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学潮回顾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神州大地，发生了一起声势浩大的高校学生民主运动
。这波发源於合肥，高潮於上海，结束於北京的大学潮，其规模仅次於後来一九八
九年的全国性学潮。八六学潮，为二年半後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
基础。

一，学潮序曲

      一九八五年秋季，在上海几所高校里，正酝酿着一股躁动不宁的空气。从北
京传来消息：部分北京高校的学生，不满日本的“经济侵略”，曾发起反对日本、
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该行动虽然规模较小，但却准确透射了当时相当一部分高校
学生的思想情绪。
      当时，我正在上海同济大学管理学院攻读研究生。校园里，早已聚集起一批
志向远大，富於思索的研究生，我本人，便是其中一名最活跃的弄潮儿。我们常常
以聚会或沙龙的形式，评论时政，针贬时弊，大有国家兴亡，舍我其谁的气概。这
类聚会或沙龙中的活跃人士，大多成为後来八六学潮的骨干。考虑到今天，他们中
大多数人，仍然在国内各行各业上任职，殊为不易，在本文中，我尽隐其名。聚会
或沙龙中，最大的主题，是民主政治。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没有一个相互监督和相
互制衡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的强大昌盛之路断不可能。
      日人侵华虐华之耻，一直留在莘莘学子的心头。中国政府耗数十亿巨资，从
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兴建宝山钢铁公司，由於是昏官和外行主持谈判的结果
，在这桩交易中，中方蒙受了难以置信的巨大经济损失，仅仅因宝钢项目，就导致
日方数家濒临倒闭的设备供应企业起死回生。这是新的国耻。
      此一事件，成为我们一批热血学子发动学潮的导火索。八五年十二月，将是
历史上的反日爱国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我们打算籍此发动一次纪念
性学潮，以反日为口号，呼吁推动民主政治。
      准备工作从十月份展开，为了保密，牵头工作在我们本校五到十名研究生间
悄悄进行。我和另外两位研究生，连续工作几个晚上，手书了大批口号性传单：“
宝钢亏损，国耻难忘”；“惩办贪官，振我国威”；“专制误国，民主兴邦”；“
自由万岁”……
      将传单塞在鼓胀的书包里，我们分头骑自行车到其他高校去散发。异校撒传
单，是我们设计的一种障眼法。人少事多，我一人承包了复旦大学。一个星期六的
下午，独自踩着单车去复旦，秋冬交接的冷风直往衣领里灌。在复旦的曦园草地上
，教学楼教室的座位上，图书馆的桌面上……到处布下了我散放的传单。而在回同
济的路上，却有一种孤独和惆怅的感觉挥之不去，在偌大而热闹的复旦校园，仅仅
只有一个人，仅仅只有我，在从事这份冒险的事业！
      几乎同一时期，一份打印件从浙江大学传来：方励之教授在浙大的演讲。这
份宣传民主、弘扬真理、讥讽阴暗现实的演讲稿，读之令人一振。我们迅速决定，
广为散发和宣传方励之的系列言论，籍此推动学生民主运动。
      我们收集到更多方励之的演讲与文论，放大复印，在校园内到处张贴。我们
并以同济大学研究生会的名义，自己编辑印刷发行了《方励之姚蜀平演讲集》。这
场宣传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学生对新时期民主运动的理解和关注。但我们这群
活跃分子，也因此引起了校方、乃至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这种注意很快发展为便
衣特务的跟踪监视。在一次张贴活动後仅十几分钟里，管理学院和校方的一群领导
，突然出现在我们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宿舍，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张贴是我们干的，领
导们仍然苦口婆心地对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并警告：不要“闹事”。
      当局方面获悉我们将在“一二九”时发动学潮，急忙多方打压。市长江泽民
