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作家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我相信我
的获奖不是因为我的政治倾向，而是奠基於我的文学。”萨拉马戈之所以作此解释
呢，是因为许多读者和批评家都认为萨拉马戈是一位有强烈的政治倾向的作家，一
位共产主义者。但是，萨拉马戈认为，如果因此而把他的获奖主要归因於他的政治
倾向，就会贬低乃至忽略他的文学成就。但这一番表白，又正好表明作者的确是一
个有政治倾向的作家。当有人调侃地问萨拉马戈：怎么又把诺贝尔文学奖的勋章颁
发给一个共产主义者？萨拉马戈回答道：这个世界的几乎所有的诺贝尔(指诺奖得主
)都叛逆了他们自己原初的政治倾向(葡萄牙期刊Angela'98，见internet英译)。萨
拉马戈从反法西斯专制的共产党人转变为反共的民主战士，转变为为共产主义的全
面失败唱挽歌的歌手，他的叛逆精神和心路历程，他的作品的社会批判锋芒是富於
启发意义的。瑞典文学院给萨拉马戈的评奖颂词是：“凭借想象、同情和反讽所支
撑的寓言，不断促使我们再度理解不可捉摸的现实。”这里译为“寓言”的一词，
瑞典文原文为liknelser，也可译为“比喻”，英译作parables，指一种说教性的道
德寓言、隐喻或讽喻，我以为，道德虽然具有超越政治的一面，但也可以把“政治
寓言”囊括其中，因为道德与政治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就像真、善、美的三位一
体一样。当然，他的“政治寓言”同样是奠基於他的魔幻的想象、尖锐的对比、巧
妙的反讽和黑色幽默的基础上。
反专制的共产党人
萨拉马戈出生於葡萄牙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据说父母都是文盲，小时候他
穷得连鞋子都没有穿，经常打着赤脚丫，十七岁中学尚未毕业就不得不靠自己谋生
，一生与苦难抗争不已。在他的诗作“与宇航员谈论老掌故”(1966)中，诗人写道
：“这里，在这片土地上，饥饿继续，/苦难，我抗争……”。这很可能与作者自己
的童年的记忆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萨拉马戈早年认同共产党应是题中之义，他
於1969年正式加入葡萄牙共产党，因为与中共同龄的葡萄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
起过积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感染了无数的欧洲作家和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萨拉马戈1947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罪孽之地”，小
说出版後。作者为该书文学上的粗糙感到羞愧。从此搁笔文学创作，而且一搁笔就
是二十年。但是，个中原因，除了他认定自己在艺术上还不成熟以外，还因为他认
为：在葡萄牙独裁者沙拉扎(Salazar)的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严酷的政治制度下，一
个知识分子首先应当为反对专制而进行斗争，因此，他在为生计奔波时，主要选择
记者职业，以新闻为突破口。他的报道绝非照相式的实录，而是或隐或显的包含政
治评论的专栏文章。萨拉马戈自言在1972年至1973年间，他在负责编辑工作时，几
乎每天都在与限制出版自由的检查制度作艰难的斗争。
处女作问世二十年後，大器晚成的萨拉马於1977年再度出版了长篇小说“书
法和绘画指南”，主人公H是在富人家里为他们画肖像画的贫困艺术家，虽然作品主
要涉及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但作者为穷人作不平之鸣，否定了资产阶级的崇尚物欲
的价值标准，表现了作者在沙拉扎专制制度垮台之後的葡萄牙的新的民主时代的新
的希翼。专制制度的残酷，他还记忆犹新，他的短篇小说集“几乎是物体”(1978)
，政治寓言的色彩十分鲜明。例如其中的一篇题为“一把椅子”的小说，写作年代
当在沙拉扎垮台之前，影射沙拉扎在1968年的一次脑出血实际上已经使得这个政治
老人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从而失去了对时局的真正控制，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萨
拉马戈以一把椅子来象征沙拉扎的戏剧性的被迫退位。
萨拉马戈的长篇小说“从地上站起来”(1980)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政治主题，
历史视野更为开阔。小说直接描写葡萄牙在1932年至1968年的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
的贫困生活及其反抗压迫的斗争，作者自己曾将它界定为一本“社会小说”。这些
年代是近代葡萄牙历史上的最黑暗的一章，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伪善的沙拉扎自我
标榜的“有机的民主”的真货色，在当时的高压政策和严酷的检查制度下，一般人
噤若寒蝉，敢於以言犯禁的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异
议人士”饱受种种政治迫害。这部小说的画面与历史学家的文献可以互相参看。据
统计，六十年代，在人口仅九百万左右的葡萄牙，沙拉扎的秘密警察人数就高达两
万人，而当时的葡共就是反对外来的法西斯主义和内部的专制统治的主力军，他们
动辄被逮捕监禁，被严刑拷打，惨死在集中营或被迫流亡国外。在专制制度垮台前
，葡共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位委员，几乎每人都在监狱中度过十几年的黑暗岁月。
