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制度改革和文化重建的深沉思索
——记欧洲中国学社西班牙国际学术讨论会
本刊记者
湛蓝的地中海海水环绕着西班牙南部小城丹尼尔，春光灿烂。由欧洲中国学
社、北美华人社会科学家学会、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的制度改革与文化
重建——千年之际的回顾和前瞻”国际学术讨论会於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这里
召开。来自北美、台湾和欧洲各国的中外学者三十多人出席了会议，因故未能与会
的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的七位学者也向会议提供了论文。整个研讨会包括“中国
大陆改革的检讨”，“当代中国的政治历程及其启示”，“新世纪国际格局与两岸
关系走向”，“中国文化的变迁与重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五个主题
讨论会以及两场座谈会——国内外时局座谈会以及文化思潮与知识分子座谈会。这
是继一九九六年欧洲民运工作者协会参与筹备的在荷兰召开的“民族主义学术讨论
会”和一九九七年在德国召开的“邓後中国学术会”之後的第三个在欧洲举行的颇
具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欧洲中国学社主席、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王鹏令博士作为
会议召集人之一全程主持了讨论会，陈彦、杨子韶、陈奎德、白夏、刘宾雁、罗多
弼、阮铭分别主持了各个讨论会和座谈会，“欧工协”的常征、胡立俊、司马泰、
陈良和叶国忠、刘明明参与了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
“制度改革”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课题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欧洲中国学社顾问苏绍智教授在开幕词中强调
对制度改革与文化重建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今天在欧洲讨论的这个课题
，在大陆、在台湾都应该予以充分的讨论。苏教授从制度改革的题目出发，对制度
与人的关系发表了深刻的意见。他针对中外一些人持有的对中国总理朱熔基的普遍
的好感，指出朱熔基已经开始骄傲，不久前朱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些回答很不得体
，这说明人们不能对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苏绍智说，如果制度不改变，中国即
使有一百个朱熔基也是没有用的。
著名汉学家，瑞典斯德哥尔莫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和汉学系教授罗多弼指出
，今天在西班牙南部召开这样一个由高级中国学者出席的研讨会，是“不好的原因
导致的好的结果”。中国大陆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因此不能提供中国知识分
子所要求的自由讨论的学术空间，这是不好的现象；但其结果是有多年来有许多中
国优秀学者，聪明、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来到西方，这对西方的学术文化有启发作用
，对全世界都有好处，早晚也会影响到中国，因此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很重要。罗
多弼希望以後中国学者能够为西方的媒体和学术刊物提供更多的文稿。
香港《争鸣》杂志总编辑温辉在开幕式的发言中称赞欧洲中国学社在提倡纯
学术的争鸣上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海外团结互助，共同发展树立了一个榜样。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个榜样的作用会逐步扩大。《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也指出欧洲中
国学社召集的这个讨论会为其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希望欧洲
中国学社能够网罗更多的人才，在全世界树立一个表率。
全面检视：民主能否解决中国问题
对中国改革的检讨是会议首先开始的话题。著名作家刘宾雁在发言中向大家
展示了一个沉重的中国的画面。他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经过二十年改革的中国究竟
是离开民主更加近了还是更加远了?他认为中国的民众长期以来是被排除在改革进程
之外的，邓小平从右的方面完成了毛泽东从左的方面所进行的对中国人人性的破坏
，其结果是中国官僚总体性的腐败与人的群众性堕落。这虽然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产物，但是这已经成为中国民主化的致命障碍，它也不是西方民主制度所能够治疗
的毛病。鉴於对俄国“虽然有了一整套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和相当充分的政治自由，
但是它的困境反而更加严重”的判断，刘宾雁提出，在人与制度关系的问题上，不
是以往有人所讨论的哪个应当放在第一位的问题，而是二者同等重要。他说民主未
能解决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尤其如此，即使中国实施资本主义了，实行民
主了，又会怎样?民主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例如犯罪问题。当然没
有民主，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这是一个难题。因此他强调，观察和思考中国问题不
能专注於经济或者政治层面，要把社会、人、人与人的关系置於重要位置。刘宾雁
还提醒人们不要忽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以非官方力量的姿态在维护现状和敌视民
主运动方面所起的作用。
针对刘宾雁似乎“悲观”的论点，苏绍智指出，在整个世界的转型中一定会
有很多问题发生，但是不要悲观，他表示自己不相信人类社会会从此灭亡，民主制
度不会没有前途。苏绍智认为民主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原先的社会
