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战争与和平

      让我们继续讨论和分析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异同。

      2.认为法西斯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凶残恶劣者有一条重要的事实根据，那就是
，法西斯主义发动了世界大战，给全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和共产主义
长期对峙，其间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局部的热战，但大体上双方只是冷战。
      上述事实固然不容否认，但是我以为我们也不应夸大它的意义。
      其实，共产主义也具有对外侵略扩张的内在冲动。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
任，坚称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共产国家长期向外“输出革命”，而且都是输出武
装革命，实际上就是挑起战争。文革期间，有些红卫兵偷越边境参加越共或缅共游
击队，他们的行为纯系自发，但唯其如此，更证明这种以暴力革命方式“解放全人
类”是共产主义本身的逻辑产物。
      世上有很多主义，其信徒若是陷於狂热，差不多都会产生替天行道、对外武
力扩张的冲动(想一想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不错，同是对外扩张，共产主义和纳
粹还是有区别的。纳粹的原则是种族至上，它的对外扩张是征服，是自认高人一等
，要别人臣服自己。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把自己的对外扩
张看成是解放，是解除别人的桎梏，让别国人民获得自由民主。然而问题在於，共
产主义的对外扩张从理论上讲叫解放，在实际上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共产主
义标榜的自由民主实际上是共产党专制。这一点在东欧看得最清楚。苏联红军“解
放”东欧，实际上是把共产制度强加给东欧。这种强加是如此明显，以至於它必须
靠红军的坦克才能维持。一旦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勃烈日涅夫主义，允许东欧各国
走自己的路，东欧各共产政权立刻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可见，共产党的“
解放”和纳粹的征服其实没什么两样。
      顺便讲一讲输出革命与输出民主的区别。输出民主通常是指输出即传播自由
民主理念，不一定是采取武力干涉的手段，但也有凭借武力摧毁别国的不民主制度
，帮助别国人民在该国建立起民主制度。二战後，美国以占领者的身份在西德和日
本建立民主制就是这种输出民主的例证。记得在五十年代时，中共竭力攻击美国实
行帝国主义，把日本变成它的殖民地。不少中国人信以为真，很是为日本人忧国忧
民。如今回想起来，能不觉得可笑吗?
      尽管共产国家和纳粹、法西斯国家同样具有对外武力扩张的内在冲动，不过
，发动世界大战的毕竟是纳粹，是法西斯，而不是共产党。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
由於主义的性质，不如说是由於地缘政治、军事力量对比以及其他一些具体条件。
和国土辽阔的苏联与中国不同，德国和日本强调其生存空间不足，德国还有凡尔塞
条约之辱，这使得它们的侵略冲动更为强烈。另外，同样是法西斯，不同的国家的
态度也不尽一致。譬如，意大利卷入二战就并非完全出於主动，其中也有被德国牵
连的成份在内，而西班牙则始终置身事外。
      从军事方面着眼，法西斯国家(德国、日本)一度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
是他们悍然发动战争的本钱。反观共产大国，如苏联、中国，在军事上从未获得如
此优势。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头号军事强国，它最早拥有核武
器，最早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最早拥有导弹防卫系统，并且在例如古巴导弹危
机等关键时刻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倘若没有民主国家在军事上的超强地位，很难相
信两大阵营的冷战不会爆发成世界性的热战。
八、关於自我改革能力

      3.法西斯国家是被从外部武力击败的，共产国家基本上是从内部和平演变的
。这是否意味着共产政权具有自我改革能力而法西斯政权不具有这种能力?
      未必。法西斯国家也有从内部脱胎换骨和平演变的能力，例如西班牙，在佛
朗哥去世後就走上民主改革之路，其过程甚至比共产国家的转型还来得更平稳。这
并不奇怪，因为法西斯主义对传统的破坏不象共产主义那样彻底。在经济上，法西
斯主义没有摧毁私有制，所以前法西斯国家在经济改革方面至少不象“把鱼汤变成
鱼”那般困难。在政治上，法西斯主义保留了某些传统的政治形式，包括意大利，
始终保留了国王，後来正是由国王出面罢免了墨索里尼的相位，以合乎程序的方式
结束了法西斯专政。
      从逻辑上讲，任何制度的社会都有从内部自我改革的能力或可能性，因为制
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里所说的内部，是指社会内部、国家内部，不是仅限於政
权内部、执政党内部，当然也包括政权内部、执政党内部；因为一个社会得以和平
地完成制度转型，通常都是政权内部或执政党内部的改革力量与社会的或民间的改
革力量良性互动的结果。
      记得当年读《第三帝国兴亡》，我不禁想，如果希特勒不是急於发动战争，
或者是在战争中克制一点，不急於在东西两线同时出击，纳粹政权的命运又将如何
?德国人民的命运又将如何?法西斯主义比共产主义更短命，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希特
勒发动战争的结果。再说，一种极权制度比另一终极权制度维系的时间略长，完全
可能出於两种截然相反的原因:或者是它稍好，或者是它更坏。以共产国家的情况而
论，把最早结束共产专制、完成民主转型的波兰、匈牙利和至今仍拒绝民主改革、
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古巴、越南和北韩相比，谁能说存在比较长的共产专制就是
比较好的共产专制而不是相反呢?

