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分野》（《世界周刊》第743期）一文中，阐述权
利与权力的关系时，将“权利”写作“利权”，受到一些读者和学者的质疑。
      “权利”和“权力”是政治学、法学的重要范畴。“权利”是人民应有的，
“权力”是政府拥有的。“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如何，区分了民主政治和专制
政治。人民以“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政府以“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
，这就是民主政治；相反，政府以“权力”压制人民的“权利”，人民以“权利”
对抗政府的“权力”，这就是专制政治。但是，中国人常常将“权利”和“权力”
混淆。该用“权利”的地方写成“权力”，或该用“权力”的地方写成“权利”。
《世界日报》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日刊登的一张照片，摄下了北京市选举人民代表
前夕的街头大标语：“珍惜民主权力 投下庄严一票”。此处的“权力”该是“权利
”，是人民应有的进行选举的“民主权利”，不是“民主权力”。按理说，民运人
士应能区分“权利”和“权力”，并理解“权利”对民主的重要意义，也不然。《
世界日报》关於“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研讨会的报道中说：“包括魏京生在内多位
民运人士均发表了对台独、藏独问题‘不支持，但尊重人民选择的权力’的论点，
但这种人民自决权力的论调，引起不少与会者‘谁来决定如何投票’的探讨。”（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两处“权力”都是“权利”之误。《中国大百科全书·
法学卷》在解释“权利”时提到：“财政机关有依法收税的权利”（第485页）。连
专家都难免发生错误。作为政府部门的财政机关，收税是一种“权力”，对於抗税
、逃税者可予以制裁。收税不是“权利”。如果是“权利”，对权利的运用可以作
为也可以不作为。财政机关在该收税时不能不作为，否则是渎职。类似的混淆在中
文书报上是常见的。之所以发生这种混淆，主要的原因是出在观念上。中国人的权
利观念比较薄弱，而权力观念过於强烈，特别喜欢用“权力”去代替“权利”。“
权利”与“权力”相同的发音也助长了这种混淆。
      在汉语的南方方言中，“力”是入声，“权力”与“权利”的发音还有所区
别，所以南方人以“权力”代替“权利”的错误较少发生。在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
中，入声已经消失。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权利”和“权力”都是quan(2
)li(4).在口语中讲到quan(2)li(4),受听者很难认定是“权利”还是“权力”。词
和词在语音形式上的差异是彼此相互区别的标志。“权利”和“权力”词音相同，
模糊了词义的不同。问题是出在“权利”一词。以“权利”一词表达right所欲表达
的内容，不合汉语构词法；符合汉语构词法的词应是“利权”。以“利权”和“权
力”相对，这就确立了不同词义和不同词音的联系。首先消除了词音上的混淆，因
而也有助於消除观念上的混淆。
      我在上述文章中原有一注：“rights通常作权利。‘权利’（rights）和‘
权力’（power），在现代汉语中，发音是一样的。中国人在观念上常常将权利和权
力混淆，相同的发音也助长了这种混淆。日语中表达rights一词的是‘利权’，而
‘利权’还是来自中国。中国古代‘利权’和‘权利’是通用的。故现代汉语也应
以‘利权’表达rights为好。以‘利权’与‘权力’相对，词意更清晰。‘利权’
是自身应有的维护利益之权，‘权力’是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发表时，这
一注被编者删去。幸而被删去，这一注包含两个错误，否则将谬种流传。我不懂日
语，说“日语中表达rights一词的是‘利权’”，完全是道听途说。经请教和查证
，日语中“利权”一词虽有rights的含义，但相当於rights一词的也是“权利”，
“权利”和“权力”发音不同，故不致混淆。中国古代汉语中有“权利”，也有“
利权”，但意义并不相同。那个注中的释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利权’是自身
应有的维护利益之权，‘权力’是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
      我在写作本文查阅材料时发现，将“权利”改作“利权”并不是我的首创，
在我之前已经有人提出来了：“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依笔者之见，准确地
讲，应该改写成‘利权’，即‘利之权’。”（夏勇《人权概念起源》第29页，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但“笔者”在他的全部著作里还是仍然使
用“权利”一词。夏勇不勇，他提出了问题，没有提出对习惯势力的挑战。
      词语的使用是约定成俗的。既然约定成俗的“权利”在使用中发生了混淆，
影响概念的明确和思维的正确，那么就应该重新约定成俗，改“权利”为“利权”
。

