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的书面致词


亲爱的朋友们：
      我为自己能在本世纪末获得瑞士民主与人权奖感到十分荣幸，我由衷地感谢
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令人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前来领奖，与朋友们相聚。我等待
着能够自由出入国门的一天。今天，我只能委托我的朋友莫莉女士前来参加颁奖仪
式。    
      瑞士是个酷爱和平的国家，并有着尊重自由、民主、人权的悠久的历史传统
。对於至今尚不能享受到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於在一九八九年
“六四”事件中失去了丈夫、妻子、父母、儿女的受难亲属来说，贵国的生存环境
和生活质量是令人羡慕、向往的。但我们知道，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要讨回本来
属於每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在一九八九年，我们的亲人为
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以後的九年多时间里，我们作为死者的亲属为了同样的目
的继续付出了代价。这都是我们自愿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永远不能成为
自由人类中受人尊重的一员。
      中国与瑞士相距遥远，这种距离不仅是地域上的，而且是社会历史上的。中
国在走向世界文明的进程中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落後了好几个世代；今日中国的状
况，对贵国人民来说，也许早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忆。对於这种社会历史上的距离
，我，作为中国人中间的一员，感到十分惭愧，但同时更意识到了一种责任，应该
为缩短这种距离而去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中国的“六四”大屠杀已过去九个多年头了，时间的流逝虽然抹去了地上的
血迹，却无法抹掉血写的历史。只要死者的灵魂没有安息，活着的人就不会得到安
宁，对历史的记忆也将会继续。今天朋友们授予我这个奖项，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了让朋友们真切地了解那场大屠杀的残酷，我愿意借此机会，向朋友们展
示一位“六四”死难者的照片。这些照片已由死者亲属珍藏了九个年头，这次我得
到他们的授权予以公布，并作必要的说明。
      照片中的死者名叫吴国锋，生前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三年级学生
。这位学生遇难後，我为寻找他的亲属整整花了八年时间，一直到今年年初才有了
下落。当我面对死者的照片时，我的心被当年的那种残暴强烈地震颤了。
      吴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携带照相机骑自行车独自离校，於北京西单附近遭枪
击，头部连中数弹，挣扎於血泊之中，戒严士兵又用刺刀猛刺其腹部，致使肠子流
出体外。吴当时以徒手抢夺刺刀，手心处留有深深刀痕。但终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吴的父母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国锋遇难时，爷爷奶奶都还健在，爷爷
八十五岁，奶奶八十一岁。两位老人成天念叨孙儿。由於国锋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希
望，遇难後我们的精神垮了，太残酷了。每想起国锋，我们眼泪汪汪，万分悲痛，
常常整夜失眠，无法道尽心中愤恨。” 
      又据了解，吴从小学到大学，品学兼优。进入大学後，追求民主、自由。在
八九年学潮中，吴担任过本校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多次参加天安门绝食斗争。六月
三日夜，当他得知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後，本来可以留在学校逃过这场劫难的，但他
没有留下，而是毅然决然地奔赴天安门广场，结果是未到达广场就遇难了。
      这些年来，一些好心人常常问我，你自己已遭受到如此深重的苦难，又受到
政府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为什么还要去从事死难亲属的救援工作？我总是拿出一些
死难者的照片和难属们给我的信件给他们看。我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这些死者
和他们的亲属，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遭受到同样的残害。
      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好一些，希望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不
再有暴行和杀戮。我对不久前印尼华人姐妹遭受到的蹂躏痛彻心肺，但却无力救援
，只能默默地为她们祈祷。我呼吁人类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来制止施暴者，在即
将来临的世纪里，共同缔造和平、自由、安宁的家园。
      再次谢谢朋友们！
      (一九九八年十月)  


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鲁德夫·瓦格纳的颁奖致辞

(伯尔尼  １９９８，１１，７)


