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政治的展望”研讨会在美举行
“中国政党政治的展望”学术研讨会，七月十七至十八日连续两天在柏克
莱加大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挪威、波兰以及美国各地的三十多位学
者、专家和民运人士围绕“政党与政党政治”、“从一党到多党：台湾的民主化经
验”、“从一党到多党：东亚经验”、“从共产党一党专政到多党政治：苏联及东
欧民主化的经验”和“国际政治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上的政党”
、“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当前中国大陆结社组党的现状评
估及展望”、“从突破党禁到巩固民主的整体策略”等多项议题发表了演讲，并就
有关论题逐一进行了相互评论。
此次会议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柏克莱中港研讨会协办。二十一
世纪中国基金会成立於一九九○年，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与中国前途有关的学术讨论
活动，九年来先後针对“新政府、新经济、新社会”；“大中华经济圈”；“中国
国家结构”；“联邦中国”、“文革三十年”、宪政和人权等议题等进行了八次学
术讨论活动。基金会设有中国之音电台，并出版有“二十一世纪丛书”（目前已出
版六册）。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长刘凯申致欢迎词时首先致欢迎辞，向各位
远道而来的与会人士表示欢迎，并一一作了介绍。刘凯申风趣地说，这几天“两国
论”的话题很热，但柏克莱的天气很凉，正可以使大家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虽然
讨论的是中国的政党政治，距离美国较远，但正可以使大家客观地分析，从容地研
究，一些暂时的现象可以不影响我们的思路、可以使我们避免情绪化。他希望会议
的收获的成果今後能变成行动，让中国政党政治有一个良性的正常的健康发展。
空间和时间都具代表性的“风云际会”
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的有国民党中评委杨秩华；民进党副秘书长李旺台；
新党代表、前立法委员周阳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海外著名民
运人士严家祺；大陆著名法学家于浩成。杨秩华指出台湾的现状，是以三民主义达
成民主、自由、均富的成果。她表示，对李总统的“两国论”，中共小题大做，使
人混淆。其实很简单，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走向民主自由的社会，并
进一步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中华民国一方面也不忘十二亿大陆同胞，统一的政
策从来不变，说“两国论”是分裂，这是误解。
李旺台指出，十几年前络绎不绝奔走在台湾桃园机场和美国东西岸的一些
机场之间，参加类似的研讨会，今天又重新看到这样的情况，许许多多的推动民主
政治的研讨会在美国西岸举行，不过脸孔全变了－－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
。民主是一条很漫长的的道路，是一条需要脚踏实地的道路，是一条很需要耐心的
道路，基本上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台湾十几年来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本来，台湾的政党政治也是吵翻天的，现在主要的政党逐步在建
立一个共识：在对外事物方面立场一致。台湾的民主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是“对
内竞争，对外一致”，这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常态。。比方说李登辉的“两国论，
民进党作为最大的反对党就立刻就公开表示赞成，给他肯定。此外，台湾在一党独
大的时候有族群问题（政治权力分配），但在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之後，台湾在政
治上的族群问题逐渐的化解，这是因为实现民主政治、实现多党政治，族群间在政
治上的关系和解了，民主有助於台湾主流社会的建立以及巩固，有助於台湾国民意
识的觉醒，有助於台湾社会所有族群在国家定位上他的共识圈的不断扩大。
周阳山表示，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还很短暂，民国初年虽然有许许多
多的时间，但是一个真正“政党体系”的形成，大概只有不到十年的时间，在这十
年的过程中，从香港、台湾各种的民主发展也看到了非常严重的挫败经验，以今天
台湾来看，政党政治发展虽然在自由化的过程中有非常具体的成绩，但也看到一个
宪政体制崩解的危机，因为他所选择的是一个解放的道路，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民主
体制的巩固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今天谈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要着重以
下几个问题：第一是政党政治的客观的社会基础与他的族群的分配；第二是宪政民
主在民主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建和解体，现在在台湾面临的正是这么一个宪政民主
