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在科索沃危机中迎来“五四”八十周年。纪念部分知识分子和留学生
群众在声讨北约的声浪中，出现反美反西方激烈情绪，与八十年前那一代知识分子
受巴黎和会刺激急剧转向左倾，十分相近。这就给今年的纪念出了一个题目，正好
以此为题，认真反思一下五四以来八十年的历史教训。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以“五四”来统称此前的“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运动”
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不恰当的，因为两者宇宙空间是有严重的断裂。

      胡适事後对两者之间的断裂，曾有体认一方面，他肯定五四是“全国青年的
大解放”，“经此轰动”，“方才有中山先生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五四运动“实是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
转变成政治运动”。胡适还在留恋他的文化决定论，但政治变革确实不能长久以运
动方式“轰动”前进，却是真的，然後还应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标议是“德先
生”和“赛先生”，“五四运动”的口号是“外御强权，内惩国贼”。当时民族危
机深重，提出後一口号是正确的，但同样不能回避的，後一口号蕴涵的民族主义长
期遮蔽前一阶段的民主主义要求，以致今天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还远远没
有落实，也是不争之事实。

  事实曲折回归近代文明主流

      新文化运动承洋务思潮、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而来。从上一个世纪中叶开始
，中国人以英美为师，先器艺，後政制，终於把远东第一共和的近代宪政体制搭出
一个轮廓。至一九一九年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顺势而动，
成绩斐然。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比如说，过於强调文化观念作用，形成文化决定论
，在打倒孔家店这一问题上留下了遗憾。虽然，以英美为师融入近代民主潮流这一
大方向，健康发展，还没有逆转。

      逆转发生於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对中华民族利益的出卖。这一事件和此前
传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交织在一起，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也是五四运动
的开始。此後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左倾化，还有一次，是在四十年代中期。如果说前
一次左倾化是受激於外，抗议西方列强的外交密谋，後一次则是受激於内，抗议国
民党政府腐败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公，由此也涉及美国，当时还来不及叫“跨国资本
”，就叫“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被
五四之後的民族主义浪潮里胁而去。社会变迁从此折向另一方向，经济、文化、政
治参照系从洋务运动以来的以英美为师一变为五四以後的以俄为师，这一变就是半
个世纪，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始，中国大陆才从以俄为师之歧路旁出，曲折回归
近代文明的主流。事後平议：当时之抗议，皆应抗议，确实理直气壮。但抗议以後
出现的历史转折，为何都为众人所不曾预料？从知识分子认知模式这一点说，就有
一些教训。

  五四一代人的迷误

      其一，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追求，是否应该超脱对国际外交的期待？苏俄片面
终止前政府与各国的条约其中对中国的欺骗与觊视，已经为斯大林新沙皇行径证实
，自不待言，即以西方民主国家而论，他们的外交活动既是其国家内部特定价值体
系的外延，也有国家利益的具体盘算，如果不是这样，倒反而奇怪了。

      就东方国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而言，不也是一样？五四那天，一代人
上街游行，就是因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受到了民族感情、国家利益的冲击？因此，对
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活动，该支持就得支持，该抗议就得抗议，其中最为关键的一
点，是将自己的价值追求，不是拴紧於西方政府的国家行动，而是定位於从西方历
史中发源的自由、民主传统，前者如水流转，朝是夕非，後者有普适价值，恒定不
易。

      五四一代人的迷误就发生在这里：先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价值追求栓紧於西
方某一国政府的贤人外交，如威尔逊的“公理战胜”，一旦发现对方在“公理战胜
”下还有具体的外交盘算（或者确实是贤人却受制於内政外交的掣肘），立刻高呼
上当受骗，不仅正当抗议此类外交运筹损害本民族利益，而且将此前的民主自由价
值追求弃若蔽帚，掉头而去，遗失入另类价值体系的怀抱。

      其二，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能否分清两种批判立场？一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
发，旗帜鲜明地批判社会不公，同时维护自由经济的空间与宪政民主的渐进路径？
二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
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

      上述教训中的错误认知模式，其一是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其二是与民粹
主义同根共长。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潮流之所以一波三折，国际地缘政治中日、俄为祸，横暴
插入，当负主要责任，国民党政权抗战後的急剧腐败亦难辞其咎，不能全部归因於
知识分子的观念选择。但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反省来说以俄为师标志的那股左倾力量
，能够从政治思潮变化为思潮政治，挟政治之暴力，横行天下，确实有沉痛教训可
寻。

  民粹主义的两个来源

      民粹主义有两个历史来源，一是观念来源，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国近
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多半为两截：上半截为政治自由主义，下半截为经济社会主
义。下半身的思想资源，浸润於儒家《礼纪·礼运》篇里的“天下为公”理想。这
一农业社会的大同理想，使知识分子殊难理解市场经济的特殊结构，及其为民主宪
政所提供的必要条件。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这是
俄式社会主义在它的家乡就与上一世纪的傻民粹主义难解难分而中国人听到“一声
咆响”打中的恰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下半截：经济上的农业乌托邦，一个积累千年
的巨大痒处，“千年巨痒”！两者一拍即合，俘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浪漫激情。二
是社会结构来源，中国士农工商社会向工商社会演变，此前四民之首－－士，多半
不能适应这一社会转型，很容易与最为相邻的农民阶级发生相互扶持共同抵制的不
平之鸣，而且还能带领道德抗议的制高点。民粹主义可以表现为五四前章太炎的文
化复古，五四以後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热烈演说－－“庶民的胜利”，也可以
表现为三十年代流行於上海亭子间左联作家和酸涩文人的“怀乡小说”，还可以表
现为世纪末“後现代”新左倾思潮，内里追求与国际新潮学术接轨，外观则借用这
一口号反社会不公在国内社会生活中的道义激情。符号一变再变，却变不脱中国知
识分子从农业社会“士”蜕变不久，对社会结构转型的前现代隔膜与不适应，就在
那个“千年巨痒”上搔来搔去。

  民族主义的两种表现形态

      民族主义来源於中国近代历史受尽外敌凌辱的集体记忆。民族主义有两种表
现形态。一是理性的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其最佳事例，
是在五四运动激进风潮失败之後，丁文江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放弃
上海徂界的领事裁判权。二是狂热的，借爱国而排外，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
得到清理。

      後者肇祸莫过於义和国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
。此後中间一幕，是文化革命中火烧英国代办处，暴露左倾政治与扶清灭洋的内在
联系；至本世纪末，终於出现“中国可以说不”那样的装腔作势、北大学生对克林
顿提问时的拙劣姿态，以及此次科索沃危机发生，部分留学生撇开海外能看到的多
元报道不说，却有意迎合大陆传媒的片面报导，提议成立“抗北援南军”，紧急呼
吁朱熔基推迟访美等各种亢奋表演。

      五四以来的历史教训当然还不止这些。但是仅此两端，已经把近代中国折腾
得够受了。老话说：“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这里说的“庆父”，不是指人指的
是民粹主义和病态民族主义这两个精神病灶，时时冒烟，常常发作。已经是本世纪
最後一个五四纪念日，再不清醒，则将病症带入二十一世纪。那我们就会在二十一
世纪中看到更为热烈的发作，热病发作之後，则难免有更为沉重的历史代价紧随其
後，那真是“鲁难不已”，伊於胡底了。□