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七日，中共安全人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查抄了《明镜周刊》驻北京
的办事处，并对西德《明镜周刊》原来驻北京的记者周劲恒进行了四个小时的审讯
，结果宣称周劲恒窃取了中共大量的“国家机密”，限令他四十八小时内离境。这
自然完全是中共精心策划的一个事件，透过表面“莫须有”的“欲加之罪”，周劲
恒被驱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中共驱逐德国记者的真正原因
说起来也许人们并不相信，就是因为周劲恒不但是中国头号异议人士魏京生
的朋友，而且还写了一本《魏京生前传》（中译本由台湾捷幼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
月出版，联经出版社发行）。周劲恒的德文原名叫Jurgen Kremb－－魏京生习惯叫
他“岳庚”－－一九五七年生於莱茵河畔的路德维希港，毕业於柏林自由大学，八
十年代初留学台湾，八五年与台湾女子周素禧结婚，现有两个孩子。周劲恒从一九
九0年开始担任《明镜周刊》驻北京的特派记者，负责报道中国大陆、台湾及周边国
家的新闻，在北京工作期间，他对中国的异议人士的处境有极为深刻的了解，尤其
是与魏京生、王丹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当一九九四年魏京生再度入狱以後，周劲恒在魏京生的弟弟魏晓涛、妹妹魏
玲和魏珊珊、及许多朋友不畏强权高压的帮助下开始撰写《魏京生前传》。中共当
局在得知这一信息後，不仅对周劲恒及其家人实行了电话窃听，他的朋友和采访对
象也不时遭到中共安全人员的威胁和跟踪监控，中共外交部也曾多次威胁要驱逐他
出境。周劲恒认为“这是一种长期的精神虐待”。一九九七年，当周劲恒与魏晓涛
去安徽巢湖魏京生老家实地采访时，被中共安全人员在旅馆“拘禁”了两天，直到
当时的德国外长金克尔出面斡旋，才得以重获自由。去年九月，《魏京生前传》德
文版上市前夕，周劲恒又遭受中共安全部门传讯四个小时。
周劲恒坦陈，他写这本书的过程十分艰难。“与魏京生相关的所有资料，在
中国都遭到安全单位的严格检查而没收，成为政治禁忌”。周劲恒“成千上百个钟
头与人访谈，企图勾勒出魏京生的生活。然而为了保护大多数仍居住在中国的受访
者，”他“往往得秘密进行。”这也就是中共指控的所谓“窃取国家机密”。不过
，周劲恒感到，比起安全部阻挠他的采访调查，这些问题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周劲恒在描写曾是中共高干的魏京生父亲－－魏梓林的时候，有一段精彩的
分析“干部等级对个人的政治前途更具意义，因为等级决定了能看资料的多寡。每
一等级的长官会控制下级干部的文书资料和外国讯息，而一般小老百姓根本毫无资
讯可言。这样的层层控制是为了确保干部的政治生命，因为资讯获得越广泛的人，
越知道下一步政治运动清算的方向，也越能及早确定射击位置，先推别人下水，保
护自己。”这其实也是中共设定“国家机密”的本质。
在今年九月出版的《魏京生前传》中文版中，周劲恒写道“现在中共官员还
是不断找碴，想尽办法要将我驱逐出境，不让我继续采访。”结果不幸被周劲恒言
中，即便周劲恒在今年七月已经被《明镜周刊》派调到新加坡，主管该刊东南亚的
办事处以後，中共当局还是选择周劲恒十一月到北京出差之机，演了一出驱逐周劲
恒的闹剧。由此可见，周劲恒已经成了中共的眼中钉－－不实行报复就不足以平息
其心中的怨愤；中共选择周劲恒事实上已经离开北京以後再宣布驱逐他，原本想讨
个便宜，结果却弄巧成拙，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同声谴责和抗议。同时，这个也从一
个侧面证明，北京当局对如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魏京生，已经惧怕到无法容忍的
地步。
在周劲恒眼里，魏京生当然是中国最重要的民主人士，将来有一天他可能也
会象波澜的工人运动领袖瓦文沙、捷克总统哈维尔、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迈着相
同的步伐前进”，所以他决定写这本书，为的是不要让魏京生“平白消失在历史中
”。这自然是一种“倾向”，这与宣称客观报道的新闻记者立场来说，也许是一种
矛盾。不过魏京生在给这本传记写的序言中“赞扬周（劲恒）先生有明显爱憎的，
有倾向性的写法。”在他看来“没有倾向就是没有原则”，魏京生强调“我们要改
变中国人的命运，非改变那种无是无非的混世哲学不可”，“我们都不想做奴隶，
但我们也得先改掉做奴隶时养成的恶习”。
魏京生评论周劲恒被驱逐事件
周劲恒不但写过《魏京生前传》，而且也是魏京生的朋友，就此笔者与美国
之音记者海涛一起，在柏克莱加州大学新闻学院的办公室，请在此任访问学者的魏
京生发表了对周劲恒被驱逐事件的看法。
首先，魏京生对周劲恒的为人有相当高的评价，魏京生说周劲恒对中国老百
姓特别热爱，他希望中国有一个好的前途。魏京生回忆自己是九三年被假释出狱後
与周劲恒先生结识的。“假释的时候，他和所有北京的好几百外国记者围在我们家
门口，等了一个礼拜，昼夜盯着，当然，那一下我认识了很多新闻界的朋友，其中
包括周劲恒和他的妻子（他妻子是中国人，他自己是德国人），以後我们就有比较
好的交往，很快就成为朋友了，因为他非常直率，而且很有学问，能看得出问题，
包括在北京的王丹和其他的一些学生如翟伟民等，都是周劲恒他们一家人的朋友，
都是经常到他那里去的。我认识他以後，当然我弟弟我妹妹，都成了朋友了。”
