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童屹，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生。1968年，我出生於湖北省首府武
汉市。自1994年4月至1995年1月，我被秘密扣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之後，未
经审判和起诉，我被转到武汉市何湾劳动教养所。在那里，我又呆了21个月。
      由於其他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我的生活已起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无法
忘记那些非人的日子，尤其是我的一些朋友仍然在中国遭受我不久以前经历的痛苦
。
      我两年半的牢狱之灾起源於我对魏京生的支持。从1993年10月到1994年4月，
在他两个长期刑期之间，我是他的唯一助手。
      1996年10月我被释放之後，警察仍对我严加监视。有一次，我去北京探访在
北京工作的姐姐，我又被无理地扣押。11天之中，我和精神失常的妇女，残疾儿童
以及苦大仇深的上访妇女关在一起。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无辜的。但是，我们却被
关在条件恶劣的北京市收容遣送所。最後，我和其他一些人员被一群持枪荷弹的警
察押送回武汉市收容遣送站，直到我的父母交了500元之後，我才被释放。
      在我两年半的劳教期间，每天的劳教所都是我为我的尊严和作为一个人的权
利而战斗的战场。在我拒绝加班之後(按：中国法律规定劳教人员每天工作时间不得
超过8小时)，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被一群经由看守唆使的劳教人员殴打。在整个
劳教期间，我不被允许与其他人说话。我无法接触报纸，电视和广播等新闻媒体。
我的食物份额少之又少。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一个热水澡和8小时的睡眠。

      我的条件与其他同监犯人相比不是最差的。在北京市看守所的时候，我的一
个同号因贪污25万美元而被判处死刑。在她等待死亡之前，她的双手和双脚整天都
被铐着。在同监人员之中，我们都知道政府会把抢决犯人的健康器官卖掉。从她的
例子中，我逐渐理解了中国政府的死刑经济学。
      我的另一位同号在我被抓之後3个月的7月到我们号里。她看起来面色萎黄，
病殃殃的。一个月之後，她被带出监号3天。她回来後穿着一件厚厚的大棉袄还哆哆
嗦嗦的。她告诉我，她的双手双脚被铐在手术台的四角，警察医生给她做了流产手
术。这之後，她仍被铐在床上又呆了3天。
      在劳教所的时候，上工是一场残酷的游戏。由於我是唯一因政治原因而被劳
教的人员，尽管我受到严密的监视，我被单独挑出来做较轻松的活儿。其他的人员
要不在电池车间上班就在缝纫车间上班。我从她们的对话当中，确信她们生产的一
些产品是供出口的。每天，我们在一起吃饭。吃每顿饭的时候，我们必须蹲着吃，
因为警察要羞辱我们。我经常看到很多的人手黑乎乎的，但却用沾着有毒电池物质
的手抓着馒头吃。
      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事不是被打，也不是强劳，而是劳教当局彻底剥夺劳
教营受害者的尊严的方式。在温度高达40度的闷热的午夜，200多名劳教人员下工回
来，疲惫不堪，汗流浃背，但还必须去打她们一天中的最後一场战斗。所有的人冲
进只有6个喷头的洗澡间，她们尖叫着争抢着水笼头，想尽快地在半小时之内洗干净
她们臭汗淋漓的身子和污迹斑斑的衣服。半小时之後，没有一个人可以呆在洗澡间
。因此，没人可以洗一个完完整整的澡，几乎所有的人多长满了一层又一层的痱子
和疮疤。
      这些疮疤仍然历历在目。回想起来，我无法理解我和我的同号是如何度过那
些苦难的日日夜夜的。与我的同号相比，我自觉极其幸运，因为我终於能自由地呼
吸，并且能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我同样也痛切地知道在中国
仍然有许多的人受到罪刑不相当的死刑处罚；仍然有许多的女嫌疑人被迫铐在手术
台上做人工流产；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用沾着有毒物质的手抓饭吃，而这些同样的
手却为劳教当局提供巨额的财政收入；仍然有许多尖叫着的赤身女人互相拼打争洗
一个干净澡。这些就是中国劳教营的现实。
      当我想起郑念女士的畅销书《上海生与死》的时候，我知道自60年代後期的
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国的劳改劳教制度没有稍些进步。每天，我都告诉自己：不要
忘记过去，揭露中国政府的罪恶，并且坚信有一天中国古拉格的围墙会坍塌。
      (1999年9月17日，本文之英文稿为作者在劳改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