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鸟》是郑义的一部文集，分为两辑：第一集主要是为天安门“八九
民运”辩护的论文；第二辑大体上属於报导文学，是他从“文革”开始，亲见亲闻
，或亲自参加过的生活实录。最後一篇《自由鸟》，也就是全书的主题曲，则是写
“金色冒险号”船民投奔自由，却在美国宾州的约克郡监狱中渡过了四年囚禁的日
子。我匆匆地读过全书，禁不住心潮汹涌，好像又重温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电
视上所看到的那场恶梦。郑义的每一篇文字都是用血和泪交织而成的，他所描写的
每一个场面都是惊心动魄的。如果要我在这篇文字中选出另一篇题目来代表全书的
精神，我想也许没有比(我作证)这三个字更合适的了。
我为甚么这样说呢？因为郑义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以他的全幅生命为历史作
证的。但这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恰恰是二十世纪後半叶中国五千年文明在邪恶的
火焰中化为劫灰的一段历史。希腊神话中有火凤凰自焚之後，再从灰烬中重生的故
事。中国已自焚了，这是无可怀疑的实事；至於它能不能复活，实在是很难说的事
，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还看不出中国有再生的迹象。这决不是我危言耸听，夸大
其词。听听先知诗人陈寅恪的声音吧！他在一九四九年夏天写道：
    玉石昆冈同一炉，劫灰遗恨话当时。
    又在一九五零年夏天写道：
    谁问神州尚有神。
我不过是用浅近的语言把诗人的深意重述一遍而已。陈寅恪的诗是“诗史
”，并且也是以全幅生命为历史作证的“诗的史”或“史的诗”。万一有一天，也
许要等到五百年之後，中国这只火凤凰居然奇迹似地复活了，那时候的中国人之中
总不免会有好奇之士想知道这场大火是怎样燃烧起来的，燃烧的具体经过又是怎样
的。到了那一天，这些还魂过来的未来中国人终将在思古幽情的激动下，反复研读
二十世纪中业以来残留的诗文。象陈寅恪的“诗史”、还有郑义的《自由鸟》，以
及其它同类的作品，并将成为最值得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也许很难一下子看得懂
这批原料，正如我们看不懂《楚辞．天问》、《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中所
记载的神话一样。但越是难懂便越会激发他们的探索的兴趣。二十世纪的神话也不
可避免地将引导研究者去比较远古的神话。那么他们便会惊异地发现，有些远古的
神话竟然和二十世纪的神话若合符节。上引陈寅恪诗句中的“玉石昆冈”便出於《
尚书．胤征》的“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可见神话传说中
确隐藏著真实的历史，而且重复地演出过。再引一个更有名的神话：《淮南子．天
文训》说：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
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对於二十世纪下叶中国而言，这
已不只是神话而是灵验无比的“推背图”了。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之中愿意认同於“共工”者比比皆是。但这不能改变在
原来神话中“共工”代表邪恶与暴力这一实事。正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奉“共工”为
至上的天神，今天中国才会落到“天柱折，地维绝”的地步。如果“共工”的作为
是值得肯定的，为甚么这一神话还要加上一条尾巴，说甚么“於是女娲炼五色石以
补苍天”呢？(《淮南子．览冥训》)中国这只自焚的火凤凰会不会复活，恐怕就得
看有没有新的女娲能炼成五色石重补苍天了。眼前还不见新女娲的影子。
但是五十年来焚烧著中国的烈火并不完全来自旧的昆冈，其中最重要的火
苗出於火凤凰的身上，而火凤凰却是从西方飞过来的。在上星期出版的美国《时代
》周刊(TIME，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百年纪念号上，我们读到了关於二十世纪最
有影响的政治领袖的素描，都是由各行的专家执笔的。代表中国的自然非毛泽东莫
