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五月间，曹思源应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的邀请，在美国各大学
游学，通过他的演讲和新近出版或将要出版的新书，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大陆处於
“剧变前夕”所释放出来的诸多信息。
曹思源建议：中共改名为社会党
“中国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将改名为中国社会
党！”这是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大陆著名改革活动家曹思源先生，五月二十日下午
应邀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发表题为“中国政治经济改革趋势”演讲时表达
的观点。
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江泽民讲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将需要几十代人来完成
，曹思源透露，这是当年江泽民在向邓小平请示的时候邓小平定的调子，这等於把
共产主义的目标推到了遥远的将来。按照中共这种新的提法，社会主义事实上已经
取代了原来的共产主义目标，所以中国现在的执政党改名叫社会党是恰如其分的。
而且中共改名为社会党以後，可以比较容易的放下肩上的历史包袱，象反右运动、
象文革、象“六四”那样的欠帐，都可以比较理性的面对，这正是一种进步而非倒
退。而且他预计，在中共改名之後大陆政坛将引发一系列的深刻变化。
根据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作的政治报告，社会主义也包含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多
种所有制形式，十五大的贡献在於让私有经济取得了合法地位。由此，曹思源认为
中国事实上出现了两种社会主义，一种以国有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国家控
股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社会主义；一种是包含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民办社会主义。
而两者在中国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却呈现出一种“倒三七”的比例，即对於资源的
占有国有经济占了近百分之七十，非公有制经济却只占百分之三十强，而在创造产
值上国有经济只占不到四分之一，而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在非国
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以後，国有经济保持在百分之十五的比例可能是比较合理的。
在演讲中，曹思源大量引用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国家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证明整
个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国有经济一天天烂下去，非国有经济一天天好起
来”；同时他也得出结论是，在中国大陆，目前是国家社会主义正在衰落，民办社
会主义正在兴起。
在回答听众提问时，曹思源论述了他心目中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一种社会利益至
上的主张。社会主义本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邓小平却还要搞“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简直滑天下之大稽。针对听众提问时不断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质疑，主持
这次活动的柏克莱加大教授高隶民指出，这些概念不够科学，似越模糊越好。
曹思源还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论证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由来，他认为把国家社
会主义的发明者说成是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都不准确，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希特
勒，中国的左派把国家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拜错了祖宗。马克思在根
本上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恰恰是主张国家应该消亡的。
他指出，从策略层面考虑，经过半个世纪中共意识形态的灌输，社会主义已经“
深入人心”，如果谁放弃这面旗帜很容易就被打倒，不但人民群众会对你缺乏信任
，就是原来支持你的人也不敢再公开站出来支持你。何况社会主义在国际上还有相
当的市场和影响力。在七八十年代欧洲共产党出现了一股转而信奉社会主义的风潮
。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社会主义资本化”，最终将在此基础
上实现“世界大同”。
在曹思源看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不但早已经完全成熟，而且都已经熟透
了，其成熟的标志是已经建立了政治改革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群众不断有政治改
革的要求和呼声，而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大陆之所以迟迟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关键
原因，是执政党落後了。
所以，曹思源提出呼吁：一是要积极促进中国的私有化，随着私有化的发展将出
现人们生活的多元化，以前是一枝独“皇”，现在是万紫千红。今年人大完成的修
宪确立了法律保障，私有经济应该更加理直气壮的发展。但整个进程并不理想，企
业破产兼并才刚起步就被刹车叫停。
第二是要通过促进修宪带动改革的全面发展，政治体制主要集中在修宪，由於中
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的宪法一直是多灾多难的，面对中国宪政建设不可能一步
到位的现实，修宪要“打持久战”，他并且以台湾通过选举提升公民责任心的经验
为例，指出修宪在大陆具有一石两鸟的效用，整个过程不但是一个健全和完善法制
的过程，也是一个提高公民意识的过程。因此对於修宪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第三，要坚持和平渐进的改革道路，中共现在也象七、八十年代的欧洲共产党，
