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七八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共政权大概完成了从一个极权型政权转化
为一个威权型的政权，意思是它不再管束国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中国人民在生活
上因而享有较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国民提供选择职业、迁徒等自由；但
中国共产党仍然不能容忍任何对其权力的挑战，组织反对党的活动等当然受到镇压
。

      在可见的将来，只要中共能维持有效的管治，公开组织反对党从事政治活动
的可能性相当低。目前参与全国人大、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摆脱中共的领导，成为真
正独立自主的政党的机会亦不高。

      有关政党的定义，有必要在这里作一些阐释。根据一般教科书上的定义，政
党是一群打算赢取政权的人。在较低的层次，政党是一群打算参与公职选举的人。
作者认为，现阶段中国最有可能演变为政党就是渐趋独立自主的群众组织或其中的
一部分成员和领袖。它们很有可能从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演化为较具独立性的利益
团体，再进而发展为雏型的政党，在各级人大、政协等机构作为相对独立的代表群
体。

      最近几年，中国官方传媒宣传的基层民主，主要是指村级的选举。自一九八
七年开始，六成的村落已经直接选举村长等村干部，而大部分的村民委员会亦已有
三届由直选产生。根据一九七九年人大选举法县级及以下的人大代表由直选产生；
在一些地方，候选人遂能摆脱官方的控制或干扰，自行登记成为候选人，让选民有
真正的选择。这些选择经验，对中国日後民主选举的发展，自有一定的贡献。但对
现阶段中国政党的发展，则作用不大。

      一般而言，中共基层组织对基层选举仍然维持很大程度的控制。而基层选举
的议题，绝大部分都与地方的经济发展有关。村级及乡镇级选举的选民，一般只要
求选出有能力的领导，为地方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故此村级
及乡镇级选举的独立候选人，即使向当地的中共党组织挑战，也只是凭借本身的声
望、业绩和才干，一般都没有计划组织政党，或提出全国性的议题。

      在八十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等院校的民运分子，都曾积极参与县、区级的人
大代表直选。现在国内大专院校的同学对选举已热情不再，但沿海的个体户、私营
企业主却崛起成为新一类的候选人。他们一般对民主没有多大兴趣，他们主要是希
望透过当选人大代表来建立种种关系发展生意。同时他们甚至以送礼等手段去争取
选票。这当然不是中国民主发展的理想模式，但这亦反映社会群体在党外争取它们
本身的利益。如果企业家能组织起来，透过选举等方式依法争取利益，这很可能是
中国政党发展的初步基础。

      近年中国各类利益团体亦较为积极地为本身的成员争取权益。中华全国工商
联相当活跃地代表着大企业，向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争取它们的权益。基本上
各地的商会、私营企业主协会、个体工商业者协会等组织都由当地的工商管理局控
制，但在不少沿海城镇，这些利益团体均能相当自主地运作。

      各类利益团体都受到成员的压力，减少党的控制，多为成员们谋福利。这些
团体现阶段无意与有关的党政机关对抗，它们尝试说服党政领导机关其权力不会削
弱，其控制并未受到挑战；但要改善党群关系，党的角色最好能比较淡出，不要过
份干预群众组织的日常事务。

      工会的角色尤其值得关注。鉴於市场化的改革，党在企业内的角色受到冲击
，而中共亦有意加强对工人的影响力。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共公开要求在三资企
业内建立党组织和官方的工会组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正积
极代表工人的利益，争取组织上较大的自主。各级工会的领导人都明白，如果他们
不能为工人争取权益，他们举办的活动就没有工人参加，他们的工作就难以开展，
最後他们的领导也难保职位了。

        由於业务上的需要，各类群众团体、利益团体和专业团体都有大量地方性
和全国性的会议。这些会议自然是“串连”的好机会，他们彼此之间亦会建立联系
。这些发展，对中共在这些团体的领导逐渐形成一种有讨价还价能力的抗衡力量。


      现时中国差不多每一个城镇的电台都会提供一些热线电话节目，让听众申诉
他们的不满。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亦会到电台答复听众的投诉和建议。当然，现阶段
这些投诉只限於地方政府种种服务的不足。但随着听众期望的提高与电台之间的竞
争，总有一些节目会出现突破，开始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等。事实上在一些严肃的学术及专业的，有关重要国策的建议和辩论已经出现。这
类刊物有些只供“内部”流传，但有些亦公开发售。这些发展促使地方及全国性意
见领袖的涌现，这将会为未来政党发展储蓄人才。

      上述现象显示出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慢慢地在中国建立起来。一元化的党领
导在各个环节遭遇到有限度的抗衡，社会上多元化的利益逐渐得到承认，代表着不
同利益的团体争取本身成员利益的活动逐渐赢得全法性和认受性。表面上，中共领
导着各个群众组织，但实际上各个群众组织内部有种种讨价还价的活动，有勇於向
组织内党政领导挑战的代表。这些活动和代表就各群众组织向各级人大、政协输送
代表的过程中自会发挥其影响力。这样，各级人大、政协可望凝聚有一个能与党政
领导讨价还价和抗衡的代表群体。一九九二年初贵州、浙江两省的人大就曾拒绝接
受中央提名的省长候选人，其後中央亦只能接受该两省人大所通过的人选。

      近年的政企分家、机构改革，对中共领导的群众团体也造成了压力。它们为
了增加收入，抵销削减预算、压缩编制的影响，只能扩大规模去办企业。财政上自
主性增加自然会增强它们与党政领导的讨价还价能力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

      引进政治改革赋予上述的发展以认受性，是中国领导层现阶段明智的选择，
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护主动，控制政治改革的步伐。顽强的对抗只会积累成危
机，使共产政权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大概中共不会放弃对权
力的垄断而接受一个多元化的政体，它最多只会提供渠道让人民宣泄不满，让个人
和各类群体去争取他们的权益，并惩罚不称职和贪污的干部。

      这些让步，即使在经济有可观的增幅、国民生活有明显改善的环境底下，也
越来越不能满足国民的要求。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生活有显著的提升，与改革前
比较，人们容易感到满足。但到了九十年代後期，一方面经济发展放缓，另一方面
贪污腐败的问题极为严重，加上城市下岗失业情况恶化，农村实际收入下降，国民
的不满情绪快速蔓延。今年四月底一万多名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一事就是一个重
要的警告。

      目前中国的政党发展还缺乏东欧国家在八十年代末的基础，它们起码有独立
的天主教会和波兰团结工会等组织。要和平地形成有组织的足以和中共政权抗衡的
民间中产阶级壮大，让容许和平政治活动空间得以开拓。这个过程，须要中国经济
维持一段相当长时期可观的增长，更须要中国领导层积极引进政治改革和有效地打
击种种贪污腐败。

      若是中国经济出现困难，失业情况更趋严重，贫富差距扩大，农村贫困恶化
，政治改革迟迟未见实施，那就很可能再度出现一个“天安门事件”般的局面。比
起十年前，现时中国的资讯发达很多。“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这样的组织一
出现，示范作用更大，各地类似的组织相信会很快成立响应。面对更大的压力，中
国领导层会作出让步，承诺实行政治改革，抑或是准备采取镇压的手段呢，那就不
可能预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