“权利”和“利权”：古代汉语

考察词源
      现代汉语在表达西方的新思想时，常常利用古代汉语的旧词汇，注入新内容
。现时流行的一些时髦名词，诸如“革命”、“民主”、“自由”、“法治”等等
，都是古已有之，但含义不同。“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推翻一个政权取而代
之叫做“受命於天”。现代就将推翻政权叫做“革命”。“法治”的原意是用法来
进行统治（相当於rule by law），现代意义是法自身的统治（rule of law）。从
旧词旧意到旧词新意，还是有脉络可寻的。rights and duties这些观念也是从西方
引进的。表达rights时，从古代汉语中找到“权利”一词，可说找错了对象。应该
是古代汉语中的“利权”比较适合於表达rights.
      古代汉语中“权利”和“利权”各是什么含义？
      “权”本是秤锤。用作动词，就是衡量。“权，然後知轻重；度，然後知长
短。”（《孟子·梁惠王(上)》）又衍生一义，执掌衡量的操作，就是当权，执权
柄。“亲权者不能与人柄。”（《庄子·天运》）
      古代汉语中的“权利”一词，是二者并列，即权与利，如“或尚仁义，或务
权利。”（桓宽《盐铁论·杂论篇》）权利相对於仁义，即权和利相对於仁和义。
“权利”一词是贬义。古人主张“贱权利，上笃厚。”（《汉书·严安传》）
      古代汉语中的“利权”一词，强调的是“权”，即利益之权。但“利益”所
指是广泛的、模糊的。《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既有利权，又执民柄，将何惧
焉？”疏：“言既有为利之权，又执民之人柄。”这里所说的“利权”是追求自己
的利益之权，有别於权力，接着所说的“民柄”才是权力。“利权”还有另一种用
法。《东轩笔录》：“陈晋公恕自升朝入三司为判官，既置盐铁使，又为总计使。
洎罢参政，复为三司。晚年多病，乞解利权。”陈恕是理财专家，长期供职财务部
门，晚年辞去一切职务，故曰解除“利权”。这里所说的“利权”是掌管财利之权
。
      古代汉语中的“权利”是权和利，且为贬义。在现代汉语中表达right一词的
“权利”与古代汉语中具有贬义的“权利”在用法上毫无联系。古代汉语中的“利
权”是利益之权，只要将“利益”加以规范，完全能够表达现代的right.个人、群
体维护和追求自身的正当利益之权就是利权。      

考察思想渊源
      完整意义上的rights and duties观念虽然是外来的，但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
思想渊源，这就是古代的义利之辩。“义”是指适宜的行为规范。《礼记·中庸》
：“义者，宜也。”韩愈说：“行而宜之为之义”。“利”是指物质利益。传统思
想的主流重义轻利，实际上是义务中心论，与西方的利权中心论正相反。孔子说：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孟子也说：“亦曰仁义而已矣
，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汉朝的董仲舒发展了孔孟的思想，完全
以“义”否定“利”，鼓吹“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
书·董仲舒传》）过了将近两千年，才把这个命题翻过来。清朝的颜元针锋相对地
说：“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这就触及近代思想了。从义利
之辩的“义”引出“义务”，从义利之辩的“利”当然就应引出“利权”，而不是
“权利”。

