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学著作。
      它的出现，将对中国的精神与现实造成震撼。
      1994年春，辛灏年随身携带着这部书的提纲和资料，孤注一掷，从中共军警
眼皮下冒险闯关，登上飞往新大陆的飞机。直到起飞，直到飞机跃上万米云空，心
情才开始平静。我的生活中也有类似场面，体验着怯懦与正义冲突。虽然是近二十
年之老友，我所了解的仅是小说家辛灏年，而非历史学家辛灏年。而且，勇气与学
识究竟是两回事，道德勇气并不等同学术价值。阅罢初稿，方如释重负：一部将改
变中国历史的著作正在诞生！
      辛灏年先生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首先是“民主革命史”体系之建构。
      世界史早已提供了如下例证：英国革命首尾凡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自1789
年攻占巴士底狱至1875年第三共和国确立民主、自由与共和，血战近一个世纪；俄
国从1917年二月革命到1991年苏共崩溃，回归民主，其间腥风血雨也长达四分之三
世纪…… 这些散见於各国历史的断章残片，通过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原创性的研究而
得到了崭新的解读——民主革命的初次胜利，必将招致专制势力的反扑与公然复辟
；草创的共和国体，完全可能被旗号各异的专制势力所颠覆；复辟期的专制势力极
为疯狂，甚至可能把专制政治推上历史的最高阶段；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贯穿
着民主革命全过程，直至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辛灏年运用全史观念，把民主
革命从一个即时性的相对孤立的历史事件，理解为一个历时性的漫长的历史运动，
於是，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现象”，便上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规律。
      一个简练宏大的坐标系就此建立。曾困扰过几代思想者的某些历史之谜，终
於得以解答。
      简捷透彻具有锋利的力量。最後定稿期间，辛灏年曾在北美多所大学演讲，
均引起轰动效应。每当他在开场白中刚刚竖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或者，每当他刚
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纳入自辛亥革命始的“中国民主革命史”，常常便会有听
众恍然大悟地提问：您是说，中共的革命其实是一场专制复辟？您是说，中共不过
是民国史上一段乱世？
      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爱因斯坦曾如是说：“一种理论的前提越为简练，涉及的内容越为纷杂，适
用的领域越为广泛，那这种理论就越为伟大。”
      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度过的。同样的，从武昌
暴动的枪声到布达佩斯街头呼啸而过的起义者的卡车，从格旦斯克海港罢工的汽笛
到一夜崩塌的柏林墙，从莫斯科红场上调转炮口的坦克，到长安街上被路障和人民
围困的烈火熊熊的装甲车……——整个二十世纪，同样没有逸出法国大革命招拂的
旗影。如果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确实在为自由、民主与人权而奋战不休，那末，
我们便取得了以民主革命史来抽象这段历史的理由。众多纷杂混乱的历史事件都在
这一体系简单的坐标里安放妥帖，并得到相当透彻的说明。在尚未被纳入体系之前
，历史事件仅仅是一些孤立的意义不明的“讯息”。1992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一
篇名为《现代世纪的终结》的演讲中说道：共产主义的完结，不仅结束了十九和二
十世纪的一个主要的形态，而且为整个现代世纪打下了句号。共产主义时代完结这
一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讯息，“是一个我们目前尚未完全解读、完全理解的讯息”
。我尚未愚蠢到崇拜终极真理之地步，但辛灏年的理论，确实为以法国大革命发端
和共产主义完结为标志的两世纪历史，提供了一种言之成理的阐释。

      其次为史实之再发现。
