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一九六零年四月在印度见到了达赖喇嘛，距离达赖从西藏逃出大约一年
。当时在西藏人民中，在印度人民中，在举世传播的媒介中，达赖喇嘛是一位神，
他也很少接见访客。中共一份内部材料中说：司马璐於一九六零年接受印度那拉扬
邀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所谓“西藏问题及反对亚非殖民主义会议进行反华活动。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党史研究资料”）。本来早
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也有另一个“亚非反殖民主义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
亦称万隆会议，印度也是发起人之一，中共由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当时
亚非会议的公报中说，他们的目标是，争取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
和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等为讨论内容。

      我在一九六零年参加的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非会议（ＡＦＲＯ—ＡＳＩ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和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先生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
，基本精神是相同的，唯一主要的区别是，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提出的反殖民主
义是以老牌帝国主义为对象，由於中共代表团的阻挠，不敢提出以苏联为代表的社
会帝国主义；而在五年後我们在新德里举行的亚非会议则通过反对新老殖民主义，
承认一切种族平等，维护民族独立，争取正义与和平，由於这一会议的酝酿过程，
是在一九五九年，中共对西藏进行血腥镇压期间，当时亚非各国的舆论对中共的民
族沙文主义政策非常愤怒，同时也对达赖喇嘛的逃亡充满同情与敬意，因此会议中
就讨论了西藏问题。

      假如说，因为我们当时这个会议讨论了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西藏问题，中共
便认为反对新殖民主义就是反对中共，反共就等於“反华”，这叫“对号入座”，
把“新殖民主义”这顶帽子，中共自己戴在头上了。

      这次会议中，出现过印度代表团和巴基斯坦代表团的火爆场面，出现过指责
印度的克什米儿政策，出现过锡兰（斯里兰卡）代表团指责印度支持该国的反对派
。印度是这次会议的东主国，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印度岂不是把亚非各国的客人
请上门来“反印”？所以，在这次会议上，亚非各国乃至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批评
中共处理西藏问题的政策，怎能称得上“反华”的罪名呢？

      中共可能又有一个说法，万隆会议是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参加
的，这次在新德里举行的亚非会议，几个香港文化人怎么可以代表中国呢？

      当时经过的情况是：这个会议是由印度的反对党（ＢＨＡＲＡＴＩＹＡ  Ｊ
ＡＮＴＡ  ＰＡＲ印度人民党）领袖那拉扬发起的，所以，会议的性质并不代表任
何一个国家官方的意见，也不是由任何一个国家的官方指派代表。那拉扬考虑到，
中共当局坚决抵制这个会议，邀请台湾代表又为印度总理尼赫鲁反对，也难获得印
度政府的签证，最後就由香港的文化界人士中推选了几位，其中包括：

      张国兴（香港亚洲出版社社长）；徐讦（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周鲸文（时
代批评社社长）；卜少夫（新闻天地社社长）；李秋生（香港时报总编辑）；司马
璐（自联出版社社长，展望杂志主编）。

      我们这几个人，除了李秋生，卜少夫二位较为接近国民党以外，其余的人，
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张国兴英文好，作为我们的发言人。我记得，当时我们在
该会表达了以下的意见：

      一、民族的纠纷在民主国家通过和平渐进的道路解决。

      二、苏联已成为世界上最残暴的新殖民主义国家。

      三、“中共”与“中国”必须分开，中共不代表中国，若干亚非国家代表把
中共对西藏的迫害糊涂地指责中国人民，并非事实，有欠公道。

      我们香港的朋友表达了上述立场後，获得了与会亚非代表的一致赞扬。

      我们还特别表达了我的一点个人意见，我说：“我反对汉人的大汉族主义，
承认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实现民族自决的权利。”我的这个观点和我的香港朋友当时
并不一致，但是迄今我仍然是这个看法。

      这次会议中通过了设立“亚非理事会”常设机构。

      我在一九六零年六月香港出版的《展望》杂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高度评价
这个亚非会议。我说：“一九六零年四月八日，在世界民族运动史，在亚非人民斗
争史上，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了亚非西藏会
议。”

      会後我们一行人驱车游览，四月间在香港还是春天，在印度已经是炎日当头
的盛暑了，我们在途中见到许多庄严而又辉煌的的庙宇，我们见到成群印度人在恒
河水里沐浴，我们车行到喜马拉雅山边，山的那一边就是中国，我们拜访达赖，当
时他住在一座古老而又十分现代的城市中，这是一个离德里不远的山城莫梭瑞（Ｍ
ＵＳＳＢＯＲＩＥ）

      达赖喇嘛的出现，我们每个人都为之一怔，想不到他是这么年轻，当年二十
四岁吧。他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亲切，礼貌，好象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种族分
别，他和我们互赠礼物哈达，回答我们问题时从容冷静，智慧清析，他的国际知识
的丰富，颇令我们惊讶。我一生见过政治人物很多，一个二十五岁的政治和宗教领
袖，有此气度，魅力和修养者，还不多见。

      我们亲眼见到在印度城乡中，印度人听到达赖喇嘛的名字，立刻双手合十表
示敬意。当时达赖在印度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受尊崇的精神领袖。

      一九六零年我初访达赖喇嘛以後，到现在已经三十七年过去了。三十七年以
来，达赖奋斗不息，令我十分敬佩。

      在那次印度之旅中，我接触过的西藏朋友，至今印象很深，一位是达赖的哥
哥嘉乐顿珠，他过去在南京时代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他的太太朱丹也是南京人。
我们香港的朋友曾经作过他们的客人，他们都说汉语，我们的体验，彼此简直象家
人一样。

      另一位是达拉朋措扎西（ＭＲ. ＴＡＫＬＯ），我和他真有缘分，第一次见
面在印度，我後来听说他当时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安全部长；第二次见面在美国，在
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中，他当时是达赖驻英国的全权代表；第三次是不久前在伦敦
，他说他已退休，他的夫人接任他的职务，现已去台湾工作。他的前任夫人是达赖
喇嘛的姐姐。

      我对西藏朋友的整体印象是，觉得他们一般的政治水平相当高，在那几乎与
外界隔绝的“世界屋顶”，西藏人确令人感到神秘。他们凭修练？凭知识？还是幽
幽的高原中能产生更多的灵感？

      最後，简单地谈一谈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

      中国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比较一般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民族流
血冲突是比较少的。特别是汉族与藏族之间，在中共建政以前，多数的时间是比较
融合的，这可能与汉族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思想，藏族的主流文化是佛教，儒家与佛
教都崇尚仁义与博爱宽容有关，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我个人虽然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我对於藏传佛学的高僧一向尊敬。我认为，西藏有独立的民族文化，宗教，
风俗，习惯，甚至有自己的民族服装，民族艺术，西藏人民有权选择自治或独立。
假如中国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和平统一，包括西藏在内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的民
主中国，这当然更是我所乐於见到的，假使有那么一天，我个人愿意提名达赖竞选
民主中国的总统。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