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以後，基本法象紧箍咒一样限死了民主的步伐。表现在：
      一、立法会六十个议席中，到公元二零零七年也只能有三十席是直选议席，
也就是不超过半数，以後如何发展，要由特区政府决定。特区政府由保守的董建华
控制，民主派议员在议会中要达到半数议席非常困难，因此不但全面直选可能是幻
想，连再扩大直选议席恐怕也相当困难。
      二、提交立法会的任何议案，必须由会内的两个小组先通过，其中一个小组
是功能组别小组，由保守的工商界所把持，任何有利於民主发展和草根阶层利益的
动议几乎就无法通过。

      但也正是这些限制，引起市民的不满，加上董建华和特区政府处理金融危机
等事件上无能的表现，因此在九八年五月的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选举中，虽然当局
对民主派施加了种种限制，但民主派仍然取得良好的战果，民主党维持了立法会中
第一大党的地位。
      
      但是，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在基本法以外，还对民主派步步进逼。除了
在回归初期废除了一些人权条例、劳工条例，也制造了新的特权条例等等。最近还
做了两件事：其一是以机构重复为理由开展“杀局”行动，取消了市政局和区城市
政局，将部分功能并入政府行政架构里的市政总署。市政局和区城市政局由民选产
生，它们的被取消，使民选议员失去了一个活动的舞台，显然旨在打压民主派的发
展，对民主派的经费收入也是一个打击。

      此外，董建华又提出在区议会里增加委任议席。理由是给那些想为市民服务
但又不愿参加选举的人士予机会。这当然是歪理，因为权力在董建华手里，他只会
委任他的人到区议会，而民主派人士则不会有接受委任的机会。这一切，都是要削
弱民主派在区议会的影响力。

      这些行为都是明显的在开历史倒车，香港的民主派虽然进行了抗争，但可以
说没有什么效果。民主派处於挨打的地位而无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难免使民主派
内部也出现了“民主派向何处去？”的问题。

      香港民主派最大的一个政党民主党不久前选举领导班子，就出现了纷争，有
人说是路线斗争，有人说是派系斗争，但不论怎么说，都反映了有相当一部分党员
对领导层的不满。

      选举前夕，做基层工作的部分党员推出从事工会工作的刘千石竞选副主席。
刘开始答应，但到选举当日，他又推辞，结果还是选上，原来的副主席张炳良落选
。但在他一再坚辞之下，民主党准备重选副主席。

      刘千石开始接受後来又推辞的理由是说因为这项行动已经令高层重视基层的
呼声，既然目的已达，就不必再去争副主席的位了。可是另一种说法是他想出去另
组工党。对此他也没有明确否认。

      有这个想法并不出奇。因为民主党是跨阶层的政党，虽然主要是代表草根阶
层，但也兼顾中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在议会表决时，刘千石在投票上会和他们有分
歧。民主党原来的正副主席李柱铭、杨森、张炳良都是专业人士，特别是张炳良以
论政为主，欠缺基层经验。但这次爆发出来的内争其实有更深刻的原因在内，也就
是在回归後民主党，当然也是整个民主派该如何为自己定位的问题。

      如上所说， 在北京和特区政府步步进逼下，民主派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亟
需高层拿出对策。然而上层在回归後倾向议会路线，减少街头抗争，大概是担心触
怒中方，被认为是破坏社会稳定。但在议会里的活动被封杀的情况下，上层偏重的
议会路线由於显得软弱无力而难免引起基层党员的不满。

      这实际上也涉及到对北京的态度，因为董建华和特区政府所做的，也是迎合
秉承北京的旨意。回归前北京对民主派采取封杀的态度，因为他们支持彭定康的政
治改革。如今英国人走了，北京不用再以民族大义来大杀三方了，因此有些人以为
北京会给民主派一条生路，对他们进行统战，借以感化台湾。所以九七年回归後的
第一个国庆由特区政府举行的庆祝晚宴中，民主党高层大批出动，去了十一个人。
这有点象受“招安”的味道。最近台湾的三合一选举，民主党好些人去观战，难得
也争取到李登辉的单独接见，但民主党的一些要员不是看看台湾的民主经验对目前
他们在香港的处境有何启示，却去同李登辉争论对日本应该如何取态，回香港後又
发表支持“一个中国”的声明，被认为在讨好北京当局，起码也是分不清事物的轻
重缓急。但是北京和特区政府也并没有因此对民主党就客气一些，因为，“民主”
始终是专制政权的死敌。在九八年的选举中，董建华很明显地站在亲共人士那一边
，最近的“杀局”和企图增加委任议员，矛头也明确指向以民主党为主的民主派身
上。民主党高层对北京示好的态度也引起基层党员的不满。

      从香港的“港情”来说，民主党作为一个最大政党，有其跨阶层的必要。这
是因为：第一，经济发达的香港，中产阶级人数众多，不争取他们就难以在社会上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第二，由中产阶级组成的管理阶层和专业人士对香港经济的发
展有特殊的贡献，只有他们的支持，民主党才能在香港起重要的作用；第三，香港
的中产阶级多由知识分子组成，也是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理念比
较浓厚，因此也是抗衡中共专制统治及其对香港潜移默化的重要力量。

      在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影响下，香港原来的工会运动不能正常发展，草根
阶层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尤其回归後中共公然依靠大资本家，推行“商人治
港”，而且是“大资本家治港”的路线，打工阶层原来的一些权益更被剥夺，亲共
的工会组织立场暖昧，在这情况下民主派是应该加强工会运动的时候，而目前香港
经济萧条，社会上弥漫减薪浪潮，因此民主派内的工会活动家采取比党的路线更加
激进一些的取向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分裂”出去另组工党，或同代表多一些草
根利益的“前线”合并，也不是甚么坏事，因为在理念上相同点总多过分歧点，而
在分歧上也非对抗性的，只是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

      但是民主党内在路线问题上取得妥协，只是解决问题的很小一部分，对如何
摆脱目前的困境并无大作用。因为即使加强了街头抗争，参加的群众仍是有限。别
看在民意调查中特区政府如何不得人心，但真要上街抗争，仍有各种顾虑和阻力，
有求稳怕打者，有心灰意冷者，有害怕报复者等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
民族的劣根性，有过去英国殖民统治下奴化教育和政治冷感的影响，更有中共长期
教化和目前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各种招式，香港现在的居民好多是中共统治大陆
後跑来的，这方面的影响更不可忽视。

      正如，“前线”召集人刘慧卿所说的：“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
”作为一个政党的责任，就是面对这种状况，要分析研究该怎么解决，提升自己的
政策和策略水准，把群众发动起来，无疑这是十分艰巨的工作。香港民主派在和平
环境下成长并没有真正受过白色恐怖的考验，也还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困难，因此要
发展到“成熟”也还有一段路要走，这正是磨炼的时候。

      此外，目前香港的媒体也相当自律，加上有的已被中资收购，对民主派的活
动已经少报道或不报道，使民主派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减弱，这也增加了民主派活动
的困难。

      香港是中国大陆唯一有点“西方民主”的地方，对内地有示范的影响作用。
如果香港的民主运动在北京和特区政府的打压下逐渐衰退或变形，无疑是个重大的
损失，希望海内外的华人对此给予应有的支持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