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演变成了外婆，这是人生中多么美好的历程。然而从
廿岁到四十二岁，我是在劳改中度过的，只因为我主张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反对虚
伪的新闻报导，又挺身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老师辩护，让自己也成了斗争对象。
当时我血气方刚，在斗争大会上拒绝接受帮助，擅离会场，扬长而去（称破坏运动
），又因我出身资本家反动阶级，於是被判现行反革命罪十年，刑满後剥权四年。
我是从北京区看守所、政治犯看守所、市看守所到监狱，十年後释放被送往清河农
场继续改造。二年後又被转到山西阳泉固庄煤矿，直至平反。整整二十二个春秋，
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整整8030个日日夜夜，我被煎熬在无人权可言的地狱里，
在劳改单位分七等人，一等公民是干部，二等是干部家属，三等是工人，四等是工
人家庭，五等是小偷杀人犯等（内部矛盾），第六等是敌我矛盾反革命（历史），
第七等是现行反革命。我是第七等人。记得有一次，矿党委李政委作报告说：“政
府对你们实行人道主义，要把你们当人看”。我们连人都不是，只是“被共产党当
作人看”。共产党制造了开除人籍的学说。

      我不懂什么是政治，也不会讲什么高深的理论，因为我是学艺术的，一个中
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女演员，往往是凭感情来行事，在此我只讲我感情上所受到的
严重创伤，来证实被剥夺人权的可怕。虽然这是几十年前的历史，但我希望恶梦不
要再来，尽管至今我仍常常被劳改生活的种种恶梦所惊醒。

      在我进监狱的第二年，政府把所有文艺界的罪犯、作家、音乐家、导演集中
在一直，成立了监狱剧团。我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毕业生，能歌善舞，能演能
编，能进入剧团当然是好事，一不需要参加队里劳动，二能比较自由地在舞台周围
活动。但是，表演是要有真正的内心依据的，先要感动自己，投入剧情，才能打动
观众的心。我被无辜逮捕，无辜判刑，无辜关押，然而还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去歌
颂这个给我无限精神折磨的伟大的党。第一场演出，就有我的独唱“政府的恩情怎
么报”，我唱着眼泪流下来了，队长认为我有认罪的表现，出自内心的忏悔。然而
我深知，我年轻的生命将在这“恩情”二字中消耗。

      剧团中有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是北影乐团的总指挥，由他作曲我演唱，我
表演他伴奏。从他忧郁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一种潜在的爱。但是，劳改能谈爱吗
？这叫重新犯罪，我们不能讲话，不能私下接触，连手都没有碰过一下，只是用他
的琴声表达对我的思念。我是一个有丰富感情的年轻演员，我多么需要这种异性的
爱抚和温存，但是劳改剥夺了一切，除了爱共产党。父母、姐妹都要与我划清界限
，否则他们也会划为另册。後来他被调到寒冷的北大荒。我释放後他曾托人给我来
信，一个革命的小提琴家在北大荒看牛。我爱他，我愿意和他共渡艰难的劳改生涯
，哪怕居住在牛棚里，我们可以有一小片自己的地方，唱歌奏乐。但即使释放了，
“继续改造”这四个字是没有任何迁居等等一切自由的。平反後，我曾多方设法去
找他，据说他死了。这是一段无法实现的爱情，只因为是“劳改”二字。但是他的
琴声永远没有死去，那首歌颂伟大劳改政策的歌“政府的恩情究竟怎么报”。

      在千与十之比的劳改营里，几十个女的几千个男的生活在一个煤矿、农田，
想当然是危险的。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必须结婚。当我出狱後的第二年，
与另一位北京大学的反革命结为夫妇，这是一桩没有爱情的婚姻，却有着患难与共
的基础，他尽最大的力量来保护我。在一个八平方米的小屋里，虽然吃喝拉撒睡，
但却是一片宝贵的安乐窝，可以小声地哭泣，倾诉所有的委屈和怨愁。

