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88，不是个抽象的数字，它代表着12688名无畏抗争、渴求公正的农民，
它是陕西子州县裴家湾状告乡政府的原告人数。

      提起中国的民主事业，许多人就会悲观地直摇头，认为中国人太落後，民主
意识太差，特别是农民，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愚昧落後，“懂个民主
是啥？”在这样素质的人口群体占大多数的国家搞民主，可能吗？非乱不可！然而
，就是这12688名农民，就是生活在偏远贫穷的黄土山沟里的农民，敢於联名上诉，
状告乡政府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的行径。他们能够用法律为武器，维护自己的基本
权益，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向世人显示了他们的觉悟，也对
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给予了最具说明力的答复。

  “不告不行了”

      裴家湾位於陕西子州县的南部，地处陕北无定河的一条支流——淮宁河的流
域中部，属於黄土高原沟壑区，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农业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後，这里的农民才逐渐告别了吃糠咽菜的生活，初步实现温饱。

      一九九六年裴家湾乡的农民感到这一年的税收特别重，不但农业税明显增加
，而且农林特产税、工商税、零散税等名目的税款也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人均缴税
达到五十七元，是前一年缴税额的三倍多。接国家规定，税费的征收额应以前一年
人均纯收入为基数，不能超过这个基数的百分之五。而一九九五年裴家湾是个大灾
年，农作物几乎绝收，可九六年的税收怎么摊下这么多？而且乡干部收税时不给农
民任何收据，农民一时钱不凑手或稍有解释，就被罚款、被搬走被褥家俱，甚至被
扣上“抗税”的帽子，被打、被铐、被抓、被游斗、被关押。

      农民们不堪如此重负和欺压，议论纷纷，一些农民，特别是曾任过队、村干
部的农民找来了中共中央、国家的有关文件看，发现县、乡的征税不符合党和国家
的政策，一是县上核定的九五年人均纯收入是612.29元，完全是虚报的数字；二是
在县上下达征收项目和数额後，乡政府不能搭车加码，多摊超收；三是农林特产税
、工商税、计划生育费等，只能在涉及这些税费的农民中征收，不能平摊。至於干
部在征收中的打、骂、铐、打等行径，明显违法。

      於是，一些农民和退休干部，就把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的有关规定用大字报
的形式张贴出去，用磁带录音广播出去，有的人还利用集市用电喇叭向种植主的农
民宣讲。一九九七年年初，腊月十六日，农民代表拓富兵、武岗明到西安走访了省
农业厅，反映了情况，提出了问题，找到了有关方面的政策规定。省农业厅电话通
知榆林地区行署，叫地区处理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地区没有动静。正月里，农民
代表就上访榆林地区行署。在这前後的六个多月时间里，农民代表到中央、省、地
区、县上访要求处理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跑了有五六十次。中共中央和陕西省的
领导也就此问题作了批示，省、地区也派了四次工作组“解决问题”，结论是农民
反映的问题“查无实据”，问题推来推去，一点都没有得到解决。“上访没有一点
作用，那我们就上诉，试着打官司看看。”嘴说破，脚磨破的农民在万般无奈的情
况下，只好走法律诉讼的道路。

“地区、省上一个样！”

      一九九七年五月，一万多农民联名，一纸状子，告到了榆林地区中级人民法
院。一九九八年三月，榆林地区中院作出判决：撤销裴家湾乡政府多征收的农村特
产税、农田水利裣费、夏秋粮补差加收款共88983元，多收款额如数退还农民，驳回
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裴家湾农民不服，认为乡政府违法征收的税费达529599元，
而中院判决只撤销了其中的六分之一；一审对裴家湾乡一九九五年人均纯收入不作
结论，致使乡政府超比例征收的税费未得到退还。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三日，农民们
又上诉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判决：将裴家湾乡政府应退还给农民的款额增加到194348元；子州县农经站统计
发布的一九九五年裴家湾乡农民人均纯收入，符合当年收入的实际，应予维持；裴
家湾乡农民的其它诉讼请求，不属本案审查范围，依法应予驳回。

      面对陕西省高院的判决，裴家湾的农民议论纷纷，多数表示不服：县上发布
的一九九五年人均纯收入比农民的实际情况多出两三倍，不合理的税费主要是从这
个数据上产生的，省高院维持这个数据，就是将非法摊派变为合法。另外像工商税
、农林特产税、零散税怎么能向农民平摊呢？纳税人抗税，要受法纪制裁，那不依
法征税，应不应该受到惩处？收税时野蛮打、骂、铐、关农民的干部，没有受到法
律制裁，受害的农民没有得到赔偿，这比国民党甭儿（坏）！高院没有按法律和中
央的文件精神判，在大的、关键的问题上维护了县、乡政府的错误，在小的事情上
，赔偿了一点农民的经济损失。省法院没有公正的判决！不少农民气愤地说：“退
钱还是退老百姓的钱？贪官污吏有好爸爸、好爷爷，他们的利益一点都伤不着：”
“榆林地区没晴天，省上也没晴天！”“官官相护，刀子都砍不进去！”“我们还
要上诉，把官司打到北京去，打到最高法院！”

