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研讨会
新年伊始，各路英才聚集一堂探讨中国民主化的诸多问题，似乎已经成为海
外民运的一个新传统。一九九七年与一九九八年初，在美国纽约相继召开了中国民
主运动前途讨论会及“一国两制”与中国前途讨论会；今年举行的研讨会题目则是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由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
和《北京之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这次会议在美国纽约喜来登饭店会议厅举行。来
自世界各地的中国民运人士和学者、专家八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加上旁听民众，有
一百六十多人到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在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历史转型中，中
国民主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大会分成“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理论探索”、“关于民
主运动的形势与任务的分析”、“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情势的研究”、“两岸互动对
大陆民主化的影响”、“民族主义与民主”、“中国民主运动的道路选择”六个单
元展开讨论。《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于大海和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
京生在会议首日向大会致欢迎词和开幕词。《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天安门一代
”园桌会议召集人王丹、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民主中国阵线主席齐墨、民
阵理事万润南、民联阵—自民党总干事林樵清、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陈破空、纽
约华人团结同盟顾问刘国凯、《北京之春》编委薛伟、陈奎德和全美“学自联”理
事会主席黄慈萍女士分别主持了各个单元的主题演讲和大会发言讨论。香港传讯电
视台、自由亚洲电台、《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和《明报》等媒体记者采访了
会议。
魏京生：一位长者深情地对我说要用好“魏京生”的名字，海外民运也要用好“海
外民运”这个名字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会议开始，在全体到会者为“六四”死难烈士默哀之
後，于大海代表《北京之春》和“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对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士致欢
迎词。他表示感到很荣幸的是几位中国民主运动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和领袖前来参加
会议，其中有“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中国民运的先知先觉者魏京生，还有八
九民运杰出的领袖，北京大学的骄傲王丹，最近从国内来的民运领袖刘念春、徐水
良以及很多民运组织的负责人。于大海特别提到《世界日报》副董事长马克任先生
的到会，并对《世界日报》对民运的长期支持表示特别的感谢。于大海指出，尽管
最近几年民运的发展不够快，内部有不少问题，但是民运的大目标是对的，民运这
个观念是现代化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值得我们大家去努
力。民运的发展不快，正好说明我们在海外组织民运活动，包括举行这个研讨会才
特别有意义。中国是一个有十二亿口的大国，真正能够愿意打着民主的旗帜和发出
民主的呼声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存在这样一个呼声，其价值才显得特别高。于大海
认为参加民运很光荣，可以说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魏京生在开幕词中说，大家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机会难得。这次会议的题目是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最近这些年大家谈论二十一世纪非常多，说二十一世纪的
世纪科技怎么发展，人们的生活会变得多么现代化，多么美好等等，但是很多谈论
不是那么落到实地，而是非常高飘。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受着各种各样的苦难，现在
面临的形势就是自己的国家还没有民主，共产党已经执政快五十年了，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无数灾难，中国大多数的人在考虑如何摆脱这些灾难。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的一点就是应当讨论中国人如何摆脱一百年来的困境，最终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治