九、“被遗忘的共产主义”

      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加以比较，在西方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知道，
法西斯一词本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1922年给他领导的那场夺权运动取的名字。它
本来只是特指意大利的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政体，後来词义变宽，也包括德国的纳
粹主义、西班牙的长枪党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本文中的法西斯主义是取其广义。
      在去年一月号的美国《评论》杂志上，刊出了法国学者贝藏松(Alain Besan
con)的文章《被遗忘的共产主义》。文章指出，共产主义和纳粹同样是犯罪，但是
历史记忆对这两者却有轻重之分。西方舆论把纳粹视为十恶不赦并对其罪行穷追不
舍，而对共产主义的性质却众说纷纭，很有一些人为共产主义进行辩护。另外，对
共产主义犯下的罪行也缺少进一步的深入揭露批评，好象它已经被人们所遗忘。
      按照贝藏松的分析，发生共产主义健忘症是由於以下几种原因:(1)纳粹战败
後，其罪行被彻底揭露，公众对此多有了解；(2)犹太人坚持不懈，不断地揭露纳粹
迫害犹太人的罪行，承担了传承历史记忆的职责；(3)西方人习惯与把纳粹和共产主
义分成右与左的对立两极；(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结盟共同
抗击纳粹，使得部份西方人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能力；(5)苏联舆论成功地建造
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两分法，按照这种两分法，苏联是社会主义，西方，甚至
包括纳粹德国和法西斯的意大利都是资本主义；(6)共产专制摧毁了民间社会，消灭
、驯化了思想精英，从而导致了共产社会内部思想能力的丧失，共产国家内部常常
有对本社会的感性的揭露控诉，缺少有理性的剖析批评。(7)对共产主义的健忘加强
了对纳粹的记忆，对纳粹的记忆加强了对共产主义的健忘。这又和西方的良心发现
有关系，总希望在西方内部找出那个“绝对的恶”的根源。
      贝藏松的文章引起强烈反响。美籍匈牙利裔学者何兰德(Paul Hollander)表
示深有同感。何兰德抱怨说，纳粹早已声名狼籍，象“盖世太保”、“冲锋队”、
“奥斯维辛”等词已经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但共产主义的名声却没有那么臭。布热
津斯基(曾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补充道，西方人患上共产主义健忘症还由於
:(1)纳粹是公开的反智的和反理性的；(2)共产主义的公开的无神论对西方知识界特
别有吸引力；(3)纳粹是公开的、极端的反犹主义者；(4)一些西方人坚称自己过去
误信共产主义是出於美好的理想主义，从而为自己开脱。
      保加利亚的培特科夫(Vesselin Petkov)指出:在前苏东各国，许多非共政治
人物都曾经与当局暗通款曲，所以他们不肯推动彻底揭露当局的罪行。至於西方国
家，考虑到转型一事在相当程度上仍掌控在前共产党人之手，为了让转型得以顺利
进行，也不愿操之过急地追究旧账。培特科夫说，纳粹是被战败被打倒的，前苏东
各国则是和平转型，共产党改弦更张，前共产党精英还占据要津，不可能把他们从
公共生活中排除出去。加拿大的舒斯特(Nathan Shuster)不久前刚访问了俄国，他
发现受访者们虽然当年大都深受共产专制之害，但现在要为各种事情操心，前程茫
茫，没精力再去挖掘共产党当年的罪行。