“权利”和“利权”：汉语构词

研究语言学上词的结构
      现代汉语的“权”和“利”都是既能单用成词又能组合成词的自由词素。“
权”和“利”合成一词是什么结构？
      如果把“权利”看作联合结构，像古代汉语那样即“权”+“利”，词义与r
ight不符。《现代汉语词典》“权利”条就是望文生义的解释：“公民或法人行使
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第948页）用“权力”来解释“权利”，居然认为“权利
”包含了“权力”。说“权利”包含了“利益”，也有问题。“权利”是与“义务
”相对，“权利”有“利”的意思，“义务”必有“害”的意思或“不利”的意思
，然而“权利”与“义务”根本不是表达利害关系。“权利”与“权力”相关。如
果“权利”是“权”+“利”，“权力”必是“权”+“力”，“权利”与“权力”
的关系不可能引出民主或专制，只能是兼容，成了“权”+“利”+“力”。把“权
利”看作“权”和“利”，那是争权夺利的“权利”，也是贬义，根本不能表达ri
ght.
      如果说“权利”强调的是“权”，按right的词义应如是。这样，“权利”就
是主从结构，前者为主，後者为从。但不符合构词规则。“权益”强调的是“益”
，意为“有权享受的益”。“权利”与“权益”词的结构相同，也应是强调“利”
，意为“有权享受的利”。“权利”与“权益”一样，是偏正结构，前者为偏，後
者为正，强调的是“利”、“益”。但right强调的不是“利”，而是“权”。例如
，财产权是一种right,它所强调的不是财产，而是占有财产之权。在专制社会，当
权者可以下令“抄家”、“籍没”，使富连阡陌者立刻倾家荡产。这就是因为有财
产者没有财产权，故财产没有保障。在近代社会，资本家和工人都有同样的财产权
，但并非都有同样的财产。            
      因此，“权利”一词的结构，无论怎样解释，它所规定的词义都不符合righ
t的词义；对“权利”赋予right的词义，又不符合汉语词的结构。
      “利权”也是偏正结构，前者为偏，後者为正，强调的是“权”，“利”是
对“权”的修饰、限制。“利权”并非利益本身，而是维护利益、追求利益之权。
例如，遗产继承权是一种利权。遗产是“利”，必须有继承之“权”，才能得此“
利”。其他如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以至名誉权、人格权等等，虽然并不涉及具
体的利益，但从根本上说来都是维护个人或群体存在的利益之权。
      以“利权”表达right,词的结构与词义才能一致。同时，与相关的词也才能
匹配。“利权”与“义务”都是偏正结构。放债人有收债的利权，是为债权；借债
人有还债的义务，是为债务。债权和债务就是利权和义务的具体化。在利权与义务
的关系中，没有无利权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利权。如果享有无义务的利权，就
是“特权”；“特权”就是超越义务的“利权”。“利权”是正当的，“特权”是
不正当的。以“利权”联系到“特权”，很容易理解其中的相关性。再如，“利权
”是人民应有的利益之权，由“利权”产生“权益”；“政权”是政治统治之权，
由政治统治之权所产生的强制之力，就是“权力”。“利权”和“权益”，“政权
”和“权力”，充分显示了相关性。

“权利”和“利权”：形式逻辑

研究词和概念的关系
      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需要用词来表现。词
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词的思想内容。用汉语的“权利”一词来表现right这一
概念，具有“以词害义”的缺点。将“权利”改为“利权”，并没有改变概念，只
是改变了表现概念的词，而且正是为了准确地表现概念。
      “权利”和“利权”二词表现了两个概念，从内涵来说是不同的；从外延来
说，二者的区别更为明显。“利权”的外延，就是人身权、言论权、财产权、选举
权、名誉权、人格权等等各种各样的权；而“权利”的外延则是盈利、红利、专利
等等各种各样的利。
      以“利权”表现right,概念的属和种的关系很清楚，用属加种差的方法下定
义才能符合逻辑。“利权”是属。人所应有的利权就是人权。人权是利权的属中一
个种。在国际关系中，一国所应有的利权就是国权，也可以叫做国家主权。国权是
利权的属中另一个种。在一国范围内，法律规定的公民所应有的利权就是公民权。
公民权也是利权的属中一个种。给人权、国权、公民权以至无论什么权下定义时，
都不过是指出利权这一属的种差。如果说人权、国权、公民权等等的权，他们的属
是“权利”，显然属和种的关系不清楚。另外，也有一些××权的属不是利权，而
是政权，如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总之，以“利权”表达right,才能得到明确的概念，从而进行正确的思维。


