在暗无天
日的专关死囚的小监房里；用刑事犯管制政治犯也是司空见惯的；但同时，也有些
犯人有每天被放风或劳动的机会，买通关节可以走私各种物品到监房里去，甚至於
把家眷或者妓女送入监房过夜，最离奇的是“有本事”的犯人还可以代表监狱当局
半的公司企业，堂而皇之的到外面去做生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本质上他还是
犯人。
所以，中共只要一党专政的本质不改变，中国大陆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监狱。
在中共监狱里的囚犯们，常用来安慰自己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坐牢有什么了不起
？其实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坐牢，只不过是大墙与小墙的区别，有形的墙与无形的墙
的区别！当中共执政者事实上剥夺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时候，就是
把他当作了一个犯人，就是把整个国家当作了一个监狱。
其实，现代国家的监狱也往往通过废除酷刑、接受国际监督，变得逐渐文明
起来，中共则还在通过年年不断的“严打”，并不断要求加强打击力度，不论是在
监狱内还是在社会上，它的专制控制都大大超过了五十年前－－它夺取政权之前的
那个中国社会。一个监狱，表面上看上去可能是比较平静和稳定的，但是它几乎集
中了全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管理不当甚至还可以成为摧毁社会的祸患。中共
当权者内心对不稳定因素的恐惧，其前提也是把自己的统治的国家当作了监狱。如
果修宪是当务之急，中共就要废除一党专政，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
不开放新闻，修宪只是为新专制极权者作铺垫
江泽民曾经以反攻为守的口吻向采访他的外国记者问道，你看我象一个专制
独裁者吗？！的确，江泽民不是一个造反起家的“暴君”，而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
技术人员，会各国“英语”、弹琴吹萧、唱歌演戏，背诗写字，看上去“温文尔雅
”很有修养……。但是，区别一个人到底是民主政治的领袖，还是专制极权者的标
志，除了看他的权力来源是依法民主选举的，还是世袭的或用暴力恐怖政变等非法
手段夺取的，还要观察他的执政行为，绝不能为他的做秀和言辞所蒙蔽。
专制极权赖以生存的两个主要手段：一是采用暴力专政的手段，也就是中共
通常说的“刀把子”，对一切异己力量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如同最近江
泽民声称的要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这虽然在客观上维持了中共政权的革命性质，
但其转型为现代执政党却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二是控制舆论，即“笔杆子”，
毛泽东公开倡导凡要进行一场革命运动，先要造成革命的舆论，中共向来是把所有
的新闻媒体及其媒体工作人员当作工具和喉舌，把剥夺人民知情权的新闻封锁和垄
断，美其名曰“舆论引导”，实际上就是通过控制新闻媒体，达到让人民群众放弃
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自由表达的目的。
在和平年代，中共根据其政治斗争的需要，对这两种手段往往是交叉使用的
，有时以专制镇压为主，有时以舆论引导为主。到了“六四”，中共统治的合法性
丧失殆尽，所以邓小平不得已采取两种手段并用的策略，这也是一种“两手硬”，
江泽民似乎得到了邓小平衣钵的真传。九十年代以来连续好几年，中共都是世界上
关押新闻记者最多的专制政府，国际新闻自由组织评选世界上十个与新闻自由为敌
的人物，江泽民也被名列其中。
当年“六四”前夕，江泽民在自己的权力辖区里，向推动新闻自由、政治改
革的媒体大开杀诫，整肃了当时最开放的《世界经济导报》，这无疑是邓小平、李
鹏在开枪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前，江泽民帮助他们进行“清场”，他们就象是一
对谋杀者，邓小平、李鹏等江泽民先把灯灭了，立即就动手杀人了。“六四”後李
鹏和江泽民的权力分配，虽然有许多内部斗争平衡需要的因素，但其中也有一个十
分简单的实事是不容视而不见的，即江泽民抢先一步“果断”的对媒体下手，为他
抢到了“六四”的头功，奠定了这几年他所谓“第三代核心”的权力起点。
江泽民在中共权力格局中崛起的实事，说明了中共对舆论的控制与实行专政
压迫，已经到了“合二为一”的阶段，这是因为一方面是中共权力本身已经没有合
法性的空间可供江泽民周旋，另一方面江泽民获得权力的特殊过程业已形成一种惯
性，现实的发展已经证明，江泽民缺乏足够的智慧和能力使自己的施政处事摆脱这
种惯性的轨道。新华社记者吴士琛因为把江泽民的公开报告，提前披露给香港记者
，结果被判无期徒刑。就象江泽民即使兼了所有党政军大权於自己一身，还时时感
到有被颠覆的不稳定的恐惧。
在邓小平去世以後，有些人便以为一个“江泽民时代”到来了，对於中共敷
衍舆论的“依法治国”那一套说辞，这些人将其描述成中共的统治，在毛泽东是靠
“指示”，邓小平靠“政策”，江泽民靠“法律”，到江泽民结束访美、去年下半
年签订联合国人权公约以来，这些人更是不失时机的鼓吹江泽民摆脱了邓小平的阴
影，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权力格局，把他看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大救星”……。言
犹在耳，江泽民就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国内民运人士的组党运动进行了的严厉镇压。
去年所谓的“北京政治小阳春”突然变成“严冬”“寒流”，固然有中共内
部权力斗争（如李鹏在江泽民出访期间接受德国记者采访，对组党运动摆出强硬姿
态，采访稿等江泽民回国後政治局通过後即刻公布，这使得李鹏对时局的演变抢到
了某种程度的主导权）、国际社会把焦点对准了美英与伊拉克的军事冲突和对峙上
，无暇顾及中国的“政变”、中共的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暂告段落、明年将有建国
五十周年和“六四”十周年等多个敏感时节的交汇、民运人士在组党运动中动作幅
度过大，超出了某些人虚拟的当局所能容忍的“底线”等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九月联合国人权专员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共就