反共的民主战士
一个为反法西斯主义和专制制度曾经付出了如此之大的惨重代价的共产党，
希望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欲望是不难理解的。四十年代以来葡共领袖昆哈尔(Cunha
l)据说是就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崇尚权力的斯大林主义者，五十年代一直被监禁
，後来亡命国外，直到1974年才回国参与政治活动。
昆哈尔认为历史的契机终於来到了。七十年代，葡萄牙所属的非洲殖民地民
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葡萄牙当局决定以武力镇压，结果，两百多下级军官联手於
1974年发动军事政变，即所谓“武装力量运动”，这一运动意在阻止一场镇压殖民
地的大规模战争，结果导致不流血的革命，一举推翻了专制制度。在葡萄牙从专制
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和政党都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葡共想贪天之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当时葡萄牙重要的十二个党派，如
社会主义党，社民党，社民中央党，一致要求实行民主制度以公平竞争，相互合作
，扮演各自的政治角色，唯有共产党持反对态度。就这样，萨拉马戈这样一位“共
产主义老战士”，如瑞典批评家萨卡尔(NathanShachar)指出的，“在1975年11月的
戏剧性事件以後，斯大林式的葡萄牙共产党，萨拉马戈的党，竟然摧残脆弱的民主
，这对於他来说已经不可能继续站在那一边了。这种困境反而使他有幸开始认真地
写作”(见瑞典《每日新闻》1998年10月9日)。在这种情况下，像萨拉马戈一样的共
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可能不在少数。此後的几年，葡共在选举中所获得的议会席位每
况愈下，终於成不了大气候，但它一直没有放弃独揽大权的野心，直到1988年，葡
共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才不得不在党章中正式承认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基
本原则和多党制的政治制度。对於这样一个政党，这位富於正义感和自由精神的作
家曾经长期无法与它在思想上“保持一致”。
在沙拉扎的专制制度的年月里，萨拉马戈曾经是这种制度的勇敢的反抗者，
在葡萄牙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时期，他又是以新闻报道为武器的最活跃的民主战士
。萨拉马戈从不讳言他自己与共产党的分道扬镳。回顾诺奖评选的历史，我们可以
开列出这样的长名单，如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1958)、索仁辛尼(1970)、俄裔美
籍诗人布罗茨基(1987)，波兰诗人米沃什(1980)、辛波丝卡(1996)、以及上届得主
、意大利的达里欧·佛，几乎无一不是从共产主义营垒中分裂出来的叛逆者。他们
青年时代的选择共产党是一种政治的选择，也是一种道德良心的选择，他们中年乃
至晚年与共产党决裂同样是出於政治的原因，是因为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或分享权力
之後的专制、腐败和官僚主义。因此，这些作家，像萨拉马戈一样，往往以文学为
武器反戈一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作为共产党的叛逆者，往往仍然自
称为“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而正好
表明了各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一旦有了权，共产党就再也不能代表普
罗大众了。1975年底，葡萄牙实现了初步的民主时，萨拉马戈已经出任《新闻日报
》副社长职务，但这位民主战士无意仕途，他为民主制度所进行的斗争，目的并不
在於他自己当官从政。他全力转向文学创作以後，力求以艺术形式来总结、反省葡
萄牙的历史和现实。萨拉马戈的历史小说 (1982)和 里斯本围城史?1989)就是
将历史与现实、哲学与政治熔於一炉的杰作。前者以十八世纪的葡萄牙为背景，广
阔反映了葡萄牙的历史和文化冲突，尖锐讽刺当时的“政教合一”的权力政治和异
教裁判所的残酷的检查制度。後者在爱情故事中展现一部与官方版本不同的欧洲中
世纪的十字军围城史，同时不断勾起读者思考葡萄牙的现实问题，政治眼光同样集
中於对书报检查制度的嘲讽。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家出版社的校对员，一天，他突
发奇想，擅自决定在一段历史学家的文章中增加一个“不”字，结果，出现了这样
一句话：“不，在公元1147年，十字军不曾协助阿锋索·安里克国王去夺回被阿拉
伯人占领的里斯本。”但明眼人一看，便会明白这句话的讽刺意味。这一最有趣的
细节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寓言。如作者所写到的：“如果给予所有的校对员以自由，
废除比刑事法更束缚他们的手脚的种种禁令，他们很快就会改变这个世界的面孔，
建立起普遍幸福的王国，给饥渴的人以饮食，给动荡不安的人以和平，给悲伤痛苦
的人以欢乐，因为他们仅仅通过改变词语就能做到所有这一切……”在这里，作者
亦庄亦谐，虽然以夸张的手法夸大了文字的力量，但可以看出作者的寓意在於：言
论自由、出版自由乃是民主社会的最基本的自由，是实现人类普遍幸福的基本前提
。
共产主义全面失败的挽歌
