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国内便有学者指出：“到中共十五大召开後，无论邓小
平是否在世，我们都可以说，邓後时代正式开始了。”“从‘讲政治’口号的提出
到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深入，许多迹象表明，邓後时代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勃列日涅
夫时代。如果缺乏其他强有力的国内外动因，制度的内驱力会自然而然地把党官僚
集团引向那个方向。”三年时间过去了，上述预言得到进一步的验证。邓小平去世
了，乔石下台了，江泽民一手控制了党政军大权，邓後时代的模糊说法可以让位於
江泽民时代了。如何把握江泽民时代的基本特征，如何展望它的可能走向，成为人
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尽管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说，未来是无法准确预测的，但人们总是禁不住要
对未来进行展望。有两种基本的预测方法：一种是基於对自身历史和现状研究的趋
势外推法；另一种是建立在中外比较研究基础上的典型类推法。展望一个处於转型
期社会的未来前景时，使用趋势推法往往会把人引入歧途。一九八九年“六四”前
後，许多人依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对未来作出了悲观的估计，而邓小平南巡之後
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则令他们大感意外。同样如果人们根据後邓时期的发展趋势来
展望邓後时代，完全可能会再一次作出错误的判断。典型类推法虽然也有自身的不
足，但在展望转型期社会时，常常能够给予人们更多的启示和灵感。典型类推法的
大致步骤是：首先确定划分类型的标准特征；接下来通过比较研究确定属於同一类
型社会的其它主体；再从一个或多个同类型社会中概括典型的发展模式，以此展现
自身未来发展的主要特征；最後依据自身有别於同类型社会的其它特征，确定对於
典型模式的可能偏离。
当前中国大陆社会两个最根本的特征，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一是中国传统文
化背景。分别以它们作为标准特征，很容易找到两个典型的比较对象，前苏联社会
和台湾社会。苏联总共经历了四个时代，列宁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
涅夫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时代。台湾社会迄今已经历三个时代，蒋介石时代、蒋经国
时代和李登辉时代，如果考虑到国民党在大陆的渊源，再加上一个孙中山时代，那
么也是四个时代。江泽民时代最恰当的对照物，就是上述两个社会的第三代，即勃
列日涅夫时代和蒋经国时代。然而，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既不喜欢勃列日涅夫时代，
也不喜欢蒋经国时代，因为这两个时代的结局并非他们所理想，他们比较属意的倒
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时代。因此，我们最後也要对照李光耀时代进行展望。
首先参照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相对而言，它与江泽民时代具有最根
本的相似特征。当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当代大陆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影
响最大的，究竟是社会主义制度呢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的毛泽东时代，人们
的答案自然是前者。毛泽东一再强调“将革命进行到底”，“天翻地覆慨而慷”，
与传统彻底决裂，新旧社会两重天。这一点似乎得到时人的认同。然而，当前苏联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後改变颜色，中国大陆的极权制度却依然存在时，一些人改变
了思路，转而强调国情特殊，强调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现实作用。制度与文化的关
系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应当允许人们保留不同意见，但是对於我们眼下的问题
来说，答案还是比较简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百姓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生
活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老百姓更接近呢还是与前苏联老百姓更接近？城里人和农村
人恐怕是不一样的。具有城市户口的大陆人的生活更类似於前苏联的城市里，现在
大陆农民的的生活大概更接近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农民。但是，在当代社会中城市是
起领导作用的，城市化是现代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城市人口的特征更能代
表全社会的特征。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政论家把勃列日涅夫时代称为停滞时期。细分起来，
还可以把它分为三段，基本特点分别是：早期一切求稳，中期全面僵化，晚期加速
腐朽。
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是一个不成功的改革年代。在赫鲁晓夫当政的十一年里
，否定了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暴政，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大幅度调整了外交关系，
部分解除了言禁，开始了经济改革的尝试，还进行了干部队伍的更新换代和频繁的