属──二十世纪的“共工”。在编者的引言中，有一段专讲二十世纪是一个有计划
有系统的残杀人群的世纪。让我把其中最紧要的话译在下面：
在这一世纪的种种光辉成就之中也露出一些历史上最坏的恐怖：斯大林的
集体化，希特勒的残杀犹太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波布的屠杀场，伊底阿
敏的滥杀。我们为此试将罪责予以个人化，好像过失仅止於几个疯人，其实是这些
社会自上至下都曾拥抱或容忍过这种疯狂，包括先进的社会如德国。这些社会有一
个共同之点，他们都从极权体制中去寻求解决方式，而不是自由。神学家於此必须
解答上帝为甚么会允许邪恶的出现。理性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也不在神学家之下，
他们必须解释：为甚么进步并没有使人类的文明变得更文明些？
编者在这里指出“极权体制”是二十世纪最大邪恶的总根源，我认为是完
全合乎事实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极权体制”的故乡在西方而不在东方。以观念的
起源言，它始於马克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以组织的起源言，它是从
列宁开始的。这已是常识中的常识，用不著多费笔墨了。但是《时代》周刊中关於
列宁的一篇素描，则仍有一读的价值。列宁不折不扣地是一个最激进、又最热狂的
知识分子，是他第一次通过细密的分析，把马克斯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了起来。文
中引六十年代一位苏联的异议分子的分析，指出列宁一生博览群书，深思熟虑，文
笔也乾净俐落。但血流成海也就是这样造成的。他的残酷，与其归之於天性，毋宁
归之於下列诸因素：深信他的革命根据在“科学”、在“不容争辩的历史规律”、
酷爱权力、和政治上绝不容忍异己。这是俄国人的内部评论，应该是可信的。现在
前苏联的档案公开了，列宁亲笔下令吊死大批的富农示众，务使远近皆知的文件也
已出现。过去西方左派学术界以列宁为“圣者”而将一切邪恶专归於斯大林一人的
说法今天已成笑柄。我们对於列宁进行革命和建立极权统治的事实知道得越多，便
越明白中国“共工”及其追随者的一切作为，从弘网到细节无不一一抄自布尔什维
克。其中唯一“中国化”的部份则取法於传统的“流寇主义”。二十世纪是中国人
表演破坏力而不是创造力的时代，哪里会有“创造性发展”的奇迹出现？所以我说
，这场大火是由火凤凰从西方搬运过来的。“火凤凰”加上“共工”，这几乎便是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
中国的大火已经燃烧了五十年之久，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熄灭，所不同的是
现在燃料已经改变。最初三十多年的燃料是“共工”及其信徒们的无限的“权力欲
”，而最进十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来，由於市场经济的刺激，代之而起的
是更巨大而永远无法满足的“钱财欲”。“权”与“钱”两种燃料的互相支援，已
使昆冈火焰冲天，隔海望去，好像是一片兴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几千年累
计起来的精神资源已经焚烧得只剩下残灰了。所以这两三年来，大陆上已出现了不
少关於精神危机、道德破产的严重信号。就我所知，便有《中国社会的困惑》(一九
九六年)、《大变革时代》(一九九六年)、《关键时刻》(一九九七年)、《商士论衡
》(一九九七年)……这些专书，其共同的讯息便是对这场由新燃料所突然加强的贪
婪的欲火，发出紧急警报。
郑义和他的天安门夥伴们其实都是义务消防队员，但是他们要救的火却恰
恰是“共工”的徒子徒孙辈万世相传的富贵根源。所以或逃亡、或流放，他们先後
都飞越太平洋，从现场救火变成了隔岸观火。但是我深知他们是决不甘心长久被迫
观火的，他们的心仍时时刻刻系绕著火场。
在这篇序文中，我曾一再引用中外关於“火”的神话来表达我读《自由鸟
》的一些感受。现在让我再引用一段佛经上的“火”的神话来结束这篇急就章：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
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见尔！”天神感嘉，即为灭火