逆退的危机；第三是在宪政民主建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面临一种民粹似民主的
挑战，在这方面台湾的发展经验与十九世纪末期、尤其是一八六零到一八九零美国
的民粹主义发展经验非常接近，而且充满了挫败；更重要的是台湾民主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黑金腐化，使得政治体制面临愈来愈严重的分赃以及暴力的危机
，目前民进党和新党在立法院所面临的暴力的威胁，凸现了台湾民主恶质化的危机
。目前台湾是一个半自由的民主，在政党控制财团方面是一个非自由的民主。这些
问题，都需要透过政党内部民主化，以及宪政体制的重建才能获得一个新生的契机
。
（研讨会刚开始时有一个小插曲，大会的会标因为没有固定好渐渐脱落，
似乎就要掉下来了，这时会议主持人邵剑平宣布暂停三分钟重新悬挂会标，刘凯申
则说，中国的政党政治的发展总是很曲折的，总是会有些问题的，只要你在掉下来
之前把它扶上去就行了。）
严家祺在致辞时说，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近些年来，召开过好多次会议
，他的感觉是每一次会议都是抓住了中国最重大的问题，以前有过中国国家机构的
谈论会，还有人权问题研讨会，这一是“中国政党政治的展望”学术研讨会，这是
一种预兆，再过几年，这样的会可以在北京召开，这会影响到整个中国政治的发展
，所以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召开这样的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很高兴参加这个会
议。与会者非常广泛，而且这个会议在时间上有一种代表性，就是中国在不同时期
真正有全国性影响的代表人物，文革时期的杨曦光（杨小凯）；象吴稼祥，如果今
天要谈什么叫新权威主义，吴稼祥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对八九民运
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王丹更不用说了，他是八九民运的代表，此外，这个会议有超
党派的特点，不但有国民党、民进党和新党，也有不少原来是共产党的“代表”，
象于浩成这样的老党员，他还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之父”－－八十年代初期是他打
报告给中央，从健全法制、保护国家安全的角度（而不是针对民运）建议成立安全
部。有人担忧民运四分五裂出现很多问题，我们只要想一下，在一六一八到一六四
八年的德国三十年战争，当时整个德国分裂成三百个国家，但并没有排除後来卑斯
麦统一使德国成为一个强国，所以在一定历史时期出现那些问题也许是正常的，今
天海外民运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中国民主没有希望。今天在旧金山举行
这样一个政党政治的研讨会，可以期望五年或十年以後，中国会象台湾、香港一样
走向多党政治，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这种前途已经无法阻拦了。
于浩成加入中共五十年－－十七岁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参加地下的中国共
产党，在“六四”後由於“支持动乱”、“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被开除党
籍，并且被关押了一年半，在开除党籍的时候有人讲，你父亲是死後入党的（似邹
韬奋式的民主人士被追认入党），你是生前被开除的。过去认为入党是很光荣的，
被开除是很糟糕的，于浩成则以为，他父亲曾有一诗赠柳亚子“且喜清流除党籍”
，离开这样一个党是很正当的，说明自己对於中共是“大救星还是大灾星”的觉醒
。中国现在有了民主党、中国发展联合会，出现了政党的苗头，可以看到港台多党
政治的经验，对於大陆将来发展会有意义。
“中国大陆应该借鉴台湾民主化经验”
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现任主席杨建利博士在开幕词中说，探讨中国政党政治
的前景，是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课题。他指出，任何一个专制统治都是
通过一系列的“禁”来维持的，而最根本的是“四大禁”：禁思想，禁言论，禁私
产和禁结社（禁党）。与其相对，任何宪政民主都是通过实现和保障思想、信仰自
由，新闻言论自由，私有财产自由和结社参政自由来具体体现的，缺一不能称其为
民主。世界民主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专制国家，这“四大禁”中只要有一禁
被突破，专制就开始瓦解，民主化过程就开始启动。然而民主化的过程是否平顺，
却依赖这“四个自由”是否平衡、协调地发展。中国是一个後民主的国家，虽然後
民主国家可以在其民主化过程中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但是却要面临和被迫
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几乎是一次性地解决先进国家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里逐
步解决的问题，而且许多问题的解决在先进国家的发展历史中是自然选择的过程，
而在後民主国家却必须通过有意识地自觉选择来解决。所以，今天中国朝野各界所
面临的压力是先进国家特别是西方先进国家发展历史中所未曾遇到的。民主化开始
得越晚，渐进民主化的可能性就越小，不是一步到位，就是天下大乱，然後有机会
再一步到位。因此，民主化开始的越晚，“有意识自觉选择”的因素起的作用就越