不过，魏京生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第二次被捕前夜他们见得最後一面，“在
我家已经被警察包围，武警从街口就开始堵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打电话约他来，
见最後一面。其实我们打电话约了所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这时别的记者都不
敢来，只有他还带着老婆带着孩子，开着车来了。在路口时还被警察扣了，弄了半
天，最後七绕八拐还是进来了。所以，他实现自己想法的勇气，可能比一般的新闻
媒体的记者都要大得多。他说，我这次来就是朋友，我不代表明镜周刊，如果出什
么问题明镜周刊要害怕的话，那是它的事，因为咱们是朋友，我非得来看看你到底
有什么危险。那时候满街都是警察，包括我们家门口都站着警察，他仍然胆子很大
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看我。这个镜头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
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人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以後，周劲恒一直在采取积极的措施帮助营救魏京生，也包括帮助北京的一
些持不同意见的学生、学者和市民，帮助他们往外在新闻界作宣传。魏京生还强调
周劲恒“很注意调查中国的真实情况，包括九五年，那时我已经被扣了，他和我弟
弟一块到我家乡安徽巢县农村去，了解我的思想发展情况，因为我插队的时候在那
里呆了两年多，这对我的思想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周想实地看看‘老魏下乡
的时候到底在农村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结果到那里看看被警察扣了押回北京。”
周後来写了一本《魏京生前传》，向欧洲各界人士介绍魏京生的成长和思想发展。
所以，共产党早就讨厌周劲恒，采取了好多措施来对付他，在共产党在乎和
德国关系的时候－－利用德国政府来说服欧洲国家支持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所以不
敢对周劲恒怎么样，每年都把他叫到外交部去警告十几次。这一回，周劲恒实际上
已经到了新加坡了，最近写作报道也比较少，因为他搬到新加坡後正忙着在那里搬
家落户、建立当地的新关系等，他已经不是驻北京的记者，不过就是後面接班的人
还没有来，北京的记者站有些事情还需要他照应处理，所以他几乎每个月跑一趟北
京，共产党就利用这个机会，在他到了北京後把他扣起来，这很显然是对他的栽赃
陷害。
魏京生认为中共驱逐周劲恒的“理由是非常的勉强”，窃取国家机密，是共
产党制造舆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最典型的一个借口，从斯大林、毛泽东
、邓小平，现在到江泽民，没有什么例外，都是用这种莫须有的借口来对付别人。
中共故意搞这么一个行动，魏京生坦陈“这个事跟我也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
的意义不仅是针对周劲恒一个人的，而设针对所有的外国记者，给你们看，如果你
们太关心中国的情况，报道中国的真实的情况，就这么处理。”中共此时惩罚周劲
恒，显然是一种对所有外国媒体的威慑行动。共产党是杀鸡吓猴。
魏京生提出新闻交流的“对等措施”
过去周在写各种很激烈的报道时，它倒没敢抓他，与魏小涛一起去安徽也没
有被驱逐，中共选择现在的这个时机，魏京生眼里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在一年以
来拼命在叫喊要跟共产党合作－－战略合作伙伴，在很多方面向共产党“委屈求全
”，不再执行西方人民的价值观念，所以共产党才有胆量不怕破坏他们的外交关系
，来惩罚这些西方记者。之所以选择周劲恒，一个重要理由是现在德国的政局改变
了，德国的比较主持正义的左派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上台了，而且外交部长费
舍尔是绿党的，他是态度很鲜明的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己
的人权，这是绿党一个非常鲜明的立场。所以此举也是警告德国政府，并以此来帮
助德国政府内替共产党说话的人。
到了海外以後，在大量的接触了西方媒体後，魏京生亲身体会到，中共不但
压迫自己国家的人权，而且已经把手伸到了西方民主国家，正在严重的干涉西方国
家的言论自由。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对策：西方国家的政府应该理直气
壮的保护自己记者的权利，你如果在北京的记者被北京政府控制不能说真话的话，
那么你们的言论自由至少有一部分是虚假的。所以应该采取对等的措施：北京驱逐
一个西方记者，西方国家就从北京驻其国家最重要的记者开始驱除，驱除的数量相
等，北京不给美国的学者发签证，那美国就不给中国的学者和新闻单位发签证。
有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方法其实西方国家在暗地里已经使用过了，如“六四
”事件後中共驱逐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裴新和霍普勤，当时美国有关当局立即向