机构改组，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等一系列新口号、新纲领。尽管赫鲁晓
夫只是一个很糟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还是超越了党官僚阶层的承受力，因而被他
一手提拔起来的苏共主席团（即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推翻了。政变後上台的勃列
日涅夫秉承党官僚阶层的意志，把稳定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中止了赫鲁晓夫的改
革。行政改革被完全否定，已经改组的党政机构重新恢复原状；原来就由柯西金负
责的经济改革勉强维持了一两年後无疾而终；政治上全面倒退，给斯大林部分平反
，收紧了对言论的钳制，重新强调国家的专政职能，加紧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在推翻赫鲁晓夫的过程中，曾经在政变分子之间形成过一种短暂的共识，一
方面，党内必须形成制度化的市民社会以防止专断的权力；另一方面，对人民特别
是对知识分子必须维持集权规则以防止出现自由化。然而历史证明，从一党制滑向
独霸制是一种内在趋势。勃列日涅夫早期的领导核心被称为“三驾马车”，政治局
里面还有其他一些野心家，经过宫廷政治的反复角逐，到勃列日涅夫时代中期，政
治局已成为勃列日涅夫的“一言堂”。苏共党内某些开明的知识分子智囊人物，极
为痛心勃氏早期的争权压势导致技术革命机遇的流失，期望和帮助勃列日涅夫尽快
稳固权力，以便借助新权威来推行改革政策。事後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党内高层权
力的集中并不一定带来政治权威和政府能力的提高，事实上常常带来的反而是日益
加剧的政治僵化。一方面，在党内政敌被清除後，执政党的领袖同时也丧失了政治
敏感，不再有对社会和党内基层的舆论作出及时反应的冲动。史家指出，当勃列日
涅夫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时，他对於苏联社会面临的所有紧迫问题几乎没有作
出任何重大决策。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在进行高层权力斗争时，需要得到中下层
干部的支持，相应地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对後者作出承诺和许愿。勃列日涅夫中
後期既然奉行无为政治，他对於下面的干部就很少要求和触动，因而彼此相安无事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共干部队伍空前稳定的一个时代，在各级干部长期任职的过
程中，形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每一个王国都有它的“君王”，正式制度
几乎毫无效用，贪污腐败盛行，民众怨声载道。上上下下一起挖公有制经济的墙脚
，“寻租”“上贡”成为牟取个人利益的最佳途径和大多数人关注的中心。
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一共只统治了二十八个月，因此把它们归入勃列日涅
夫後期一并讨论。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从僵化走向腐朽。在“红色教皇”苏斯洛夫的
一手把持下，苏共的意识形态最终变成了一具僵尸。这样，苏联就从一党制国家蝉
变成假一党制国家。前者执政党依靠意识形态吸引和联系群众，通过联系人运动保
持一种必要的社会活力；後者的执政党则完全是党官僚操纵的一部脱离群众、自我
服务、没有灵魂的机器。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既是苏联群众性的
意识形态，也对欧美国家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经过斯大林的暴政，比较
有头脑的知识精英开始怀疑和唾弃共产主义，四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
独秀就对斯大林体制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在五十年代，通过以人道的社会主义取代
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能够在苏联国内外的知识界和普通老百姓中保留
一块阵地；到勃列日涅夫下台以後，对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研究陷於停顿乃至倒退，
六十年代在欧美蓬勃兴起的新左翼思潮就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联系了。当共
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质量上、深度上已经不能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相匹敌时，它在数
量上、广度上出现了最後的一个扩张期。七十年代中期，美国从印度支那撤退，葡
萄牙从葡属非洲撤退，古巴继续在拉丁美洲扩大其影响，共产主义国家一下增加了
十来个，这一进程到阿富汗而告结束。与此同时，苏联阵营後院起火，继东德、匈
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事变之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在八十年代的兴起表明官方意识
形态在苏联东欧国家人民的心目中已经信誉扫地。
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持续了二十年，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则肯定维持不
了那么久。首先，领导人的年龄不同，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上台时不过五十风出头
，所谓“第三代”中国领导人真正接班时已年逾古稀。在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处於攻势，苏联的领导人尚有相当的自信和洒脱的