一
      中国，历史悠久，令人自豪。然而，对他的人民来说，今天与之相连的却常
常是恶劣且非常有选择的记忆。哀叹连篇，灾难累牍，我们耳濡目染了很多这类悲
剧。用於瀚海索贝、搜寻散佚的社会努力，和天灾人祸中的饿莩遍野，兵荒马乱中
的生灵涂炭，及无道暴君的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中国，死去的人或许会有公开宣布的原因，但是，对死者的悼念却只是家
庭，在今天至多不过是私人的事情。对牺牲的平民百姓，对那些在历史典籍上不沾
笔墨的人，那些毫无办法以家族史来点缀他们的社会声誉的人，过去一直如此。然
而，更有甚的是，那些敢於向现存环境挑战的人，他们就不仅不再是环境的牺牲者
，而且必须要承认咎有应得，如果还要继续探究死者的疑问，是否他们的挑战仍有
恰当恰当的理由不能完结，那么对逝者的追悼就会遭到警方禁止，并且面临惩罚的
威胁。

二
      当局非常喜欢引用撰写中国史籍的奠基人，西汉时代的司马迁的话（大约在
公元二世纪），他说，“人总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在毛泽东的纪
念堂，这段话雕刻在一块由泰山切割下来的花岗石上。然而，没有纪念碑纪念太平
天国内战时，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国内战争时，土改时，大跃进时，文化大革命时
，以及一九八九年的数百万的死者。值得悼念的只有英雄，而且只有那些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的历史眼光中正确的人。他们为此，在天安门广场，在毛泽东纪念堂旁
，为无数小人物竖立了所谓人民英雄纪念碑。而之所以要以此纪念那些无名和集体
的英雄，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帮助了共产党获得政权、和保持政权。对所有死
於其他原因的人，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值得纪念和哀悼。
      今天获得自由和人权奖荣誉的丁子霖，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失去了独
子，十五岁的蒋捷联。蒋捷联是，在邓小平的合理化建议下，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
镇压民主运动的众多的牺牲者之一。按照自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星期一，官方宣
布的平乱合理化建议的说法，蒋捷联是参与有黑手操纵的反政府的“反革命动乱”
分子之一。自此，这些说法日复一日地刺入人们的记忆深处。镇压一周後，政府开
始有组织的转化教育。所有国家企业及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及民众，乃至出租
汽车司机，都必须书面交代，他们的态度在这一运动中是怎样变化的，他们必须认
识到，政府是多么正确，对其所定性的“反革命动乱”的镇压对整个中国是必要的
。
      丁子霖女士和她丈夫蒋培坤两个都在北京人民大学教书。数十年来，这所大
学的任务是为党和政府培训青年干部。与此相应是对师资有很高的政治要求，他们
都必须是共产党员。学校领导要求丁子霖，对镇压公开表示欢迎，并且详细地写出
一九八九年夏初动乱的几个月中，她、她丈夫和儿子和哪些人谈过话，都说了些什
么。但是，迫使丁子霖忘记她那“轻於鸿毛”的儿子的丧失和悲伤却绝非易事。
      人们写出几百万份这样的报告，大多数报告甚至由於第一次写的不充分而被
拒绝，不得不写两次。对生活在那里的大多数民众，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规定训练
，人们在完成这种规定训练时，往往混有例行公事、玩世不恭和迅速地得到自己的
安全存在的考虑。
      丁子霖认为，她对年青人的哀悼完全和她参与的政治运动无关。她的行为不
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应，不是以男人的战略式的眼光为六四运动作一个总体性的分
析的反应。并且，她的反应也不仅只是自己私下里悄悄的怀疑。她丧失了儿子，她
知道忍受类似痛苦还有很多其他的家庭，由於禁止哀悼，他们也陷於类似的困境中
。
      丁子霖开始寻找联系这些家庭，然而，很多人出於恐惧不敢和她来往。事实
上，直到今天一些家属仍然不敢公布他们所失去的亲人的名字。她所进行的工作完
全是个人性的，近几年来，极其私人性的互相支持、团结，不仅对很多人，也是对
他自己的重要支持。
      丁子霖开始收集六月四日夜间，在北京被军队杀害的人的名单。这是一个充
满勇气和独一无二的行为，是对官方管制回忆的挑战。因为当局刚刚宣布在天安门
前没有杀死一个人，稍後又说，人们为了不使家庭蒙耻而不愿公布参与动乱者的名
字。但是，突然之间出来一个丁子霖名单，它清楚地写明姓名、地址、职业、父母
、配偶和孩子的情况。
      在五年中，她成功地找到在那一夜牺牲的一百四十五名男女老幼的姓名。在
寻找期间，当然，不允许她在报纸刊登广告，不会有电台报道这一不寻常的活动，
也没有一个北京的杂志会派记者采访她。任何信息公开，都会受到共产党所固有的
信息垄断的猜忌迫害，不仅如此，还必须逃避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严格管制的狭隘的
、但是重要的信息途径。她的这种联系工作只能通过私下，并且经常是在充满不信
任、恐惧的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它却表明国际上的公开舆论，对於一切社会中最私人性
的活动的意义。
      一九九一年，一位外国记者听到丁子霖的名单，并且在中文的无线电广播中
播出了它。两年後，美国的一个电台采访了蒋培坤，设在香港、美国和欧洲的人权
组织通过信息网络把丁子霖在中国所进行的努力变得众所周知。