出现了社会党化的苗头，这是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需要人们去精心护呵，一
旦出现暴力和动乱的局面，就可能打断这一得来不易的进程。在曹思源看来，中共
改名将是未来中国大陆政局可能发生的最大变化，而且这个过程有可能在十年之内
完成，但愿这个时间不要拖的太久，越快越好。
在一个小时的演讲结束以後，曹思源还即兴回答了柏克莱加大师生们的提问。曹
思源指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走社会主义议会民主的道路；政治改革的突破
口是在人大制度上，其中可以先从人大“公开化”入手做起；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
以用联邦制加以规范；市场经济加普选将提高公民的民主政治素养。需要指出的是
，曹思源坚决否认八九民运是动乱，他说“在六月四日之前，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相反，北京在那段时间内创下了三个历史最低，犯罪率最低、交通事故率最低、火
灾率最低”。被问及六四发生流血事件的原因和责任时，曹思源称，学生们好比遵
守交通规则的骑车人，而执政党是拦腰撞倒学生的人。
曹思源演讲技巧值得中南海借鉴
曹思源这次访问美国，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当说则说──曹思源演讲录》，这
是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去年八月出版的，与一九九六年他访美时赠送我的《破产风云
》，以及近年来在海外出版的《剧变前夕》等中英文著作不同，这本书是根据曹思
源近年来四十四场演讲录选辑而成的。曹思源自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出道以来，初步
估算已经作了三百多场演讲，听众累计达十九亿多人次。
曹思源在中南海当过“幕僚”（一九八二年至八八年间，曾先後在中央党校、国
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八九年来先後主持召开修改宪法理论和兼并、破产
以及国企改革等研讨会，被外界誉为“中国破产法之父”，并谐称“曹修宪”）。
他於九七年当选为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八九年为了呼吁召开人大紧急
会议－－解决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引发的政治危机－－被捕入狱近一年，後又下海
办了企业破产咨询事务所，二十多年来一直不停地为中国改革开放奔走呼号，在海
内外声名远播、影响日隆，不过细究起来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他善於发表富於
鼓动性的演讲。
中共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导致只有一个领袖，过去是毛泽东、邓小平，现在是江“
核心”；一种思想理论－－过去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现在是江泽民讲话；
一种声音－－实行“舆论一律”的名为新闻导向实为新闻控制的政策，广大的人民
群众都被要求与中共的政策、江核心的说法“保持一致”，当官的不是鼓励人民的
独立思考，而是动辄要求人民“讲政治”、“讲学习”，以放弃自己个人的主张、
或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来“服从大局”，由於文化传统和长期以来的政治环境压迫
，讲话小心翼翼已经成了大陆出来的中国人的一个特征。
在这种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之上，就是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也没有几个是说话说
得溜的，更不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的，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一旦离开了事
先准备好的讲稿，大多就战战兢兢、显得没有自信，要么是自卑得手足无措，要么
是狂傲得举止失态，如同一个表演十分夸张的丑角演员。象李鹏就是对着讲稿也会
在最重要的地方读错，而胡耀邦、赵紫阳一旦讲一点真话，也就成为其下台的罪状
了。大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养成了“能做不能说”的习惯，以致於语言
的表达交流能力处於极大的衰退状况之中。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人人性遭受压抑、扭
曲的一种反映。
曹思源显然是一个例外，与大多数能写不能说的知识分子不一样，曹思源不但出
思想理论、而且善於实际运作，这其中就包括他充满鼓动性的演讲。熟悉曹思源的
人都了解，曹思源不但是一个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的改革家，而且他也是
一个演说鼓动家，他的建议主张之所以常常获得比较理想的成效，除了他的政治游
说活动以外，他每一场打动人心的公开演讲，使他的主张在人民中间产生共鸣，变
成一种社会的呼声，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在这方面的成功探索，也使他
成了“中国政治的预言家”。
曹思源的演讲不但充满激情、慷慨谏言，而且切中时弊、富有机智－－既做到了
“言别人不能言”，又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不授人以柄。也许因为他在师从著名经
济学家於光远的时候，在政治经济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
演讲中他总是能够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抽丝剥茧、深入浅出、循循善诱，
点到为止，又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尤其是他在演讲结束之後总是留出一半的时间
，给听众提问，从不回避任何尖锐敏感的问题，在他讲来越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越是能够启发他的思想，这种双向交流思想碰撞的火花，往往也形成了每一次演讲
的高潮。这些便构成了曹思源独特的演讲风格。
曹思源的演讲之所以感染人，不但有他的天赋，也有他後天的刻苦努力，早在读
大学的时候，他就以“三寸不烂之舌，五寸不败之笔”的标准严格训练自己。作为
听众和记者，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领教了曹思源在这方面的特殊才干。无论是
听他的讲演，还是向他采访或进行“对话”，你只要把曹思源的讲话整理成文字，
就会是一篇很现成的“文章”，久而久之北京记者圈的朋友甚至认为，曹思源演讲
的感染力远比他写文章的感染力还要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感到曹思源的演
