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作用看台湾经验在大陆的前景


      今年春天，我应哈佛大学台湾校友会之邀赴台访问，虽然时间匆促，但与政
界、商界、学界及新闻界均进行了接触，对台湾经验有了一个初步印象。总的来看
，我认为台湾的社会与政治转型是相对成功的，这首先表现在这种转型的和平与稳
定上。台湾有三十余年的军事戒严的历史，有长达百年的本土人与外省人的族群矛
盾的社会背景，在政治体制的巨大而快速的变革中能维持社会秩序，这是非常难得
的。站在大陆政治反对派的立场看台湾经验，我认为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台湾是
如何得以进行和平演变的。因为很显然，大陆也面临政治转型的问题，政治反对派
要想向人民彰显转型的必要，乃至於要想在政治上争取民众，有义务向人民解释和
平演变的可能性，打消民众和一些利益集团对社会动荡的担忧，在这方面，台湾经
验是宝贵的资源。

      台湾能相对和平地转变，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不可能一一尽述。但在众
多原因中，有一条是对大陆很有启示意义的，这就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在台湾政
治转型中发挥了主动的主导作用。在“解严”之前，国民党占据绝对的威权统治地
位，是什么促使他们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冒着丧失政权的危险去顺应社会压力，推
行政治改革的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曾当面请教过国民党新生代领导人，台湾市长马英九先生
。马英九解释，一是国民党很早就开始了民主改革、政治转型的努力，他指的是五
十年代开始的地方选举；二是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更新换代，使一批有着西方教育背
景的新人开始产生重要影响；三是面临强大的社会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
审时度势，决心顺应民主改革的潮流。

      八十年代，国民党面对的主要危机是社会政治运动的兴起和政治反对派的挑
战。面对挑战，国民党本可以动用庞大的情治系统和军队加以打压，但以蒋经国为
首的国民党人明智地放弃了传统的暴力统治手段，寻求建设一个民主化、制度化的
政治体系。

      一九八五年底，党外人士的“公共政策研究会”在各地成立分部。一九八六
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指示推进
民主宪政以及国家现代化。其後又於四月九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由中央委
员构成的“十二人小组”，负责检讨戒严令、民意机构改革、地方首长民选、开放
党禁四个问题。五月，针对党外人士的活动，蒋经国指示以“沟通”代替“规制”
。九月，“民进党”成立，对这种挑战戒严令的行动，十一月十一日内政部长吴伯
雄宣布“不承认，也不予解散”，没有对组党行为采取镇压行动。这一年的六月，
国民党正式提出六点改革的建议，包括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关、地方自治法治化、
制定国家安全法、民间团体组织许可制度，强化社会治安及党务革新等。

      经过一年的酝酿，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蒋经国宣布解除在台湾地区实施
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随後解除了报禁和党禁，正式启动了民主改革的进程。
“解严”是台湾政治转型的关键，也是和平演变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对於国民党
的这一决定，台湾政治学者萧新煌解释有四个原因：“一是政治反对势力的壮大以
及对解严诉求的升级；二是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三是执政党内部的若干
精英对尽早结束‘戒严体制’逐渐形成某种试探性的尝试；四是民间社会自八十年
代以来已俨然形成的求变心态”。这其中，国民学自身的主动变革意识占有重要地
位。

      不管国民党是出於何种动机主动变革，这种明智抉择有效地保证了稳定的社
会环境。这突出地表现在当它面对危机与压力的时候。

      党禁与报禁的解除，使各种各样的群众示威随之而起。一九八七年一年之间
仅台北一市举行的群众示威就超过七千次。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的立委与国大
代表增补选举中，民进党得票率由一九八三年的18.77%上升到24.78%。国民党的政
权基础开始受到冲击，一九八九年的县市长及立法委员选举中，民进党取得空前胜
利，拿到七个县市长的席次，以及二十一席立委。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中的总得票率
达到29.7%，相对的国民党只有58.3%。面对政权受到的冲击，国民党并未因此而为
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走回强力统治的老路上去，而是对自身作出检讨。国民党秘书
长宋楚瑜发表声明指出“愿意负起所有责任，执政党决心彻底改进。”十二月六日
，国民党举行选举後第一次中常会，决定成立党务革新推动小组，承认“选举挫败
是由全体选民所做的决定。”国民党这种态度不仅保证了改革的进行，也有利於巩
固自己的地位，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从民主政治的观点看，国民党虽然丧失一
些议席，却赢得民主改革的形象。假如国民党对民进党的结党行动采取强硬政策，
说不定会给民进党制造更多的机会。”

      国民党的主导作用还表现在对社会危机的处理方式上。一九九０年三月十九
日，上万名大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绝食静坐，反对国大扩权，要求政治改革
。这是四十年台湾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由於台湾学生受到大陆八九民运
的影响，因此此次行动又被称为“第二个天安门事件”。但国民党当局对於学生运
动，采取了与共产党当局的暴力镇压完全相反的方式。事发第二天，李登辉接见学
生代表，表示理解学生诉求，但改革需要时间，并保证进一步改革。次日，学生发
表政治宣言後撤离广场，这种对社会危机的理性反应，为朝野双方互动创造了一个
良好的氛围，为社会增加了稳定因素。

      从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到，在一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原先居於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保证改革的稳定进行需要很多
条件，执政党的主动因应形势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台湾的民主化能得以和平运
作，国民党的主动变革功不可没，这正是台湾经验的一个方面。

      以台湾经验反观大陆政治前景，我们看到，共产党正面临八十年代国民党的
处境，根据上述萧新煌对“解严”四个原因的分析，在大陆出现“解严”这样的民
主改革举动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改
革意愿。我们都不愿看到大陆出现社会动荡，都希望和平演变能顺利进行，这里共
产党当局有一定的主动权。如果他们能理性因应社会危机的压力，主动放弃一部分
既得利益以启动政治变革，中国稳定的系数是相当大的。但是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
，我认为中国前景令人乐观的因素太少。因为显然，共产党现在不愿顺应时代潮流
，仍希图动用暴力手段强力维持社会稳定以及自身的地位，这种不理智与不明智的
做法对中国的前途十分危险。我们看到，现在当局正在疯狂打压国内民主党的活动
，民主党的二线人员已经几乎全部被捕，第二波针对民主党的镇压正进入审判阶段
。这表明当局丝毫也没有推动民主改革的意愿。同样从台湾经验出发，中国的政治
反对派应推动社会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它开始变革，这样才能把和平演变
的风险系数降到最小。

      最近我见到一位国内出来的原副部级干部，他也赞成大陆民主改革采纳台湾
模式。我觉得这一方案有个时间问题。因为等到共产党内一批具有新思维的领导人
占据主要位置，恐怕还要十几年时间，可是中国的社会危机恐怕已经积累到了我们
无法期待这种自然演化的程度了。所以大陆的民主化可能自下而上的成份要比自上
而下的成份多一些。但这并不表明台湾经验在大陆失去借鉴意义。我们仍然期待在
未来的中国政治变局中，朝野双方能有良性的互动，当然，这首先就要求共产党要
放弃一些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