逮捕了《中国经济时报》的编委、《政治中国》的编辑之一施滨海；此後又逮捕或
驱逐了台湾《中央日报》记者李福钟、美国电视台的编辑助理刘青彦、日本《读卖
新闻》驻北京记者中津辛久、德国《明镜周刊》资深记者周劲恒、向自由亚洲电台
报道国内农民受迫害消息的张善光被判处十年徒刑（在此之前还修改法律把颠覆罪
扩大解释到言论出版领域）、最近又有报道说，女记者袁业娟与四川异见人士刘贤
斌一起在湖南长沙被捕；此外，《政治中国》、广州文化时报、粤港信息报、南方
周末、新周刊、深圳画报等书刊报章，或被查禁，或被勒令停业整顿，更多的媒体
是被要求检讨、或采取组织措施撤换调离社长、总编和具体的责任者；甚至朱熔基
去年视察北京中央电视台，要求新闻更多的讲真话、行使社会监督功能的精神，也
成了稍纵即逝的流星。
在一个一党专政的社会中，将这些案例单独拿出了看，人们也许会感到稀松
平常、司空见惯，但是如果将短短几个月里发生的这么多案例集中到一起，前後联
系起来做综合分析，就可以清楚看到以江泽民上海帮为首的中南海当权者的执政行
为轨迹，江泽民“压住媒体，收紧政治”的做派的痕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中
国继续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开放新闻，所谓的修宪只是为江泽民成为一个
新专制极权者作的铺垫而已。
变宪政危机为走向宪政之路的动力
就在北京当权者宣布将要修改宪法之际，香港终审法院作出的有关居留权问
题的终审判决，引起北京御用法学家的强力反弹，这种“井水”与“河水”的错综
复杂关系的演变，不但对声称要坚持“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构成了严重挑
战，而且引爆了当今中国前所未有的一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政危机。
依法治国就是宪政主义的具体体现，大陆领导人和社会舆论对於香港是一个
法治社会是有共识的，无论是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还是香港现行的司法机制，对
於促进中国“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各种问题，都是一个难得的示范。站在中
共传统的人治立场上，大陆法学家们和亲北京媒体对香港终审法庭的批评，似乎都
有他们的道理，香港终审法庭的确给中南海出了一道难题；然而，如果把它放在北
京目前正致力於修改宪法“依法治国”的背景上看，这恰恰是推进今天中国以宪政
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动力。
一百年以前，康有为告诉当时中国的开明皇帝光绪说：“变政全在定典章宪
法”；本世纪初叶，中国的立宪派说“立宪者昌，不立宪者亡，历史陈迹，昭然可
睹。”只要翻翻中国近代史，便会发现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几乎就是从宪政化变革
开始的。一个世纪以来，尽管王朝更替、革命迭起、军阀混战、狼烟四起，甚至倡
导宪政化的自由主义分子难有好下场，但是，宪政化的火种在中国百年历史中从来
没有熄灭过。陈小平指出，在宪政主义者看来，未来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激进派和
改良派的分界线将不再主要是什么赞成暴力革命与反对暴力革命之别，而是主要基
於未来中国宪政化制度安排的抉择。因此，宪政主义者主张海内外应当迅速推展关
於中国宪政化的制度化安排的讨论与争鸣，期望中国能够出现更多的既具有自由主
义理想，又懂制度设计及运作的宋教仁式的自由主义者和政治家。
九十年代初期，天安门广场刺耳的枪声刚过，在对中国的改革和未来进行思
考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中，“宪政主义者以崭新的名目出现”。严家祺等人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的支持下，自九三年开始经连续多年的努力，拟定了《联
邦中国宪法（草案）》；著名的法学家龚祥瑞、于浩成、政论家阮铭、郭罗基等也
一再倡导以宪政精神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著名的改革家、前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在重获有限自由後也不遗余力地倡导宪政民主；去年，内地
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潮的复萌，客观上也为宪政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
础。
如今在哥大政治学博士研究生王军涛、目前在哈佛大学研究的原中国政法大
学宪法教研室副主任陈小平等大陆访美学者的努力之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
究所、人权研究中心、美国新泽西天安门基金会、宪政民主论坛、纽约大家俱乐部
及相关的出版和新闻媒体等，为了专门探讨未来中国宪政化，最近开始举办“当代
中国的宪政道路”系列研讨会活动。
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哥仑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和哥大法学院教授爱德华，前
几年就已经开始陆续邀请严家祺、郭罗基、于浩成等两岸三地的学者着手进行中国
宪政史的研究项目。在黎安友和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看来，倡导中国宪政
化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最有希望为中国的未来设计出可行的、稳定的和公开化
的政治制度。”
可以预期，在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富有远见卓识政治家们的共同努力
之下，世人终将看到一幅中国社会迈向宪政之路的光明蓝图。从一定的意义上也可
以这么说，类似香港终审法院判决引发的宪政危机，既是推动中国走向“依法治国
”道路的动力，而它本身也只有在中国踏上了宪政之路，才有可能得到真正合理与
理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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