体制。魏京生表示，称他“先知先觉”有点夸张，因为二十年前就有很多中国人已
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中国的各种问题之所以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负责任的政府，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去选择和监督这样一个政府，这是中国人最根
本的问题。魏京生指出最近国内又有很多朋友被捕，镇压的空气非常浓，在这种形
势下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象很多国家一样，用和平的手段一步一步从那种专制的镇
压下面走出来，慢慢地建立一个初步的民主制度。魏京生强调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
需要很多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一批民主的斗士，不怕死不怕牺牲，坚决
地要求建立民主制度。在大陆有一批民主斗士，从七九年很少人参加到八九年有无
数的人参加民运。第二个条件是要有一个明智的当政集团来回应民运，也就是说它
愿意逐渐地改变、改革这个制度，使这个制度变成一个完全的民主制度。在台湾可
以说国民党李登辉集团做得是很不错的，台湾不流血地在很短的时间走向了民主。
在大陆，我们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前途，虽然共产党里头大部分人内心是倾向民主的
，也不喜欢共产党现在的这种专制的政治，但是要说他们在共产党里已经形成了一
个集团，能跟民主派互相合作，目前还暂时看不到。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国际
社会的压力，舆论形成的一个环境会迫使这个国家不得不走向民主化，这也是一个
不可或缺的条件。中国人过去受共产党的教育比较多，总是喜欢讲外因、内因，把
外部环境看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从历史上看，从现实中看，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国
际环境有时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所以现在民主运动来就有海外和海内两个重要的
工作。在中国国内，我们要动员更多的老百姓，包括团结共产党内部那些倾向民主
的人士，来推动国内逐渐发展的民主运动。在海外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创造或者
推动一种国际气氛，形成一种国际压力来促使国内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工作目前是
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国内由於残酷的镇压，大部分的朋友还在监狱里面，民运的一
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营救那些在监狱里的朋友。在外面的工作虽然也一步一步地在
开展，逐渐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落後於普通老百姓的希望。最近几年西方国家都在
撤退，停止谴责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检讨过去几年的错误，回顾成绩、经
验，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内十二亿老百姓的希望，才能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逐渐寻找
和创建起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魏京生相信，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以中国人的勤劳，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肯定能够把中国建设得比美国还要好。
美国《世界日报》副董事长马克任在谈到民运的发展与中国大陆前途的时候
表示，一九八九年“六四”期间他经常写社论支持民运，现在仍然要向在座的民运
领袖致敬。他表示，二十一世纪全世界人类共同的奋斗目标是民主、自由，也是中
国的目标。海内外民运已经发挥了先导作用，民主斗士肩负着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
。马克任告诫民运人士不要做“亲痛仇快”的事，大家既然目标、理念一致，何必
要树立山头？马克任建议海外民运组织学习当年孙中山的精神，在侨界争取支持。
现在虽然传统侨社也被中共渗透、分化，但许多侨社的反共立场没有改变。只要民
运好好表现，侨界仍会大力支持民运，何况现在侨界的经济实力比孙中山当年要强
得多。旧金山湾区矽谷民主促进会的易志熹也就“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海外民运组
织”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易志熹从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募款的事情谈起，
指出与海外侨团及基层群众建立良好关系是海外民运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实际
上恰恰被很多人所忽略。鉴於海外民运所面临的两个大的难题，第一个是人力、财
力资源有限，第二是目标不能在短期内达成，所以就要求我们加强合作与提高效率