四
      她搜集在一起的名单，不是一个英雄的名单，而是一个出於各种不同的意愿
、动机和经验，由於在那一夜牺牲而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名单。这份一九九四年在香
港《九十年代》杂志发表的名单，是基於追忆那些死者的人权，和生者对死者的悼
念的权利，然而也含有对镇压的必要性理由的怀疑。尽管它是冰冷的、未加渲染的
事实，这份名单却必定显示出它所固有的反对这种理由的力量。在所列的一百四十
五名死者名单中，有四十九名，在五年後，人们仍然只能在名单上看到他们姓名拼
音的第一个字母，在那後边还隐藏有，或是没有发现，或是惧怕回忆死者的巨大数
字。
      对於共产党政府来说，控制过去和对它的回忆是重要的，因为它在现今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涉及到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它使中国国家控制的记忆遭
遇到公开的另一种选择。所以尽管它只是一个冷冰冰、毫无渲染的一百四十五名死
者名单，只是通过复印在中国流传，共产党却肯定不会放过它。为此，丁子霖被撤
销党籍，降低职称。蒋培坤则丢掉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两人一度被拘捕，并且一直
受到特务警察的纠缠。尽管如此，比起以前及年青一些的人，比起魏京生和王丹，
以及其他人，如那些想建立独立工会的工人，他们所受的对待仍然不是最坏的。对
此有多重解释，一个可能是，政治领导集团中较为年青的成员认为，过分坚持宣扬
对一九八九年的镇压民主运动积极评价所付出的国际代价得不偿失；也有可能是，
过去十年生长出来的新的中产阶层非常明确的希望有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因此，
对丁子霖采取强硬措施可能会导致一个错误的信号。

五
      然而，从一切迹象来看，丁子霖自己不曾为身外的这些考虑所动。她的坚强
和自信是由那种百折不挠和真诚淳朴所滋养的，她拒绝那些她所熟悉的极具城府的
算计。
      魏京生不是被关进监狱很多年了吗？在他暂时被释放时，她却成为他的一个
好朋友，并且在一篇前言中感谢魏京生的支持。
      克林顿总统来北京访问了？她就给他写信。
      李鹏将要在一九九七年作新的全国人大主席？她就给全国人大写信：要求代
表们表示反对李鹏；建立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一九八九年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事件。

      当局千方百计地迫害刁难她，毫不遮掩地把她置於困难动荡的境况，并且获
得了成功。但是，丁子霖却从每一次窃听、纠缠、和跟踪迫害中，汲取了丰富的经
验，在和其他知识分子的经年不断地讨论中，她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反省，对中国
知识界的自我解析，使她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民众”“明显地相当薄弱的个人、
个人权利和自由意识”，不是“美德、而是缺陷”。与此同时，她也看到另一种危
险，“民主运动”可能在政治上成为“党派斗争”的口号，这对一般人毫无所益！


六
      从生者对死者的回忆和悼念权利，到她和她的丈夫两人起草签名的，一九九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呼吁书：《自由和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和公民权利宣
言》，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这两封呼吁书是长期讨论，逐渐成熟的结果，甚至可
以说是中国社会近年来发展的、广泛的自我声音的一部分。它通过国际媒体成功地
突破了中国政府方面的信息封锁。
      它的人权宣言的第一点就明确地说，“今天，我们中国人最缺乏，因而也是
最迫切需要得到保障的正是公民的个人自由。”
      对於以如此方式在中国明确地自我表达出来的认识和要求，对於这种百折不
挠、淳朴真诚地要求迅速改善的看法，丁子霖做出了极其富於个性的、具有女性特
质的非常重要的贡献，和八九年民主游行经常展现的略带幻稚的表述和态度相比，
显示出它已经趋向成熟。
      为此，自由和人权基金会决定把今年的奖授予她，我认为是非常谨慎的斟酌
，极其恰当的选择。
      (仲维光译)□