讲除了出书以外，还应该出录像带、出录影带、出VCD等图文并茂、声情共鸣的音像
作品。
前些年，中国大陆也曾出现了一些善於演讲的人物，官方为了配合某一种政策和
形势的需要，组织了象曲啸、张海迪、李燕杰、（越南战场归来的）“老山战士讲
用团”等，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而且新闻媒体也大张旗鼓的加以宣传报道，一时
间给人有声势浩大的错觉，但是当事隔十几年後，人们再重新检视这些“风云人物
”的时候，感觉到他们除了象一架没有思想的讲话机器，不断的重复和强化官方喉
舌的宣传，给社会文明进步并没有留下值得人们记忆的痕迹。
相比之下，曹思源的演讲集能在中国出版，不管其过程如何艰辛，多少还是反映
了中国社会某种的进步。对於一心想成为现代执政者的北京领导人“演说”应该是
一个基本功，在开放言论自由、让人民象曹思源一样“当说则说”的同时，也要积
极的学习和掌握“演讲技巧”。中共当权者曾经请一些法学专家去中南海给他们上
课，其实完全可以仿效这种形式，请曹思源也去教授一下“演讲技巧”。只有当中
国的领导人和老百姓都能够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当说则说”的时候，中国这个
国家才会有真正的活力和希望。
“曹思源笔记”揭示中国进入“剧变前夕”
曹思源干任何事都充满活力的那种劲头，给人们的印象十分深刻。我是一九八五
年在上海当律师的时候与他相识的，当时他身为中共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
长，主持起草破产法和失业救济法规，作为一个“京官”正风尘仆仆到各地调查并
鼓动破产试验。
此後他又以自己在推动通过破产法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又发表修改宪法十点建议
，主张确立包括股份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份的地位、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职位等；八
七年他建议设立人代会旁听制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八九年他呼吁召开人大紧
急会议解决天安门广场上的危机因此被捕入狱近一年，在当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
时候，看到新闻报道旁听制度终於被载入了全国人大议事规则）； 八八年
首次阐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是非暴力主义和议会民主主迫路；九四年起
多次呼吁并论证改革法院管辖制度，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九七年开始他大力宣传
以产权多元化促社会多元化，走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大道。
有美国学者曾以怀疑的口吻当面问曹思源，他提出的主张建议与国家领导机关能
接受吗？曹思源的回答是“我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不以领导机关能否接受为条件，而
是以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为前提；领导机关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去努
力促使它改变的。我并不把领导机关当作真理的裁判者，而把它看作是推进改革所
要做的说服工作的对象。毛泽东讲过，严重的问题在於教育农民；从某种意义上我
们也可以说, 严重的问题在於说服领导！”
与中国大陆许多学者的创造成果长期遭到埋没的情况相反，曹思源提出的每一个
建议就会引起社会的反响，甚至被当政者接纳成为影响全局的政策。因为促成中国
大陆的《破产法》，国人便称他是“曹破产”，而八八年他应邀访美时，被美国行
家称作中国大陆的“破产法之父”。在最近这次人大会议上通过的修宪方案，也可
以看到曹思源努力的痕迹，因此他又多了一个“曹修宪”的名衔，中国大陆的改革
活动人士已经把他视为“中国第一个院外活动家”。
也许有的人不愿意承认曹思源过人的聪敏才智，而仅仅把他的成功归结为他的运
气实在太好了，除了“六四”後他失去自由一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大陆二十多年来
的经济开放过程中，曹思源几乎一直活跃在舞台的中心。其实曹思源有一首打油诗
抒发了他的胸意，“自古英雄一条路，当官报国颂皇恩；现代社会多元化，朝野均
可建奇功”。
由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新近出版的这本《剧变前夕－－曹思源笔记》，汇集
了曹思源近年来赴欧美十三国讲演的见闻札记、苏共从诞生至覆亡的历史真相、中
国经济和政治改革中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中也包括了他演讲时即兴回答听众的
提问，以及他有感而发的部分诗词创作。全书共分“心有灵犀──列国讲学感慨多
”、“心明如镜── 冷眼观剧变”、“心声悠扬──诗词曲赋”、“心香一瓣──
书信”、“心曲流觞──听众提问”、“心路历程───思想史自述”等六个部分
。其实不但是曹思源的建议主张、思想理论和创作修养，就是他的实践自己主张的
运作本身，不论成败，都是中国政治改革“剧变前夕”的写照，相信读者在看过这
本书以後，会对曹思源和面临“剧变”的中国大陆有一个更加真切的了解。
曹思源是当今中国舞台上的一个奇人，他肥胖而又短小的身材，虽然没有毛泽东
那样的“伟岸”，却比邓小平要丰满得多了，这在中国人中是十分少见的，准保你
看过他一眼以後，就会记住他一辈子；而他关於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开放改革的理
论和活动已经并正在载入中国的历史。
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此其时矣
《政改方略》是曹思源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该书收录了曹思源自一九七九年至
一九九九年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文章、演讲稿，近30万字。这些文字，体现
了曹思源十多年来对於人大改革、宪法修改、司法改革以及社会多元化等问题倾注
了大量的心血，及其由浅入深，逐步成熟的研究过程。
该书第一章以“政治改革，当务之急”为题，在论述“左倾领导路线剖析”、“
以法治国,无可非议”、“党政分开若干问题”、“评新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改
革，要由被动转为主动”、“政治改革答疑”、“民主与非暴力主义”、“新权威
：市场档案”、“以法制建设促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否定改革开放者,究竟想
要干什么?”等若干问题时，曹思源专门写道了“学生游行问题引起的几点思考”，
这实际上是在反思八六年学潮的基础上，於一九八七年一月七日给中共中央政治体
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一份意见书。