十、关於共产主义的魅力

      在我看来，西方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主要是因为世界大战。事实上，直
到希特勒首先侵犯西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双重威胁，西方国家一般都是把共产主义的危害与威胁置於法西斯主义之上的。正
是二战的爆发，才改变了西方对法西斯的态度。西方社会是法西斯对外战争的直接
受害者，对法西斯的暴行有切肤之痛，刻骨铭心，而对共产主义的暴行则隔岸观火
，故而容易淡忘。
      另外，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罪行的“遗忘”也和西方左派的影响有关。西方
社会有一批左派人物，由於对所在社会不满，出於“生活在别处”的心理，总希望
能在其他社会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因此容易对共产国家产生一厢情愿的幻想
。共产主义一向以启蒙运动的继承者自居，以近代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自居，也容易
赢得左派的认同。
      这就涉及到共产主义本身的魅力问题了。共产主义许诺在人间建立天堂实现
大同，故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然而，富於理想主义精神的政
治理论并非只有共产主义这一家，因此，一个曾经投身共产革命的人不能只用理想
主义的召唤为自己辩解，他还必须回答:在当年，为什么偏偏是共产主义成为他选择
的献身对象?
      共产主义之所以叫共产主义，是因为它主张“共产”，这是它区别於其他人
间天堂或大同世界模式的关键之点。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基本上就一直是私
产社会。主张共产无异於从根本上颠覆文明，因此，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认定共产主
义是人类文明的大敌而坚决反对之；有趣的是，基於同样的原因，也有许多人认定
共产主义是打开一个崭新世界大门的钥匙。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
拉图的共产主义时就指出，由於当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私产社会中，他们发现这
种社会里有许多罪恶，便误认为这些罪恶来源於私产制度本身，以为一旦实行共产
，这些罪恶就可通通消除，人间就满是和睦与情谊。
      於是就引出了一个堪称悖论的结果:正因为以前不曾有过共产社会，所以不少
人容易对共产社会想入非非；越是在共产主义没有兑现过的地方，共产主义越是显
得有魅力；一旦兑现，共产主义便信誉扫地，寿终正寝。在本世纪，因为共产主义
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它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共
产主义是被它自己打倒的，而且也只能被自己打倒。       
      共产阵营的土崩瓦解一度把迷恋共产主义的左派们从迷梦中唤醒，但没过多
久，有些左派就又重新回到迷梦之中。近几年来，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又有
某种小小的回潮。这也难怪，因为“希望”是超事实的。这些左派之所以不肯放弃
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幻想，是因为他们不甘心接受自由民主社会的现实，不
甘心放弃彻底改造现存的西方社会和创造乌托邦完美社会的理想。如果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明天，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倒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的明天，因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本身就已经是“历史的终结”；我们已经没有了明
天，明天只可能是今天的重复——这岂不是太令人扫兴了吗?
      所以，有些左派要重新捡起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问题是，在今天，
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有唤起群众、鼓动风潮的神通，它不再是、或
很难再是一种政治力量，它几乎只剩下了所谓文化批判。它不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
替代品，而只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寄生物，寄生在它所反对的社会之上，从对方的生
命获得自己的生命:只要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那么，作为对这种社会的批
判体系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理念也就总是显得有理，总会对某些人有吸引
力，於是也就得以存在下去。

十一、共产主义加法西斯主义

      争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哪一个更凶残更恶劣，也许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
。不过眼下中国的问题是，在共产主义彻底破产之後，中共当局越来越乞灵於法西
斯主义。这种变化开始於“六四”之後。有识之士早就注意到，中国大陆在非共产
主义化的同时，一方面出现了自由化民主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法西斯化的
趋势。这几乎是在所难免的。政治害怕真空。既然中共统治者发现共产主义在不可
遏止的後退、萎缩，而它又顽固地拒绝自由民主，它就只好借助於法西斯主义。
      单从意识形态来看，今天的中共，已经很少再讲“解放全人类”，越来越强
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口头上还在讲阶级，实际上更多的是讲民族。同样是反对
自由民主，过去说它们是“资产阶级的”故而必须批判，现在说它们是“西方的”
所以应该拒绝；同样是坚持一党专制，过去的理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现在更加上“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同样是打击异议人士，过去是骂你“反党
”“反革命”，现在是骂你“汉奸”“卖国贼”；同样是压制民间社会剥夺人民权
利，过去是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强调“党领导一切”，现在更强调“秩序”
，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除开中国，在前苏联和东欧的某些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在
那里，某些前共产党领导人摇身一变，在放弃了共产主义旗号的同时又举起了极端
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大旗。不同的是，在其他地方，共产党的专制毕竟已不复
存在，由前共产党脱胎出来的法西斯势力，有的没有掌权，有的虽然掌了权，但对
社会的控制还比较有限。这就不象中国。在中国，不是共产党专制瓦解，法西斯主
义抬头或取代，而是法西斯给共产党专政输血，是共产主义加上法西斯主义。
      在讲到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时，夏伊勒(《第三帝国兴亡》作者)告诉我们，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不能和德国的法西斯相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徒有其表，因
为意大利人太老於世故了。夏伊勒的这一批评无疑更适用於中国。在犬儒病大肆流
行的今日中国，首先，是精神掏空、腐败到家的中共自己，究竟还有多少激情多少
元气能象模象样地搞法西斯主义?中共的法西斯化，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转向，不如
说是病急乱投医，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对它掉以轻心。中
共试图借用法西斯主义重新强化业已衰败的共产极权专制，固然不足以对世界文明
造成威胁，但却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因此，我们不能不警惕，不能不抵制。

