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四日是北京天安门“六四惨案”十周年的日子。沉沉十年了,“六
四惨案”投射在中国历史上的黑暗和血光产出两种强大的力量和效应。它一方面使
巨石般压在中共高层心头上的恐惧和懦怯日益加深加重;一方面却使凝聚在中国大
陆人民心头上的伤疤和义愤也日益加深加强。中共处於危机四伏之局。
正在这个时机,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也是原中共中委员的
鲍彤於三月廿五日发表了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和中共政治局
的一封公开信,敦促他们,赶快主动平反“六四”。
须记得,在“八九民运”期间,鲍彤以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公开同
情并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他积极执行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和平
解决学生要求民主改革的方针”,而毅然反对邓小平用武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既
定方针。李鹏於五月二十日宣布北京军事戒严,鲍又联络“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对
李鹏宣布首都戒严,指责未经人大常委按照宪法审议批准。因而邓小平在出动军队
坦克屠杀北京民运学生之前一周,即五月廿八日,便先即下令逮捕鲍彤,关押七年
,至一九九五年始释放出狱。然而鲍彤追求民主之心益坚。他今年六十有四岁,拟
云自谓余年无几,还能不“鞠躬尽瘁,死而後已”!
果然,细读鲍彤致江朱函全文,初则曰:“诸公和我,四十年代都参加过要
民主反独裁的示威游行。六四学生的目标,和你我当年的目标一脉相承”。结语则
曰:“诸公倘能顺应民意,开启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先河,也必将因此彪炳千秋,无
愧於青史。”
至此,我始悟鲍彤要求平反“六四”之函,自始至终向江朱等诸公揭示,民
主政治是全中国民意之所趋。因此,“平反六四”是民主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中
国开民主先河的必由之路。把鲍彤之函提高到这个层面上来思考和评估,可见鲍彤
自始至终不忘中国民主政治。他要求平反“六四”的目的,就是要求江泽民、朱熔
基等中共高层人士应迷途知返,回到民主改革的大道上来。
现在,人们较为关心的是鲍彤此刻挺身而出,是不是适当时机,会不会冒孤
军作战之险?
我以为不然。现在大陆上广大人民心中的沉痛和义愤正在日益升华成理智和
奋勇。所以,从去年早春时节开始,我们看到中共党政机关里的知识分子干部纷纷
起来,敢於抛头露面发出中国应如何实行民主改革的呼声和主张。这种新现象亦前
所未见。例如去年一月原中共福州市政府一位局级干部公开发表“中国需要新的转
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的宣言(全文已见本报第六版),引起国内国际的震撼
和轰动。稍後原北京“中国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一位四十余岁的学者彭明,建
立起一个“中华发展联合会”的民间团体。未及一年,中共知识分子干部和学者参
加联合会者达三千余人之众。直到去年冬方觉、彭明始被捕关押。可见中共当局对
此迟疑不决者达一年之久。此正暴露中共高层心有顾虑或意见分歧。
尤可注意者,从去年六、七月间起,八九民运中被捕的而近年获释的大学生
和知识分子干部,散布於全国各地,皆开始默默筹组民主党。浙江杭州的王有才登
高一呼,立即引发北京和全国十余省市的响应,纷纷向中共政府申请登记建党。中
共各地政府,从北京市到各省市,开初也是采取商讨、推托,请求上级的拖延态度
,但并无采取专政镇压的手段,亦即未作为敌我矛盾对待。
直至去年秋间,正是十月国庆前夕,北京始通令全国各省市针对民主党建组
人和参加者实行全面搜捕,严判重刑;十年以上不等。中共对民主异议人士政策之
剧变为“敌我矛盾”,是江泽民上台执政十年来所罕见的。这一政策也透露了一个
信息,中国大陆社会内部人心思变的力量在急剧扩大、升高,集结起来使中共高层
震撼而深感危殆,又厉声警呼:“稳定压倒一切!”然而,也就在这种政治逆流面
前,现在中国大陆上的异议分子、民主建党志士在全国各地还是此伏彼起,前赴後
继,真若一波推动一波,一浪高於一浪,对中共高层隐伏灭顶之兆。
而最使深居中南海的中共高层人士寝食不安,有“祸起萧墙”之忧者,则是
中共党政机关干部在中央从少量的部长到多数司局长,在地方从少量的省长到大量
的市长厅局长,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在大专学校程度。改革开放以来,现代世界的民
主自由思想风传中国大陆。他们耳濡目染,在他们心头民主自由思想已取代了马列
共产主义,而他们对“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之发生和今日上述人民民主运动
的发展也都身受目击,体会深刻。甚至在暗中或明里为推动政制的民主改革而在党
内制造舆论。
中共党内大量干部这种思想情况和力量,身居北京长期来同中上层大量干部
有广泛联系和接触的鲍彤当然不是略有所知,而是知之甚广。所以,应该可以肯定
鲍彤上书敦促平反“六四”均不是出於他一人一时的灵感,面是代表了中共党内一
大部分中上级干部的心声:和平民主救中国。中共高层若不作此图,唯有亡党亡身
而已。但中国不会亡,因有人民的民主力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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