，就象小型的公司在商业上发展一样；同时要求我们建立好的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
，在公众面前形成良好的形象。民联阵—自民党理事王涵万讲的题目是“民运人士
回国的意义”。王涵万列举事实说明，回台北，回台湾的中国人过着自由自在的生
活，找到了中国人应该有的人性尊严；而有些民运朋友回大陆却遭到拘捕、扣押、
判刑，这是民主政治的中国与一党专政的中国的区别。他认为，“回国”应该是人
民的最基本的权利，更是关心自己国家发展的人的责言旁贷的一项义务。权利是可
以自动放弃，但不可以被剥夺，对自己国家的义务绝对要坚持到底。所以“争取回
国”、“闯关回国”成为“热爱自己国家，反对专制政府”的一项神圣的历史义务
。民运朋友争取回国的权利，尽中国人应有的义务是天公地道的事情。民运朋友必
须相信中国的民主将要到来，这是国家致富致强的唯一道路，“回国”本身也是为
了建立一个民主中国的的。他认为，海外的民运朋友只有回国才可能使民主的理论
在自己的土地上开花结果，才可能坚信民主早日到来。
王丹：作为政治反对派要拿出具体治国纲领。我们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希望
中国有一个完善的政治制度，所以要有一些正面的、建设性的东西提出来。
作为“天安门一代”园桌会议的召集人，王丹在发言中指出，就中国目前的
基本情况看，一两年之间出现大问题的可能性现在还看不到，还没有很大问题发生
的预兆和迹象。但是中国目前总体经济状况的中期风险系数则比较大，所以在五年
之间内可能有一些问题会发生，如果这些问题出来了，那么我们海外民主运动和国
内民主运动就应该有一个因应。所以我们应该在这种问题发生之前，就有一些因应
性的对策。我们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希望中国有一个完善的政治制度，所以
总得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提出来，而不能只是去批评，只是去攻击。批评坏的东西，
只是一个方面，还得要有一些正面的、建设性的东西拿出来。比如对国有企业的亏
损问题、乡村民主选举问题、就业问题，我们作为政治反对派都要拿出具体的东西
来。王丹希望无论在海外，在国内，有人来做这些建设性的工作，对於中国每一个
新的社会问题拿出具体的对应性的政策。这样，一旦在中国真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
候，我们就有一个具体的治国提纲及时提出来。
七九民运的参加者刘国凯在回答民运的治国方略时候专题谈论了社会民主主
义的问题。他详细阐述了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不同根源，社会民主主义的历
史发展，包括理念上的两次飞跃，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代欧洲的成就。刘国凯强调了
中国民主运动研究社会民主主义的重大现实意义。他指出，中国民运肯定要要终结
、推翻中共的一党专政，那么终结了以後，推翻了以後怎么做?民运力量要能够治理
这个国家，就要依靠社会民主主义的遗产。刘国凯还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跟马克思主
义的一个重要分歧就是通过和平道路来取得政权，而不是坚持暴力革命。中国民主
运动的老战士徐水良也就“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和未来的发展战略”发表了意见。
徐水良认为，只要观察历史上专制国家走向民主的道路，尤其是不久前共产党一党
专制国家走向民主的道路，就可以对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有个大概的估计。历
史的具体道路非常不同，人能作出自主选择。将中国的“六四”和苏联的“八一九
”比较，中国的群众基础及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远超过苏联及俄罗斯，叶利钦总统
对苏联的合法性也不如赵紫阳先生对中国的合法性，可是，中国的八九民运挫败了
，而俄罗斯的民主却胜利了。在这里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叶利钦勇敢地向全国发出
号召，并走上街头阻挡坦克。他如果象中国改革派领导人那样不敢进行抵抗，那么
，俄罗斯的民主也必败无疑。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有多种选择。毛泽东那样打游
击，建立根据地的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此外还有台湾道路、俄罗斯道路、匈牙利
道路、罗马尼亚道路、印度尼西亚道路和菲律宾人民革命式的道路等。中国如果以
突发事件来实现民主，非常可能是一场盛大庆典式的革命。这种革命的三个条件是
政府非常孤立，受到老百姓的一致痛恨；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内部，对独裁者也普
遍不满；为使盛大庆典不致成为无序暴乱，必须有一种可以替代独裁者的领导力量
。徐水良还指出，由於共产党极端专制的特点，那种先搞反对派组织，再开始反对
专制的行动在开始阶段是不现实的。中国这种情况到九八年民主党事件才有所改观
。
胡平说：二十世纪後期最重大的事件莫过於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时至今
日，连中共领导人自己也不相信他们的制度可以长期维持，更谈不上把这种制度还
当做历史的方向和人类的未来。
胡平在以“二十世纪与共产主义”为题目的演讲中认为，二十世纪後期最重
大的事件，莫过於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虽然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还没