崇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伪宗教，这一点，中国人已
经领教得很多了。萨拉马戈始终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对共产主义从真诚信仰到半信
半疑的怀疑倾向，往往以宗教怀疑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在小说
“耶稣基督眼里的福音书”(1991)中。作品取材於圣经，描写耶稣基督在人间传播
福音的故事，却变动、改造了许多圣经原有的事件以及人物的思想和行为特征。该
书的扉页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的一段话：“提阿非罗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
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
确实的。”这一番夫子自道，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所言，作者亲见亲闻
的几个女子，俱是循综按迹，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可见，萨拉马戈的“耶稣
基督眼里的福音书”就其实质而言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尽管带有魔幻色彩和
西方的”前卫派”文学风格。书中的耶稣与他的人间的父亲约瑟、母亲玛利亚之间
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一种既爱又恨的二重矛盾关系。耶稣与天父耶和华之间的精神纽
带也是脆弱的，紧张的。发展到最後，甚至是带有敌意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时
代的一面镜子，只不过是一面寓言的镜子罢了。
在萨拉马戈笔下，作为父亲的上帝是人间的最高权威的象征，独裁者的象征
，双手沾满了基督教殉道者的鲜血。上帝的历史并非神圣的历史，他甚至与魔鬼签
订了密约。上帝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不透明的，耶稣也无从得知。书中的魔鬼也有
他的良心发现，但上帝不容许不接受魔鬼的忏悔，“因为我不能没有你所代表的邪
恶而存在。如果魔鬼不是魔鬼，上帝就不成其为上帝。”也就是说，没有魔鬼上帝
就会失去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不能成为人间正义的化身。这一冲突，是本世纪
重大的历史冲突的一种折射。如葡萄牙批评家考特(RafaelCount)所言，这部小说表
达了“一种明显的宗教的辩证法观念----上帝与魔鬼的共存”(葡萄牙报刊ABC,199
2年5月21日)。
这是萨拉马戈最具争议的一部小说。作为一个寓言，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
，它可以诱发读者关於现代世界史的丰富的联想，其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具有深刻
而广泛的艺术概括力。加拿大著名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深刻
地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我们决不会为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人献身,却可能真
诚地为一个邪恶的或残忍的人献身。因为那些最能激发他人为之献身的人,恰是那些
表面上看来最不需要这种献身的人。萨拉马戈笔下的上帝，是一个善恶同体的人物
，却佯装为或误以为自己就是人间的绝对善，绝对正义，只有耶稣有所觉悟，但觉
悟得太迟，悲剧已经发生。某些政治上的领袖人物，也是这样佯装为或误以为自己
是民族的乃至人类的救星，而盲目的狂热的追随者也往往陷於同样的真诚的误会，
结果必然要遭到历史的嘲弄，这种生活现象，既具有悲剧性又具有喜剧性。
在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当不少教徒指责该书亵渎上帝时，有一位名叫列戈
(Ant髇ioRego)的神学家却是具有政治眼光的明眼人，他认为这部小说的问世，标志
着“仍然是该作家的伟大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悲喜剧性的终结。”列戈是否详
尽论证，不得而知，但从小说创作和出版的年代来看，正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
後，即整个西方世界的共产主义阵营全面崩溃之後的1991年，可见列戈的观点与作
者的创作意图可能是吻合的。
据我看来，就作品来分析，这一“悲喜剧性的终结”，只能从耶稣这个人物
的传播福音和最後的受难来给予解释。萨拉马戈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与圣经相比，
有几处重大的改变：在圣经中，上帝先让圣母玛利亚受孕，再让她与约瑟结婚，在
小说中，约瑟与玛利亚先结婚，耶稣同时也是约瑟的亲生骨血；在圣经中，耶稣是
禁欲主义者，在小说中，耶稣甚至与妓女有染；在圣经中，耶稣绝对服从上帝的旨
意，在小说中，耶稣对上帝的意图产生怀疑，他也怀疑自己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耶
稣最後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死，不是作为神的儿子，而是作为弥赛亚……即犹太
人期望中复国的救星，一个反抗暴君希律王的“游击队队长”。他最後被以“宣传