大，理论准备和传播就越加重要。中国是一个後民主化的国家，可以学习西方民主
运作的经验，在同一文化背景里，可以学习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在同一政治制度背
景方面，可以学习东欧和苏联的经验，在制度性腐败的方面，可以学习印尼等国家
的经验，而且如今国际社会民主自由的主流价值必然对中国的民主化方面起到正面
作用。
此外杨建利也强调，“我们应该意识到正因为中国是後民主化的国家，所
以抵制民主化的力量也在吸取其它国家抵制民主化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这一方面也
使得中国民主化的难度相对增大。所以，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准
确把握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理性思考中国民主化的整体策略，就更加重
要。这些课题在我们的讨论会上也都会得到深入研讨。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参加这
次研讨会的朋友，不仅是研究问题的人，而且是问题中的人，是被研究的对象，是
参与了具体政治运作的政治活动家，这使得这个会就更加有意思，也更加有意义。
”
出席“中国政党政治展望研讨会”的人士认为，中国大陆应该借鉴台湾民
主化的经验，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在发言时分析了台湾和大
陆的异同，他指出：一、台湾有省籍问题，大陆没有。二、台湾对美国依赖太大，
大陆没有。三、双方都有推动民主的“情结”，台湾是“二二八”，大陆是“六四
”。四、大陆是威权统治，台湾过去两蒋时代也是威权统治。五、过去台湾严格控
制新闻，镇压异议人士，现在大陆也是这样。六、台湾过去镇压民主受到国际社会
的谴责，现在国际潮流是民主人权，大陆目前受到的国际压力比过去台湾所受到的
更大。陈奎德特别指出，台湾从五十年代起就有选举，台湾的地方选举和省议员选
举，并没有威胁到国民党政权，但争取到地方精英支持国民党。
今年春天曾应台湾哈佛大学校友会邀请前去考察的哈佛大学研究生王丹，发表
了“从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作用看台湾经验”的演讲。他认为，台湾民主化
进程和平而稳定，从撤销军事戒严到平息族群矛盾，都相当成功。国民党的主动改
革功不可没，这正是台湾经验的一个方面。他说他曾向台北市长马英九讨教其中原
因，马英九告诉他，一是国民党早就开始试行民主，二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
在党内任职，三是西方国家的外部压力，都是促成台湾向民主化转型的动力。王丹
表示，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发挥了主导作用，是台湾和平完成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
原因，也是一条重要经验。因而，他希望中共也最好能够自己首先完成向民主政党
的转变。王丹说，如果大陆民主化能和平进行，共产党有一定主动权。但共产党现
在不愿顺应时代潮流，仍希图运用暴力强力维持社会稳定和自身的地位，所以大陆
的民主化自下而上的成分，可能比自上而下的成分多一些。他认为：“这并不表明
台湾经验在大陆失去借鉴意义，我们仍期待在末来中国政治变局中，朝野双方能有
良性互动。当然，这首先就要求共产党放弃一些既得利益。”
王丹认为研讨会相当及时，因为大陆目前的组党运动正如火如荼，处於民
主进程实现突破的阶段。据报道，民主党在大陆二十多个省市均设立了支部。王丹
对比当年八九学生运动，觉得如今中国的民主运动“往前走，越来越成熟和制度化
”。由於大陆当局打压民主党建党活动，“使得民主党目前还谈不上成型，但是，
此次研讨会上希望多得到新的建设性的意见，主要是为长远考虑，为将来中国具备
使异见党派成形的时候做准备。”王丹表示，多党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中国
没有多党制的话，就不会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李登辉“两国论”打破了模糊政策
会议前夕，适逢台湾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
，发表了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谈话，自然也成为“中国政党政治学
术研讨会”的与会者们的热门话题，民进党与国民党代表及大多数人士都对李登辉
提出的“两国论”持肯定的评价。
杨建利认为，中共没有能力攻打台湾，“两国论”之後北京的动作只是“
吓唬”，中共不可能对台湾轻举妄动。他并指出，世界上的确有两个中国存在，一
个是由李登辉所管辖的“中华民国”，另一个是由江泽民所管辖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只有地理上的解释才是“一个中国”。台湾有自己的政治及货币制度，使用
的是“新台币”，而大陆使用“人民币”；江泽民完全管不了台湾的一切，无权任
用任何一位台湾政府官员；而李登辉也同样管不了大陆的任何一寸土地。“但如果
说只有一个中国，则到底是台湾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大陆属於中华民国？”
杨建利并提出两个问题：当年共产党在中华民国的土地上进行革命，并在
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时候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理上是否属於合法？中共
宣称中华民国已经灭亡，是以何为依据？他指出，两国中国一直存在，但两岸相安
