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严家祺先生的民族主义观的看法
随着中国的改革及对外开放带来的富强，参与国际间事务确立了中国的地位
。同时与周边国家接触也带来了一些国际间的摩擦，甚至受到西方国家的围攻和对
抗。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中国兴起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尤其是共产主义信仰崩溃後，
大陆中国人处在一种信仰危机中，能添补这个真空的信仰则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虽
然一部分中国人逐渐对佛教、基督教和东正教产生兴趣，然知识分子崇尚民主主义
。严家祺先生作为中国的一名知识分子，一个政论家，一个政治学者也跟随了这个
潮流。严先生自“西单墙”下就开始搞民主与自由的活动，写有《首脑论》、《文
化大革命十年史》及《思想自传》，受到赵紫阳及鲍彤的青睐。流亡海外後继续为
促进中国的民主，人权和法治而奔波，并为中国的统一设计了中华联邦的蓝图。然
而在这方面在所建树且受人尊敬的一个政论家，在世界各国政治家避讳的民族主义
问题上进入歧途，实际上是对其政治生命的一次冲击。
严家祺先生的民主主义是大汉族主义
在一次西藏流亡政府与海外民运组织联合筹办的《汉藏对话，寻找共同点》
研讨会後，参加此会并受到采访的严先生很真率地表达了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并
且是“民族主义有理”（见《前哨》月刊，九八年四月号61-65页）。采访人安琪并
为其主张作注解：“流亡的体验给了他更多的思考余地和空间，对中西政治、文化
、意识形态等领域有了更深层的理性飞跃。当他坦称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时，相
信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所凝住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历史背景，以及政治理念的特
殊涵义。”是的，流亡海外过久的中国人深受海外遭遇，产生爱国恋土是很正常的
，甚至有些人带着浓厚的中国化文化情结不能适应洋人生活及受到洋人不公正的歧
视，而且失去了中国土壤的安适而产生偏激思想也是正常的。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应
在政治法律及国际关系中理论中讨论自己的思想，不应该感情用事，此为政治家的
一大忌矣。严先生在这篇采访中流露出了自己的感情：“我很想回去，但是现在我
不能回去，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想我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不可能不是一个民族主义
者。”“我在美国买东西，难买到美国的东西，我看到好的都是Made in China；在
美国，价格不贵，东西又好的，许多是中国产品。没有办法，我的身上根深蒂固地
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从这些语句来看，严先生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实际
上是爱国主义(Patriotism)，即爱的中国中共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血管中流
的必是汉民族血液无疑。
严先生曾在一九九五年二十世纪中国基金会召开的《中国人权学术研讨会》
上提出起草《中国人权九十九条》，并与其他三人共同起草征求稿。其中“少数民
族权利”条款下例有九十八及九十九条，提出少数民族应有自决权及维护少数民主
的文化、风俗和生活方式。此二条的内容除自决权一题外，其它内容还不及其《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篇第六章的内容丰富，权利之多，更不及《自治区法》。
但能直截了当提出自决权，则表示民运的一大进步。人权是国际社会所有人应拥有
的平等权利。然《中国人权九十九条》则特殊，突出中国，已是违反了国际人权的
精神，更为错误的是人权居然还有中国汉族及中国少数民族之分？此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有什么区别？人权是不分民族和种族的，严先生在此犯有概念上的错
误，还是摔脱不掉中国文化打下烙印。借此可以看出严先生潜意识里的民族主义实
际上是不公开的汉民族主义。基於这种观念，严先生参加的某些会议上针对中国民
族矛盾激化现象没有找到一项合理的建议；一方面提供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有自决权
，可以独立；一方面又提出为了中国统一（大一统），防止独立，应搞联邦制。真
是“以子之予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严家祺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由来已久
正如采访人安琪所揭示的，严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其历史文化背景是分不
开的。中国人自认为是华夏人，即“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武成），
甚为优越。孔子针对非华夏民族采取“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
佾）的态度，所以“德以予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卷十六）。孔子著《春秋》