煽动罪”判处死刑。这就意味着，耶稣既是超凡神子，又是凡夫俗子，既是为整个
人类赎罪的受难者，又仅仅只是犹太民族的牺牲品，这就给基督的复活和再度降临
人间打了折扣提出了疑问。莫非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不但失败了，而且不可能死
灰复燃，卷土重来！我们必须寻找别的意识形态以引领人们走出人类的悲剧性困境
。这样一来，一部“耶稣基督眼里的福音书”也就有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妙趣
，像一部《红楼梦》一样，道学家看见淫，文章家看见俗，基督徒看见渎神，哲学
家看见辩证法，而具有政治眼光的人，却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全面失败！它之所以是
一场悲剧，是因为国际共运的初衷，有解放无产阶级乃至解放全人类的诉求或幻想
；但同时又是一场喜剧，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践上的不可操作性，权力必然被
腐化，从而演化为权力的喜剧乃至笑剧、闹剧。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萨拉马戈早已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但
他仍然力求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而他的伟大作品，由於其现实主义精神，却正好反
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误区。这一点，正如恩格斯在致英国作家哈克奈斯的的著名
书信中对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分析：一方面，巴尔扎克把他的全部
同情倾注在贵族身上，但另一方面，作者又把贵族描写成为除了灭亡以外不配有更
好的命运的人，从而使他的《人间喜剧》成为必然灭亡的贵族阶级的一曲无尽的挽
歌。同样，萨拉马戈的这部小说也是共产主义必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失败的一曲
无尽的挽歌。如果说，萨拉马戈的宗教辩证法是“上帝与魔鬼的共存”，那么，他
思想裂变过後的政治辩证法就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共存，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共存，正
统和异端的共存，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共存，富人和穷人的共存，英雄与歹徒的
共存，每一个具有同等价值和尊严的人类个体在人类群体中的共存。因此，我们完
全有理由说，这部小说不但是深刻的道德寓言，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寓言。它也许
可以启迪我们：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战争文化来解决人类的悲剧性困境的
道路已经行不通了。但是，资产阶级和独裁者，例如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有所
收敛，应当给穷人以活路，给异议分子以政治权利，一句话，应当有“共存”意识
，否则，一味“赶尽杀绝”，逼到绝路时，流血的革命仍然难免发生，历史的怪圈
仍然难以走出。
文学与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已经是文坛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萨拉马戈的文学创
作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许多新的启示。在那些标榜超越政治甚至超越道德的所
谓“纯文学”的作家手里，只能捏出或高雅或无聊的摆设，於严酷的现实无补。一
切为现存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家都成不了大气候，社会批判锋芒始终是进步文学的闪
光点。当然，现实是“不可捉摸的”，仅用政治话语也无法阐释，而寓言的话语，
有深意存焉，可以帮助我们领悟人生的真谛。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曾经把《共产党宣言》改写为诗歌：“历史涉及比人生
原样规模更大的人类的行为；/他们命运的潮汐，他们大军的前进和退却，/或者涉
及帝国的盛衰。但是，对於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精华在於描绘阶级的战争……”这
样的标语口号，外国有，中国也有，在文革中多得出奇，算不上真正的诗歌。钱钟
书先生在敢章蓟中说，“理之於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
”同样，政治倾向之於文学，也应当如此，最好让读者在无形中玩味出来。
西方寓言的始祖，伟大的希腊寓言家伊索是一个出身奴隶的作家。他有个寓
言说，宇宙之王宙斯乔装打扮来到一家雕刻匠的店铺里，他见到自己的雕像，想看
看自己在人间的身价，便问雕刻匠：这个宙斯雕像值多少钱？雕刻匠答道：如果你
买其他的两个，这个就作搭头送给你不要钱。这难道不是一个绝妙的嘲讽权威的政
治寓言？对於一切自命不凡的政治家和权势者，我们都需要伊索笔法，萨拉马戈的
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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