有结束，但它已是强弩之末，名存实亡。时至今日，连中共领导人自己也不相信他
们的制度可以长期维持，更谈不上把这种制度还当做历史的方向和人类的未来。在
意识形态领域里当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後，自由主义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峻
挑战。胡平表示，就算我们承认历史的发展是有方向的，但是我们没有、也不可能
对此有担保。共产主义的兴衰史告诉我们，人们是怎样为了在人间建立天堂而实际
上造成地狱。世界不可能太好，但完全有可能太坏。面对未来，我们不敢一味乐观
。当人们由於嫌弃旧社会不完美而拥抱新社会，再抛弃新社会重新回到明知不完美
的旧社会，那不只是简单地抛弃一种社会模式，换上另一种社会模式，那同时也意
味着抛弃了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意味着抛弃了关於完美社会的理想。胡平表示，共
产主义的死亡意味着一切完美社会理想的死亡。
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刚刚从国内出来的刘念春抱病在会议上介绍了国内民
运的形势，他指出，中共的统治是大陆的不安定之源。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根本
的一个区别是专制导致了腐败。八九民运的最响亮的口号是反对腐败，而现在中共
官僚集团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政权。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政治改革的时候
，但是中共反对政治改革，镇压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刘念春指出，最高权力不
受制约的中共政权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权，在这个非理性政权的统治下，中国成了一
个没有点燃引信的火药桶，随时都会爆炸。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杨建利在报
告中从分析中共统治下秩序的建立与瓦解过程入手，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变革与宪政
民主的确立。杨建利指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团，自从从邓小平手中接
过大权後，一直试图在“稳定、发展、改革”三者中建立起联系和平衡，并把此当
作驾驭十三亿中国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治国大略。然而，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在任何
情况下都必然存在着良性的因果链条，其中的互动关系的性质，要看其背後的政治
、经济制度和社会现状而定。改革之所以要必要，是因为旧的“全权式公有制”走
进了死胡同。旧的公有制的建立是中共靠枪杆子剥夺私有财产完成的，虽然残酷恐
怖，但是操作简单。二十年前开始的经济改革从某个方面来讲，是旧体系建立过程
的逆过程。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把中共统治大陆三十年所积留的名义上属
於每一个公民的公有生产资料分到私人手中。分的过程永远比抢的过程复杂，涉及
到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只要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
逐步引进对主导这一过程的中共政权进行监督和制约的言论和民意机制，就可以使
改革的过程大致公平合理。然而，中共并没有这样做，改革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中共
一党专政的权力操作的，而这个权力又没有制约，所有的症结都出在这里。杨建利
表示，中共的权力在恶性循环中不断恶质化：权力维持秩序——权力膨胀——权力
腐败——权力维持秩序……，这个恶性循环运转越久，中共作为整体对政治改革就
越没有信心，这个恶性循环的链条会最终断掉，引起秩序的瓦解。中国的民主运动
应该以如何在这个时期能够把中国引向宪政民主而不是恢复专制作为基点来思考和
制定工作内容。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陈破空对中国大陆停滞的改革与蔓延的腐败
作了相当详实的剖析。他从新上任的中共新总理朱熔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
计划受到挫折说起，列举了大量的数字说明中国经济的停滞。在政府机构精简上，
因为官僚抵制和人员难以安排，精简的人员又被安排到各部委其他单位；在住房改
革方面，由於效益不一和贫富不均，很快激发起新的社会矛盾；金融改革，由於广
信、中农信等信托投资公司发生一系列倒闭事件，以及银行呆帐坏帐高居不下，不
得不将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停下整顿。国企改革的成绩，则完全是负数。朱熔基所
谓“三年内完成国营企业的改革”，犹如梦话。国营企业的萧条，加剧了城市职工
的下岗失业。陈破空指出，国营企业的长期亏损，责任完全在於中国政府。改革开
放已经二十年，共产党仍然不愿放弃对国营企业的绝对控制。如果中共领导层继续
坚持这一僵化思维，哪么要维持现状都力所不及。朱熔基本人经济改革计划的屡屡
受挫，恰恰反映了现行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与其经济改革计划的尖锐矛盾。
著名政论家凌锋评述了香港民主运动在回归後的发展。他指出，香港回归以