      裴家湾12688位农民下一步怎么办？他们经过广泛讨论後，会给我们作出回答
的。

  成功的几个原因

      农民们的诉讼要求虽然在主要方面没有得到合理合法的判决，但是，通过法
律诉讼，取得了一些通过上访得不到的成果，而且从和平、理性地抗争，维护自身
权益的角度看，是成功的。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密、认真、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上万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维护自己
的权益，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开始的街谈巷议，到随後的串连宣传，农民中的带
头人和积极分子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查找中央文件，上访咨询中央政策，到有关
部门了解各项税费的数额，光抄写中央减负文件的大字报，就用去三百多张纸，最
多的一次用了十斤多浆糊。开始是在集市宣讲时设立登记簿，由支持上访的农民自
愿签名按手印，随後在全乡四十五个村中由支持上访的农民们选举出村代表，再由
各村的村代表选举出十三位乡代表。由上访转为法律起诉後，为核实原告人数，又
印发了统一的原告册，下发到四十五个村，参加上诉的村民都对户主姓名、配偶姓
名、子女人数、合计人数、户主身份证号码逐项填写，每人签字按了手印。这样统
计下来，全乡参加上诉的农民共2743户，12688人。（全乡的总人口有18000多人）
农民们还在乡代表中选出了六位法定代表。时任乡长的张百利说：“农民上告是少
数别有用心的人运动了多数人。”还有的干部说：“万人上诉人数不确实，是个吉
祥数字。”但这个认真登记核实的数字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裴家湾乡农民上访上诉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组织呢？一位乡代表说：“我们认
为实质是一个组织，是一个在反腐减负斗争中自然形成的组织，可以称这个组织为
‘反腐减负上访团’。它对政府起监督作用。不这样不行了么，不这样组织起来反
对乱收费、乱摊派不行了嘛”。据介绍，乡代表们有分工，有负责宣传的，有负责
筹款的，还有负责资金保管出纳的等等。农民们为上访打官司，捐款、贷款有1100
0多元。

      二、理性的抗争。万名农民打官司，走法律抗争的道路，他们要在诉讼中站
得住脚，必须取得充分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这就迫使农民们抛弃感情用事、简
单鲁莽的旧习惯，不得不整理出条理分明的依据来。参加上访团的农民，甚至一些
村代表、乡代表都承认，开始他们对国家的规定、有关的法律、关键的问题并不完
清楚，只知道是违法乱纪，但究竟违犯了哪条法、哪条纪？如何违犯的？说不完全
，说不具体。在义务提供法律支援的几位律师的帮助下，上访的农民在这些问题上
下了很大的功夫。

      法律上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一九九五年的人均纯收入到底是多少？因为
大部分税费的征收额都是以人均纯收入为基数的。子州县农经站“定的”数字是61
2.29元。农民们觉得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差得太大。这一年是个大灾年，连续226天
没有下过透雨，六月天粪还在地里堆着。入伏後下了场保墒雨，赶紧抢种，紧接着
又来了几场大暴雨，洪水把庄稼都推了。加上冷子（冰雹）打，霜冻来得早，全年
几乎绝收。县上给地区、省上批报告，说明裴家湾等几个乡“数灾并发”，要求减
免税收，怎么税费竟还长了两倍多？这么个年头，哪来的600多元的人均纯收入：但
人均纯收入具体是多少，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数字来，这成为农民起诉的主要问题。
乡政府为了证明612.29元人均纯收入的准确性，让各村的干部联名出具了证明，并
说：“盖个章就行了，出了事政府负责。”而上访团却没有采取这样简单的办法。
他们在律师的帮助下，印制了详细的收入支出调查表，分发给上访团的所有农民。
接受调查的农民如实认真地对收支的四十六个项目逐一填写。经过这样的调查统计
，裴家湾乡农民一九九五年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90元，不足政府发布数字的三分之一
。这样统计出的数字 ，是农民反抗滥征税无可辩驳的依据，也是衡量法院判决是否
公正合法的无可辩驳的依据。