首先他肯定“同学们要求改革，大多数学生是出於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切，
对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良好愿望。”，随即提出，现在要做的工作是把这种
消极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限度，即一方面采取坚决措施稳定局势，另一方面要考虑
如何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他提出，国家教委何东昌搜集和介绍学
生集会游行的口号时，突出了这样一条口号──“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是不妥
当的。这样把数万大学生划为阶级敌人的响应者，也许一时能吓唬人，但很容易激
化矛盾、扩大矛盾，不利於做疏导工作，把在改革问题上有偏激情绪的热血青年推
到致力改革的党和政府的对立面，政治上的後遗症非同小可。希望能在适当时机，
通过适当形式澄清一下这个问题。
曹思源指出，我们不能把社会上出现的乱子简单地归咎於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本身
，因而对它重新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如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於商品经济的认
识有划时代的突破一样，六中全会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也已经有了重大突破。全会决
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
，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我国社会主
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
治。”我们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必然要批判地继承资
本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如果因为现在出了点乱子，就离开六中全会决议的立场，不
加分析地大批特批资本主义民主，把它批得臭不可闻，那我们还能够借鉴它吗？那
岂不是要为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设置障碍吗？
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後工作上有一段失误，就是没有趁热打铁，广泛深入地宣传发
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经济改革的实践在向前发展，而有关的理论宣传工作
却没有跟上，这就使本来十分必要的改革措施变成了“孤军深入”。对旧的经济体
制“动手术”，从根本上说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由於有关的宣传解释工作没做
好，不少群众反倒以为是对他们利益的侵犯，产生某种对立情绪。改革在对立情绪
中孤军深入，潜在危险十分严重。我们的对策当然不是停止改革，而是要尽快补课
，加强对於改革的宣传。
从政治上考虑，对於青年学生提出的“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要求，我们
决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喊着美妙动听的口号，干着破坏社会主义的勾当”就算完事
。现在国内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中国在民主化建设方面能有什么实际步骤。我
们一方面要指出，社会动乱有害於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一下当
前如何采取一些稳步推进民主化建设的主动措施。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在向前迈进
中掌握主动权，才能有效地实现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
在曹思源看来，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作为一个伟大的目标，不可能在某一天早
上突然实现。它需要有一个逐步建设、逐步训练、逐步积累的过程。目前十分必要
而又现实可行的一个民主化步骤是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会议对人民公开。人大代表的发言同全国人民直接见面，为人民群众考察其代表人
物的思想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提供了方便，使选民在尔後的选举中行使其权利，选
择合适的代表时，能有比较切实的依据，从而有利於不断提高人民代表的素质。
从八九年发生的“六四”事件看，曹思源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被中共认真接受，也
许是时间过於仓促，赵紫阳领导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来不及实施就被赶下台了，但
是他的分析及其建议，在“六四”之後十年的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这一方面
固然是曹思源富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政治这些年并没有多
少发展、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了倒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曹思源的《政改方略》似在为中共指点迷津，但真正落实却需要中共痛下决心实
行政治改革，“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後使得经济体制改革陷於困境，使得有民主
要求的青年感到失望，无法忍受，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投向政治体制改革。”
“老百姓中有意见得不到宣泄表达，总是压着、憋着，那么一个偶然事件就可能导
致爆发。”就象曹思源讲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的“瓶颈”，“此其时矣”！曹思
源的主张和建议是否也能象他提出的《破产法》和人大旁听制度那样被采纳呢？这
不但看曹思源是否有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那种“幸运”，也是观察中国政治改革
希望与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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