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编辑部


朱熔基先生:
                              
      借这次你访问美国之机，我们愿就人权问题和你展开对话。
      近几年来，中共政府在国际上极力主张对人权问题要对话不要对抗。这看上
去不错，但何以只和外国政府对话，却拒绝和本国人民对话?不久前，一批六四受难
者组成对话团要求与当局对话，至今未见有任何积极的回应。这除了证明当局缺乏
基本自信之外，实在很难找到别的解释。在你和克林顿的联合记者会上，你又讲到
“只有不同意见的朋友才是最好的朋友，只有诤友才是挚友”。其实，要让普天下
持不同意见的人们彼此都成为朋友，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真正既可能又必要的是
彼此宽容，决不因意见不同就把别人打成敌人，就把别人关在国门之外或是关在监
狱之内。
      你把现今中国人权方面的缺点归咎於历史，归咎於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
你说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反动政权侵犯人权的，只不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只成立了五十年，五十年和几千年比较，怎么可能把所有问题解决”。按
照这种说法，似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一切，好事全是共产党干的，坏事全是祖宗
造的孽。这话讲得太过分了，非但没有说服力，反而显出不自信，不真诚。
      众所周知，自中共建国以来，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政治迫害运动
。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到文化革命，到六四，到现在，仅仅是
因为思想，因为言论，因为和平地表达不同政见，因为不同的政策主张，因为不同
的党内派系，因为家庭出身，因为阶级成份，因为在历史上曾经为旧政权做过工作
，有时甚至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虽然没有任何现行的触犯刑律的行为
，但就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被抄家、被监禁，以至被杀害者，还不
加上被株连的，按照胡耀邦在1980年对外国记者所说，至少也有一亿人以上。其打
击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再有三年大饥荒
。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标准，说人权就是生存权，就是吃饭权，那么，中共也是人
类历史上人权记录最恶劣的政权之一。根据官方刊物的研究统计，在1959-1961三年
期间，“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同样是根据
官方刊物的研究统计，纵观中国历史，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二千一
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
九十一万多人”。这就是说，中共的“三面红旗”，在三年之内饿死的人，就远远
超过了“封建专制的旧社会”两千多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人数的总和!
      以上所讲，都是共产党前无古人的创举。怎么能把它们全挂在古人的账上?我
们中国人的传统是记祖宗的恩德，唯有共产党相反，把祖宗当成替罪羊，千错万错
都成了祖宗的错。根据上述事实，谁还能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为反对专制和保
障人权而斗争?你说中共建国以来数十年，“在人权领域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你
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知道在中国如何才能实行保障人权”，这话别人当然不信，
你自己信么?
      不错，这些年来，你们对过去某些过於恶劣的错误有所纠正，例如在经济的
改革和建设方面有所进步。不过，还是一位山西老农讲了句大实话:“解放前，俺们
村就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再
说，由於你们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致使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中共先前
是以革命的名义灭私充公，如今一大批权势者又借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两样性质
相反的坏事让同一个党全干了。这也是史无前例。
      你公开主张禁止海外民运人士回国。你说“让那些人回来以後，中国没有法
制、没有民主”。此话何其荒谬。国民回到自己的国家乃最起码的人权，也见之於
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不是说要实行法治，要依法治国吗?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制
定过剥夺国民国籍法，请问，当局是根据什么法律、什么程序就剥夺了我们的中国
籍和归国权呢?事实上，你们甚至不敢对外公布你们秘密制定的禁止回国黑名单，可
见你们也知道那是见不得天日的东西。当年邓小平等在海外成立共产革命组织，明
码实价地要用暴力颠覆政府，也不见被当时的“反动政府”禁止回国。莫非这就是
中共在人权方面的“进步”?
      你又一次以中美两国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差距为理由，试图说明两国应
有不同的人权观，然而大家都知道，美国今天的人权观并非确立於今天，而是确立
於两百多年前。
      你说道:“假如你想对一个很穷的人谈人权问题，也许他比较感兴趣的是你只
谈直选，但这不是，这不是他最感兴趣的。他最感兴趣的是人权的其他方面，诸如
受教育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发展的权利、接受文化的权利，以及享有医护保健权
等等。”这话至少有两个不通。第一，即便“很穷的人”对直选一类权利不是“最
感兴趣”(?)，那么，其他许多不是很穷的人们呢?既然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为
什么不能允许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呢?为什么不能允许那些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已经
达到你所说的标准的人们先民主起来呢?很多人对京戏不感兴趣，这决不构成禁止演
京戏看京戏的理由，为什么有人对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不感兴趣，就构成了不实行
言论自由不实行民主选举的理由了呢?第二，几时有人证明过穷人不感兴趣言论自由
和选举权?如果他们有言论自由权，挨了饿能够大声喊饿而不被打成反革命，如果他
们有选举权能够支持彭德怀反对毛泽东，三年饿死四千万人的大悲剧还可能发生吗
?
      你说起，有人把关於美国人权问题的材料托你转交克林顿，但你没有转交，
因为你相信克林顿有能力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言外之意是，你们美国的人权也有
问题，只不过我们相信你们，所以不向你们施加压力，但你们总向我们施加压力。
你还进一步说:“中国每天都在努力改善人权情况，而美国却未同样迅速地努力改善
人权情况。”这些话看上去有理，其实不然，判断一国人权状况的好坏，最简单、
最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有没有公开的、不受压制的自由批评。如果我
们中国人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对政府违反人权的问题予以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
状况就及格了。
      你不止一次向记者讲:对怎样改善人权保障人权，“我比你们更急”。但愿如
此。然而事实是，在过去几个月间，中国的人权状况不进反退。身为政府总理，你
对此又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事到如今，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好，不要再重复那
套既不能骗自己、更不能骗别人的旧意识形态陈词滥调。首先要面对真实。必须承
认，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共的一党专政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以至罪行。凡
有良知的中共领导人都不能不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愧疚。中共当局必须拿出勇气
，下定决心，明确作出放弃一党专政，实行自由民主的庄严承诺。首先，从终止政
治迫害，保障言论自由做起。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