莫莉花代领奖致辞


尊敬的瑞士自由和人权基金会的朋友们，尊敬的各位来宾：
      在荣幸地前来瑞士这个美丽的国家、代表丁子霖女士参加颁奖仪式之前，我
从瑞典打电话与目前居住在中国南方乡下的丁子霖女士联络。在一次通话中，由於
她刚迁到乡下不久，中国国安机构在窃听时出了技术故障，丁子霖女士听不到我的
声音，我却能听见她在电话那头悲愤地质问窃听者：“你们为什么老是偷听我的电
话啊！”
      这就是丁子霖女士不能亲自前来瑞士领奖的原因。处在这样被严密监视的恐
怖环境之下，为了继续坚持她的寻访和救助“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工作，我们亲爱
的丁子霖女士宁愿留在中国——一个至今仍不允许它的公民自由地出入国门的祖国
，一个像我这样为自由和人权奋斗的人必须流亡他乡的祖国。
      我也和在座的各位一样，至今没有机会见到丁子霖这位我心目中的伟大的中
国女性。但是，我和她在心灵上是息息相通的。
      1989年中国的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六四”屠杀血案後，我作为一个教师
，在学生哀悼北京死难者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谴责李鹏政府的罪行的演讲，因此被判
刑三年。在监狱里，中共一些审判官逼我认罪，他们撒谎宣称说：在北京并没有发
生过镇压人民的血案，根本没有打死什么人。当时我便想，总有一天，我们要把在
“六四”屠杀中死难的人们的情况调查出来，告诉世界：曾经有过那么一些男男女
女，他们也是中国人，但是他们淌着鲜血倒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倒在自己祖国制
造的枪弹下不再醒来。
      但是，我在出狱後因为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再一次被中共当局追捕，被迫流亡
海外，我没有机会去做我一直想去做的事情：调查“六四”大屠杀中死难者的情况
。
      在北欧，我欣喜地得知，我没有能够去做的事情，却由一位“六四”受难者
的母亲去做了。
      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在她那年仅十七岁的儿子被机枪子弹射穿胸膛之後，她
曾经一度痛不欲生。但是，她从自己的深重痛苦想到了其他受难者及其亲属的痛苦
，於是她擦干自己的泪痕，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拖着她多病的身体，去一家一家地
寻访受难者及其家属，给他们送去一小笔一小笔捐款，以抚育孤儿和赡养老人，并
且把她寻访过程中一桩桩、一件件沾满血泪的真相公诸於世。
      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将心的碎片铸成人间大爱，以她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毅
力，承受着我们在自由国家不可想象的困难，长期地从事人道救助工作。她因此受
到中共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惩罚，她被党内除名、被停止研究生导师资格，还一
度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但是，她多年的努力，让世界了解到“六四”血案的真
相；她多年的努力，给那些处於社会下层的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那被遗忘和
被遗弃的一群带去人间温暖和爱心。
      但是，今天的中国政府，他们一只手签署“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另一只
手却在继续侵犯像丁子霖女士这样的优秀公民的基本人权。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对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权利的压制，甚至目前还在大规模地逮
捕要求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异议人士。对於这样一个专横的政府，世界各国应该
不断地对它进行监督和指控。
      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固有权利。中国人民苦苦追求自由和人权的斗争已
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我很欣慰的看到，在中国人民的艰难抗争需要支持的时候，
具有尊重自由、人权的光荣传统的瑞士人民，始终在关注着我们。今天，“瑞士自
由和人权基金会”把本年度的人权奖颁发给丁子霖女士，这不但是对丁子霖女士个
人的卓越贡献的奖励，也是对所有被欺凌被迫害的“六四”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
对所有不屈不挠地争取自由和人权的中国人的一种令人欣慰的关怀和鼓励。
      我代表丁子霖女士和所有追求自由和人权的中国人向你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1998年 11月 7日於瑞士伯尔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