的思想亦即“不例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不以中国从夷狄”（春秋谷梁传卷
十五）；“不与夷狄之执中国”（春秋公羊传卷三）。对周边民族采取压迫和剥削
的方式即以“要服”上贡天子，以“荒服”伏认天子；不服从则以“修刑”处理（
周礼大司马，大行人）。并且翻译外族之名时常用“虫”或“犬”字眼而贬之。借
此可以看出华夏民族并不包括当年的夷狄，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
的祖先与华夏民族不同宗。更为甚者，晋朝的江统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晋书，江统传）。真是承前启後，发扬光大，至使这种宗族至上的思想和观念於今
泛滥不尽，并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奉为法宝。
中国历史上唯独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与众不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
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夷狄亦人耳，其性与中夏不殊；人主盖
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汉恰，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
仇敌。”（通鉴贞观二十一年）。唐朝产生这种观念的原因也许是皇室中有异族成
份，也许是南北朝时期异族大量移入中原而致使中国人对外族歧视观念淡化，也许
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之大一统及混
一六合思想驳倒下而形成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唐朝是个开放的国际性朝代，朝中文
武大臣一半是外族，并且一视同仁，故有些种开明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闪而过。以
後的元朝和清朝不也是这样的吗？中国历史上能容纳外族的朝代都是强大和富强的
国家。李世民的“爱之如一”，“四夷可使如一家”的各族平等观念造就了强大的
政权，也显示了其大一统的气魄所在，有如当今国际社会流行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
之早现。共和国制的建立者孙中山先生在当初也未能逃脱汉民族主义思想。其在《
军政府宣言》中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民族主义口号，召集了百万华
人奋起反清。此口号至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交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才有
所改正，将其内涵改换为反对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并提出“今者五族一家，立於平等地位。种族平等问题解决，政治不平等之问题
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迭纷争之事。”虽然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和经验，但当初
也要反满兴华。孙中山先生也许是为推翻满清政府的需要而采取这种种策略，但从
这与可以看出百万华人的汉民族主义意识是多么的强烈。孙中山先生的“五族一家
”与唐太宗的“四夷可使如一家”之观点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民族理论中有同化
政策之嫌，并未做出实际贡献。国民党统治中国期间也未能解决民族间的矛盾。这
与他们心灵深处还藏有汉族主义意识是分不开的。事过境迁，台湾总统李登辉在一
家日本杂志记者采访中回答离休後做什么时说：“我想为维护原住民的权利而努力
，也想帮助残障人士”（中央日报，九八年九月十日）。伟人往往能超脱某些思想
意识而流芳百世。李登辉总统的一句短语使其伟岸、慈祥、通达的形象表现致尽，
其政治功绩自不必说，大陆及海外民运人士中能找到这一类的人吗？相反打着民主
人权旗号而违反民主人权观念和原则的人大有人在。民主的、公正的、法治的、自
由的一个社会必定能缓解中国境内的矛盾，包括民族间的矛盾。美国和欧盟，甚至
台湾不就是一个榜样吗？相反在这些国家里提出民族主义论调（不管是哪一种）会
受到社会谴责的。在这些国家提出爱国主义众人接受，一但提出民族主义众人以为
是在搞纳粹主义（Nazism）。想必严先生可以理解其中的含义。
严先生主张的联邦制思想也与其历史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严先生承认民主
，人权所提倡的自决权，也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可以独立自主；但又提出要搞联
邦制来统一中国，不让独立。中国历代君主以一统天下安定万邦作为其成王立业的
最高理想及标准，而且成为历代史有评说历代君王功绩的主要标准之一。一统天下
，混一六合则成为历代君主平定天下建政立业的堂而皇之的旗号。中国老百姓也深
受感染，最怕国土分裂，君主则怕身败名裂而遗臭万年。严先生可能也有同感而自
一不能公开明确表达自己观点的矛盾中。目前中共领导无人敢面对藏独及疆独问题
，其根源则是大一统思想在作怪，都怕当“卖国贼”。面对这些问题不是用疏导而
是用堵塞的方式，压制的手段，其结果则如同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系列事件一样，
