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消息姗姗来迟：俞心焦和女友在北京双双被捕，判刑7年。“我原本只
是个抒情诗人，甚至曾经一度被称为知识分子。但是现在，我更乐意做一个自由战
士。我热切地关心着政治。作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人，我的政治权利是永远不可拱
手让渡的。我当前的政治行为与我的写作行为在真正的诗意上取得了一致，两者毫
无矛盾之处”。（《别了！我的同志们》）
      自“六四”结束与邓小平南巡後，中国社会不再有激情和勇气，不再有智慧
和创造，开始全面滑向专制、罪恶、庸俗、贫弱和物化。俞心焦的出现，似乎是一
个象征，代表了社会光谱的另一端。“在1993年夏我致力於倡导中国文艺复兴之前
，我审慎地对自身作了一番资格考察，从我的经历与修行来看，我发现我是我们的
。开始发言的时候，我已知道我确有把握，那时我站在窗边全心身颤栗。那时以来
，我走的就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道路，那是渴望尊严、渴望进入自由王国的人
们的必经之路。”（《与永恒取得联系》）
      1993年夏，俞心焦在杭州和上海讲学时，正式提出并致力於倡导“中国文艺
复兴运动”。这是一个旨在为中华民族肩负起社会正义与文化重建的双重使命的运
动。1994年7月，全球发行的《星光》月刊发表了俞心焦的《掀起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一文，立即在文化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从官方文艺理论的“掌门人”王蒙（虽说
他是来打棍子的），到持自由立场的人才学家雷祯孝和哲学家李磊，还有民间评论
家里纪。一时，恰如一位印尼华侨学者孙希所言：“文艺复兴”的幽灵在东方上空
徘徊。
      1995年末，俞心焦与他人一起在广东创办中国新文化季刊《工作》，向时代
发出了微弱但却是坚强的声音。刊物得到香港工商、金融人士的资助及大陆部分体
制内作家的支持。“现在他躺下要看看高空中是否也有冤鬼游荡/很快他站起来雄狮
般抖落尘土/在恶意的谦虚与江湖酒令之间/他选择了如日中天的公正。”（《自画
像》）作为一个诗人，俞心焦是天赋的；作为一个自由战士，俞心焦是一往无前的
。现在，他要告诉世界：诗人不仅是对苦难心灵的鼓舞，也是对专制政权的革命。
不敢参与政治革命的文化运动是不可能造就出精神巨人的，而没有文化理想的政治
革命则是肤浅的。
      1997年7月，“中华民族复兴党”在杭州秘密宣告成立。俞心焦以其出色的思
想、组织才能和特有的人格魅力被选为第一任主席。“中华民族复兴党是从中国文
艺复兴运动和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它是立足於文化本位的真正能够代
表民间进步呼声的政党。除了热切地关注广大工农的命运之外，我们党还有这样一
个特征，那就是遵从文化的内在奥义，而且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文化创建能力。致力
於文化创建和维护自由表达的权力，这也是我党的重大方针政策之一。中华民族复
兴党还将是一个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的政党，但在忍无可忍时，我党也可能采取以
暴抗暴的军事性行动”。（《别了！我的同志们》）
      中华民族复兴党的成立，表明中国自“六四”运动结束、知识分子喊出“告
别革命”、不再担当社会正义的代言人後，一群怀抱拯救民族的理想的年轻文化知
识分子，试图用个人的牺牲精神来唤起整个社会的热情、良心和勇气。同时，中华
民族复兴党的成立似乎也在告诉国际社会，在关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时候，应该把
眼光放得更大、更远一些，不要仅仅盯在海外的流亡者身上。俞心焦的建党行动似
黑夜里的星光，虽不光芒万丈，但给人指明方向：在政治上我们是能够做自己想要
做的事情的。这一点，在日後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公开向中共当局注册登记成立政党
的中国民主党浙江党部负责人王有才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俞心焦的建党实践给王有才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开始就进一步拓展政党活动
的方式作广泛而深入的意见交流。作为一个诗人革命家，俞心焦是浪漫而辉宏的。
在刚组建完中华民族复兴党後，俞心焦就豪情满怀地写下《别了！我的同志们》。
这份政治遗言写得是如此的悲壮，以至於有一次当俞心焦和王有才走在路上面临搜
身危险时，王有才几乎要将它撕碎吞下肚里。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王有才日後则
以一种踏实的风格组建了中国民主党。
      杭州因西湖而美丽，也将因革命的发祥地而骄傲。1998年元月，俞心焦花了
近三个月的时间，考察了福建、广东、湖南等省份的许多城市和农村，接触了不少
的工农大众。他与他们交谈，甚至和他们一起参加劳动。他深深地意识到，任何一
切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运动，必须要对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对工农大众表达更实际的
爱和更大胆的信任。
      4月，俞心焦在杭州就中华民族复兴党当前和今後面临的形势与任务以及全体
党员应有的工作态度等问题，作了题为《及时行动，精诚团结》的演说。同时，他
还就中共当局逮捕中华民族复兴党党员熊晋仁、马哲、马强和吴若海作了严正的谴