资本；今天，共产主义已经退守一隅，几个残存国家的领导人在精神上处於草木皆
兵的高度紧张状态，无从表现出足以吸引民众的超凡魅力。
显然，今天的中国和昔日的苏联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差别。尽管都是粗放型
的经济增长，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并不缺乏耕地、石油等自然资源，它最缺少的
是劳动力；而中国现在最富裕的是农村劳动力，只要政府为城市化开放绿灯，允许
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地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不难取得苏联三十年代工业化
高潮时的经济业绩。国内资金的缺口，只要坚持对外开放，保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
境，就不难通过引进海外华资和外国资本来解决。一九九二年以後痛下决心，正式
告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为“六四”後处於危境之中的中共政权拓宽了回
旋余地。几年来的经济发展顺境使一些人头脑发热，以为中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世
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中国的发展始终受到人均资源匮乏的制约，进一步的
发展势必要打破世界资源分配的现有格局引起方方面面的恐慌和各种各样的反应。
本来，信息革命为中国这样的资源小国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是，信息社会在本质上
是与极权政治不能相容的，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一样，完全
没有希望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新一轮世界经济竞争中获胜，除非社会制度发生根本
性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唯物史观，西方学者则称之为经济史观。邓小平是
比较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则不是。现在江泽民提出“讲政治”，是从邓向
毛倾斜的一个标志。在这里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要让人们注意经济基础
改变後社会阶级结构的相应变化。吉拉斯把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的统治集团称为“
新阶级”，学者们已经对它的特征作了许多描述，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正是由於
“新”，缺乏历史传统，其成员的阶级自觉意识不足，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更多地是
凭本能，而不是靠自觉，因而盲目性较大，不知道如何最有效地保护自身利益。在
传统的计划经济向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转化时，作为上层建筑的专政机器、执
政党和统治集团的成分也会发生变化。“新阶级”变成了“新新阶级”，“新新阶
级”实质上是一种旧阶级，即中共在四十年代猛烈抨击的“官僚资产阶级”。官僚
资产阶级既不是唯权主义者，也不是唯钱主义者，而是权钱二元论者。他们知道如
何用权来攫取钱，如何用钱来保障权，也们的权势可以惠及亲友，他们的财宝可以
传给後代。他们并不满足於旧体制对自身利益的约束和限制，所以他们也是“改革
者”。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改革标准和限度，与民众的改革要求并不一致。苏联勃
列日涅夫时代的贪污腐败虽然很普遍、很严重，与中国的现状相比，就不可同日而
语了。“新新阶级”比“新阶级”更贪婪、更肆无忌惮，更具有传统统治阶级的行
为特征，因而也就种下了更激烈的阶级冲突的祸根。
就军队在政局中的作用来说，中国军方比苏联军方更加举足轻重。苏共的政
权是在人民起义中诞生的，中共的天下是将军们南征北战打下的，因而中共领导人
比他们的外国师傅更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苏联的军官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
损失最为惨重，大多数将军被处以极刑，中国的军队则是文化大革命中保持稳定的
唯一支柱。军方的动向对改革的前途关系极大。中国军队在对越战争中的失利，是
军方支持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接受了邓小平的信念，只有经济现代化
才能实现国防现代化。当北边的强敌受到严重削弱，南边的香港主权回归，国力日
益强盛时，军方的踌躇满志却给改革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邓小平的离去，
中国高层党政军力量的平衡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受到军方的强
有力支持，军人的本能促使他们寻求显示力量的机会。如果中国的政治家不能抑制
军方势力的膨胀，军方对扩大中央财政中军费开支的强烈要求，会大大加剧中央与
地方的矛盾，尤其是沿海富裕地区与中央的矛盾；军方可能的军事冒险行为，则势
必会加速现行体制的崩溃，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再来看一看江泽民时代与蒋经国时代的对比。一九六九年六月，五十九岁的
蒋经国担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掌握了政府实权，名义上的院长由副总统严家淦兼
任。一九七二年三月，蒋经国正式出任行政院长。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去世，
蒋经国担任了新设立的用来代替总裁的国民党主席职务。一九七八年三月，蒋经国