後，“基本法”象紧箍咒一样限死了民主的步伐。而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在基
本法以外，还对民主派步步进逼。除了在回归初期废除了一些人权条例、劳工条例
，也制造了新的特权条例。最近以机构重复为理由取消了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市
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由民选产生，它们的被取消，使民选议员失去了一个活动舞台，
旨在打压民主派的发展，是明显的开历史倒车，香港的民主派虽然进行了抗争，但
处於挨打的地位而无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在北京和特区政府步步进逼下，民主派
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凌锋认为香港是中国大陆唯有点“西方民主”的地方，对内
地有示范的影响作用。如果香港的民主运动在北京和特区政府的打压下逐渐衰退或
变形，无疑是个重大的损失。
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自由撰稿人张伟国就“大陆新
闻自由的未来”作了发言。他从北京当局在镇压民主党之前所进行的一列打压新闻
界的行动说起，指明这些做法同“六四”镇压的手法一样，是“动手前先关灯”。
中共当局拘捕施滨海，驱逐周劲恒都是这样的行为。不过，张伟国指出，国际互联
网路能够突破中共的新闻封锁。现在海外电子刊物已从《华夏文摘》时代进入了《
大参考》时代，林海案给《大参考》做了一个大广告，使国内普通民众注意到《大
参考》的存在。而《大参考》的信息密集程度也已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在大陆，也
有电子刊物《文化丛书》在文化方面起启蒙作用。张伟国说，国际对华广播在网上
现在也开始设立网址，并计划将ＢＢＣ、ＶＯＡ、ＲＦＡ联成一个网址，便於听见
查寻。据中共官方统计，现在中国大约有二百万人在看国际网路新闻，足见网路技
术对新闻自由的贡献，网路信息最能体现民主精神，可以满足人们发表一切见解的
需要，要善於充分利用。
中国民主阵线理事万润南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中产阶级”为题对国内的社
会状况发表了意见。他指出首先要界定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有人认为中产阶
级是与官僚勾结而发财的大款，从而说中产阶级采取与现在政权合作态度，这是以
偏慨全的说法，不公平。万润南说他本人就是先富起来的，但从未与共产党合作，
而八九年向天安门广场运送支援物资的大多是北京的个体户。中国中产阶级作为是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上先富起来的人，他们首先在经济上摆脱了中共的统治，在
政治上也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目标。他认为任何政治运动都要有物质的经济的基础，
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反对派运动背後的支持者就是台湾的商人。办报刊，搞组织
都要钱。如果民主运动把在改革中富起来或者中产阶级都看成是专制统治的支持力
量，民运的前景就会非常暗淡。万润南还指出，在重建一个秩序的过程中，中产阶
级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杨建利表示了在基本事实的判断上与万润南
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在中国富起来的人，很有钱的人，与权力结合的不是少数，
而是多数。权钱的结合正是中国内部紧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於中产阶级在民主
转型时期的作用虽然在西方已经有定论，但是这只是从长期说来是对的，而在中期
和短期，西方的定论应用到中国现状并不适合。在中国富起来的人的金钱来源正是
与权力的结合，这些人的利益驱使他们靠拢中共的极权制度。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
民主化的动力问题，依靠谁的问题，杨建利认为中产阶级并不可靠。
苏嘉宏指出，在台湾选举的频率非常高，高到了民众与政治人物“不胜其烦”的程
度。但是大家还欣然接受，因为对民主政治来说，没有比选举更好的办法。
台湾高雄市两岸关系研究学会理事长苏嘉宏首先就“台湾大选对大陆的影响
”发表了演讲。苏嘉宏指出在台湾，选举的频率非常高，高到了民众与政治人物“
不胜其烦”的程度。但是大家还欣然接受，因为对民主政治来说，没有比选举更好
的办法。苏嘉宏在发言中详细阐述了“新台湾人论”。他认为在台湾这次“三合一
”选举中，李登辉所提出的“新台湾人论”起到了掌握台湾社会里“坚持走中间温
和的改革路线”的主流意识之作用。“新台湾人论”为国民党的胜选创造了激发共
识的触媒作用，马英九的胜选和立委席次得以过半可以说是李登辉“新台湾人论”
战略指导下的一次胜利。苏嘉宏还指出，“新台湾人论”是“中华民国情结”的另
一种表达方式，也是既有现状的一项总括式的提法，不是新的东西。“新台湾人论
”至少包括了在“国家认同”层次上，“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独’是
没有意义的”；在“政体选择”层次上，“中华民主继续走民主化、自由化的道路
！”；在“两岸关系”层次上，将“民主”与“统一”挂在一起，“希望中国大陆
也能加速民主化，以有助於国家的统一”。苏嘉宏表示，未来中国大陆如何认真面
对有“中华民国情结”的“新台湾人”，不断地自我完善并重建文化中国的认同，
才是有利於国家统一的实在作法。
《自由时报》“民主论坛”主编、台湾民进党顾问洪哲胜发言的题目是“台