      辛灏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走进历史多少有一些偶然。
      为写作构思中的一部安身立命的长篇历史小说，他计划掷下一生中最宝贵的
二十年：前十年研究，後十年写作。於是奔走於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沉没在浩如
烟海的现代史资料中。他耗时两年，编写了《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中国近代史
大事记》，并以大量的精力重读马列经典和西方哲学史……在他这种步步为营的进
逼战术下，意识形态的藤萝被渐次斩除，历史之林终於廓清到原生状态。这时，被
他征服的历史反过来征服了他，以它之慷慨烽烟飞迸血泪，以它之千古沉冤百年歌
哭，以它之一直流散到当代的遍地血污。
      他抑制着灵魂的战栗，一改初衷，毅然开始了历史写作。
      此刻的辛灏年，已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三本小说集，进入了成熟作家的峰
巅期。当这样一位人格、才华与思辩能力都极为出众的作家和谎言充斥的历史猝然
相遇，撞击与爆炸已势不可免。
      在经历了漫长的沦辱之後，中国现代史终於找到了它忠诚的守护者与代言人
。
      阅读初稿，我经历了同样一次几近脱胎换骨的创痛。在进行社会学写作时，
我已梳理过现当代史，但惊讶与震撼仍阵阵袭来。一个又一个关於人物事件的细节
每每使我释卷长叹：何至於此！何至於此！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每一个生活在（
包括曾生活在）封闭社会里的人（包括知识份子），不敢轻言“知识”二字。
      我们的知识构成大有问题。
      一位大陆姑娘在纽约街头与我巧遇，闲谈间突然发问：“算过没有，‘二万
五千里长征’到底要走多久？十个月能走完吗？”三百天除两万五，算下来一天要
走八十多！外有围追堵截，内有激烈内斗,又打仗又打劫又休整又开会，还带着家隽
伤员，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长途行军，平均下来，一日三四十里已是不错。我顿
时汗颜：她提出的这道如此简单的算术，我竟从未想起要算一算！後来得知“二万
五千里”之来历，原来是毛泽东的金口玉言：逃至陕北，一日毛坐山岩上问陆定一
：我们跑来跑去，到底跑了多少路？陆说：如果算上一、二、四方面军各路部队，
都加起来大约有两万里吧！毛说：好，就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素有“号称”之
癖，但多为补零凑整。将一万八凑作二万尚可，将二万“凑”成二万五便於规矩不
合了。弄清“长征”之究底要花一番工夫，但算一算十个月能否走二万五，应该不
难。在千遍万遍的灌输下，我们的大脑丧失了正常的思维能力。我们不加思索地将
一切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文件、书刊钉进我们意识甚至潜意识里的官方谎言当
作事实，甚至放弃了最起码的常识。“二万五千里长征”确是一个关於谎言力量的
经典性范例。
      谎言是与刺刀并列的最有力的压迫武器。
      在知识构成中，思维方式的谬误一般易於发现，纠正的可能性亦较大。
      但思维材料的失实却难以自我觉察。百年历史，只有垄断性的一家解释，甚
至就连历史的事实本身，也悉数由掌握刺刀和话语霸权者所灌输。早有人把共产党
全面控制人类思想的大规模社会工程称为“洗脑”。既然称“洗”，那些被洗的脑
里毕竟存有真实。我们这几代人的状况却更为悲惨，通是喝谎言之奶长大的，久居
鲍室而不闻其臭，已堕入物我两忘之化境。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谎言统治近半个
世纪之後，“洗脑”与“解咒”已成为挣脱精神牢笼之必须。
      经验证明，部分事实并不能根本动摇如此庞大的谎言系统。在谎言生态中生
活，我们并无不适，真实反使我们感到莫名的刺伤。因谎言已溶化於血液之中，成
为我们生命的共生体，成为一种虽然虚妄却已然以身相许的信仰。最为有效的办法
也许只有从上至下从里到外地彻底轰毁——正如电击之於完全疯颠的神经。读辛灏
年先生的这部著作，无法逃避这种死而复生的震撼。复活是美好的。我们曾被扭曲
的生命将被赋予新的意义。

      再次，历史学概念之重建。
      辛灏年屡次向我感叹，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最为艰苦的工作乃是对已经“
约定俗成”种种概念的清理。个中甘苦，我亦有体味。在写作《红色纪念碑》时期