接替严家淦担任总统。蒋经国是蒋介石指定的接班人，在蒋介石逝世之前，蒋经国
有长达六年的见习期，因此在政权交替时没有出现动荡和混乱。这种情况和大陆所
谓第三代接班人的接班过程十分相似。
在蒋介石时代向蒋经国时代的过渡期中，发生了基辛格、尼克松访问北京，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交替等重大事件，蒋经国担任总统不久，美国的卡特政府
就决定与中华民国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蒋经国时代一开始就面临严峻的
国际环境，这一点也与江泽民的时代相似。然而，蒋经国执政期间保持了台湾经济
高速发展的势头，奠定了从发展中国家转化为发达国家的坚实基础；在他去世前夕
，果断地实行了政治改革，开放报禁、党禁，把国民党彻底地由革命党转变为宪政
党，开启了台湾的民主时代，最终也改善了国际形象和地位。显然，蒋经国时代和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历史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江泽民即使内心对蒋经国其人有所好评
和羡慕，口头上决不会有丝毫的流露。因为，蒋经国时代结束後，国民党虽然继续
执政，但其地位已经受到反对党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并且孕育了台湾独立的现实可
能性，从中共的立场来说，这些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且，即使主观上想要仿效
蒋经国，客观上也存在着重重困难和障碍。
蒋经国时代基本上不存在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前後，国民党和
共产党的经济纲领相差无几，二者都主张耕者有其田，推崇经济计划，培植国营企
业。五十年代以後，台湾和大陆开始分道扬镳，大陆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全盘引
进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台湾在土地改革後没有实行农业集体化，反而在美国的援助
和鼓励下实行了经济自由化，逐步溶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当蒋经国上
台时，台湾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以国有企业改造和与之相应的
行政部门管理体制改造为中心的经济体制转轨，则是江泽民时代所面临的一个极其
严峻的课题。台湾的财政一直比较充裕，很少有赤字；而大陆的现状是“吃光财政
吃银行”。目前，大陆国有企业总体上是亏损的，亏损企业则靠国有银行来填补窟
窿，国有银行的绝大多数是老百姓的存款，国有企业改造一天不完成，就一天存在
着金融崩溃的危机。
僵化的意识形态是大陆民主化必须逾越的一个障碍。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理
论的核心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消亡前的最後形态，所谓无产阶级民主不过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说法，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完全没有宪政国家的位置。三
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则与民主宪政没有矛盾。孙中山明确规定，实行三民主义、五权
宪法，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蒋介石离开大陆之前，已经召开国民大
会制定了宪法，开始实行宪政，只是由於内战，暂时实施戒严状态。没想到这一暂
时状态一直延续了四十年。蒋经国的政治改革在形式上很简单，就是解除戒严，恢
复宪政，并不存在理论上、法统上的障碍。在解严前的台湾政治实践中，也有类似
於大陆的执政党、参政党，也有选举中的指定代表、分配名额，但是有一点不同於
大陆，台湾允许独立的党外人士参选、竞争和当选，因而在民意代表机构特别是在
地方议会中，能够听到一点政治异见。此外，台湾的各级民意代表都是由选民直接
选举产生的，从而给了选民表达政治意愿，党外人士当选高层民意代表的现实机会
。
现实政治中民主机制的形成，往往离不开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均衡。台湾
的省籍情结为党外民主人士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点。台湾资产阶级分为公营企
业家和民营企业家两部分，前者主要是大陆人，後者主要是本地人；台湾的中产阶
级多数是本地人，这样中产阶级和台籍资产阶级携手，成为民主运动的中坚和後盾
。反之，由於“新新阶级”的出现，大陆新生资产阶级的主体有可能对民主采取漠
然甚至敌视的态度。大陆的民主运动不能搭民族、宗教、地域矛盾的便车，社会上
层和下层的阶级矛盾就势必成为民主机制生存的主要机缘。省籍情结作为台湾民主
化的内在动力，使得它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进一步膨胀，为政治发展留下了严重
的後遗症。统治阶级与一般民众矛盾的加剧，亦有可能激发一种民粹主义的革命情
绪，使未来大陆的社会发展更类似於两极分化、社会冲突不断的拉美模式而不像注
重均富和社会协调共济的东亚模式。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政府都是以军人为核心的政府，因为毛、蒋以及周恩来、
陈诚本身都是打一辈子仗的军人。但是，蒋介石的政府里经常有许多留美的博士和
教授，这是一个从孔祥熙、宋子文以来的传统。到蒋经国时代，博士和教授在政府
中的使用都更加重要了。尤其值得人们重视的是，一些在六七十年代参与过台湾学
生民主运动的人士，在蒋经国时代的後期已经位居部长一级的高位。他们对於台湾
的民主化进程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毛泽东的政府中是没有留学生地位的，毛泽
东不喜欢“洋包子”，包括留苏的学生，而邓小平这样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实际