适得其反。
严家祺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点流於感情化
严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点也很简单，既中共的残暴致使中国落後受人欺
；再则日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而引起愤慨，维护民族利益和爱国主义思想油然而
生。“所以我还是个民族主义”，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应该成为世界各族中平等的一员；而且要靠自己的力量使中国走
向富强，自由，民主和统一”。“民族主义就是这么简单，民族主义是维护我们民
族的整体利益”。由於中共和日本的缘故严先生就是成了民族主义者。那么严先生
所维护的是哪个民族？还是今天中国境内所有五十六个民族？若用中共宣传的中华
民族一词来解释则包括五十六个民族；若用传统的观点来看则是华夏民族无疑。严
先生所言的民族是华夏民族，但采用的是具有模糊概念的中华民族一词。历史上“
中华民族”并不包括除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中共则用共产主义的“民族消亡论”
同化其他民族，并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强加於汉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
族。诚然这也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但其中有压迫和不平等的成份，并不是
自然同化的现象。中国有蒙古族、吉尔吉斯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难道境外
的蒙古人及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哈萨克期坦人和乌孜别克斯坦人都是中华民族
吗？政治上的民族概念与文化上的民族概念是不同的，政治上的概念是无生命的，
而文化上的概念则是有生命的。既是如此，严先生仍用中华民族一词代替华夏民族
。因为严先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维护汉族的利益。但是其潜意识里存在着浓厚
的汉民族主义思想。严先生在许多蒙藏维汉研讨会的发言以及其中华联邦制构想都
离不开尊夏攘夷的观念。若依严先生以上所示的民族主义基点出发，中共的残暴统
治使西藏、内蒙及东土等少数民族地区又落後又贫穷，而且还受到中共地方政府的
欺夺和杀掳；那么这些民族都起来说我是藏民族主义者，蒙古民族主义者或是维吾
尔民族主义者以及要求“成为世界各族中平等的一员”时，严先生有何想法？日本
没有侵略东土及西藏，也没有屠杀藏族和维吾尔族，难道就不应该成为民族主义者
吗？相反国民党和共产党统治东土，西藏，内蒙时大量屠杀这些民族的有识之士，
使其伏首贴耳。那么这些地区的人民起来反对汉族而自称是民族主义有理时，严先
生对自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有何想法？严先生在公开杂志上坦率而无顾忌地可以提
出“我是个民族主义者”，如若巴赫先生也提出“我是个蒙古民族者”时，相必会
被生活在美国的民运人士整他个粉身碎骨而後快矣。
严先生针对《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评价也与其民族主义思想有关。“《说
不》这样的书尽管它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我不会因为他出了这样一本书反过来我
就要成为民族主义的反对者”。诚然当今中国的现状及其经历的苦难有人凭感情提
出民族主义无可厚非；《说不》和《还说不》之类的书籍的确起到了鼓动民族主义
的作用。但这种民族主义在中原来说是针对美国、日本，而在中原之外的民族地区
则产生相反的作用，演变为大汉族主义。在这些民族地区，民族主义是相生相乘的
，不是相克相侮的。大汉族主义越猖獗，地方民族主义就越兴旺。如此只能激化相
互之间的矛盾，扩大相互之间的差别，造成相互之间的不平等，致使少数民族的民
族主义汹涌突起，并且鼓动其采取极端手段维护自己。
严先生还基於这种民族主义思想解决国际关系问题。如由於中国经济及军事
的增强，再加上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引发了东南亚国家的恐惧，打出了“中国威胁
论”的口号。严先生则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上说“对东南亚国家采取睦邻政策，让
他们感到中国不是去威胁他们，让他们相信中国。”就目前来说这些国家能相信这
类的善言妙语吗？再如由於日本侵略过中国，屠杀过中国人，故“对日本就要采取
强硬政策”。日本能坐以待毙吗？对台湾则要用联邦制统一。作为一个政论家站在
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用感情化的政治策略应付复杂的国际问题，实在与其身份不符。
另外严先生还用民族主义观点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政治策略，“江泽民等把美国和西
方看的很重，这不是坏事，反过来讲，江泽民的民族主义少了一点。”
民族主义意识在民运里有不同的看法
不仅仅是严先生，国外有一大部分民运人士及人权维护者或公开或私下场合
里，当谈及中国境内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矛盾时，十足地表现了他们的大汉族主义倾