，我曾体会到概念的谬误屡屡成为思想的障碍或陷阱，而不得不加以必要的重新界
定。比如“无产阶级”的概念，是不适用於社会主义制度的，我特加脚注予以说明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应称为“无权等级”。“阶级”是一个财产关系的概念，
“等级”是一个权力关系的概念。君主制的推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创立，使工人从
“无权等级”上升为“无产阶级”，他们已获得政治解放，而开始争取经济平等。
社会主义制度却使“无产阶级”丧失了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力，重新沦为“无权等级
”。——我在这里使用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马克思主义里涵盖了经济形态和政
治制度。在《谁是新中国》里，辛灏年继续加以批判：用“资本主义”概念来取代
近代以来的“自由经济”概念是错误的；把“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概念与“民主主
义”政治概念混为一谈更是错误的。“投资—利润—再投资—再获利”的经济活动
，自人类有了商品生产就已经存在；这一经济活动在近代确实得到了空前的自由发
展，但这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互动的结果；民主制度的确立，反转来极大地推动
了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成熟，调和了劳资矛盾，实现了基本人权。——在本书写作
过程中，辛灏年特地对“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列强”……等数十个大小概念加以重新界定。
      概念是思维原素的有意味的基本积成。不是吗，在约定俗成的官方语境里，
“人民”一词意味着部分民众被划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我们”则欺骗和诱使着被
压迫者与压迫者暗中认同，“国内革命战争”实指武装颠覆合法政府，“解放”就
是奴役，“镇反”是消灭政治反对派，“毒草”实指自由的言论与写作，“反修”
实指反改革，“自然灾害”回避了人为灾害，“一国两制”掩盖着社会主义的制度
性的失败……这种魔咒般的概念符号，以至这些符号所暗含的荒谬的逻辑与编造的
“史实”，都在频繁的不加思索的使用中渗入我们的骨髓。用辛灏年的话来说，“
盖因‘批判的武器’不曾受到‘武器的批判’，才会使我们的批判总是落入敌手的
‘圈套’。”
      
      在与辛灏年一同到各大学讲演之际，发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即相当数
量的青年可以在理性上承认事实，但在感情上却难以认同。许多历尽千难万险方才
逃离专制的海外华人，也处於同样的情感困境。
      这是一个可从多方面加以分析的复杂现象。从心理学角度，也许可称为“斯
德哥尔摩精神病”。1972年夏，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引起全世界关注的
抢劫—绑架案。一位三十二岁的越狱犯简艾瑞克闯入闹市区一间银行，持抢抢劫。
数分钟之後，闻讯而至的警察将银行团团围住，命令劫匪束手就擒。劫匪遂以四名
人质生命为条件，命警方提供车辆及其他逃亡条件。此一事件僵持几近一周。最初
的二十四小时过去，劫匪与人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其戏剧性之变化。劫匪虽态度
凶恶，但偶露温和体贴。惊恐万状的人质们开始平静，继而接受指令，为劫匪张罗
饮食。四十八小时过去，警方发现，当劫匪入睡时，人质非但不趁机制服劫匪逃生
，反而保护劫匪不让警方偷袭。瑞典首相在与人质通电话时也惊奇地发现，他们对
警方的恐惧超过劫匪，说劫匪保护他们，使他们避过警方的伤害。一百三十一个小
时之後，劫匪终於绝望地弃械投降，人质安全获释。当记者们蜂拥而上采访人质时
，他们不仅毫无怨恨，反而对外间描绘劫匪凶残的舆论表示反感。在事後与劫匪对
质时，居然有女人质上前亲吻劫匪，以示好感与怀念。
      四名人质的表现举世惊骇。在与人质进行了四周交谈後，心理医生才对对他
们的内心有了初步的了解：他们最主要的是怕劫匪再度越狱，进行报复。而对劫匪
的感激与欣赏，则是因他把生命“慷慨地”“还给”了他们，由此而觉得欠了一份
情。心理学家分析：人质在被劫持之後，心理状态回复到五岁前的幼儿期，把掌握
他们生命的劫匪视为母亲。虽然劫匪用枪口威胁，用枪炳殴打，并强迫年轻的女人