。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余英时序於普林斯顿



後 记


郑 义
 

原本就没有打算写後记一类的文字，求得余英时先生的序，更有一种圆满
之感。渐渐地却事有异样，连日来，余先生序言结尾处那个佛经故事莹绕梦魂，不
得片刻安宁。
眼前腾起的，是鹦鹉濡羽扑火的惨烈画面……
也许该作一後记了。
余先生说，这些文字，每一篇都是血泪所成。自然是一番美意，但却触动
了我的心事。记得是去年，在华盛顿有一个亚洲作家大会，主持者安排正在普林斯
顿讲学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作主题演讲，大江先生却推荐我去。会议主题是“冷
战後的亚洲文学”，但我却很难感受到这“後”：不是吗，亚洲还笼罩著阴霾的战
云，在朝鲜半岛，在台湾海峡；还四处流散著无可掩饰的专制与赤贫。而在我的祖
国，更是罢工、抗议、骚乱甚至暴动几乎无日不有，正直者囚禁於监狱，冤魂游荡
於大地，每年死刑动辄数千，哪有一丝“後冷战”的妥协合作式的祥和？於是便照
直说了，顺便还调侃了柯林顿总统一番：不久前，“後冷战”的柯林顿说漏了嘴，
称中国为“前共产党国家”。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亚洲人无法具备这种超前意
识，我们仍然身处十分艰困的境地，我们手中的笔，仍然要为自由、人权这类基本
价值而不懈战斗。
在这里，唱反调并不以为忤，於是便搏来一片掌声。回答问题时却生出枝
节：总是有人以我揭露暴政的文字为例，表示激烈赞同，或问我是否还要继续这样
写下去，竟使我悲从中来。我说，文学应该是美的，应该献给人类一种无与伦比的
优美。考虑到几个语种的同声翻译，我吟诵了一首妇幼皆知的唐诗：“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无论是意境还是音韵，何等清纯优美
！而我为甚么要面对残忍与血腥？我的每一篇文字，一笔一划都是蘸著人民的血泪
写成的！为甚么会是这样？为甚么？我和我的中国同行都崇拜著文学的清纯优美，
我们真的不愿意！可我们又不得不这样写，用人民的血和泪来写，我真的不明白…
…言未尽，却已声泪俱下，竟至於泣不成声。
片刻静默之後，有人当厅立起，高喊道：郑义，我们支持你，不要矛盾，
就要这样写下去！继而，又有人以现实为例发表赞同“血泪文字”的长篇意见，也
有人指出中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并随即陷入被“围剿”……接下来一场混战，主
席维持秩序，同声翻译们紧张而亢奋……
──今天依然如此。读罢余先生序数日後，我方才醒悟到，不想自撰序言
或後记，那隐於潜意识深处的，依然是这种莫可言状之沉痛。我自己该如何向读者
介绍这本《自由鸟》呢？有罪恶的证词，有自由与尊严的辩护，每一页皆浸了哀痛
与叹惋。若是在大陆出版倒也罢了，偏是只能在台湾出。不成了强迫阅读吗？台湾
读者又与此类文字何干？理论不是理论，散文不成散文，纯是些非驴非马。作为作
家，实在是很惭愧的。其实，将这些文字结集付梓，原本想了结这一番悲情，金盆
洗手，改邪归正。我长像很丑，但天性爱美的。不信可找《远村》一读，真是优美
淡远。就是未达怨而不怒之化境的《神树》那山、那树、还有那些热辣纯情的山村
女人，写得多美呀！在小说家这行当里，我有足够之自信，是不惮於与大师过招的
。《自由鸟》使我意识到一种灵魂的撕裂。该是及早结束这种两面作战之困境的时
候了。常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在遥相呼唤：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
再回过头说一句那鹦鹉扑火的故事，结局仍似过於乐观。对於我们这个不
信神的民族，大约不易得到神的垂悯，再大的火，还得自家去扑。倘若真到了都要
濡羽赴火的份上，只怕是再也分辨不出哪些鹦鹉本是歌唱家或艺术家了。那“不忍
之心”，也许是“狗改不了吃屎”之类的天性。
这个难产的後记写得太晚了，不知能否在发排之前赶上。我要向三民书局
的编辑先生致谢、致歉。实在赶不上便也罢了。像我这样卖瓜的对自己的瓜说不出
个所以然的，少见。也要向始终支持我的妻子致谢与致歉。像她这样眷家糊口又苦
口婆心催促丈夫写那些不值钱小说的，也少见。□
    (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於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