湾民主运动经验谈”。他表明自己的主旨是介绍台湾的民主运动的经验作为中国民
主运动的借鉴，而台湾民主运动的一些毛病也可以让中国民主运动去主动避免。洪
哲胜就“群众运动”、“国际工作”、“国内(岛内)工作”、和“内部批评”四个
方面阐述了台湾民主运动的经验。他认为台湾民主运动在当年在海外有坚强的群众
支持，而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缺少群众基础。民运组织应当把海外真诚坚持反共的传
统侨社作为基本的群众基础。鉴於中国民主运动与国内的联系要比当年台湾海外民
主运动与岛内的联系有更好的基础，洪哲胜认为中国民运可以利用海外的自由条件
做的更好好几百倍。洪哲胜还就台湾民主运动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九年的秘密反
抗活动以及所遭受的镇压列出了一个表格，他认为，密谋组织对台湾民主运动的影
响与密谋运动所遭受的损失不成比例。他主张中国民主运动应当在大陆建立公开的
哪怕是温和的组织，而不是依靠密谋组织活动。
在大会讨论和自由发言中，魏京生介绍了访问台湾期间与李登辉总统见面的
情况。他指出，虽然他与李登辉总统在一些政治见解上不尽相同，但是应当充分肯
定李登辉是在兢兢业业为台湾两千多万人民维护利益的，为了推进台湾民主化进程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魏京生还说，李登辉对大陆的民主化进程非常关心，了解那里
的情况，中国民主化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也关系到周边国家地区的前途，对此
李登辉先生非常明确。哈佛大学博士，自由撰稿人顾为群对当年民进党如何参加省
议会选举，如何组织和争取选民，以及国民党是怎样容许民进党参与竞选的历史表
示兴趣。也有听众指出，两蒋时代的台湾与中共的独裁统治毕竟还不一样。在蒋介
石、蒋经国主政的中华民国时期，在容许民间社团和民间报刊的存在上，要远远优
於共产党。在关於秘密活动的作用上，万润南对洪哲胜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应当有不同的角色，悲壮的秘密活动会造成对统治者的
强烈的震撼，迫使统治者接受某些开放政策。魏京生在回答一些听众提问的时候表
示，他的反对台独的态度在台湾是有名的，问题在於要承认台湾人民有选择自己前
途的权利。魏京生呼吁大家要学会对待别人的宽容态度。
达瓦才仁认为：和谈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出路。剧烈的民族冲突对双方都不利，
尤其对西藏人不利。达赖将坚定不移引导西藏走向民主制度。
来自波士顿的自由撰稿人徐明旭在题为“西藏独立运动与中国民主”的发言
中介绍了西藏问题为什么会变为国际政治热点的原因。他指出美国在尼克松总统一
九七二年访华後，中美携手反苏，美国撤消了对藏独运动的支持，直到一九七九年
才允许达赖私自访问美国。而在一九八七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
权，又邀请达赖到国会演讲“五点和平计划”，从此美国国会年年通过决议，谴责
中国侵犯西藏人权。一九九二年通过决议说“大西藏”是“被占领的国家”，从人
权问题上升到主权问题，公开号召分裂中国。徐明旭认为美国某些政治势力分裂中
国不仅仅为了反共，搞垮中共，把中国人民从共产党暴政中解放出来，享受人权，
而是为了对付中华民族的崛起。徐明旭依据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
国际秩序的重建》的分析为理由，认为在苏联崩溃、冷战结束後，世界上的冲突的
原因从意识形态的冲突变成了文明的冲突，而中国的经济起飞对西方的支配地位与
公认价值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崛起必将引起全球性的文明之间的战争。美国某些势
力不仅把中共视为西方的敌人，而且把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视为敌人。西方为了保
卫西方白人世界霸权，须发动反对黄种人的中华民族的圣战，藏独运动就是打击分
裂中国的有力工具。这里的关键不是反共，而是种族主义。对西方支持达赖能否分
裂中国这个问题，徐明旭的回答是，西方支持达赖与藏独的本意是分裂中国，结果
适得其反，十二亿汉人不会听任西藏独立和中国解体。徐明旭以一九九七年中国学
生学者华侨欢迎江泽民访问哈佛为例，说明西方越支持藏独，汉族精英越反感，越
拥护中共，中共统治越巩固中国越不会分裂。“六四”大屠杀後，中共的意识形态
彻底破产，中共靠的就是民族主义。所以，西方对达赖与藏独的支持恰恰起到了刺
激汉族民族主义，增强中共爱国主义的号召力的作用。徐明旭还认为在西藏问题上
民运陷入两难的境地。民运要反对藏独，就会失去西方支持；如果支持藏独，就会
失去中国人民与海内中国人的支持。
来自印度的藏族同胞，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通讯》主编达瓦才仁也就“二十
一世纪的西藏问题”发表了意见。达瓦才仁指出尽管达赖喇嘛极力寻求和谈解决西
藏问题，但由於中共口口声声愿意，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的实质性的行动，因此，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藏问题拖延到二十一世纪是肯定了的。达瓦才仁在报告中对
中共统治西藏四十年的历史作了简单的回顾，指出汉藏两民族从历史上的互相尊重
变为相互歧视，中共的“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对两个民族的关系造成了巨
大的破坏。他列举事实说明了在汉藏民族之间存在的民族歧视和不平等，指出在西
藏的中国人对藏人普遍歧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出路与展望未来