质们提供不堪的“服务”，但在生死莫测的危难中，他们只有信赖他，而感觉外部
世界充满敌意。这个“母亲”既然满足了他们安全的需求，他们便进一步爱上了他
。有一名女人质甚至表示要等他出狱後嫁给他，以报答他对他们的“恩情”。
      一位女人质这样说道：“当一切结束，我们安全了之後，我了解到劫匪给我
、我的父母、我的未婚夫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然而我活下来了。我之所以还活着
，是因为他让我活。你知道，一生中只有极少的人有机会把你的生命把玩在手，最
後又决定还给你。当一切结束後，我当然要去吻他，并谢谢他把我的生命还给我！
”
      心理学家後来把这种被劫持者所特有的心理状态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
      在专制社会里，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大体可做如是观。脱逃者，急急如漏网
之鱼，回去固然万万不可，但“母亲”容尔苟活之“恩情”却绵长无尽。对今天还
活着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被劫持是我们生而处之的状态。自孩提时代起，“红太
阳”、“母亲”、“恩人”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符号便与“户口”、“档案”
、“居民委员会”、“思想汇报”、“检举揭发”、“批斗会”、“公审公判会”
、“阶级斗争”等禁忌体系奇妙地同时并存。严密的封闭与长久的宣传，使我们认
定此乃人类生活之常态（甚至最美好的状态）。逃离劫持之後，我们可能面临两种
选择：承认曾被劫持，便将承认屈辱，永别生命源头的情感故乡，在人生的破碎支
离和情感的自我放逐中艰难地重建尊严；否认遭到劫持，则可否认屈辱，固守自幼
调适的情感模式，并以此维护自欺式的尊严。
      严格说，这不是“选择”，而是一种下意识的情感倾向，於是，理性之矛在
这里遇到了牢固的非理性之盾。事实与理论至多可使我们经历激烈震荡，并在这震
荡中意识到有病。这一点，倒是辛灏年的著作可以做到的。

      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是一部冷静沉重的历史学著作，但敏捷的读者必然会感受到它在现实政治
中所可能具有的巨大颠覆性。比如，它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众所周知，权力的来源必须具有合法性。
      其一、符合法统，具有法定的传承关系，如传统社会皇位继承的嫡长子制和
现代社会的普选制。
      其二、即便是否定了旧法统的暴力革命，也必须以全民制宪、普选加以追认
。不解决合法性问题，政权就始终处於“产权未定”的争夺状态之中。民主革命废
除了旧法统，用普选制直接与人民订立契约，建立新法统。共产革命也是废除了“
旧”法统（姑且不论复辟），但没有一家敢於实行真正的全民制宪、民主选举，权
力就没有合法的来源，不得不以刺刀来加以维持。
      其三、夺权非法，但如果不悖於情理，如果历史上还做过一些有益於国家民
族的贡献，事情还有回旋之余地。
      共产政权与第一条明显无涉，可斟酌者唯第二、三条。事实上，中共正是竭
力从这两条里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根据。
      第三条，端视中共在北伐、两次国共战争（所谓“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及
抗日战争中的作为及地位。如果北伐有功，割据有道，内战有理，又领导了保存中
华民族血脉的浴血抗战，便至少具有了部分合法性根据。如果再加之夺权後政通人
和，国泰民安，便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了合法性根据。但此路不通，请看辛灏年先
生著述，此处不赘。
      第二条大可斟酌：中共承认自辛亥革命为发端的民主革命传统，并奉孙中山
先生为先行者（虽然实质上加以否定）。在此基础之上，倘若不改“中华民国”国
号，并将内战解释为革命阵营内部权争，再逐步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就营造了合於
法统的假象。遗憾的是，毛泽东处事不慎，上了一位三朝元老周善培先生之“当”
：周老先生系民国闻人，清末主持广州将弁学堂，段琪瑞、将介石、陈炯明、李济
深等均以师礼尊之，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期间，身边最主要的文臣武将也是他的学