上并没有没有在法国正经上过学堂。邓小平时代後期的政府中，开始吸收一些留苏
学生，但多数只是工科学士，而不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博士、硕士。这种情况
将延续到江泽民时代，不过变化正在出现，在北京和上海市的政府班子中两面已经
有了博士和硕士。我们同样注意到，曾经参与过八十年代时期大陆高校民主运动的
人士，目前已经有担任省、部一级政府职务的，担任厅局级干部的则更多，在军队
中军衔最高的已升至少将，但是，这些人要真正影响最高层决策，还需要五年到十
年的时间。
眼下，海峡两岸的中国处於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的差别也相当大
，但是，只要大陆市场导向、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改革继续下去，两岸的差距将会逐
渐缩小，趋同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大陆的民营经济正在蓬勃兴起，中产阶级以及下
层民众中的民主力量正在到处萌生与聚集，体制内的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远离正统
意识形态，与体制外的民主力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思想交融和人际联系。尽管现在
的中共领导人不希望邓後时代向大陆的蒋经国时代演化，历史的发展却不完全以他
们的意志为转移。
勃列日涅夫时代和蒋经国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李光耀时代则尚未结束。虽然
李本人已经辞去新加坡总理职务，但他作为资政仍掌控着政府的实权，况且他的儿
子李显龙在他的精心栽培下已经升至副总理的高位。新加坡在东亚“四小龙”中是
人口最少、面积最小的一个城市国家，而且也不是唯一的华人社会，之所以受到中
国领导人特别的青睐，原因无非是以下两点：
李光耀近来来刻意提倡“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把社会利益的重要性放在
个人利益之後”的儒家伦理，对西方价值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西方民主普遍
性只属设想未经证实，好政府比民主人权更重要。在这一点上，李光耀与日本、韩
国、台湾、香港的领导人都不同。譬如，日本新进党领导人小泽一郎在其近著《日
本改造计划》中指出：“个人以自己埋设於集团作为代价，从集团中获得生活与安
定的保证。那就是日本型的民主主义社会。……但是，现在的时代已改变，日本型
的民主主义已不适应内外的变化。现在再不能锁国，必须要变革政治、经济、社会
的现存状态与国民的观念，顺应世界。”韩国总统全泳三、金大中均积极提倡建立
“全球价值观”、超越东西方文明的“新文明”。尽管“儒家价值观”、“亚洲价
值观”一类的特殊主义的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普世主义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但是
为了抵御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念对其统治合法性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冲击，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宁可与李光耀、马哈蒂尔一类的反共分子结成意识形态上的“神
圣同盟”。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从英国殖民地的制度脱胎而来，实行议会民主，
多党竞争。新加坡法律规定，五个人以上可以成立政党，只要不是共产党性质的政
党，都容许存在。例如一九八八年就有八个反对党派出候选人参加竞选国会议员。
但是，自新加坡独立以来，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始终保持“一党独大”，占据了议
会的绝大多数有时甚至是全部议席。中共已经多次派出高级代表团访问新加坡，考
察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秘诀，发现其特点是软硬兼施、刚柔相济。软的一面是服
务民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领导下的职工总会、选区公民咨询委员会、运营委
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都把“服务”而不是“斗争”放在首位。职工总会的领导人强调
新加坡工会不能像西方工会那样“好斗”，要把工会的职能从单纯的劳资纠纷发展
为全面参与社会和经济发展工作的组织，建立了为职工服务的三个合作社，即保险
合作社、交通合作社和牙齿保健合作社，以後又办起消费合作社，成立了负责接受
职工对商人搞不公平交易的投诉的新加坡消费人协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社区组织
则主要通过举办各种福利和康乐活动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新加坡政府也致力於建
立一种符合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李光耀把“居者有其屋”和“公积金存款”制度
视为确保国家稳定的两项重要施政措施。硬的一手是通过严厉的管理法规来控制舆
论。新加坡现有的报纸全部由以政府股份为主的“报业控股公司”管理，“报业控
股公司”的董事必须经政府批准方能任职，报纸的登记证每年由政府换发，发现“
问题”时还可以随时勒令停刊数日，国家新闻局有权将载有攻击新加坡领导人言论
的国外出版物宣布为非法出版物，禁止入境；电影、音像制品必须经过电影检察局
审查，才准允放映。新加坡的反对党由於无法利用新闻媒介来宣传自己的政见，因
而很难与选民沟通思想，建立起必要的联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认为是社会党性
质的政党，曾参加过社会党国际的会议，但是，由於其施政方法背离了公认的社会