      第二年，我生了一个女儿，在沉重的农田劳动和冗长的政治学习日程里，（
我们有时要深夜二点钟起床去捡麦穗，一直到天亮，然後回来吃早饭，半小时後又
要去劳动。天黑回来，用稻草烧饭，一小时後又要去政治学习，洗清脑中的污垢，
脱胎换骨。深夜还要敲锣打鼓，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作排练演出。有一个婴儿因为被
关在屋里，翻身不过来，闷死在炕上。我不愿自己的女儿遭此命运，在他落地的第
一次哭声中，我深知我的生命是属於她的，我请求母亲从上海来到北京，我得到三
天假期，从茶殿农场把女儿送去给母亲。小小五十天的婴儿，也许知道明天要离开
母亲，她睁着发蓝色的眼睛，不哭也不睡，整整一夜，我望着她。第二天临行时，
我对妈妈说：“让她再吃一口奶吧。”妈妈却说：“不，再吃奶你就走不了了。”
她哭了，孩子哭了，我哭着离开女儿。二小时的火车，泪水没有干过，然而回一清
河农场，我却要装出愉快的表情去接受改造。

      当我女儿二岁时，我们已被转移到山西阳泉固庄煤矿。我得到二周的假期回
上海去探母望女。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家，十多年後第一次回去，同样的住房却显
得一切都狭小了，因为我长大了，女儿已经睡着了，妈妈轻轻地推醒她，她睁眼看
看我叫我“娘娘”。妈妈说：“不，这是你妈妈。”她乖乖地叫了我一声“妈妈”
，又睡着了。我不忍心打搅她，悄悄地在她身边躺下。第二天清早，我等着她睁眼
，她转过脸了，很有礼貌又感陌生地叫我“娘娘”。“喔，我的宝贝，叫我妈妈。
”她看了看我，没有作声。在她脑中没有这个印象。我决定把她带到山西和我们共
同生活。上海到山西火车行程将近三天，她一路哭着要外婆，她不接受我这个陌生
的亲生母亲。

      到了固庄煤矿，白天我们出工，晚上学习，只好把她锁在屋里。她可怜地敲
门哭喊“帮帮我，给我开开门吧，我要出来。”她也如同被关进了小监狱。有一次
，她爬上窗口把纱窗挖了一个洞想从那里爬出来。当我回去看到时，用寸粗的擀面
杖狠狠地打了她的小屁股，她两天不能坐下来。因为我必须让她牢牢记住，爬出去
会遭到（被蹂躏）的严重後果。她不敢哭喊，可是我的心却被撕成了碎片。与丈夫
再三商量，还是忍痛割爱，再托人把她送回上海。

      她五岁时，我又请二周假去看她，那时她已稍懂人情世故，我对她说：“现
在妈妈爸爸太忙，不能带你去。”她说：“我长大了，五岁了，可以帮你擦桌子、
扫地。”喔，她太懂事了。我的宝贝，我多么希望能和你在一起，可是怎么成呢？
在那分七等人的劳改煤矿，孩子间也是待遇不同的，七等人的孩子，如何能与一等
人的孩子在一起生活、读书呢？她的心灵会受到更大的歧视。但是我无法对她解释
这一切，我不愿意让孩子知道劳改这两个字。我对她说：“明天妈妈走时，你不许
哭，如果你哭了，我不会再来看你，如果你不哭。过两年妈妈就会来接你一起住。
”她答应了，当夜，她紧紧地搂住我睡觉，不断地惊醒喊“妈妈，不要走！”第二
天，她站在门口，泪如雨下，却能信守诺言，不哭出声来。一个五岁的孩子，忍受
着骨肉分离的苦难。一直到她八岁，粉碎了四人帮，我彻底平反了，才能和她共聚
天伦之乐。当时我见到她的第一句话问她：“你想要什么？”她说：“我想要一个
自己的家。”整整十年，劳改剥夺了我和女儿的骨肉之情。

      在七千男工，四十女工比例的矿山里，有一句粗话：“只要是女的，是活的
，我就想……。”因为劳改剥夺了他们的生理规律。有一个人是历史反革命，从四
九年解放，他当时只有二十一岁，因是国民党军官，被押将近卅年，五十岁的他不
知“女人是什么味儿”，有一次他和山区的一个农妇在猪圈里作爱，用一块门板顶
住窗口，被干警发现後，推门要抓他。他正在作爱，一手顶住门板，不肯放开那女
人。干警说：“会判你死刑”，他大喊：“我在这里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他
们抓住了他，五花大绑地押走了。那农妇因为谈好了价钱，拿着钱回村了。