      通过调查了解，农民们还发现了以下多摊重征，加码超收的事实：

      农业税：县政府以人均纯收入612.29元为依据下达任务74606元，乡政府在此
数字上又加收112363元；

      农林特产税：县政府下达71500元，乡政府又重复征收20000元；

      教育附加费：县政府下达105800元，乡政府多征了25709元；

      计划生育统筹金：县政府下达19428元，乡政府多征20597元；

      民兵训练费：县政府下达8949元，乡政府多征了2289元；

      农田水利裣费：县政府下达83100元，乡政府多片了47439元；

      乡政府所收夏秋粮差价153025元，公路建设勤工代金所收146934元，全部违
法。

      以上各项合计529599元，农民们要求撤销，已收部分应予退还。农民们并要
求8000元的讼诉损害赔偿。

      由於政策明，事实清，并逐步掌握了法律知识，农民们在状告乡政府时就有
理有据，气足胆壮，被上诉人显得理屈词穷。政府干部使用惯用的打压手段，上访
团的农民不为利诱所动，不为恐吓所阻，没有还之以暴力，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
事实证明，农民们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就是一个增长法律知识，提高法律
意识的过程。

      三、坚定的信心和勇气。千百年来，政府官吏被视作百姓的父母官，父命子
从，似乎天经地义。特别是沿袭几十年以党代法，以权压法的恶习，子州县、裴家
湾乡的干部并不比其它地方的干部温和。书记、乡长就是法，书记、乡长就是江泽
民。稍不顺从，就动用行政执法权力，“打、骂、铐、关、抄家、游斗各种办法都
用尽了”。“农民见了乡干部都躲，浑身发抖，有的精神失常。”那为什么还敢签
字划押，还有勇气与其“父母官”对簿公堂呢？一是“实在没办法，不告不行了。
官逼民反。”二是农民们还认为有法律在，有不合法的事实在。“我们占理”。榆
林地区法院判决不公，到省上告；省上判决不公，我们再告到北京，就是最高法院
判决不公，我们赢不了，我们也要呼喊一下。

      农民代表把中央文件抄写成大字报，在集市上张贴，乡干部指责说：“这种
大字报的形式违法，是扰乱安定团结。”派人把大字报撕掉。他们撕，农民们就换
个地方贴，他们覆盖，农民们就反复贴。农民上访团组织宣讲中央文件，县公安局
认为“这是反动组织，是少数人闹事。”农民们争辩说：“我们是学习中央文件。
”这位公安局长竟说：“学文件也要批准！”一九九七年夏天，中共子州县委书记
亲自带着人到裴家湾乡抓“带头闹事的人”，乡代表拓作忠挺身而出说：“我们老
区人民，连蒋介石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腐败分子吗？”当时因为有新闻单位对裴
家湾万名农民告状的事进行了报道，农民才没有被抓。农民们向榆林地区中级法院
提出法律诉讼後，中院将万人签字的名册交给了被告——裴家湾乡政府，要求乡政
府“核实名单”。乡政府和派出所借机对农民进行恐吓威胁，但绝大多数农民自愿
表示继续参加“上访团”。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有三位外国记者走访了裴家湾
乡的农民，他们走後榆林地区派公安局、安全局、外事办人员到裴家湾查了三天，
找了十多个人谈话，威胁说：“外国人来裴家湾乡是非法的，接触外国人也是非法
的。律师接触外国人，是特务汉奸，你们现在与特务汉奸打交道了！”农民上访团
的代表们毫不畏惧，他们回答说：“要说这些北京来的外国记者是特务，那可是江
泽民主席留在北京的。你们（指榆林公安局的官员）把你们的话写下，按上手印，
我们到北京去告江泽民收留特务！”还有位农民代表说：“我们不能跟外国人说话
？那江泽民怎么天天跟外国人说话呢？”此事不了了之。

      县公安局政委曾责问说：“你们上访团是谁批的？谁是团长？谁是政委？”
农代表回答民：“政委是江泽民，团长是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是程安东（陕
西省省长）批的！”一九九八年底，裴家湾乡改为镇。一九九九年三月底省高院作
出判决後，镇长张振力提出农民上访团的作用已经完成，应该解散。农民上访团回
答说：“我们不解散。我们是反腐败，监督政府的。政府不腐败，我们就不存在。
在政府腐败的情况下，我们就长期存在。”

      四、媒体的报道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裴家湾万名农民状告乡政府的事件发生
後，国内外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一方面使这一事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引起更
广泛的社会关注，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反应；另一方面，在中国媒体受中共政权严
密控制的情况下，媒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共及其政府的态度，媒体的报道
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有行政表态的意义，因而给农民们以直接的鼓舞，使被告更加处
於不利的境地。特别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记者到裴
家湾进行了四天的采访，随後播出了四十五分钟的节目——《从窑洞走上法庭》，
对裴家湾农民上访上诉的原因，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报道，产生的社会影响非常大。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日，加拿大亚洲电视台的两位记者和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
的一位记者到裴家湾农民家进行了半天采访，连外国人都没有见过的农民，没想到
他们的行动竟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引来了国外记者，很感动也很受鼓舞。到裴家
湾采访并报道的还有中国的新华社、《法制日报》、《陕西日报》、《检察日报》
、《经济日报》、陕西电视台等。农民们称到裴家湾深入采访，公正报道的记者是
他们的“娘家人”。