无事，是因为采用了“模糊政策”，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其实并无新意，并未改
变现实，所改变的只是打破了“模糊政策”。
他还表示，自民国创立以来，就一直不是“一个中国”，北洋军阀夺权後
，孙中山又在南方成立另一个“中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领东北，中共也曾在江
西省瑞金市成立“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并自行发行货币。 历史上经常同时有几个
中国（政权），而近代也是由中共先开始搞两个中国，所以大家对“两国”这个字
眼并不需要大惊小怪，要先认清现实。
杨建利认为，台湾拥有强大先进武力、高科技技术、庞大财富与不可低估
的国际影响力，而这些都令中共有所顾忌，加上亲美派的江泽民与朱熔基非常重视
与美国的关系与西方市场所 带来的经济利益，所以不可能轻举妄动。他进一步指出
，中共曾於一九五零年与一九五八年进攻台湾，但未成功，而这些年来在评估国内
外各种形势後也认为不可行，所以一直未再尝试。他说，中共想越过台海登陆台湾
没有这么容易，一定会有重大损伤；如果战争爆发後一年还无法将台湾攻下来，中
共自己会先垮台。中共如有攻台的胜算，根本不可能等到现在，而李登辉也看准了
这一点，才敢提出“两国论”。不过他也表示，即使中共不会真打，台湾也不会宣
布独立，因为人民已认同现况，不想改变，且宣布独立後将踏上不归路，永远失去
回转余地。
展望中国政党政治－－世界主流是民主
赵穗生教授在题为“政党、政党政治与一党制的演变”的演讲中，回顾了中国
历史上自“朋党”、“会党”发展而来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经过，分析了中国目前
一党制形成的原因和弊病，他指出尽管现代专制社会也实行政党政治，但与民主的
政党政治不可同日而语，中间有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国向来有“结党营私”的说法
，政党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他认为，中共没有从革命党完成向制度化的转变
，现在又以改革来保持统治，随著经济、社会的变革，这种一党制是否能够生存下
去值得存疑。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以“民主转型中的民主政党”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共
之所以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因为它将“唯二”、“唯三”都扼杀了，才
变成了“唯一”。他指出，现在海外有一种论调，是希望中共能转变为社会民主党
，而这在他看来是非常困难的。一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体系受到了挑战，西方的社
会民主党本身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政纲都作了大幅调整；二是因为现代西方的
社会民主党保持了传统左派的特点，如关心弱势团体等，而中共现今极不关心弱势
团体，相反还充满了腐败现象。不过，他还是呼吁人们注意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共产
党的转变、附庸党的转变和在野党、反对党的转变。
民主与分裂、民主与本土化结合
吴稼祥以近年来苏联、东欧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因为中央权威不存、种族
矛盾激化而导致分裂的结局为例指出，“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是当代所有国家实现民
主制度的两个基本条件，而象美国、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实现民主，还需要第
三个条件：联邦制，因此在中共没有成为联邦党人之前，要求其实行民主是不可能
的。所以，在中国这样的超民族大国，要实现民主，联邦制要优先於政党政治，否
则，要么当局陷入担心分裂的恐惧不能自拔，从而拒绝任何民主要求；要么民间反
对势力撑破政府的栅栏，使秩序瘫痪，让中国掉进‘民主－－分裂’的陷井。”
在赵紫阳时代，吴稼祥曾经是中南海的重要幕僚，担任过中央办公厅的重要职
务，并且是“新权威主义”的始作俑者。虽然他曾经将邓小平理论概括为“猫论”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以和毛泽东的
《矛盾论》与《实践论》相对应，对确立邓小平的权威功不可谓不大，但是在八九
年因为反对邓小平、李鹏的军事镇压而在秦城被囚禁了三年。第一次出国的吴稼祥
，在研讨会上依然不改其心忧中国前途的本色，他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并结
合当今的世界潮流提出，应该承认大陆与台湾分裂的实事，他坦陈自己是“有限主
权论者”，主张将中国的主权进行纵向分割，实行一国多制，将在香港实现一国两
制的模式推广到中国的每一个省市，只有大陆和台湾双方都让渡出一部分权力（实
行联邦制），中国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统一。他强调说，民主化可以推迟，留给下
一代去完成，但如果国家分裂了，就可能永远不会复合，会成为千古罪人。他并认
为，台湾问题与香港不同，香港的主权并没有交出去，只是长期租借，而台湾是国
共两党内战“成王败寇”的结果，主权的分裂是一个既成事实。只有双方都交出一
部分主权，才能心平气和地走向统一。
不过，内人党副主席巴赫在评论吴稼祥的观点时则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民