临时出“高招”：将“一二九”前後一周定为当年上海市“交通安全活动周”：全
市进行交通大检查，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影响交通。街道集体活动一律禁止。监控
密，风声紧。我们不具名号的“学运筹委会”不得不开会冷静分析形势，半数人认
为当年发动学潮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为首的我於是亲自提议：激流勇退。一番争
论後，多数人同意了我的提议。计划中的八五年上海学潮因此搁置。随後，我又向
部分研究生提议，改为向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上“万言书”。“万言书”其实
没有万言，五、六千字而已，由我亲自撰成，另一位研究生好友执笔抄下。大意是
：没有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学生运动有助於帮助政
府，带动社会进步，而不是什么“闹事”。
      “万言书”原准备在校内研究生中大范围签名联署，但不少人惧怕(仍然是一
个恐惧因言获罪的年代)，虽然赞同上书内容，却怯於具名。於是，最後签名联署的
，以我为首，共有十名本校研究生。
      出乎意料，忐忑不安的等待，是一个良好的结果。八六年春，中共中宣部一
名姓杨的处长和一名姓孔的科长，奉胡耀邦之命，来到同济大学，指名要求与我们
十名上书的研究生会见、座谈。会见顺利进行，我们向这两位中宣部干部当面阐述
了我们的政见：扩大民主，广采民意，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讲得激情，两位干
部听得认真。我们的结论是：胡耀邦，一位难得的中共开明总书记。中国的政治改
革，或许可能从党内改革派开始？
      八六年，全国政治空气空前活跃，方励之、刘宾雁等先生的进步思想传播更
广，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影响日增。在此大背景下，校园文化思想动态急趋活
跃。各种聚会、沙龙纷纷兴起，气氛十分热烈。
      由同济大学研究生会和学生会共同主办“同济八六文化潮活动”，一九八六
年十一月八日和十六日，刘宾雁和方励之先生先後应邀来到同济大学，对学生发表
演说。两场演讲会，在同济都掀起极大波澜。尤其以方励之的演讲会为高潮。
      十一月十六日，时任校研究生会常委、管理学院研究生会主席的我，受研究
生会、学生会两会之命，驱车前往上海社科院，迎接刚刚出国归来的方励之先生，
及其夫人李淑娴和秘书。在此之前，我们专门突击赶办了一期墙报“欢迎方励之”
专栏，再次密集张贴方励之的演讲言论和生平事迹，并在校广播台反复播放方励之
将莅校演讲的消息。於是，当方励之一行人抵达时，学校大礼堂内外，已经聚集了
一万二千多学生，也有部分教师，水泄不通。後来我们知道，这是方励之所到高校
中，受到的最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
      方励之先生的演讲题目，是我在行车路上向他建议的：民主，改革，现代化
。这个题目，也成为他演讲结束後，对同济留下的题词；李淑娴的题词则是：童年
的摇篮，民主的堡垒。(李淑娴曾就读於同济附中)。
      方先生演讲中途，有学生按照我们预先的安排，在会场上挥动事先准备好的
横幅和标语：“民主，自由，平等”；“方励之，共和国需要这样的学者！”；“
要民主，不要独裁”；等等。
      方励之、刘宾雁等知名人士的到来，使新思潮汹涌的同济园，更添浪花。这
一段时间，校园里气氛鼎沸，上海滩山雨欲来。

二，上海风云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从安徽合肥传来消息：因不满官方指定人大代表候
选人，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成千成万学生，於十二月五日和九日，上街游行示威，
以示抗议。此正值各地人大代表“选举”。中科大学生的抗议行动，最後造成该校
著名人士方励之、温元凯破天荒高票当选为当地人大代表。安徽的消息首先传到上
海交通大学。交大学生立即计划组织上街游行，争取民主。交大学生此番行动的直
接导火索，却是因为数天前，该校一名研究生试图应邀在万体馆与美国一摇滚乐队
演员共舞时，遭到中方保安人员的阻拦和殴打。事件发生後，该校学生投诉无门，
只得决定於十八日开始走出校门，诉求於街市。
      富有戏剧性的是，交大学生游行计划，因市长江泽民到校“对话”而临时取
消，位於上海市区东北角的同济大学，反而成了冲出校园，走向大街的急先锋。