      是的，在那暗无天日的就业无期的日子里，很多人悄悄地自杀了。我也试过
，几次都没有成功。但有一天，我和丈夫两人中了煤气，真的死过去了。当被发现
时，早已不省人事。经过抢救，我们活了。当我恢复知觉时，首先听到的是煤斗倒
石头的哗哗声，煤斗撞击的巨响，喔，我又回到了这个世界。我不想睁开眼睛，我
愿意永远睡去。当我睁眼望见那深蓝色发黑的天空。我嘘出了一口长气：“为什么
要救我回生？”事後，我丈夫问我，“你死时有什么感觉？”我说：“很好，很安
静，摆脱了一切的欺压和烦恼。”是的，死比活要轻松多了。

      一九七九年美国总统来访华前（我们并不知道），突然政府要我们每天下工
後去山上义务劳动，女的背砖，男的砌墙，山顶上筑起了高高的围墙。不久，召开
大会说“为了确保美国总统访华的安全，你们这些犯过罪的人要集中住在山顶大墙
里面，结婚的男工，也要从山下搬到山上，一周可回家里一次。大会散後立即行动
。晚上七点钟，在山上大墙内点名。”

      於是轰然起来：“不许喧哗，各队长立即监督执行”。我们下山来为丈夫准
备行李，有的家四、五口人，根本没有被褥可分出来，就拿个棉大衣当被。六点半
开始，男工家属们背上一切生活用具开始上山了。有的孩子叫爸爸早点回来，有的
妻子哭“我一个人怎么照顾三个孩子啊？”幸亏我的孩子在外婆家，我站在山脚下
，默默地望着，人体似的物质在往上移动。我的丈夫，一步一回头，他感到内疚，
无法尽到丈夫的责任再照顾我。山路是陡峭的，步履是艰难的。那些沉重的步伐，
使我耳边响起了苏联伏尔加船夫曲，拉着纤，沉重的一步一步往上走。

      男工们都上山进大墙了，女工们单独住在山下。一天晚上，一个干警下山来
和一个女工睡觉，被发现後，那个干警调换去另一个队照常工作，而那个被睡的女
工（高金玲）却被批为“拉干部下水”而挂着一串破鞋游街批斗示众。另有一名叫
杨玉华的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未被张扬，因为对干部的名声也是不好。

      卡特访问中国，只不过一周，可是，这群男工却被关在山上大墙内二个月。
有一个女工要生孩子了，需要丈夫照顾。经过层层批示，矿党委的长官说：“怎么
？他们还没有下山吗？让他们回去吧。”原来，这位长官忘记了解除禁戒令，而这
些原本已无人权的男工们却因长官的健忘症，无缘无故的被剥夺了二个月与妻女团
聚的仅有权利。

      一九七八年我真正得到了平反，重新回到了艺术舞台上，我可以从事各种文
艺演出活动（当然是在政策范围内的）。

      九十年代，我带着女儿重新回到固庄煤矿让她看看小时候曾经待过的地方，
妈妈爸爸在这里居住十年苦难生活的山头，她简直不敢相信。那里的就业人员，以
为我是天外飞来的，因为从日本回来的我，肌肤恢复了许多，他们却是比我年轻而
又显得苍老，但显然生活的待遇有很大改善，但就业人员和干部之间的鸿沟却依然
存在，等级制度并未完全消失。

      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被粉碎了，作为他执政期间，重大突出的世人罕见及
骇人听闻的劳改，随着他的死亡也在逐步消失，但是他的阴魂还在中国的上空游荡
。

      一九九六年八月，我终於有机会来到美国。三年来，我有居住权，有工作权
，自力更生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我遇到众多美国朋友的无私帮助，他们友善、
真诚。

      因为交通违规，我曾在法庭上与法官谈笑风生，我可以和警察自由交谈，我
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夜晚，我驾车在星空下，心头感到一片宁
静。

      我今天能在这里发言，是多年的心愿。当然，我也曾有顾虑，怕今後回中国
会遭难，怕女儿受牵连。不少朋友劝我不要来，太太平平在美国享受晚年吧。但如
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贪生怕死，那么那段苦难的历史谁来证实呢？不吸取历史的教训
，怎能保证恶梦不再来呢？
      何况时代在前进，世界的潮流在前进。今天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也在前进。相
信他们会把祖国和人民引向繁荣昌盛和幸福安宁。我深爱我的祖国和生我养我的土
地，我怀念我的亲属和朋友，由衷祝愿你们一切都好。

      在此我要请某些在美国居住的中国人，不要把原来的陈规陋习、欺骗行诈带
来这个国家，要为中华民族树立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