北京发出警告：也将驱逐北京驻美国的记者，迫於压力，中共不得不在半年内重新
又同意美国之音派记者常驻北京。
一九九四年在旧金山的国际华语广播会议上，笔者曾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
文部主任吴葆璋介绍，为了向北京派驻记者，该台向中共申请了多次都没有结果，
最後是法国外交部在获悉了这一情况後，主动向中共传递了一个信息，如果法国国
际广播电台派驻记者的申请再不获批准，将采取对等措施－－法国也将不同意中国
有关媒体的记者常驻巴黎，为此中共不得不最後妥协。因此，西方国家政府采取积
极的行动努力保护自己的新闻记者，乃是到目前为止对抗中共迫害记者最有效的方
法之一。
即便北京在经济上空前发展以後，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面目出现，它依然不
得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反映，尤其是它更在乎西方国家有可能采取一致行动的压力，
所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一口咬定周劲恒被驱逐是孤立事件，不影响其他记者和国际
关系，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次，德国政府不但明确的表达了抗议立场，声明周
劲恒被驱逐事件无疑将影响两国关系，美国政府也适时的表达了关注和对中共行为
的批评。德国政府领导人後来还会见了周劲恒，这对周劲恒和他的同行都是一种勉
励和支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德国外长费舍尔顶住北京的压力，会见了魏京生。
所惜的是，在巨大市场利益的诱惑之下，在所谓“战略伙伴”的合作声中，
受到随着冷战结束而逐渐抬头的“绥靖主义”思潮的果挟，西方国家的政府在与中
共的新闻交流中，似乎并没有能够坚守住这个对等的原则，以致接连发生西方记者
遭迫害事件。有人提出，长此以往，西方常驻北京的记者，以後要把他们的办公室
干脆就设到该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内，以寻求有效和及时的保障。也有人建议，成立
一个“中国记者法律後援会”对於在中国工作的任何记者，提供法律救援，不过作
为第一步，可以先清理一下近年来所有被中共迫害的中外记者的案例。魏京生提出
了一个富有启发的倡议，邀请所有被中共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的学者、记者，举行
一个国际研讨会，共同研究在当今新时期的环境条件下，破解中共迫害记者招式的
有效对策。
北京对海外记者“充分利用和严格控制”
北京以莫须有的罪名驱逐周劲恒，引起了外国驻京记者的恐慌，同时也遭到
了国际舆论的抗议谴责。自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以来，北京放弃封
闭锁国的政策，逐步允许西方国家的记者进入中国采访报道，并可以建立常设办事
处，逐渐揭开了蒙在中国大地的神秘面纱，目前在北京常驻的西方记者已经多达三
百多位，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让世界了解了中国，让中国了解了世界”，
这对促进中国的开放和现代化，作出了别人无法取代的贡献。
然而，由於北京坚持一党专政，坚持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的政策，继
续把新闻媒体当作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因此一直对西方媒体和他们的记者采取其惯
用的充分利用和严格控制的“两手策略。”众所周知，在历史上，中共起家一是靠
“枪杆子”－－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二是靠“笔杆子”－－制造、影响和控制舆论，不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等，第一、二代的领导人早年亲自办报刊、印传单，与斯诺等西方记者建立良好的
私人关系，玩弄媒体舆论於掌股之间，就是目前在台上的当权派江泽民，不也是靠
在“六四”开枪前就率先镇压《世界经济导报》发迹的吗！可以说，在今天的世界
上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几乎都没有中共更善於制造、影响和利用新闻媒体的了。
中共对於西方新闻媒体的现实“利用”是，借助西方有影响的媒体作改善其
形象的“公关”，这一点在“六四”後几年的时间里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更为重
要的是，中共也借“新闻交流和开放”，派出了大批带有特别使命的人员，以“新
闻记者”的名义到西方国家，广泛的展开搜集情报活动，甚至於利用在所在国家保
护言论自由的法律制度，大量办起报刊、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各种形式的新闻
媒体，直接介入和影响所在国家的舆论和政治。在这里，中共实际上已经是一种“
双重利用”，即利用了自己党政不分、正常的新闻媒体与情报机构混淆的一元化体
制，同时也利用了西方对言论自由保护的空间，而且是以前一种利用为基础，导致
在後一种利用的效用成倍的扩大。
在控制的一面是，中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采取“有罪推定”的