向，公开其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仇视心诚。按理来说，在西方国家生活的民运人士
应该深受民主与人权思想的熏陶，抛弃这种狭义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民主进程，
维护人权。事实相反，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更旺盛，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在海外，曹长青先生写西藏问题，民运人士议论纷纷；巴赫先生为少数民族申难，
遭到围攻；梁冬制作《天山狼嚎》则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用这种观念做事只能走向
深渊，其後患无穷。应该知道，“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阴阳失衡，百病纵生
”，故“上医者，不治已病治未病。”当然，不是所有的海外人士崇尚极端的民族
主义，如马悲鸣先生的《请不要妖魔化西藏，反驳大汉族主义者的妄言》一文（开
放，九八年元月号），与众不同。
针对解决中国民族矛盾的问题上，最流行的说法是联邦制，这方面有许多文
章可读。严太郎先生根据香港的情况提出“新疆可否一国两制”（开放，九七年三
月号），也有联邦制的味道。魏京生先生提出，“主要矛盾是民主与专制，改革与
保守之间的矛盾；应以民主促进改革。这方面情况良好，民族问题自然解决。无论
对维族农民还是藏族牧民来说，能否过富裕而又受人尊敬的生活，比县委书记是哪
一个民族这样的问题重要的多。”（开放，九七年十月号）。一九九七年十月二日
至五日在德国召开的中国，西藏，新疆和内蒙流亡者对话会议上，建议“目前我们
的共同目标是要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在中国实行民主化制度，在和平民主的环境
中协商解决民族问题”（北京之春九七年，十二月号）。由此看来，民主制度一日
不成功，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就无一日能过上自由与和平的生活。葛永光先生认为可
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即用国家民族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用国家整合理论统一中国
（中央日报，九八年七月四日）。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台南召开的一
次会议上通过的《台湾、西藏、内蒙、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共同宣言》中公开提
出“唯有摆脱中国的阴影，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家，才是子孙千秋万世之福。
”谢剑先生的一篇有关中共民族理论分析文章中则建议“解玲还得系铃人”。
民族主义不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良药
自本世纪初西方各国的族裔冲突造就了一批研究这方面的学者，并提出了解
决办法。五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即同化理论，并未起到作用；七十年代则接受了文
化多元论，并提出国家民族主义论，即国内各民族可保持其文化特性，在国家的支
持和认同上保持一致。其中有许多专家如O. Handlin(1951), Glazer and Moyniha
n(1963), E.Gellener(1983), A.Smith (1971,1986,1991), B.Anderson(1983)等在
这方面作出了成绩。但苏联瓦解後这些提法受到了质疑。有些学者改变了期间观点
，有些则坚持其说法。此间有J.A.Hall(1995),E.Gellener(1994), R.Brubaker(19
96)等学者在过去研究基础上尽可能解释民族主义现象。各国民政部殊异，至今未一
说适应於世界各国。中国的情况更是特殊。大陆虽有费孝通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族
多元一体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89），并且有许多人附加（《中华民族
研究新探索》，1991），然而仍然逃脱不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不平等的民族主义观点
。在海外，以严先生为主的一批政论家则以中华联邦制欲取代民族间的矛盾以达到
统一。然而世界上的联邦制国家都以某种共同利益而联邦；中国的联邦制则以防止
分裂而联邦，最终还是要埋下分裂的恶果。在目前无新的建制出现前，中国无法解
决民族及地域间的矛盾。将来的趋势必是分裂与独立，中国历史不就是按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格式写成的吗？导致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除政治制度之外，不就是大
汉族主义的猖獗造成的吗？国家无正当，社会无公平，民族间无平等，仍提中华民
族一体化及中华联邦是无济於事的。大汉族主义者既不能逃脱自古以来承传的民族
沙文主义的禁锢，又没有气魄和胆量去解决民族矛盾，那么就应该放权於其他少数
民族，使其自决，使其独立。（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於安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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