责，并向海外媒体就此事件所作的报道致以谢意。会後，这份极富诗意激情的演说
稿，作为中华民族复兴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向外界作了散发。“当前我们的政治
目的和政治任务毫无疑义地是为了结束法西斯式的一党专制，建立以法制与民主为
原则的多元政治国家。执政党不依仗暴力的威慑而是靠质量竞选取胜，这一点应当
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准则被确立下来。我们的终极理想决不会只满足於简单的政治
或经济操作方面而是要创立更加合乎人道和天意的文化国家，它的意义在於对人的
精神的造就而决不是世俗概念上的关於成败得失的算计。“对诗人来说，此举或许
是一种浪漫；但在中共当局看来，这是一种胆大妄为的“挑衅”。
      6月下旬，俞心焦在被中共当局连续跟踪後於宁波至杭州的途中被捕，但24小
时後又被释放了。俞心焦被释放，给世人一个错误的信号，似乎中共当局默认了民
间的建党活动，因为俞心焦是以中华民族复兴党党魁的身份被拘捕的。按共产党惯
例，他必下大牢无疑。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共当局迫於美国总统克林顿即将来华
访问的形势需要，释放了俞心焦。受此错误“利好”消息的鼓舞，王有才在俞心焦
被释放的第二天，立刻将设计好的党纲、党徽向中共民政当局提出申请，成立中国
民主党，自此，拉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中国民间建党运动的序幕。这既为中国政党
政治的实践赢得了时机，也检验了中共当局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的诚意。7月中
旬，俞心焦秘密来到上海，就中华民族复兴党的组织、策略和具体操作计划以及同
海外的民运组织的沟通等问题，同各界朋友作了深入的探讨。年末，在组织征集就
中共应如实向社会公众反映百年不遇的洪灾损失情况的签名活动後，俞心焦再次遭
到当局警告性的拘捕。
      1999，一个被预卜为灾难的年份。当中国面对共产党执政後为实现民族的进
步而掀起的最大规模的“六四”民主运动十周年来临之际，俞心焦和其他许多异议
政治活动家一起，被捕入狱。“我无限地热爱生活。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可能心
甘情愿地把自己逼入牢狱，但是出於对自身之外更多人的命运的关心，我选择了危
及自身幸福的道路。我毫不留恋地抛弃了所谓的'著名诗人'的名号以及由这一名号
所派生出来的其它利益。是的，如果我象当前那些无耻作家那样去写作，我就早已
沦落为一个有时也会把'高尚话题'用来装点门面的中产阶级了。只是对这样的生活
，我丝毫不感兴趣。现在我唯一的愧疚，是针对爱恋我的亲人和少女，但请相信，
我对你们的爱决不会由於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而消解趋弱，它是巨大的，不着痕迹
的，但决非抽象。”“同志们，或许不久的一天，我就要被他们的'神圣法律'判为
十恶不赦的罪犯，今後你们要想见我一面都将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我将在永无休止
的审问和囚禁中受尽磨难，但我决不允许自己垮掉或改变自己的信念。我希望我的
痛苦能够激励你们继续斗争的勇气，而不是使你们更加消沉、失落，更不希望你们
更加怯懦，甚至无耻地背叛。如果你们真想安慰我，你们就应当知道你们最应当去
做什么。”“除了斗争，我们不会再有其它的工作了。同志们，更努力些吧，虽然
我将离开你们，但别忘了，我也在继续工作。今後我的主要工作，是坐牢，是去付
出我全部的生命。”“毫无疑义，我们都是追求真理的人，但真理不可能被任何一
个人廉价地抵达，它需要我们付出高昂代价，需要我们超越於一切世俗欲望之上开
始真正灵性的生活。正确地解决生死观，避免虽生犹死，是我们追求真理的最起码
要求。当代意义上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需要遵循真理的引导。如果真理是一束光
，那么革命就不仅仅是对光的发现而是变成光本身。总是停留於借光的阶段是不负
责任的。”“同志们，当我被囚禁、被枪杀的一天终於到来时，我希望大家化悲痛
为力量，希望你们明白，实际上，自由而英勇的心灵是任何邪恶势力都不能够将它
囚禁、将它扼杀的。你们一定要更加无所畏惧，因为恐惧是最败坏生命的。你们应
当自信、快乐；对於自由而勇敢的心灵，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唱歌、舞蹈。在这个世
界上，真正的牢狱只有一个，它的名字叫'恐惧'。当那残酷的一天真的到来时，你
们要想到，真正坐牢的不是我，而是那些始终被恐惧心理所支配的以及深深地恐惧
着我们的人。”“同志们，最後我要说一声：我爱你们！同时请允许我再次提醒你
们--务必各尽其职，把我党的关於文化创造和人性解放的事业不断推向胜利！”（
《别了！我的同志们）
      这就是俞心焦。他的意义不在於是否起草了成熟的政治纲领或进行了多少次
街头演讲；在於以其特有的精神魅力感染了相同志向的人（王有才），起而行之，
於“凑巧”中促成了1998年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的民间建党运动这一历史事件。这
就是诗人革命家的故事。
      波兰诗人杜维姆说：“政治不是我的职业，它是我良心与热情的功能。”著
名的文艺评论家李劫先生这样赞誉道，俞心焦是“自中国有新诗以来最伟大的诗人
”。
      我想说，作为一位年轻的诗人革命家，同样的赞誉，俞心焦亦当之无愧！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作者是俞的朋友，发自中国国内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