主义国家转型的根本点还是民主问题，制度很重要，制度不改变，社会转型就不可
能。
温辉在“东欧变革和中国”改革的发言中指出，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东欧的变
化是彻底的、综合性的、全面制度性的和平革命，而在中国的变化则是局部的经济
改革，所以前者可称为变革，後者是改革，如果不从这个根本上观察问题，混淆这
两种变化，就会发生判断上的错误。因此，他不赞成某些人以俄国和东欧国家在变
革过程中某一个时段的状态作为其优劣成败的判断依据，认为这样做是轻率的。他
还指出有些传媒对东欧俄国困难的报导过於夸大。他相信东欧诸国在经历了复杂困
难和逐步稳定的转型期之後，会健康地发展。
未及与会的两位中国大陆学者在递交给会议的论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工人在
转型期间的社会分层变化与社会不平等问题。论文指出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在职业声
望、收入与福利等方面高於其他职业阶层的中国工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由於原先依
附的企业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单位身分制度发生了变革，其社会分层地位发生了
变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老大哥”的职业声望下降到全社会的第四十六位之後
，在经济上也成了低收入者。文章还研究了中国一千万下岗工人与失业工人导致的
城市新贫困问题，对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设立最低生活保障线提出了建议。
王鹏令在发言中提请大家注意的一个中国改革的死角就是“社会改革”，这
就是一切旨在形成、培育和发展独立於政府的民间社会的改革。在中国大陆原有的
全能主义体系中，独立於党国的民间社会团体没有合法存在的空间，只有官办的“
人民团体”，例如工会和妇联。改革的二十年中，官方领导者从来没有把“社会改
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知识界也没有在战略层面上就社会改革问题达成共识。王
鹏令在分析了八九民运在组织上的教训之後提出，要超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
的二元模式，重视社会改革的重要意义。社会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桥梁
，是走向民主社会的重要内容，对中国平稳的民主转型有重大作用。他认为他现在
的居住地荷兰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和调节社会冲突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可
以说欧洲国家有很多社会民主主义的因素。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夏博士不完全同意王鹏令对社会改革的意见。
他指出，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进行一定会推动社会改革，相反，只要共产党的政治制
度还维持着，就很难会有真正的社会改革。因此在民主化进程中政治问题一直是十
分关键的，不解决政治制度问题，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的自由发展都不可能。对於是
否能够把荷兰等欧洲国家的政策措施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白夏也表示持审慎态
度。在大会发言中，白夏分析了中国民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的关系以及
在每次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参与态度。他认为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中国民间民主运动到
八九民运，都有中共党内斗争的背景。他还指出以前中共可以根本或者基本上不考
虑国外对它的政策的反应，比如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判处魏京生徒刑的时候，现在不
同了，特别是八九民运之後，国际的影响变成了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不得不
考虑的一个“国内因素”，外交在当今的中国要比在美国来得重要。
中国政治改革：必须告别极端主义
苏绍智在从对二十世纪给中国的历史教训出发展望下一个世纪世界发展趋势
时，借用西方学者的用语，称二十世纪是一个“极端时代”。在中国，从世纪初的
义和团排外运动到八十年代末期邓小平的“六四”军事镇压，中国的极端主义最为
长久和激烈。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一定的成功正是摆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分法
对立的结果，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难以起步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坚持一党专政的极
端主义，这是今天中国危机丛生的根源。苏绍智认为未来世纪的趋势是全球化、信
息化和民主化。一党专政完全落後於时代潮流，因此中国必须告别极端时代，顺应
潮流，进入世界文明国家之列。在这里，文明的冲突不是主流，要承认人类共同价
值的普遍意义，要把民主自由人权作为全民的共识，遵循国际社会普遍的游戏规则
。苏绍智还强调，国家的强大不是依赖军事力量，而是依靠民主化和科技的进步，
尤其要重视信息革命中信息自由交换的原则，从而完善新闻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法国国家广播电台的陈彦在论文中分析了中共极权制度下革命与建设的双重
逻辑，他认为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专政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下，革命与建设一直表现
出内在的紧张，这是中国频繁的政治运动的根源。《留德学人报》的彭涛在对一九
八七年後中国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分析中指出，中共领导层对现代化的态度与定位
