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我的心中充满了忧虑。在中美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产生严重的信任
危机的情况下，从中得利的只能是最不希望这两个民族友好的人们。而这处对话只
能使双方的保守派得到好处，使双方的开明派失利。我两年以前一直对中国的民族
主义抱积极肯定的态度。现在的事实使我越来越认识到过去观点的片面。其实，所
有的民族主义都具有十分危险一面的。
中国人致命的弱点是由于中国人历史上所受的痛苦太多，由于中国人在长期
专制下受的压抑太深，民族主义一旦被激发起来，极容易走向非理性。从义和团到
北大三角地的一些言论，似乎都表明我们这个民族远远没有成熟。而最令人担心的
也许是某些近视的政治家们会受不了民族主义煽情巨大好处的引诱。民族主义这只
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怎么办？
美国人致命的弱点是太自信，太相信自己在笔直笔直的救赎主义的激情。在
冷战时期，美国人还多少受到一些约束，现在则是忘乎所以了。我真弄不明白，美
国人为什么要把俄国人逼到死胡同里去？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对美国人最大的不信
任是担心他们在搞跨南斯拉夫以后，就来搞中国。因为中国的台湾问题、西藏问题
与南期拉夫的民族问题有些相像。还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这两点足够使美国
的理想主义者们进行一场十字军东征。这一层担忧是导致中国政府与民众走向民族
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人能帮助中国人消除这一层误解吗？
我实在不能想象克林顿会指示打中国使馆，除非他突然疯了。但“误炸”的
理由实在又不能使人信服，如果没有有说服力的理由，难以使中国人平静下来。问
题就在这里，是不是有人越过克林顿，去做这件坏事？
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能理智思考分析问题的人，竟然并不多见，
真令人感到不安。在大洋另一边的美国报刊上，却有人在傲慢地宣称：我们已经道
过歉了，换了别的国家早就接受了，还能要怎么样？把你们的使馆房子修复行不行
？他们不理解，两个处于深刻信任危机的国家，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
前些日子，我在给大学生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课后，专门增加了一节
课，联系最近发生的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与五八游行，给学生讲了民族主义思潮
的政治影响问题。在课上，我还把一个月前《中国日报》英文版上克林顿与江泽民
向民众挥手致意的大幅照片展示给同学们看，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美二十
年来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关系从此就要结束？难道我们愿意看到希望双方友好的人
们从此将处于困境，而希望双方关系恶化的人们将从此兴灾乐祸？
说实在话，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的那些原教旨主义者确实要负很大的责任
。他们绝对不了解中国，又自以为是地保持着对他们新教式理念的忠诚。把中国复
杂的问题，简单地化作一个抽象的符号，一种传统的“白种人的负担”。然而他们
却有着话语霸权。好多事情都是他们首先发难，中国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就这样一
步一步被激活了。然而，以牙还牙的民族评论就是好东西吗？
两年以前，我本人认为，中国转刑时期的民族主义可以作为国家凝聚力的新
资源，对此我曾有过乐观的期待。现在看来，我的看法过于简单。民族主义固然在
弱势国家在受到威胁时具有聚结人心的自卫作用。然而在和平时代解决民族之间的
矛盾与冲突的复杂问题时，民族主义往往有以下几个致命的缺陷。
首先，民主主义本质上是诉之于人的新缘本能，它主要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
状态，而不是理性诉求。在具有这种亲缘本能的同群体一致对外的群体运动状态中
，任何过激行为由于“法不责众”，因为都是最“安全”的。因此极端主义者很容
易把这种集体行动引向极端。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矛盾使人们正常渲泄的渠道
受到压抑的情况下，这种非理性渲泄就成了最“安全”的爆破口。这种激进行为的
暗示作用与示范效应，会使群体行为在互动过程中“后浪推前浪”，于是一发不可
收拾。五八事件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如果中国政府不是及时控制，其后果难以设
想。
其次，民族主义是通过把其他民族作为对立面来凝聚人心的，就其本质而言
，它是一种内在的“大我主义”，它必须以“大我”与“大他”的利益下互不相容
－－“非此即彼”作为前提。而每个“大他”就其自身而言又是“大我”，在这一
互动过程中，宽容、妥协与谅解是没有插足之地的。其结果使人类怨怨相报，这种
恶性特环只会变本加厉。
第三，在情绪化状态下，以民族利益至上的简单化的口号，将会成为压倒一
切其他理性声音的优势话语。任何不够激进与不够极端的声音，就会被攻击为“投
降主义”、“为敌作伥”、“第五纵队”、“内奸”来加以压制。人们不应该忘记
，反对义和团攻外国使馆的袁昶、许景澄，就是被慈禧太后以“语多间离”的罪名
予以杀头的。当然，中国人反对北约轰炸中国使馆而进行示威游行的行动，不能与
义和团非理性的行为相提并论，但极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的优势话语，对理性现实
态度的“高屋建瓴”，则与此相似。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
起另一方的非理性的态度的反弹，并使另一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这种情况就会形成双方互动过程中的非理性的强硬派得势，使现实主义的温和派受
困。反过来将使任何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出现变得更为渺茫。在这种恶性互动的过
程中，中美一些为建设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而努力的温和派，如果他们对民族主义极
端化势力放纵的话，最终将在自己国内的保守的强硬派的强大压力下受困，而诉之
于民族主义话语的鹰派，则可以从中渔翁得利。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好不容易发展
起来的中美友好关系，将由此而毁于一旦。而美国国会山里的那些自以为是的“理
想主义者”正等着这样的机会。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
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
正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不少前苏联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与
反对经济改革的机会主义者结合，形成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势力。从近年来国际上
民族主义的煽情作用往往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大量事实来看，凡是煽起极端民族主
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好的结果。
当然，这种民政部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出现。中国政府在五八事件事件后的态
度，保持着相当的理性。但一些激进民族主义泛滥的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中国人
深省。至少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饱受西方分割，从来
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床。在不久之前的五八事件中，上海某校有的
女大学生甚至提出“不学英文”，这种温床之存在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北约轰炸中国使馆是极为严重的事件。无论怎么说，中国人都是值得
国际社会同情的受害者。中国人当然要表示自己的义愤并作出自己的反应。但在采
取何种反应方式这一问题上，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把五八事件中的某些激
进民族主义的行为视为受害者理所当然的权利，那就无疑意味着要把极端民族主义
从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其结果又将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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