十二、清理共产主义并非易事

      即便在今天，清理共产主义也并非易事。原因很多，我这里只讲几点。
      首先，是对共产暴政的揭露和批判还很不充分，这在仍处於一党专制下的中
国尤其如此，甚至在海外留学生中，一谈起中共五十年来的所作所为，许多人仍然
不假思索地重复共产党宣传的陈腐谎言。此理甚明，无须多论。
      其次，虽然在今天，国人对共产党犯下的累累罪恶并非懵然无知。通过种种
渠道，官方的、非官方的、“合法的”、“非法的”，一般人对共产党的罪行都已
经具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对一个问题有所了解是一回事，由此而形成的整体印
象却很可能是另一回事。国人对毛泽东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过去几十年间
，共产党用尽一切手段——包括一切感性的手段——在我们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一个
无比伟大光辉亲切慈祥的美好形象。後来，我们通过读书、谈话和思考等纯粹理性
的方式终於了解到认识到毛的种种罪恶，但原先那个被刻下的美好形象却未必能够
一下子就被克服、被改变。本来，在理智上许多人都知道或应该知道毛是暴君，但
在感情上他们往往对毛恨不起来；许多人既然是感情支配理智，因此，当他感到对
毛恨不起来时，他很可能就会认为毛并不算暴君。就以所谓老三届为例，这代人本
来是毛泽东暴政下最典型的牺牲品，但提起毛来，不少并非有自虐症的人仍对之崇
拜有加。就象被老奸巨猾者欺骗愚弄的情人，後来已经多少知道自己被欺骗被愚弄
了，当年那份感情却凭其惯性而还在。这当然和当局始终压制限制批毛有关。
      另外，如众所知，共产暴政是群众暴政，它利用和胁迫群众参与它的犯罪行
为(其实，共产暴政最恶劣的一点就是它对群众的利用和胁迫)，这就使得我们自己
和那些罪行纠缠不清。因为我们很难否定自己，所以我们也就很难彻底地否定这些
罪行。我们总是倾向於用善良愿望和理想主义来解释自己当年的行为，因此也就有
意无意地粉饰了那些罪行本身。
      再者，国人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误区，用程映虹先生的话讲就是:“我们曾经完
全用唯‘心’的标准——即只看是否涉及某种抽象而崇高的理念——来定义善；又
完全用唯‘物’的标准——即仅凭是否与物或物欲有关——来定义恶。”过去有皇
帝穷奢极欲，致使民生艰难，我们一听就怒不可遏；毛泽东推行大跃进人民公社，
饿死四千万人，我们却以为情有可原，是好心办坏事。共产主义造成的祸害再大也
总能得到辩护，只因为它不是为物欲而是为理念。殊不知，理念的暴政才是天底下
最恶劣的暴政，用自己的一套理念去占有、去奴役众人心灵者才是人世间最残酷的
暴君。这层道理参透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才算彻底了。
      80年代的德国，史学界有人提出要研究纳粹德国时期的日常生活史，他们认
为只集中於研究纳粹的罪行和野蛮会给人们造成一种片面的、被扭曲的图像。那时
候，大多数德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实还是很正常的，他们平时忙於各种生活琐事
，很少卷入政治，很少卷入政权的罪恶，甚至对这些罪恶都不大知情。这派观点不
消说受到了很多批评。在我看来，上述观点并不奇怪。在不正常的社会中长期生活
，人们会对不正常习以为常。譬如纳粹迫害犹太人或中共逮捕异议人士，这当然不
是正常社会应有之事，可是许多民众早已见惯不经，习焉不察。你若向他们问起对
此事的感受，他们或许会说没什么感受，因为他们不关心，也觉得此事与己无关，
或者干脆不知道。再说，不正常的社会也不可能是对一切人、在一切方面都不正常
。我相信，就在史称最黑暗的时代，也并不是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因此，恰
恰是生活在不正常时代、不正常社会中的人们自己，反而不容易对自己身处的那个
时代、那个社会有强烈的不正常的感觉。这和我们从旁观察判断别的时代别的社会
时大不相同。譬如我们心目中的纳粹德国，就主要是由《辛德莱的名单》一类图像
组成。这种图像必然是简单化的的，它当然和我们对自己社会的无限复杂多面的感
受和印象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相信两者是一回事。
      还有所谓极权主义怀旧病。记得在苏东巨变方起之际，世人莫不弃共产主义
如敝屣，可是其後不久，由於在转型过程中遭遇挫折，各地又都发生了对极权主义
的怀旧情绪。於是不少人认为，其实，自由民主并不象原先想的那么好，共产制度
也不象一度说的那么坏。应该承认，深受专制之苦的人容易对自由民主抱有过分浪
漫的期待，一旦接触实际便不免有所失望。但极权主义怀旧病是另一回事。我们知
道，怀旧病的轻重程度和转型过程中遭遇挫折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转型
越不顺利，人们越容易怀旧。可是，转型的受挫折程度又分明和先前极权统治的严
重程度成正比。这就导致一种奇特的结果:譬如说，正因为苏联的极权统治比东欧更
恶劣，因此前苏联的转型更困难，到头来那里的人们越容易怀旧，也就是越容易对
先前的极权统治产生某种怀恋。
      好在俄国东欧都还是和平转型，要是暴力革命、天下大乱呢?有道是“乱离人
不如太平犬”，那岂不会更使得一般人怀旧?然而，正是那种最恶劣的极权专制政权
，才最可能把社会推向暴力革命或天下大乱的境地。这就是说，越恶劣的专制政权
——由於它灾难性的後遗症——反而越可能在後来被人们怀恋。可惜的是，不少人
恐怕不容易弄清楚这中间的因果关联。