逻辑，把每一个常驻中国或到中国大陆暂时采访旅行的海外记者，都当作是“间谍
”，对所有海外记者，不但在申请过程中有种种严格的限制－－不但签证时间上有
诸多限制，如只通常只给一个星期、一个月、六个月或一年不等，在你去申请延续
签证的时候，中共自然就多了一个控制你的机会，如八九年被中共驱逐的美联社记
者潘爱文，现在作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被派往北京常驻，但是北京只给他半年
的签证。更有甚者，北京显然早就有一个拒绝给海外记者签证的黑名单，如果做一
个统计就不难发现，眼下被拒绝进入中国大陆的海外新闻从业人员人数已经相当可
观；就是到了出入境的时候，中共海关对他们也常常是格外的“关照”；在他们实
际工作中也作出了许许多多的限制性规范，如要到某地、采访某人，都要事前得到
批准，而且还要派安全人员采取跟踪、窃听、传讯、拘禁、扣压采访资料，直至驱
逐出境等迫害性的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中共也常常对其不喜欢的西方记者进行骚
扰、刁难，如《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伍洁芳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在出
生以後长达近半年的时间里，竟无法获得中共的签证。
在这里，如同魏京生指出的那样，中共不但压迫自己国家的人权，事实上已
经把手伸到了西方民主国家，通过控制西方媒体的记者，影响了西方国家人民的知
情权，实际上严重的干涉了西方国家的的内政和言论自由。很显然，中共在“中体
西用”的思想指导下，让西方媒体到中国常驻，只是要报道北京认为对他有利的东
西，而一旦西方记者按照新闻自由原则，真正独立的进行采访报道，就有遭到“窃
取国家机密”等罪名迫害的危险，最近一个时期来，境外记者从刘青彦、李福钟、
中津幸久到周劲恒，就连续遭到了类似的迫害。
纵观最近被北京迫害的海外记者案例，有一个值得人们警觉现象：劈除中共
诬陷这些记者的罪名，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记者都采访过国内的异议人
士人权活动家民运组织，或者与之建立了经常联络的关系。在今天中共垄断大陆新
闻资源的现实环境中，无论是人权运动、反对派运动，还是最近的组党运动或者西
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它们往往主要是通过西方媒体来突破中共
的控制和压迫，在国内外进行宣传动员和联络整合工作的，只要有媒体能够如实的
报道这些信息，客观上就是对中共专制统治合法性的最大挑战，同时对中国大陆反
抗运动本身，不但可以继续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就是国内
散布在各地的星火，成为燎原之势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在这方面，靠“六
四”镇压起家的江泽民等中南海统治集团，一直把坚持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当作
八九年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罪魁祸首。如今当中共无法有效控制国内纷起云涌的抗
议运动的时候，把境外记者与抗议运动区隔开来，就是中共迫害周劲恒等境外记者
的一个主要原因。
最近一个时期来，在中共领导人的主要外事活动告一段落後，国内连续发生
了审判林海案件、大规模搜捕参与民主党组党活动的人士、对新闻出版界进行整顿
（出版《交锋》、《政治中国》等书的“今日中国出版社”负责人等遭到整肃），
目前又传出将由李鹏主导制定中国的“新闻法”，李鹏还对德国《商报》记者公开
发表禁止组党活动的谈话……，如果把周劲恒被驱逐事件放在这种背景上观察，我
们可以发现，对正在走出谷底的在国内民运，将其与国际媒体、海外记者严格的区
隔开来，似成了中共的当务之急。
北京当局在十月初签订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现在它不但无法
保障公约规定的中国人民的公民基本权利，甚至肆无忌惮的侵犯起外国记者的权益
和干涉西方的新闻自由来了。在在显示了中共与国际社会要求它实行民主改革、保
障基本人权的压力虚与委蛇，而从中牟利、沾沾自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中共自认
为经济实力增强、摆脱了“六四”以後那种四面楚歌似的困境以後，对於国际社会
和舆论的压力，转而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也就是它对於西方西方新闻自由和民
主法治更具有进攻性和破坏性。
北京青年报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套用《国际歌》的歌词说，团结起来到明
天，“INTERNET”就一定要实现。与此相同，面对中共一党专政对新闻的利用、控
制和迫害，全世界一切争取新闻自由的人士应该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共谋良策，
有效制止中共对新闻记者的迫害，推进中国新闻自由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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