主化的分裂未必是坏事。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不希望与台湾分裂下去；换一个角度
，蒙古人也不希望蒙古永远分裂。他质疑“联邦党”的内涵，发问“有限主权制”
是否就是高度自治，并提出探讨这个问题不应预设立场，也就是不要说“分裂是危
险的”，那样说的话，在理论上本身就是危险的。
李旺台在介绍“台湾的民主运动经验”时，以较多的时间回顾台湾的历史，说
明台湾自古以来并非是中国的一部分，早期原住民的成份很复杂，既有从大陆去的
福建、广东人，也有硫球人、菲律宾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等，在上一辈台湾人心
目中并无国家意识，也没有自己是“中国人”的概念。日本人在台湾的殖民化很彻
底，所以李登辉说自己曾是日本人不奇怪。也因此，台湾在民主化进行到一定的时
候，就与本土化运动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两者有著交叉点。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合过，何来分裂之说？所以，不能用“分裂”这个词。他并拜
托海外民运人士在关心中国大陆民主化的问题时，也能注意到西藏、新疆人民争取
自由、民主的力量，包容、尊重少数民族的所有权利和文化。
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策略选择
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林继文在“从一党到多党：台湾模式是否可复制”的演讲
中指出，台湾的民主化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著明显的独特之处
，是执政党领导人与党外民主运动长期互动的结果。其间，贯串著国民党对自身力
量的把握和评估，因而形成社会选举的确定性、执政党的不可替代性。他认为，其
中有三点经验或许可供借鉴：一是民主化进程由知识精英主导，二是国民党内部有
改革要求，三是稳定的一党独大的多党制。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陈小平针对中国大陆目前结社组党的困境，阐述了他“关於
`合法斗争`的几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以中国大陆目前的形势，民运人士从事
合法斗争面临一系列的障碍。一是法律本身给予“合法斗争”的空间极小，当局也
可以对法律作任意的解释；二是大陆当局不接受公理，漠视公理；三是不能以宪法
为依据，从来没有违宪案例。他举例称，当局对中国发展联合会和中国民主党开始
不以为意，等到需要镇压了，一条“颠覆罪”就把所有的成员投入监狱。据此，他
提出四点意见：不要提“合法”斗争的口号，因为对民主运动不利；乡一级选举意
义不大，应争取县级官员的选举产生；当局对言论限制也很严，争取的空间很小；
较为可行的是在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可以利用讨论热点做一些事。
曾在中国参与中国发展联合会和中国民主党筹建的易改发表了”我对民运组织
的几点认识“的演讲，批评海外民运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共一党专政与民主运动
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楚，论述不充分，存在著一定的误区。他指出，中国的老百姓
不愿意处於动荡不安之中，而国际社会也不愿看到中国成为“黄祸”。在此情况下
，海内外民运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迅速培育新的政治力量，为中共有朝一日跨台作
准备。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正是中国社会维持稳定的希望。他预言：“中共十年
内垮台的必然性是存在的”，而目前在国内组党的理论、组织和物质准备都不具备
，贸然出头，反而给当局以镇压的借口。如果象“法轮功”那样先在地下“修炼”
一下，再浮出水面可能更好。
中国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前社长于浩成在评论易改的演讲时提出，民运也要注意
克服“左”的问题。如八九民运时出现“绝食”时，他就有保留；後来发展到占住
天安门广场不肯撤退，逼得共产党没有一点出路。这是比赛“左”，越“左”越革
命。海外民运也是调子越高越好，一参加就要问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
吓得人家都不敢说话了。他认为，宪法规定人民有结社、游行的自由，可以利用进
行合法斗争；宪法中没有的，可以提出修改。当然，也不排除非法斗争，人民是有
权利斗争的。
来自山东的大学教授李阳则提出了“行动大於启蒙”的另一种思路：推进中国
的民主化，应该以成熟的理性、合作的姿态，通过推进资本的滚动和改革的深化来
进行。他说，“五四”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反封建的目标远
未达成。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缺少资本的支持，没有能够深入民间
大众。现在，“五四；过去了八十年，改革也进行了二十年，不是“知之为艰”而
是“行之为艰”，不应该是理论的时代，而应是行动的时代。为此，他几年来搜集
了三百多个知识分子“下海”的事例进行研究，提出知识应该社会化，知识分子应
该关心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企业发展，通过学府的智力与企业家的实力、政府的权力