十三、更多的感性揭露，更多的理性批评

      据联合国统计，自1995年至今，北朝鲜的大饥荒已经持续了四年多，饿死的
人数高达两百万到三百万。
      这事似乎很费解，中国的大饥荒殷鉴不远，为什么北朝鲜还要重蹈覆辙?其实
，这个问题首先该问中共，三十年代斯大林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已经造成了一次
空前的大饥荒，毛泽东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过去，共产党在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时，
总说那是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无古人，没有经验，所以难免走了点弯路。可是
，各共产国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这又如何解释?
      从远处看，你也许会认为，共产党犯下的错误主要是因为真诚地相信教条，
是“理性的过度自负”(哈耶克语)；可是从近处看你不能不发现，共产党犯的有些
错误竟是如此之荒谬，简直不可理喻。我以为，要深入分析和批评共产主义，我们
有必要去分析和批评共产党的行为方式，分析和批评支配其行为的政治心理或心态
，也要分析和批评在共产党治下的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与政治心态。
      《饿鬼》(Hungry Ghosts)一书作者贝克(Jasper Becker)针对三年大饥荒提
出问题:为什么很少有饥民造反?就算中国老百姓缺少为自由抗争的传统，到了没饭
吃，活不下去的时候总还是要揭竿而起的。三年大饥荒史无前例惨绝人寰，为什么
偏偏没多少人造反?贝克把厚厚三大卷的《文化革命的起源》(麦克法夸著)认真读了
一遍，说他还是对文革的起源不知其所以然。贝克搞不懂刘少奇，他不是第二号人
物么?让毛泽东步步紧逼，迫害至死，怎么就束手就擒，坐以待毙，毫不反抗呢?莫
非他真是修养到了家，只知遵从纪律?他难道没看见这套纪律毛自己早就打破不遵了
吗?如果是对领袖愚忠，他难道不明白忠於领袖和忠於党和忠於人民不全是一回事吗
?贝克更搞不懂那帮党的高级干部们，明知全国都在闹饥荒，到处都有人在饿死，他
们却还在那里郑重其事地开会，发出一篇篇决议，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主义就要
在中国实现——“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贝克提出的这些问题，既不算新鲜，也谈不上格外深刻。可是，我们是否能
够给出严肃细致的答案?近些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老干部的回忆录，透露了若干以
前罕为人知的内幕消息，但有关当事者的心理心态却仍是一片空白。严重的问题是
，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再到如今的江时代，虽然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原有的政治
体制基本没变，相应的政治心理政治心态也变化很小，只消看一看镇压法轮功事件
就够了。
      在中国，对共产制度的感性揭露犹嫌不足，理性的剖析批评就更加贫乏。但
愿我这篇文章能引起有识之士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