是通过现代化改革达到稳固其一党专制的目的，这是对改革的工具化。因此中共对
现代化改革的内容与范围也就限制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上，压制任何政治民主化的要
求与行为，实际上这是阻碍中国改革的一个因素，甚至会使得社会倒退。彭涛认为
鉴於现实的中国政治改革面临重重阻力与障碍，中国政治的民主化需要一个长期的
现代化过程来促成。香港中文大学行政系教师吴国光在书面发言中阐述了当代中国
的“政治危机周期”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当代政治中存在着一个相当有规律性的危
机周期。这个危机同时表现为政治权威的危机、政治规则的危机和暴力在政治生活
中的合法化，过去的五十年中这样的危机大体每十年爆发一次。吴国光认为，没有
公开公正的政治竞争机制，国家和社会处於比较对立的状态，是形成政治危机的主
要政治原因。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中国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构成这种危机的政治
原因。他指出民主政治制度可以解决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缓和国家与社会的矛
盾，将政治竞争制度化。因此，能不能在中国启动民主化过程，是能否走出政治危
机周期的根本条件。因为政治危机周期与民主化转型密切相关，就把握未来的战略
选择而言，通过政治改革走出危机周期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主要回顾了中国的宪法历史，对从一
九零八年清末的《钦定宪法大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八二宪法”和一九八七年
台湾解严之後建立民主宪政的《中华民国宪法》作出了详细的比较。他认为中共统
治建立之後颁布的多个宪法的根本问题在於其立宪的基础是将宪法当做统治阶级意
志的体现，因而不可能成为全社会的公平的游戏规则。在分析了一九四六年中华民
国宪法的制宪基础和所经受过的历史考验之後，陈奎德认为四六年宪法是台湾民主
化的基础，也有作为中国宪法法统的渊源及修宪的底本的资格。
国际格局与两岸关系之前景
薛伟提供的论文题目是“在两岸问题国际化的架构下中共对台的外交政策及
策略”，他首先分析了两岸问题事实上的国际化迫使中共的对台政策不得不越出“
内政”的范畴，跟着国际化。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以来，就把台湾问题的解
决摆在一个国际格局变化的前提之下，从来没有把台湾问题当作单独的“内政”而
不顾及国际关系来处理。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已经成为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
基础性和首要的条件。由於中共有着不容国际轻忽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在国际各种
关系的互动中已经取得了不可或缺的地位，造成了中共之所以敢用对台的外交政策
与策略威胁国际社会，逼使国际社会步步退让。也正是在这种原因的驱使下，国际
社会在处理对台问题中经常出现矛盾和不公的现象，某些国际政治家的懦弱、无能
、短视和功利观念造成了错误的决策，给台湾的实际利益带来损害。薛伟进而讨论
了在国际化格局下的两岸关系中台湾的安全系数。一九九八年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
向国会提供的一份报告指出，除非台湾骤然宣布独立，否则在未来的十五年内，中
共使用大规模武力进犯台湾的可能几乎不存在。据此，薛伟认为十五年是台湾的一
个安全系数。危险可能主要在十五年之後。薛伟还认为中共对台外交政策与策略的
主要目标是削弱美国。中共“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向非常可怕，其结果将会是中共
霸权的崛起，进而造成整个国际秩序的重新排列，最後导致民主制度的摧毁，给人
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对台湾、对中国乃至对人类发展来说都
甚为关键的世纪。如果台湾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全球性的大灾难就会降临。
来自美国的程惕洁专门就“飞弹防御系统(TMD)与台海未来局势”发表了意见
。他认为首先应当确定的几个前提是北京中共政权维护一党专政的情况不变，台湾
维护自己主权和尊严的立场不变，美国坚持民主自由的初衷不变，东亚地缘政治的
基本格局不变。在分析了美国军方和台湾当局对台湾海峡形势的基本估价之後，程
指出要从中共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中共的对台政策。对中共来说，大陆正处於
一个十字路口，中共会利用外部危机转移内部危机，利用外部军事行动掩盖内部镇
压，甚至利用战时经济，延缓金融危机爆发，利用解放台湾来重振共产党的合法性
。所以在未来的三五年内，两岸关系是凶多吉少，一个比一九九六年导弹危机更加
险恶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
正在台湾大学执教的阮铭着重论述了中国、美国、台湾“三角关系”的形成
与历史变化，阮铭认为现在台湾海峡的危险是“有张伯伦而没有丘吉尔，有汪精卫
而没有蒋介石”。江泽民就是当年的希特勒，而克林顿则是当年的张伯伦。阮铭认
为现在两岸关系的可行之道是推进贸易领域中的平等互利交往形式，直接三通，这
符合双方的共同经济利益，应当超越意识形态，通过谈判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具体
途径，这是台湾未来生存发展和安全不可回避的现实的课题。他呼吁台湾的政界、
学界、企业界、舆论界应当对此认真探讨，获得共识。
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与文化重建
研讨会上两位女士的论文构成了对这一课题研究的主要支柱。来自法国高等
社会科学院的张宁女士的论文主要论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文化形态的制度性转化
。而具有相当知名度的历史学研究者陈小雅女士的论文则从更广阔的视野论述了当
代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变动。张宁认为本世纪是中国戏剧由世俗的民间文化形态向
精英政治文化形态剧烈转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戏剧演变成了现代国家的