      善良的人们总是心心相连的。裴家湾的一位农民代表在北京一家复印部打印
上访材料，打字小姐打着打着哭了起来，她为裴家湾农民的悲惨遭遇而悲伤，这次
的打印费她坚决表示不收了。农民们宣传有关减负的法律和中央政策，需要大量的
红纸，裴家湾一家卖红纸的店主就免费提供。榆林市经济律师事务所的三位律师，
主动提出免费为裴家湾的农民提供法律支援。他们先後到裴家湾调查了解了八人次
，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拒绝烟酒招待，老乡们要招待他们吃顿饺子，被他们谢绝
。事隔多日後，老乡们说到这些，还都情不自禁地哭了。

      子州县有二十二个乡，有十二个乡的农民到裴家湾来表示对农民上诉的主持
，并学习经验，在这十二个乡也展开了反对横征暴敛、贪污腐败的斗争。子州附近
绥德、米脂、定边、清涧、延安、延川的农民代表也纷纷到裴家湾向上访团的农民
表示慰问和支持，交流经验。还有远至湖南、河北、四川、天津、福建的农民来信
或来人向裴家湾农民的斗争精神表示敬佩，并询问斗争的经验。

      社会腐败把人们聚集到一志，贪官污吏把受害者团结到了一起。

  农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当然，农民有其认识的局限性，下面就是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农民负担这么重的原因是什么呢？农民们有的说贪污腐败，有的说乡政府人
员太多，按编制只有二十三人，实际上现有五十七个干部，还不包括勤杂人员。越
是直接与农民打交道的干部，农民越恨，尤其是县、乡两级。农民们认为：“上边
的政策是好的，是下边的人把事办儿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压在他们身上的，
是从中央到乡的六七级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不要说这些机构人员的贪污挥霍，就
是这些机构简单地运转、维持，这些人员的生活消费就是一笔巨大的费用，这些都
是需要从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最低层的劳动人员负担的。因此，精简机构，裁撤冗
员与征治腐败同样重要紧迫的社会课题。

      司法是否公正呢？上访一点都不解决问题。农民开始就是被迫地从尝试的心
情诉诸法律的。法律诉讼好一点，还能退给农民一点钱。但重要的问题不审、不判
甚至维持错误的结论。官司打到哪一级、发现哪一级“没有青天”，还是权大於法
，百姓得不到公道。法律还是听命於权力，维护了权力。那官司打到北京会怎么样
呢？那只有让事实来说话了，事实会教育人的。

      对於任意摊派，欺压百姓。农民们都认为社会风气坏了，干部伤风坏了，“
有看法没办法，以後还是这样。”相当一部分人留恋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作风和社会
风气，没有人能认识到一党专制的政治根源。农民上访上诉已经表明他们部分认识
到了自己的基本权利，有的也明确地认识到了他们与高级官员具有平等的权利，但
是，没有一个人说出“人权”这个鲜明的字眼，更不可能说明人权的全部内涵。

      由此，我想到我们大多数民运人士的失误。民众反腐败，反侵害的斗争已经
烽烟四起，如火如荼，而我们相当多的人只拘泥於小圈子里的活动，与民众脱节。
为什么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去呢？更奇怪的是，几乎每个民运人士都表示，
要做实事，要联系广大民众。希望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否则，圈子越搞越小，
路子越走越窄，对民主运动不会起多大的作用。

      裴家湾的农民，已经从行动上远远走到我们前头去了，我们应该多关注我们
身边发生的此类事情。在中外历史上，在过地数次农民以暴力反抗压榨欺侮的记载
。而裴家湾的一万多农民在专制体制的重压下，没有沿袭传统的暴力反抗，而是把
铁铣镢头换成了笔杆子和状子，采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诉诸法律，这在中国历史
上是没有过的，这个方式上的变化，不能不说是裴家湾农民表现出的中国农民向文
明方面的转化。这也不能不看作是中央农民以至社会整体的明显进步。其社会影响
和意义，远远超出案件本身，历史将记载下中国农民的这一划时代转变。

      万名农民告官，不但对农民自身提出掌握法律、运用法律的新课题，而且向
专制政权及其控制下的司法机构发出了挑战；是加速政治改革、司法改革，依法公
正审判，以理性、法治、和平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呢？还是有法不依、官官相护、
将社会矛盾掩盖激化呢？矛盾如果掩盖和激化，就有可能演变为野蛮、暴力的冲突
。我想，绝大多数人是不愿看到後一种情况的。

  一九九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