民主准则，被社会党国际以“侵犯人权”、“虐待犯人”等理由除名。
中共领导人目前正在大力鼓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积极提倡对民众
的各项“承诺”制度；同时，通过对“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暗中支持，
来为执政党垄断新闻媒介、控制舆论提供新的理据，这里面都表现出对“新加坡经
验”的一种仿效。但是，“新加坡经验”并不是那么容易学的。新加坡是一个二百
万人口的城市国家，与十二亿人的大国不能相提并论。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
、第一代领导人，在民众中威望之高绝非第三代领导人能够望其项背。而且，“新
加坡经验”在“东亚模式”中只是一个特例，我们不知道在李光耀时代结束後它是
否还能继续。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显然对於一种缺乏个人自由的社会有反感，所以李
光耀要实行比西方社会优厚得多的公务员薪酬制度才能留住人才。在中国大陆持自
由主义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当中，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同样受到质疑和批判。李光耀曾
在新加坡国庆的群众大会上说过：“我们有重要的理由，使每个人拥有最少一座房
屋。房屋属於不动产，……你的房屋和地产价值却全靠信心、稳定、秩序和发展前
景来维持。”“因此，由於两种资产，也就是（一）房子和（二）可观的公积金存
款，到了一九九四年，对大约75%的新加坡人来说，他们所选出来的政府是好是坏，
有很大的利害关系。”他认为，这些“将有助於确保负责任的投票和稳定的政府”
。显然，中共领导人既不能说服知识分子相信“新加坡经验”，也没有能力使大陆
的十二亿民众在今後的二十年内享受到新加坡公民现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统统成
为拥有自家房屋和大批存款、天生具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有产阶级。由此可见，
江泽民时代向中国的李光耀时代演变的前景并不看好。
利普塞特等人在九十年代初进行了一项有关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相关性的研
究，他们依据七八十年代世界各国的数据建立了一种Ｎ型曲线关系的模型。这一模
型指出，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有长期的正相关，尽管在中间阶段（即人均GNP介
於1500美元与3500美元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较早的Ｎ型曲线关系是由库文斯给
出的。他运用欧洲和拉美的历史资料，判明有三个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简单的
非耐用消费品、资本货物、耐用消费品（如轿车）的生产阶段，当各国进入资本货
物工业化阶段，欧洲出现了法西斯组合国，拉美出现了官僚专制国家。显然，中国
目前的经济发展正处於中间阶段，即资本货物的生产阶段，按购买力平价测算，人
均GNP正好介於1500美元至350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政治发展的指向极不稳定，
最有可能偏离在长时段中起作用的历史趋向，走上一段暂时的歧途。
国力提升与国际孤立并存，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公正同在，人口结构从农村人
口为主向城市人口为主转化，这是三十年代的日本和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所面临的
一种极其相似的国内外基本格局。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没落无可挽回的情况下
，一种打着“新保守主义”招牌的旧意识形态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这就是三十年
代日本右翼的亚细亚主义、国家至上主义和军国主义。应当注意到，三十年代初期
的日本右翼自称“革新阵营”，具有浓厚的“草根性”，并不是当时日本官方的正
统思想。由於当时的日本文官政府在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冲突面前软弱无能，促使了
民间法西斯势力与军部势力的结合。同样，如果真的出现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时代，
在官方意识形态僵化，行政效率低下面对国内外矛盾无所作为的情况下，不能排除
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与草根法西斯主义倾向相互结合的危险。
邓小平的改革只是半截子的改革。江泽民的功过虽然现在还不能盖棺定论，
但恐怕很难符合国人的期望。无论江泽民时代的中国究竟会如何发展，中国知识分
子肩负的担子都是十分沉重的，切不可被所谓“边缘化”的假象迷惑。虽说历史潮
流决非某些庸碌颟跚之辈能够抵挡，但是，停滞和曲折是经常会发展的，本世纪的
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就是前车之鉴。有远见和道义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
继续不懈地批判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来自底层的极
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毫不含糊地坚持世界主流文明的自由人权价值观和市
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这样，中国的前途才是光明的，二十世纪的“东亚
病夫”才有可能转变成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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