结合的“三力合一”来达到推进改革的目的。
讲评这一论题的西安学者益真认为，知识分子如果去“下海”经商，肯定是以
赚钱为首要目的，那时候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就只是“业余爱好”了。因此，他不
认为提倡知识分子起而经商对推进中国的政党政治和民主化有甚么直接的好处。
柏克莱加大新闻学院访问学者张伟国在题为“新闻自由与组党”的演讲中
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民主团体和政党都有一种有领袖而没有兵的现象，说
明社会动员机制的环节出了问题，没有很好地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他举例说，孙
中山搞革命时，和他的同志共办了一百二十多种报刊，而共产党也非常重视和利用
媒体的宣传功能，夺取政权除了枪杆子，也靠笔杆子。八九民运发占到五月下旬，
出现了几天少有的“新闻自由”，对民众影响很大。相形之下，现在大陆上的民主
党辛辛苦苦，但老百姓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共的新闻封锁，除了
对民主党几位领导人的判刑报导外，关於该党的其它情况一律不报，另一方面新起
的民主党在信息扩散方面也做得不够。他特别提出，“法轮功”发展到今天这么大
的规模，与其利用官方时媒体很有关系。如李洪志的著作当初是由解放军的出版社
出版的，今年五月包围中南海，是因为报章上发表了批评法轮功的文章。总之，法
轮功很注意利用媒体及自己在媒体上的形象。
把中共逼到无处可退，还是进一步等待发展的时机
本次研讨会请到来自波兰的政党政治活动家、原团结工会的律师，波兰朋
友“对於共产党专制政府，非将之逼到改革的地步不可”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共
鸣，杨建利表示这与不少海外民运人士的看法不谋而合。
中国的多党制是否可以全盘照抄西方模式？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表示
，西方多党制的基础有著与中国不同的历史、经济、文化基础，而西方政治经济结
构亦呈多元化发展，并以现代妥协系统为基础。萧功秦在对“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
化”这一论题的阐发中提出了“後全能主义”的观点。他以民国初年昙花一现的多
党制现象说明，西方社会多党制的形成，有著多年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条件
的制约，未必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尚未实现社会结构多元化的中国。不过，他认
为，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有限的多元化、意识形态
的市俗化，在这种“後全能主义”的现象下，如果各个利益集团之间能够达成一定
的妥协，如进一步发展就会形成健康的市民社会，可能是以“维新”而不是“革命
”的方式走向民主化。他以此推断，中国的现代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希望。
于浩成先生在评论时赞同萧功秦的观点时表示，多元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
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基本条件，而不仅仅是“政治现象”。于浩成说，他经常批
评大陆改革步子太慢，但平心而论大陆确实在改革并向前发展，共产党高层也不是
铁板一块，他对中国前途具有信心。
来自北京的易学教授、中国发展联合会创始人纪由发表了“从突破党禁到
巩固民主的整体策略”的演讲，他在谈到突破党禁的整体策略时表示，与共产党斗
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先建立正确的立场和动机：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
之乐而乐；采取“先阴後阳”之策略；“不斗不和、斗中有和、和中有斗”的方法
－“不反对共产党的口号，但与之搅计”。纪由提出的四个与共产党斗的范围是：
促使落实党的“双百”方针、破“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不准确性、破“共产主
义是一个运动”的理论、破“一党专政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说。
旧金山州大黎诚信教授发表题为“中国大陆的後共产主义改革”的演讲，
他强烈反对所谓“经济改革先行”理论，他以苏联、匈牙利、古巴、越南各国为例
指出，光有经济改革是不会成功的，政治改革一定要先於经济改革，而在共产主义
体制内，改革永远不会成功。但黎诚信也表示，政治改革一定要有蓬勃发展的经济
改革做为基础。
此外，著名政论家凌锋发表了“台湾、印尼民主运动对大陆的启示”的演
讲，以及著名学者严家祺的“中国选举制度和未来的政党分化”、香港学者郑宇硕
的“现阶段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基础”、邵剑平的“中国问题与民主化”、辛灏年
的“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和训政时期的国民党”等演讲也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的谈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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