利权和义务
      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每个人只有在同别人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存在。任何人
的存在需要维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就是肯定自我。每个人也必须承认他人的存
在，承认他人同样需要维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他人，缺乏社会联系，自我失
去了存在的条件。因此，肯定自我的同时也要肯定他人。肯定自我就是肯定“应得
”、“应取”、“应为”之权，肯定他人就是肯定他人同样具有“应得”、“应取
”、“应为”之权，对自我来说，又是“当施”、“当予”、“当止”之务。是为
利权和义务。利权和义务是人与人交往最基本的联系。在我享有利权，是因为别人
履行了义务；别人享有利权，是因为我履行了义务。利权的边界是义务的起点，义
务的边界是利权的起点。生活在社会中的成员必须具有某种利权才得以存在，否则
就不成其为社会成员。宗教徒追求超然出世也要有信仰自由的利权；这就是说，出
世的追求必须利用入世的利权，否则连出世都不可能。任何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必有
利权与义务的关系，但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享有什么样的利权和履行什么样的
义务是不同的，这是由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理论上说，
利权和义务应是平衡的，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利权和义务都是不平衡的。
有些人利权多於、大於义务，另一些人义务多於、大於利权。人类追求公平、平等
，不是吃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也不是物质财富的平均和社会地位的相等，而是
利权和义务的公平、平等：享有同样的利权，应尽同样的义务。

利权和人权
      一切人的利权就是人权。对每个人来说人权是一般的利权，对所有的人来说
人权是共同的利权。人权是做人应当具有的利权。但事实上人们是在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制度下做人的。应有人权只能实现於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因而人们实
际拥有的人权是不同的。利权的实现必须由宪法和法律加以确认、保障，由宪法和
法律加以确认、保障的利权就是公民权。公民权是应有人权在不同国家可能实现的
实有人权。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即实有人权不等於应有人权，例如有的国家的
公民权没有规定妇女的选举权，中国的公民权没有规定迁徙权，而妇女的选举权、
人民的迁徙权都是应有人权。公民权不能代替人权，相反正是要以应有人权为标准
来衡量为公民权立法的优劣。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实有人权也并非都能成为事实，规
定是一回事，现在享有的人权是另一回事。中国的宪法并不缺少言论自由、结社自
由等等的规定，缺少的是事实。现有人权不等於实有人权。虽说人权是人的利权，
应有人权、实有人权、现有人权的利权一个比一个范围小。人权的实现就在於使现
有人权接近实有人权，使实有人权接近应有人权。      

利权和权力
      十七、十八世纪的先进思想家以利权和权力的关系为民主政治作论证，至今
还有现实意义。他们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为什么？人民天然就有存在的利权
，叫做“天然利权”（natural right,中文书刊中常译作“自然权利”或“天赋人
权”，不当。）。虽然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定，但确是合理的假定。人民所具有
的“天然利权”不是什么人赋予的，因此也不能由什么人来剥夺。卢梭说，人民交
出自己的利权，订立契约，才形成政权，产生权力。既然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利
权，人民服从政府的前提就是它必须服务於人民的利权。政府的功能是以公民利权
的形式满足人的天然利权；如果政府不能满足人的天然利权，它就丧失要求公民服
从的资格，人民可以重新订立契约。卢梭忽略了一点：人们不能交出全部的利权，
最终必须保留是否愿意交出利权的利权，也就是选择政府的利权。如果人民必须交
出全部利权或者交出利权以後无法收回，政府权力还是可以不受制约，为所欲为。
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肯定了人民的利权高於政府的权力，得出一个千古未有的
结论：损害人民利权的政府，人民可以把它推翻；不符合人民意志的契约可以重新
订立。这就是追求民主、实行宪政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用“权利”表达right,错误是很清楚的，不清楚的是，这一错误是怎样造成
的？最初是谁、怎样使用“权利”表达right的？希望对此有研究的朋友们进行补充
。□
      (一九九九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