上，达瓦才仁觉有一些问题必须澄清：西藏民族有没有自决的权利，只要标榜现代
自由人权观念的人，都无法否认西藏民族拥有不可转移的自决权利。在这个前提下
讨论西藏问题就会有成果，因为承认这一权利，同时表达希望西藏不予分离的愿望
，考虑怎样可以使西藏留下而不会分裂，这才是考虑问题的正确的思路。达瓦才仁
认为和谈解决是最佳出路，中共统治者将与西藏的和谈看作他们高压政策的失败，
看作向西藏人示弱的表示，这不是从民族利益出发。中共的拖延不能解决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有更大的後遗症。剧烈的民族冲突对双方都不利
，尤其对西藏人不利。达赖将坚定不移引导西藏走向民主制度。
一直关注西藏问题且对此深有研究的魏京生也紧接着就“我们的民族政策”
为题发表了看法。魏京生首先对达瓦才仁的发言态度表示尊敬，他认为达瓦才仁提
出了许多值得大家惊醒的问题。魏京生认为历史上的西藏拥有主权，但不是一个独
立的国家；西藏与清朝为了各自的利益试图联合。本来友好的汉族与藏族的关系之
所以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的关键是中共对藏族和汉族老百姓的大屠杀。魏京
生表示不赞成西藏独立，因为这不现实，对藏族人民没有好处，但是要承认与尊重
西藏人民有选择民族前途的权利。他希望汉族与藏族同胞团结起来，为创造新的中
国民主制度而努力。在新制度下，民族问题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魏京生还指出
，在美国虽然有一些极端的势力，支持西藏独立，但是美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比较现
实，从来没有支持过西藏独立，与达赖接受的“真正高度自治”的设想比较接近。
因为涉及到敏感的民族问题的话题，在大会讨论和自由发言中发言者非常踊
跃。许多汉藏朋友都发表了自己不同的意见。齐墨示，“民族自决权”在中共二大
文件中就承认，如果民运组织连得这一点也不肯定，有人会说连中共也不如了。胡
平在发言中指出，在联合国的章程中一方面肯定民族自决权，另外又强调主权国家
不容分裂，这种看来是冲突的规定表明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原则本来就是冲突的。就
权利来说，有些权利只涉及个人，而有些权利的行使就要涉及到他人的权利。有人
将民族自决权比喻成离婚权，即使离婚只涉及两个人，还要有法官的裁决。自决权
与一般人权不是一回事；在西方民族国家，民族自决问题尚且如此两难，何况在一
些非民主国家。光凭民族自决权解决民族问题是不充分的。杨建利认为这个逻辑难
题好比“怎样用投票方式解决怎样投票”的问题。魏京生则指出我们现在讨论的不
是法律问题而是正义问题，所以不能说民族自决权不是人权，而自决权的行使也不
一定会导致分裂。
倪育贤认为：一九九八年的国内公开组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是对中共一党专制的
公开挑战和直接冲击；但由於中共的镇压，公开组党被事实证明是失败和不成功的
，负责任的反对派必须严肃地总结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民阵主席齐墨在“从东欧民运看中国民运的问题”中着重谈了从原东德秘密
警察档案得出的几点看法。他提出，共产党极权主义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是经过过从
群众到干部（包括军、警、特）而实现的。原来东德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秘密特工人
员一百三十万人，差不多占人口的十分之一。东西德合并之後，国家安全部留下了
大量档案。从这些档案中可以看出，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大量渗透到异议人士的活动
之中。连得有不少异议人士本身也暗中在为国安部工作。柏林墙倒塌後，很多原来
的异议人士成为不同的政党领导人，但不久，他们当年给国安部的报告一一爆光，
於是身败名裂。齐墨认为，在中国民运中肯定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值得人们深思。
来自法国的蔡崇国在发言中着重论述了海外民运和国内民运的关系。蔡崇国指
出，中国有一个五千多万人的海外华人世界，它有特定的文化心理环境，这个环境
与中国大陆是不一样的。海外民运组织和个人不能以海外的条件和文化环境去替国
内的民运人士和组织对外发言。国内人士应怎么干，组党与否，公开与否，提出什
么纲领，在这些问题上海外民运应当严格尊重国内人士的意见，更不能将海外民运
的矛盾引入国内，甚至企图使得国内的民运服务於海外民运，服务於海外民运的内
斗。蔡崇国不同意海外民运组织与国内的民运组织和个人发生公开的组织关系，不
同意海外的民运组织与个人公开宣称是国内独立组织“分部”或代理，因为这会给
国内的组织和个人带来更大、更直接的危险。比如在海外的文化与自由的环境里，
鼓吹暴力推翻一党专制是很自然的，但如果这样的朋友同公开宣布自己是国内某组
织的海外代理，就会给国内的朋友带来不好的後果。蔡崇国赞同国内一部分民运朋
友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甚至组织政党，而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的组织、财务关系
则应该是秘密的。
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在大会发言中对国内组党问题发表了几点意见。
他认为一九九八年发生的国内公开组党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是对中共一党
专制的公开挑战和直接冲击，组党运动代表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显示了一个新的政