      由於动员和组织有力，同济大学迅速成为上海滩上的学潮劲旅。参加人数最
多，从十八日当天有二千多学生首次冲出校园之後，连续一周内，同济大学参加示
威游行人数，平均每天保持在八千人左右，最多时达一万二千人；示威游行的时间
最长，从十八号开始，到二十五号结束；声势最大，到十二月十九日高潮时，从外
滩、南京路到人民广场，到处飘满同济大学的旗帜。正如五十一年前的“一二九”
运动一样，同济大学再次於历史上成为上海学运头号主力军。学潮後期，复旦大学
数百名学生曾敲锣打鼓到同济校园贴满大字报的墙报前，高呼“向同济学习，向同
济致敬”的口号，以示钦佩和敬意。上海滩盛传：交大是民主堡垒，同济是学运先
锋。
      继同济、交大学生上街後，复旦大学、水产大学、华师大等高校学生随後也
很快行动起来。这实际上是四九年以後，迄今(至八六年底，文革不算)，在上海，
乃至全国最大规模和声势的一次学潮。
      在上海，几乎所有的三、四十间高校都卷入了，场面最鼎盛的两天，十九日
和二十日，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都达到七万人；参加或跟随旁观的市民，则有两到
三万。场面恢宏，蔚为壮观。这次学运，因而也被称为“一二一九运动”。
      十二月二十日，在示威游行的人海队伍里，我踏过大上海数十条大街小巷，
一路激情充沛地领呼口号，直至嗓音完全沙哑，如此度过了自己最难忘的二十三岁
生日。
      学潮的主题，是疾呼民主、自由、平等；强烈要求废除专制与独裁。同济大
学一群学生用床席做成的一幅横幅上，劲书着四个大字：“席卷专制！”市民睹之
，无不雀跃欢呼。《国际歌》中“英特纳雄耐尔”一句，被我以“学运组委会”的
名义，改成“民主自由平等”。於是，一幅醒目的席匾横幅，和一首改词後响彻上
海天空的壮歌，成为该次学潮的有力象征。
      学潮发生前，颇有气氛和预兆。然而，学潮真正启动时，却仍然是突发性的
。学生参加示威游行的状态，自发性更大於组织性。同济以外的高校更是如此。在
同济大学，有两各个独立学生组织成为学潮的带动力量。一是本科生中的“学运促
进会；一是研究生中的“学运组委会”。前者较为公开，後者较为隐形。两组织骨
干人员大致有二十多人，却并没有明确的分工，组织内基本上是各自发挥，见事做
事。连组织本身，也完全不具有正规性，没有架构或章程。因而也可以说，不成其
为组织。学潮一结束，两组织很快自行解散。
      学潮的自发性，还表现在各校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和协调，与外地的联系更
谈不上。各校基本上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这种分隔状态，在後来的八九民运中，
也表现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关系上，同样成为一个不利於学生而有利於当权者的
实际问题。八六学潮，也几乎不存在与海外的联系。多年後，我们听说，海外的“
中国民联”曾派志士杨巍回上海活动，并遭逮捕入狱，但当时，我们国内的学运组
织者，对此全然不知情。
同济大学“学运组委会”的通告，主要由我撰写和发布。除每日组织游行和领呼口
号之外，每天晚上，我都快速拟写二十至三十份大字报或通告，其他同学以不同的
笔迹、不同的落款，将其抄正和张贴。
      鉴於我的“反叛”名声，早已在一年多前就遍於校园上下，这次八六学潮之
初，管理学院的领导们，院长、系主任、总支书记等，频频找我谈话，一方面试图
全力“说服教育”我，另一方面，也企图以谈话为名绊住我，使我难以脱身到学潮
前线。当然，这并非就是院领导们的本意，他们身负“上级”交代的难违之命，不
得已而为之。学潮进入高峰状态後，他们再也找不到我，干脆也就放弃找我了。
      上海当局开始也试图以强硬姿态弹压学运，十二月十九日夜间，甚至派出二
千多武警到外滩清场。武警对学生采取拉拉扯扯和推推搡搡行动，强行驱学生上卡
车带离。此举偏偏造成学生情绪更加尖锐对立。次日，上海各高校学生以更大规模
和声势游行示威，并当众焚烧刊登当局谎言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眼看学
生不服，学潮成了气侯，到十二月下旬，上海当局改以“怀柔”政策，与学生“对
话”。除江泽民本人曾亲自到其母校上海交大与学生“对话”外，其他市府和市高
教厅的领导则忙不迭地赶到同济等大学，分头与学生“对话”。
      在同济大学大礼堂五千多人参加的对话大会上，每当台上有市府领导发言，
全场学生即一片嘘声，口哨，喝倒彩，讥讽和轻蔑之态，不一而举，市府大员几乎