生，连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大将也亲往他上海府邸拜访。简言之，周老先生是
个为帝王师的人物。1949年中共建政在即，周以政协特邀代表之誉赴京，毛泽东赐
宴中南海，请教国事。席间周老先生盛赞毛氏英明，认“中华民国”国号不妥，建
议另立国号。毛被老先生“开国改元”这口迷魂汤灌昏了头，遂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之建立。回瞻历史，周善培先生竟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一桩惊天动地之大事——
斩断法统，使中共政权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倘无改元一事，续上法统，後来
的联合国席位之争、两个中国之争，又从何谈起？
      如果辛灏年先生的理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中华民国”历史
上一段专制复辟期，那末，这个被毛泽东“误失”之“中华民国”法统，可能正是
结束一党专政，归宗认祖，存亡继绝之国脉所在。法、英、俄等国莫不於数十年之
後回到被颠覆的“第一共和”去接续法统，再造共和，或可为鉴。
      我想，这致命的政治挑战并非辛灏年先生之本意。他走入历史，披荆斩棘，
本是为一部历史小说追寻“真实”的足迹。不想跋涉十年有四，收获甚丰，竟有许
多奇花异卉得於料想之外。这正是诚实的学术劳动的收获。文学忌讳主题先行，尤
忌政治主题先行，想必各类学术亦然。但真实必然杀伤谎言，真实必然向四面八方
投射出神奇的批判力。这本来是真实一词题中应有之义。

      无论公开演讲还是私下交谈，辛灏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地强调：倘若没有大陆
学者近年来艰苦卓绝的“重写历史”式发掘，倘若没有成百上千种曲笔钩沉的历史
学纪实文学书刊出版在前，他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此乃肺腑之言。在这篇序言里
，我要特别向至今仍苦斗於刺刀和话语霸权下的大陆知识分子致以敬意。无论这个
时代在权力与金钱的交相诱迫之下堕落到何等地步，总有人秉承着“威武不能屈，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古训侧身战斗，辛灏年无非是其中之一。同样，本书
既是辛灏年的著作，也是中国知识份子群体智慧的结晶。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某些片断尚存在着情感不够节制的缺陷。张扬民主痛
斥极权，痛快是痛快矣，可能增加观点相左者之阅读障碍，使被翔实史料与慎密论
证驳得哑口无言的论敌找到混战一场的借口。按照西方学术界之治学规范，学术著
作应剔除情感因素，至少表面上心平气和，客观公正。我向他认真提出了这一问题
，他已尽力为之。我请求读者诸君留意本书的逻辑与事实。十年磨一剑，其中的坚
韧平和不难想见。至於不算太多的使部分读者不以为然的热情难抑的言辞，也不可
苛求；这在不自由的土地上将激起怎样的阅读波澜，也未可知。何况说改也难，这
是规范与良知的冲突。承受着莫大苦难与责任的人无法进行“零度写作”。真正的
“零度写作”，恐怕是某些饱学而毫无承担的西方学者之专利。在反省这种“客观
公正”时，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说道：“五十多年来，西方知识份子一
直拒绝倾听别人提出的问题。他们一劳永逸地判定，集中营有‘好’的一面和‘坏
’的一面，这些集中营由於目的神圣而光彩烨烨，尽管在另一方面它还是集中营。
大多数西方知识份子都在一定程度上犯了这种错误”。阿隆问道，“在西方，有谁
像索尔仁尼琴一样战斗过呢？”他认为，没有，左翼没有，右翼也没有。此乃西方
知识份子的自责，不足完全凭信，更不意味中国知识份子具有更大的道德勇气。这
大抵是由於民主制度的确立平息了最激烈的战火，以至於使为数众多的西方知识份
子淡忘了他们先辈锋芒毕露叱诧风云的豪气。在今天，有谁能像中国知识份子这样
为自由和真理仗剑而歌呢？不多了！这既是我们的遗憾，也是我们的光荣！

      辛灏年是一个好小说家。何时开写长篇小说《辛亥之後》呢？是该回归於文
学的时候了。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
      (1997年8月7日於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