治反对派的政治组织正在产生。它证明中国的民主力量已具有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统
一行动的能力，彰显了大陆民运人士，为冲破党禁不怕牺牲，勇於斗争的精神，所
以说组织运动方向应该肯定，精神值得歌颂。但必须承认，由於中共的严厉镇压，
这一波组党运动遭到了挫折，公开组党被事实证明失败的，不成功的，一个负责任
的反对派必须严肃地总结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不能强调了中共镇压就不承认自
己的失误。倪育贤说，公开组织合法反对派政党这条策略路线在中共极权专制统治
这个基本政治现实下，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是中国民主运动在政治上幼稚和不成
熟的表现，也是对中共专制政权本身认识不清的一种反映。公开组成合法反对政党
在理论上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悖论，因为中共极权专制是一个从法律到政治现实都不
允许反对力量存在的架构，把组党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让步上本身就是一种幻
想。公开组党提出了机会主义主义组党方针，提出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共政
权的合法性，承认中共法律的权威，这三个承认就为组党运动埋下了被合法地镇压
的祸根，而且，彻底地动摇模糊了民主派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公开组织合法反对
党的错误策略造成了严重的後果，国内民运主力几乎被一网打尽，民主运动面临生
存危机。
民联阵—自民党监事陆耘的发言就王策博士回国上书谈起，认为王策是一个
和平民主改革的鼓吹者，为推动中国民主运动，上书中共而进入中国大陆被捕。王
策为了在中国逐步实现民主，甘冒风险，自入牢狱，为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人
士树立了典范。王策冒险回国，是要直接投入到国内的民主运动中去，如果不同国
内民运结合，海外民运是没有前途的。海外民运在如何同国内民运结合，在中国民
主化进程的具体策略和运作上有许多不同见解。王策先生对民主和自由的理念非常
坚定，但他希望尝试在中国以温和渐进的民主改革起步，达到彻底的变革目标。王
策的“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的改革案”将如何在中国推动民主化这一严肃课题摆在
了大家面前。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是否有实行渐进民主改革的可能性?王策认识
这种可能性存在，我们也以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或许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在美国从事医生职业的官平非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了“关於民主运动建立流亡
政府的建议”官平非建议海外的、也包括中国国内的民运机构、组织、政党及一些
民运人士个人，联合社会各界及相关人物，在海外共同组建一个代表中国和全体中
国人民的民主政治实体，同中共的一党专制政权实行对等、对立，进行分庭抗礼的
斗争，使中国早日结束一党专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这个实体将召开代表大会选
出代表，讨论和制定该实体的纲领、目标、对内对外方针、政策，制定和通过民主
宪法等等。它的斗争方式包括要求和展开同中共政权的平等对话、政治谈判、协商
等。官平非认为，好比对病人的病症要看得准，对於中共政权我们也要看得准。长
期以来，许多人对它有幻想，希望它能识大体，顺潮流，主动开放几大禁，实行彻
底的政治改革，逐渐地由专制政治演变为民主政治。时至今日得到的结果却是江泽
民把所有反对中共及其政权的海内外民主力量划为“敌对势力”，最近还决定放缓
经济改革步伐，集中对付“敌对势力”，可见中共为坚持和维护其一党专政的体制
不惜一切代价和不择任何手段。官平非指出，对中共的专制大家用过请愿、绝食、
示威、抗议、组党甚至回国“公车上书”等方式，费时、费神、费工。他主张换换
方式方法，就是建议在海外组建一个中国民主运动的政治实体，或者说是政治流亡
政府，来提升民运的地位，同中共平起平坐，至於实体的名称，适不适合叫“流亡
政府”，由大家商定。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从对中国小说《红楼梦》中的主要
人物的分析着手，指出政治人物在权力欲、手腕上的表现和虚伪性。他希望民运人
士都能够做一个有血有肉有人格魅力的人。
会议最後，学自联代表黄慈萍女士就“学自联”的角色定位作了发言。她着
重介绍了“学自联”的基本工作，指出“学自联”的一项工作目标是平反“六四”
，把各校的捐款集中起来，设立“六四基金会”，专门分发给“六四”死难者家属
。学自联”的两个宗旨是为全美学者、学生服务；充当美中交流桥梁。学自联曾推
动美国政府制订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还把各项海外捐款送进中国国内，帮助洪灾
灾民以及“希望工程”，建造公共图书馆。黄慈萍说“学自联”是一个草根性的组
织，而非民运组织，有人想把它纳入中共领事馆的领导之下，成为所谓的“合法组
织”，这种企图没有成功。
经过了充分的讨论和自由发言，大会在一片热烈的鼓掌声中结束，与会者对
会议的成功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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