意识形态工具。在中共掌握国家政权之後，毛泽东亲自对文艺问题进行干预，戏剧
也成为极权政治和一元意识形态的深化的表现。在九十年代的今天，中国的戏剧文
化格局是意识形态及国家统一管理和行政干预逐渐瓦解，在城市是小剧场和新型民
间空间多样化，在农村是与地方民俗信仰习惯的重新组合，这是一种既非重返传统
又非远离现代的复杂的文化变迁。
陈小雅在分析了所谓的中国“革命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
概念之後，叙述了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的“革命文化”一花独放的时代到一九七九年
开始的“解冻时代”，到一九八九年开始至今的“革命文化”、“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变动，以及三种文化形态的内在关系与存在格局。她指
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本来来自西方非主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必然会
与西方文化发生冲突与纷争，在改革开放中，这种冲突自然愈加激烈；前几年中国
传统文化借“国学热”而试图复归，三种文化形态各自争取自己的舞台。陈小雅强
调文化的多元化是民主社会的土壤之一，多种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会造成文化的进步
，这是所谓“历史终结”之後的一个重要动力。一些与会者赞赏陈小雅对中国文化
形态的整体分析，不过温辉对所谓“革命文化”的概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这
里的“革命文化”若改称为共产党的“党文化”更为适合，因为共产党所称的“革
命”实际上都不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严格说来是“反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王焱在递交的论文中个案研究了中国史学大
师陈寅恪。他不同意将陈的思想学术界定为“广义的文化遗民”的说法，认为陈寅
恪是中国自由主义史学的开山大师。王焱认为陈的史学体系是文化史，即以文化的
视角通观历史，将中国史认作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史，其政治史的研究也隶属於文
化史体系，开创了文化史的政治史领域。陈寅恪的政治史研究的核心是发端於古典
自由主义的与国家相对立的社会观念，认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价值就是“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直到其晚年的明清史的研究，也是张扬个人自由的理念。王焱还
指出，本世纪一个耐人寻味的政治现象是，保守主义的旗号常为威权主义盗用，自
由的理想往往为激进主义所裹胁，从而导致混乱；今天应当恢复保守与自由在古典
传统中的本来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莫大学中文系讲师，《今天》杂志编辑陈迈平在他颇具形而上
意义的发言中展示了他在世纪末的一个思考内容：重建人文精神的空间。他认为，
对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者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空间，如果说一九四九年
前的中国是鲁迅所称的“吃人”的铁屋，哪么後来共产党的统治更是将人文精神活
动彻底禁锢。在充满敌意的“铁屋”中，中国人文主义者历来的活动表现为参与或
者疏离，成为“革命者”或者“局外人”。陈迈平说面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文主
义者有必要重建自己的空间观念，特别是要恢复正常“人”的观念结构。他认为在
一个纯粹的人文精神活动空间中不存在现代与传统的对立，精神与世俗的对立或者
恐惧。
罗多弼教授在发言中阐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面对新世纪的两个挑战：一
个是怎样处理市场经济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二是在全球化的态势下，怎样界
定中国人的认同和价值。他认为前一个问题是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
济为民主制度开了一个门，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全球化使得东方与西方，传统
与现代的对立变得更加激烈。罗德弼阐述了自己的“宇宙人”的观念，他不太强调
国籍肤色与种族的区分，而是更多认同人类的共同的地方和普遍的价值：对爱情的
憧憬，对知识的追求，对苦难的同情。罗教授还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战争情结
”以及中国“从毛神到财神”的当代社会现象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在知识分子问题
上，与会者还就罗多弼教授提出的“知识分子的参与和独立性的关系”，“知识分
子是否有特别的社会责任”，“市场经济与知识分子的地位”三个问题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
未能到会的学者为会议提供的论文还有《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的“共产主义
与中国”、美国印地安那—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蔡文辉的“关於中国低度开发的西
方经典理论”、翁松燃的“新世纪国际格局与两岸关系走向”、美国艾莫瑞—汉瑞
学院助理教授王辉云的“解析五四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思潮”、郑聪的“清朝货币政
策和贸易政策的研究”，这些论文将发表在会议的论文集中。两天密集型研讨会结
束了，与会者在分别的时候不忘相约下次见面的论题。前後参加了三次欧洲学术讨
论会的苏绍智先生感慨地说，这三次会议开得一次比一次好。刘宾雁也称这是一次
成功的会议，收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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