语不成句，十分狼狈；而每当有学生上台发言，揭露市府当局的镇压和欺骗伎俩，
全场则响彻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一方面反映了学生对当局的敌意之深，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学生的情绪化状态。这一情绪化状态，在随後的八九学运中证明，
并非都是好事。
      到了二十五日，在几乎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学潮便基本结束了。学潮的
过早结束，与当局的分化瓦解手段有关，与当局暗藏於学生中的国安人员的破坏活
动有关，然而，富有戏剧性和发人深思的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大学潮，实际上是学
生自发结束的。结束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一些学运骨干感觉太累了，想歇下了；
许多学生觉得“过够瘾”了，该抽身了；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差不多了”，该回
头突击期末考试了……这类自发结束的理由，在後来的八九学运中，各地也有相当
程度的表现。既不是因为镇压，也不是因为有了成果，学潮便告自发结束，这是自
发性和情绪化甚强的学生运动的显著特点。
      基於这一特点，反观中共当局对学潮的处置，总是显得反应过度。学潮兴起
时，他们惊惶失措；学潮高峰时，他们束手无策；学潮结束後，他们又急於秋後算
帐。从效果来看，在其中哪一个阶段，他们都自以为是，一错再错。他们一再逆民
意而动，将自己定位在民众的对立面，为终有一日，把他们自己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而大行铺垫之能事。
      学潮之後，中共高层内保守派发动“政变”，罢黜了深孚人望的开明总书记
胡耀邦的职务。这一愚蠢的过激反应，直接导致两年半後，胡耀邦去世，人民群起
悼念，形成全国一起反的空前局面。从这一点而言，八九民运与八六学潮，实际上
有着前因後果的紧密关联，血脉相承，丝不可分。
      中共当局还宣布，将他们自以为对学潮有很大影响的三位著名异议人士方励
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职务或党籍，这一自作聪明的举措，反而催化了中国反
对派的加速成形，无意间，为日後的八九民运，塑造了反对阵营不可多得的精神领
袖。
      上海学潮濒於尾声的同时，北京的学潮却应运而生，成为一波热火朝天而引
人注目的接力赛。北京高校数以万计的学生，走上街头，为民主呐喊。直到除夕之
夜，学生们分头冒雪赶到次日就要戒严的天安门广场，在八七年元旦，向全世界发
出他们要求民主的声音。首领人物刘刚、封从德等甚至因此分别被当局拘留一日。

      一九八七年元旦，声势不凡的八六学潮宣告结束。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
一号文件”，在该文件中，邓小平首次嚎叫：我们不怕流血。为日後血腥镇压学运
，露出了腾腾杀机。

三，潮声过後

      八六年十二月，除合肥、上海、北京三地掀大规模学潮之外，其他如武汉、
南京、天津、广州、深圳、昆明、苏州等地，也相继发生规模不等的滚滚学潮。形
成八十年代，神州大地一道强劲的民主风景线。
      八六学潮的弄潮儿们，在随後的八九民运中，又分别在各地充当英勇先锋，
大展身手。
上海八六学潮结束半年後，我完成研究生学业，辞别我深爱的同济大学。由於我是
被上海当局列在“不得留在上海”的黑名单之首要人物，我被迫离开我同样深爱的
大上海。八七年七月，我乘火车南下，到达中国的南大门，广州。在中山大学经济
系担纲任教。自此，我开始结交当地志士，在商风弥漫的中山大学，创办起第一个
“民主沙龙”。从八八年开始策划新的学潮，计划在八九年，以籍纪念“五四”运
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在广州发
动新的学潮，继续呼唤民主。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辞世，学潮提前启动，并成为全国性、史无
前例而激越悲壮的人类伟大民主运动。作为广州八九民运的创始者和发起人，我在
运动後先後两度遭逮捕入狱，在共产党的黑狱中，煎熬近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